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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经叛道的浪子爱上一位女神之后,做了什么?


2021-05-07


文:傅婷婷  中国新闻周刊
 

女神贝雅特丽齐

 

700多年前,佛罗伦萨五月的一场宴会中,在音乐、美酒的相伴下,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邂逅了一位女孩,从此女孩的形象印入了他的脑海。他决定要用“人们关于任何一位女性都从未讲过的话”来歌颂她。


这些没讲过的话,就是长诗《神曲》。这位理想化的神秘女孩的名字,是贝雅特丽齐。贝雅特丽齐是诗人的精神支柱。在《神曲》中,但丁是作者,也是旅程的亲历者,贝雅特丽齐的形象,则有时是恋人,有时是姐姐,有时是慈母。她象征着但丁的信仰。

 

“对贝雅特丽齐的爱情是但丁作为诗人的意义深远的生活经验之一”“可以理解为但丁因写赞美贝雅特丽齐的诗而蜚声文坛,也可以理解为但丁由于爱贝雅特丽齐,道德和精神境界均高出众人之上。”第一位从意大利原文全本翻译《神曲》的学者田德望评价道。

 

但丁在《神曲》的开篇就写道:“在人生的中途,我发现我已经迷失了正路,走进了一座幽暗的森林......”“幽暗的森林”的寓意之一,即指贝雅特丽齐去世后,但丁失去精神支柱,陷入迷惘不能自拔。

 

现在很多影视剧中,“大女主”通常被设置成一个理想化的人物形象,被赋予了种种美好的品质,是“女神”一样的存在。但丁笔下的贝雅特丽齐也是这样的一位女神。不同之处在于,如果说现在“大女主”影视剧是女性成长话题作为社会思潮的结果,那么在700多年前的佛罗伦萨,但丁绝对可以称得上“离经叛道”:他生活的中世纪有诸多禁忌,世俗的两性之爱受到基督教的约束。

 

但丁生活在中世纪抒情诗的传统中,诗人们笔下的女性和上帝都是冲突的。但丁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打破世俗,把女人和上帝的形象颠覆性地化身为同一个符号。

 

但是,这样颠覆性的创举,却只是《神曲》的诸多面向之一。《神曲》的魅力远远不止于此。

 

《神曲》为什么伟大?

 

很多人知道的但丁,是他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先驱的伟大。

 

但丁的身后有很多大名鼎鼎的追随者,这些人物或从但丁的作品中获取灵感,或者对《神曲》推崇之至,但丁的影响力延伸到了文学、艺术、音乐的各个方面。这些名字有米开朗基罗、巴尔扎克、华兹华斯、左拉、庞德、威廉·布莱克、奥古斯特·罗丹、达利、邓南遮、柴可夫斯基、李斯特......

 

从西方的经典来看,在维柯所说的西方三大史诗中,《神曲》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书写的是凡人的精神成长历程。学者朱振宇长期从事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文学研究,译有《但丁:皈依的诗学》《但丁的圣约书》等。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道:“《荷马史诗》和《埃涅阿斯纪》描写的都是英雄传说,而《神曲》则是一个有罪的人走向得救的精神旅程。一个平凡的、有罪的、怯懦的、胆小的人,在人生的中途走进了幽暗的森林,追随着代表基督教信仰的圣女,在游历中成长,精神变得健全和正直。主人公‘我’虽然不是伟大人物,却可以代表尘世中的每一个人,并且这个人的生活被看做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是和世界历史的进程结合在一起的。但丁的这种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后来成长小说、甚至是革命文学的先驱。”

 

“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神曲》中的很多意象、片段都在西方现代文学中激起了回响。比如在《神曲·地狱》第三篇中,但丁写道:‘若非亲眼看到,我决不相信死神已经毁掉了这么多的人’,英国作家T·S·艾略特(1888-1965)把这句话几乎原样不动地用英语写到了《荒原》里。再如《神曲·地狱》第九篇,主人公在狄斯之城门口听到了魔鬼的喧嚣声,美国作家福克纳(1897-1962)的小说《喧哗与骚动》在很大程度上得名于此。法国哲学家萨特(1905-1980)的戏剧《禁闭》中那句著名的‘他人即地狱’也体现了但丁地狱中‘报复刑’的原则,即,灵魂用内心世界的罪折磨自己,也折磨他人,只是但丁是用带有寓意的客观意象去书写的,而萨特则更为直白描写主角们的心理煎熬,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境况:虽然外部的世界看起来风平浪静,但人心之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战争。”中世纪末的人能写出现代心灵,这就是但丁的伟大。

 

但是,作为与莎士比亚比肩的人物,但丁在中国的认知度却大大不如莎翁。为什么?这与《神曲》使用的语言、形式、体裁、主题、深度等都有直接的关系。

 

