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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颖:跟诗捉迷藏是我孤独的乐趣


2021-06-03


来源:《小说评论》 | 张新颖 
 

  1985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大一新生的我走进学生活动中心的一间大屋子,人已经聚集了很多,灯光忽然一暗,又忽然大亮,复旦诗社的活动正式开始:诗,关于诗的想法,主张,辩论……灯光下那些年轻的脸,泛着特别的光芒,激动的情绪混合着不羁的才华,满屋子横冲直撞。我好像是要躲避这些才华和热情,活动还在高潮迭起,就悄悄退了出去。

  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我认定自己不是做诗人的料。沮丧吗?多少有点,但远远谈不上严重。那个年纪,会以为人生的可能性选项多到数不过来,这只不过是在纸上划掉其中的一项而已。

  若干年后,我读到奥登的一首十四行,明白了我本性上对那种耀眼才华的不亲近,也许还有点道理。奥登这首题为《小说家》而拿诗人反衬的诗,我从心底认同,完整抄录卞之琳的翻译如下:

装在各自的才能里像穿了制服,

每一位诗人的级别总一目了然;

他们可以像风暴叫我们怵目,

或者是早夭,或者是独居多少年。

他们可以像轻骑兵冲前去;可是他

必须挣脱出少年气盛的才分

而学会朴实和笨拙,学会做大家

都以为全然不值得一顾的一种人。

因为要达到他的最低的愿望,

他就得变成绝顶的厌烦,得遭受

俗气的病痛,像爱情;得在公道场

公道,在龌龊堆里也龌龊个够;

而在他自己脆弱的一生中,他必须

尽可能隐受人类所有的委屈。

  在诗歌风行的年代,校园里弥漫着特有的兴奋和抒情气氛,我置身其中,却好像又绕开了。我不写诗。更准确一点说,偶尔写,写得不好,也不怎么当回事。例外的是,用心做了一个“实验”:写了一组“读书笔记”,形式却是诗。这种含混的写作从1988年持续到1995年,可见兴致和轻微的沉迷。我现在大概可以分析其微妙之处:它把诗的诱惑掩藏了起来,我可以告诉胆怯的自己,我不过是在假装写诗;同时,在更隐秘的层次上,我又可以对自己说,你哪里是在做读书笔记,不过是借着阅读,把写诗的冲动释放在别人的字句和对这些字句的选择与重置之中。

  这种跟诗捉迷藏、也是自己跟自己捉迷藏的游戏,是我二十几岁时候孤独的乐趣。我以为,随着青春时代的结束,这种自娱也就消失了。没想到,四十多岁的时候,2011年,忽然写出一组《“剪辑”成诗:沈从文的这些时刻》,俨然故伎重演,却不由得严肃起来:不仅每首诗附有后记,交代材料出处和其时情境,更直接说:“我要把这些时刻从时间的慢慢洪流中挑出来,我要让这些时刻从经验的纷繁芜杂中跳出来,诗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力量。”写这组诗当然与我的沈从文研究有关,但私心里,并不情愿把它看成研究的“副产品”。

  2010年,周立民以香港作家书局的书号为我印了一套“小集”,共六本,五本是随笔,再加一本薄薄的《二十五首诗和无名的纪念》。把年轻时候少得这么可怜的诗结集,不过是留存一点痕迹,像留存一本练习册;同时心里很明确,以后再也不会写这样的东西了。

  教书的头两年,我编选了一本《中国新诗:1916-2000》(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二十年了,这本书还在印行,当初没想到它还会一直有不少社会读者。当时做这个工作,直接的目的是为了上课的学生方便,我开了一门“中国新诗”的课。每次面对新一级的学生,我总是这样开口:“你选这个课,要想想它和你有什么关系。特别是,如果你不写诗,将来也不做新诗研究——绝大部分人是这样的吧,你和它可能形成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同时也是我向自己提出来的,我不写诗,也算不上做新诗研究,我为什么要开这个课?”

  这样说了十年之后,当我又一次照例开场,只说了一半,忽然一警,卡了一下,把后一半咽了回去。虽然学生不会知道,但自觉心里尴尬,因为我好像开始写诗了。

  这个开端是偶然的。2011年的某天,我在办公室写毛笔字。写字是我多年来无所事事时的消遣方式,临帖,抄陶渊明、杜甫或苏东坡,也常常胡涂乱抹,看到、想到哪句话就写哪句。这天裁纸的时候,碰倒了杯子,我看着这个用了多年的杯子从桌子上滚下,落到地面,跌成碎片。这个过程,物理时间很短,心理却经历了急剧的变化:紧张地盯着它,仿佛要用眼神阻止它跌落;等到碎裂的声音响起,倒是松了一口气。我把这个心理过程用毛笔写下来;又想,杯子是个器皿,盛水或牛奶或酒,也有别样的“杯子”,盛的是事业、感情、身份或者其他种种,这样的器皿,也可能会碰倒、碎裂。那么,我顺手涂出来的句子,似乎多少有点意思。就又在电脑上重写一遍,短短的,叫它《杯子》。

