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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丽川:再不创作,就要被生活打败了


2021-05-07


( 文:宋诗婷  三联生活周刊)

《重塑》生活

  工作室里立着两块白板,一块上面整整齐齐地贴满了上百张便签,标记着细碎的故事和情节;另一块上面是一些演员的名字,深一笔、浅一笔的,有点随意,有点不确定。

  “是一部剧,女性题材,弄了两三年了。”导演尹丽川自嘲似的说,“刚弄时,市面上还没什么女性剧,现在扎堆儿了。”很多故事都在重新弄,考验着尹丽川的精力与体力。
  “本想弄部电影,发泄做女人的痛苦,但牢骚太多,才延展成了一部剧。”对女性议题感兴趣也是这几年的事,确切地说,是怀孕生女之后的事。从前,尹丽川是个在生活上“有强烈个人风格”的诗人、导演。她不喜欢被称为“女诗人”“女导演”。早几年,隔三差五就有编辑找上门,想用她的几首诗,编一本女诗人的作品集。“如果不是关系特别近,我都会拒绝。”她说。
  尹丽川从小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里长大,有两个哥哥,一家人都宠着她。到了上世纪90年代,正是叛逆的年纪,她和当年那些住在圆明园的艺术家们玩在一起。“身边的很多男性启蒙了我,帮助了我。”
  而现在,生活变了。每天一起创作、一起玩的男性,依然活得和从前一样潇洒。尹丽川再看看自己,“生孩子、养孩子,孩子上幼儿园、补习班、上学……过去几年,自己的文学、电影创作都按了暂停键,几乎所有精力都被‘育儿焦虑’占据了”。

  生完孩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尹丽川写不了剧本,也写不出诗,她深陷家庭琐事,对诗歌的语言都是生疏的。“重新开始写,孩子已经三岁了。”尹丽川至今记得,那个上午天气很好,阿姨带着孩子去小区里晒太阳,她在厨房里洗个杯子,透过窗子看到楼下有送快递的人经过,孩子们的背影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安静。“我为什么在这儿?我在做什么?那一刻感觉到一点点自己与宇宙、与自然的联系。”于是,赶紧坐下来,写了几句。怎么都写不好,搞了个半成品搁在那儿。但毕竟重新开始创作了,尹丽川把那小诗发给朋友看,得到的回复是,“你再想想”。“确实写得不好,那之后,又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再动笔。”

  从前,无论是写诗、小说还是剧本,尹丽川都得安安静静地一个人待着。有了孩子,一切都变了,她不得不去适应随时可能被打断的情绪和创作。有时,窝在沙发上写剧本,两个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冲进来上卫生间。“砰”,门开;“砰”,门又关上了。“看一部电影,分七八次看完都是常事。”
  “生孩子让我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个女性主义者。”尹丽川说,那些痛苦太具体、太细碎,也太隐秘了,极少被书写和呈现。生理上的痛苦是实实在在的,精神上的丧失感更难以分享。
直到最近几年,两个双胞胎女儿上幼儿园、上学了,尹丽川的精力才渐渐聚焦到影视创作上。重新坐回导演椅,她拍的第一部作品是《重塑》——“听见她说”系列独白剧里的一部。

  在这部短片里,咏梅饰演的女主角是个全职主妇,这个“懂事明理”的女人,嫁给了一个求婚时“诚恳”的男人。结婚后,她听从丈夫的意愿辞职回家,成为别人的妻子,一儿一女的母亲。这也符合母亲对她的期待——女孩子不能野,要懂事。她一直懂事、隐忍,和母亲一样温柔,一样顺从,一样躲在卫生间里哭,直到丈夫要和她离婚。

  《重塑》在讲一个中年女人的命运,同时也在讲述和反思另一位母亲的命运——“妈妈的妈妈”。那是这20分钟的短片里的一条暗线,原来的剧本里没有,是尹丽川加进去的。
“没成为母亲前,我也不理解我的母亲。”尹丽川有两个哥哥,来自母亲的爱本来就被分割了,再加上她成长的那个年代,城市里都是双职工家庭。母亲工作忙,一直是那个请来的婆婆把她带大的。“我和母亲有陌生感。”母亲工作上进,对传统和道德的要求又特别高。小时候,她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她工作那么多,洗衣服、做饭的活儿还是她干?爸爸明明时间更自由。”
  很多年前,尹丽川写过一首诗,就叫《妈妈》:“一个女人/怎么会是另一个女人的妈妈/带着相似的身体/我该做你没做的事么/妈妈/你曾那么地美丽/直到生下了我/你不再水性杨花/为了另一个女人/你这么做值得么”。
  《重塑》里有尹丽川与母亲关系的投射,也有她成为母亲后,对两人关系和身份的重新思考。上一代人几乎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母亲”的身份,也顺从了外界对这身份的要求,你不能指责,那不是她们的问题。“今天的女性,更容易因‘母亲’这个身份而焦虑。”尹丽川说,“你受了太多独立自由的教育,有太多自我意识,而母亲这个身份,至少在几年的时间里会大于‘我’而存在。这是本能,你对此束手无策。这种心理上的挣扎,我们这代人可能更强烈。”
  《重塑》里有火车的意象,它寓意着远方和未知。故事的结局是开放式的,在女人讲述的故事里,她上了火车,去向哪里,没有交代。“我想让她跳出来,有觉知地看看自己的生活。”尹丽川说。
“演一个导演”

  “5个女人在家里进进出出,阿姨更换,交接活计,母亲又来了,加上俩孩子与我,是9个女人……”几年前,尹丽川写过一首诗,名叫《今天》。“曾经,聊文学、聊音乐,一起玩的都是男性居多,生了孩子后我突然发现,身边的人换了一拨,全是女人了。”