《神曲》是但丁在1307年至1321年,以意大利方言写成。《神曲》分为地狱篇、炼狱篇、天堂篇,各33歌,加上1篇序曲,共100歌,14233行,一直是押三连韵。诗人高星曾评价道:“这三个境界的结构也异常匀称、严谨,共有9层。每部曲的最后一行都以‘群星’一词作韵脚,彼此呼应。这种精确的解构和对称的布局,是建立于数字3和10对中世纪文化所具有的神秘的、象征的意义上的。”

 

如今,从语言上看,意大利语作为小语种,覆盖面和影响力远远不如世界使用面积最广的英语。从体裁上看,诗歌具有简洁凝练的特点,戏剧则更侧重故事。诗人高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诗歌是最高贵最冷的文体,《神曲》更是诗歌中的诗歌,即使在当年的佛罗伦萨,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读懂,更何况是现在跨越了时间、空间、语言的东方。可能为了让更多的人懂,有了小说,为了再让更多的人懂,才有了电影,现在,要求在几秒钟之内感染更多的人,出现了短视频。越来越不用琢磨,真是科技的进步和文化的倒退。所以,诗歌肯定是曲高和寡。”

 

朱振宇在浙江大学同时教授莎士比亚和但丁课程,她有一个有趣的发现:莎士比亚有几十部能够称之为莎翁代表作的戏剧;但丁的毕生才华却凝结为一部《神曲》,这一部作品把诗人所有的精华都凝聚在其中。相比较而言,莎士比亚虽然精彩,但往往从几十行洋洋洒洒的台词中只能总结出一个意思,而读但丁的《神曲》,一行诗,常常有好几层意思。也就是说,但丁的《神曲》更为凝练,更为细腻。如果把文学比作酒,那么莎剧像葡萄酒,但丁的诗就像浓度更高的烈性酒,如果你用品味葡萄酒的方法去品味烈性酒,你得到的结论大概不会是正确的,一种酒有一种酒的喝法,同样的,一位大师的作品有和他相适应的读法。

 

对陌生世界的畏惧也是阻止我们进入但丁笔下世界的一个障碍。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文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莎士比亚讲的是“此岸”的事,但丁讲的则是“彼岸”的事。人间的事显然比神界和地狱的事更能引发读者的共鸣。因此我们说,莎士比亚让我们了解了人类情感的广度,而但丁则让我们探索人类情感的深度。

 

《神曲》的魅力,从西方跨越600年,来到了100年前的东方。

 

《神曲》在中国的接受史

 

百年来,《神曲》引入中国的过程,体现了中国思想史的变迁。

 

学者朱振宇评价:“从西学东渐的历史看,每一次西方文化的冲击,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重新洗牌的过程,但丁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就是一个例证。”

 

文铮介绍道,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戏曲剧本《新罗马传奇》曾于1902年连载于《新民丛报》,旨在借19世纪中叶意大利通过民族复兴运动取得国家统一的历史影响和激励国人。剧中,梁启超创造了一个穿越时空的但丁形象,借此阐发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让但丁说:据我所知,中国有一个年轻人,叫“饮冰室主人”,他也在跟我做着同样的事情。

 

但丁用意大利语创作了《神曲》,因此成为现代意大利语之父,打破了只能以拉丁文创作文学作品的中世纪传统。在20世纪初的中国,但丁在语言上的巨大贡献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成为我们白话文运动的重要参照系。文铮认为:“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深受但丁的启发,影响了中国文化乃至社会的走向。正如胡适说的那样,在但丁的时代,虽然意大利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也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这位伟大的诗人让意大利俗语代替了拉丁语这门‘死语言’,让意大利语成为凝聚民族思想和情感的原动力。胡适将中国的文言文比作当年的拉丁文,而他的理想是让老百姓都有自己能说、能写的‘活语言’——白话文。”

 

第一位把《神曲》译介到中国的人是翻译家钱稻孙(1887-1966),正是100年前的1921年,钱稻孙以屈原的骚体从意大利原文翻译了《地狱篇》的前几首。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新旧文化辩论的阶段,人们在讨论的是“中国往何处去”。朱振宇分析《神曲》之于中国的坐标系:“从中国古代传统来看,《神曲》中的很多因素都与处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地位的儒家观念相冲突,与楚辞传统和道藏传统则有相通之处。”

 

“从中国古代传统来看,《神曲》中的很多因素都与处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地位的儒家观念相冲突, 比如,孔子说过,‘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强调现实的生活;而《神曲》写的则是死后世界,并且塑造的形象从天使到鬼怪无所不至。儒家认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其对诗歌的评判标准也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但《神曲》却上天入地,其情感也是从极悲、极怨写到极乐,是典型的‘大淫大伤’。但是,在中国的楚辞传统和道藏传统中是有宗教、有鬼怪的,《楚辞》最伟大的诗人屈原也和但丁一样是被放逐的、其作品中是有怨有怒的。在古代语境中,楚辞是作为儒家诗教的附属而存在,但20世纪初但丁进入中国时,楚辞的生命力就被‘激活了’。钱稻孙以楚辞体译《神曲》,除了语言上的方便,也有一种文化定位上的考虑,就是当时,刊载他翻译的《神曲》译文的学衡派杂志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这就意味着,这一学派将但丁等同于屈原了,这种译介方式,也让我们重新审视楚辞的地位。”