  以后,在各种各样事务的间隙,不那么经常地,会有什么感受和想法促使我拿起手边的铅笔、钢笔或水笔,在眼前的一张纸或一个本子上,写下来。等到完整成形了,再在电脑上写定。

  不妨一试的心理,却也有了明确的意识:在普通的字、词、句子中,写平常的经验、平凡的呼吸,写中年自甘平庸的诗。甚至写过一首《诗的平庸理想》,第一句是:“避免写出惊人的句子”。很久之后读到自己这一句,惊恐地想起小学生都知道的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不由得失笑。

  把经常被单独抽出来的这个名句放回到原诗,就会看到一种变化。“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这时候杜甫五十岁,与少壮时期刻意求工,已然不同。诗题《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但接下来的四句也没有写水势,只是说:“新添水槛供垂钓,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纪晓岚贬说“此诗究不称题”,但老杜“漫与”,究竟是否“称题”,与题有涉还是无涉,对他来说还真不是个事;只不过后人多事,又添了个争论的话题而已。有位自负惊人之志而又为此志所苦的朋友,半真半假地跟我要字,我就半玩笑半有意地写了“浑漫与,莫深愁”送他。

  徐珏认真地怂恿我编本诗集,黄德海把它交给李宏伟,几个月之后,就见书了:《在词语中间》,作家出版社,2017年。我同样的话问过宏伟几次:“要亏多少钱?”宏伟总是说,不会亏。我选择相信,以多少缓解惴惴不安。

  惴惴不安的当然不止这一个方面,不过我真的挺高兴在逐渐老去的时候能写诗,而且,比起年轻时面对诗的紧张,放松了许多。所以,又有了一本新诗集,张定浩推荐给顾晓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了《独处时与世界交流的方式》,薄,简朴,封底上印了一句:“诗救出一些瞬间安慰了我们”。

  木叶向李伟长建议单独出《三行集》,肖海鸥主持的“艺文志”设计了文库本,于是2021年春天,又有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印行的这本小书。

  被比自己年轻的朋友推动着,这种感受,如同写诗救出来的瞬间,安慰了我。

  诗印到书页上,最直观的视觉印象,比起文章来,空白多很多。《三行集》每页只有三行,空白的比例更是大增。写诗的人,我想,他的一个直接压力来自于这些空白;如果他有这个意识,就必须使文字能与空白平衡,而不致被空白压垮和湮没。

  普通的字、词、句,何以成为诗?一定是有特殊条件。写诗的人要创造出这个条件,或者更好,释放这些字、词、句本身的能量,让它们自己创造出这些条件。这个意思也可以反过来说,即是解除语言在日常运用中加在它们身上的束缚性条件,让它们自在和自由。在诗的状态中,它们是饱满的,有质感的,承载着丰富的信息而又是轻盈的,它们有能力和智慧跟空白交流,向空白敞开,激活空白,邀请空白一起连通深邃和辽阔的世界。

  有一天,与两位老友在溪边散步,忘乎所以,说到上面的话。

  “说得太玄乎了,打住。”一位转过头,面对我,“你的眼睛怎么样?我看写诗,比写长篇大论,对你的眼睛好。”

  “噢,对,这也是我写诗的一个原因。”脑子里适时跳出白居易《咏老赠梦得》里面的几句:“眼涩夜先卧”“休看小字书”,这样的句子感同身受,足以说明自己现在的状态。

  由此开了一会儿小差:不知怎么想到斯蒂芬·斯彭德,他临终前把这首中国诗寄给老朋友以赛亚·伯林,仿佛终生友谊的挽歌:“与君俱老也,自问老何如。眼涩夜先卧,头慵朝未梳。有时扶杖出,尽日闭门居。懒照新磨镜,休看小字书。情于故人重,迹共少年疏。唯是闲谈兴,相逢尚有馀。”

  继而又想到,这位英国现代诗人1981年来中国,其中一站桂林,专门为他举办了诗歌朗诵会:他大概被洪亮的声音、表演性的手势、抑扬顿挫的抒情吓着了,当他被邀请进行朗诵和指导的时候,他读了一首六行的短诗,在黑板上写下三个人的名字:叶芝,艾略特,奥登。《中国日记》里有一张照片,留下了他的粉笔手迹:Yeats,Eliot,Auden。他说,我能给予的最好意见不过是三个名字。

  朋友中断了我无声的不着边际的漫想。

  “那么,你要成为一个诗人了?”他并不掩饰,甚至夸张了口气里的嘲讽。

  “不。”

  “为什么?”

  “表面一点说,我不想要诗人的习气;根本上,我不想要诗人的限制。我要随意、自由一点。”

  一直沉默的另一位,这时开口,没有想到他说出的是《三行集》里的一首:“普通词语/ 抵抗上升的邀请/ 否则就要失去体重到不是词语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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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NS  来源:小说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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