 

时代对文学作品的推崇,反映着时代的眼光和思潮。20世纪四五十年代,王维克(1900-1952)以散文体全文翻译,朱维基(1904-1971)以自由体诗歌全文翻译,也成为了长期以来《神曲》的经典译本,后来,不同的译本也相继面世。

 

诗人高星从1980年开始收藏《神曲》的各种版本,并于去年整理出版了《神曲版本收藏》,涵盖了诸多外文版本和全部中文版本。他收藏《神曲》,一方面出于对《神曲》作为诗歌本身的热爱,一方面是在收集和阅读不同语言、不同译本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社会历史的变迁,进入不同维度的世界。高星说:“与其它长诗不同,《神曲》给我最大的触动是,它虽为古典却很先锋。”

 

《神曲》的多义性通过这样的方式得以最好地展现,高星也在收藏的过程中从神曲中获取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在《长诗》中,高星与但丁对话,书写现代人的生活境况。

 

事实上,此前每一个译本,也都是译者在与当时所处的时代对话。

 

“早期但丁的《神曲》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不同流派强调的是其不同方面,比如新文化运动对但丁的宣扬,主要是注重其俗语创作的革命性,随着中国现代性的进程,人们发现,如果要谈革命,很多作品比《神曲》有用得多,更能起到救亡作用。因此,《神曲》就渐渐退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今天的中国人,虽然也无法完全摆脱历史的和当下的偏见,但我们却有机会从相对专业和学术的角度进入但丁和《神曲》。”朱振宇说。

 

开放的、说不尽的但丁

 

《神曲》最大的魅力之一,在于展现了但丁高级的精神世界。

 

事实上,后来,但丁的爱并没有得到贝雅特丽齐的回应,但是但丁学会了如何去爱。在教堂中,当但丁再次与贝雅特丽齐相遇,为了掩饰自己的爱,但丁故意与其他女子对视,并传出绯闻。再后来,但丁与贝雅特丽齐在桥头相遇,女神不再与他打招呼,并认为他是“浮浪子”。

 

对于尘世得不到回报的爱情,朱振宇认为,但丁在早年的《新生》中就有所反省,并在《神曲》的创作中升华了这种爱情。朱振宇分析:“尘世之爱的悖论就在于此,人的欲望一旦得到满足,就会产生下一个欲望,实际上欲望是永远无法满足的。在爱情中也是一样。事实上,每个人都是偶然的存在,是不稳定的。我们看起来是一成不变的,其实内心总是在变。两个必死的凡人,如果背后没有更高的信靠,很可能便是偶然地相遇、再偶然地散伙。如果能够把你的爱安置在一个更稳定的东西上,认识到对方和自己一样,都是一个作为偶然的凡人,那么,痛苦就有希望得到节制。”毫无疑问,但丁早早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把他的爱意转化成了更超然的、更高的精神追求。当然,这种基督教式的爱在某种意义上也抽空了尘世情感的意义。

 

在如今社交网络时代,年轻人谈恋爱出现了另一种有趣现象,就是依赖于手机虚拟世界中的“情人”,去逃避真实恋爱中可能出现的爱断情伤。以但丁的笔下世界为参照,朱振宇为这一现象提供了一个古今呼应的解释:“但丁在地狱和天堂中寻找永恒,现代人在虚拟世界中也在寻找永恒。尽管网络的虚拟世界可能是一个并不高的东西,但是在那里,人没有肉身,爱是无形的,灵魂和灵魂直接碰面。于是在网络中,我们好像又看到了但丁意义,由此看来,但丁不仅是中世纪的,他也是后现代的、超现实的。尽管这种对应多少有些讽刺。”

 

人们提到莎士比亚,常常会想到那句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事实上,一千个人眼中,也有一千部《神曲》。

 

时代与个体的碰撞,并不是但丁的时代独有的,也并不是当下社会独有的。重要的事情是,人们如何能够像但丁一样,直视自己的内心世界。

 

文铮说:“当代人接触到的信息量变大了,却很大程度上失落了敏锐感受力,失落了人最基本的爱的能力,出现了‘高级麻木’的症状。这可能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的情感空间被限制和挤压,可能有的人刚产生出一些想法,还来不及萌芽,就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尴尬的、无用的。但就个体而言,我们完全有必要给自己留下一片柔软的、神圣的空间,在为生活奔波,追求物质的同时,也能通过文学、艺术和生活的感悟,求之于心,唤醒自己爱的能力。”

 

“就在太阳底下,拿着一本书慢慢去读,情感就会慢慢解冻,恢复其应有的力量。”

 

参考资料:

《神曲》,(意)但丁著,田德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月;《<神曲>版本收藏》,高星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20年8月;《但丁传》,(意)薄伽丘、布鲁尼著,周施廷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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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NS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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