  “母亲”这个身份,也让尹丽川走近了那些出现在她身边的女人们。这几年,家里来来去去换过几个阿姨,她们大多干活儿麻利,人也聪明。有人出来赚钱供弟弟妹妹上学,有人把赚的钱寄回家养老公和孩子,还有人是为了躲避家庭暴力。
  “我的痛苦多少有点矫情,是自以为是的痛苦,文学上的痛苦。她们的困境才是真正的对社会性别平等的需求。”尹丽川还帮一个年轻阿姨咨询过离婚问题,自己不太懂法律,就去知乎上提问。“没有男人甚至都无所谓,没有阿姨我就完了。”这是这些年里,养着两个孩子的尹丽川与阿姨建立的革命友谊。
  尹丽川的电影都对“关系”感兴趣,尤其是那种相依为命的关系。2008年,她曾在电影《牛郎织女》里讲述过一段特殊的女性友谊。电影改编自阿美的小说《李爱与海丽的故事》。故事围绕一段不太符合传统道德的情感关系展开:在广州打工的小情侣陈进和大萍的生活被突然打乱,一个叫海丽的四川女人闯进了他们的关系。陈进徘徊在两个女人中间,一边和大萍过日子,一边和海丽合伙做生意。大萍厌恶海丽,怪她分走了陈进对自己的爱。那时,她怎么也没想到,当自己再次怀孕后,陈进失踪了,最终与自己共同面对生活的是这个让她讨厌的女人。
  小说原著最打动尹丽川的部分是海丽生病,陈进要把她赶出去时,大萍拦了下来。“有一种女人对女人的理解和同情,几乎出于本能。”电影的中文名很接地气,英文名似乎更有态度,“Knitting”。在这段故事里,“牛郎”是缺席的,只留下织女们相濡以沫。
  当年,《牛郎织女》入围了第61届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尹丽川也成为了继张暖忻之后,第二位入围戛纳的华人女导演。

  在戛纳,尹丽川操着一口流利的法语与电影人、媒体和观众交流,在那之前,她肯定没想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回到法国。

  上世纪90年代初,尹丽川考上了北京大学,学的是西方语言文学。“我不算个乖学生。”她说。学校里读的、分析的都是经典文学,尹丽川不喜欢,因为那时,她正对电影和摇滚乐着迷。大二时,她就不住在学校里了,每天和住在圆明园的穷艺术家们混在一起。那是一段彻底自由的生活,是一个乖女孩摆脱了家庭的约束后,极端地叛逆。
  大学毕业后,1996年,尹丽川到法国继续念书。原以为学的是自己感兴趣的电影,没想到,自己学的纪录片专业和想象的不太一样,有点像国内的专题片,是从材料到材料,从一个名词到另一个名词。“而我喜欢虚构。”尹丽川说。她又成了没那么乖的学生,好在法国电影院多,影展也多,那几年,她看了很多大师的作品,但只顾着好看,也没想未来有什么用。
  回国后,尹丽川进了文化圈,成了活跃一时的“下半身”诗派里的女诗人。现在很多文艺青年一看到北京下雪,就要在社交网络上留一句“一下雪,北京就变成了北平”,但他们可能不知道,这句诗出自尹丽川。
  “拍电影纯粹是个意外”,尹丽川认识了制片人罗拉。据罗拉回忆,见到尹丽川时,她正拎着酒瓶子蹲在马路边。罗拉觉得这女孩有意思,就和她聊了聊,看了些她的诗和小说。
  那是2005年,罗拉正在做一个“云南影响——十位青年女性导演、十部中国新电影”的项目。跟过去十几年很多的女性导演项目一样,“云南影响”没能做完,但尹丽川留下了作品《公园》,并就此走上了导演这条路。
  《公园》的剧本是尹丽川自己写的,源于身边朋友的真实经历。做记者的高小君有个搞摇滚的男朋友,这在父亲高远山看来,太不靠谱了。他执着于给女儿高小君找到一个好归宿。那时,“公园相亲”正流行,他跑去公园相亲角,想给女儿找个好男人。父亲的举动打乱了女儿的生活,来来回回间,女儿也想用父亲的方法,给他找个老伴儿。
  电影里的父女关系映射着尹丽川和父亲的关系。“我的前半生都在化解这个事情。”尹丽川说。二十几岁前,她很大一部分压力来源都是过于沉重的父爱。父亲是个大学教授,小时候,家里有戒尺,但那把尺子只用来教训两个哥哥,尹丽川从没挨过打。哥哥们没能继承父亲的文学事业,期望和压力就都落在了尹丽川身上。
  很多时候,父亲过分的关注和爱让她喘不过气来。为了让她接受更好的教育,父亲很早就调动工作,举家搬到了北京。直到现在她还记得,当年要出发去法国读书的前一晚,自己在外面玩到了两三点。飞机是第二天一大早的航班,她都觉得自己有点过分,大半夜一进家门,父亲还没睡,一直在等她。疯到这么晚,还一身酒气,父亲一句指责都没有,只说“快睡觉,明天送你去机场”。这份时刻被关注的爱,放在别人身上可能是正向的,但落在敏感、爱自由的尹丽川身上,就压得她透不过气。
  “你不敢做得不好,但又特别想反抗,这种互相关心又互相伤害的父女关系影响我后来的各种情感关系。”为了释放这种来自爱的压力,尹丽川写过一本关于父亲的小说,半自传体,写了几十万字,至今只有两三个人看过。
  《公园》也是在释放这份爱的压力。虽然学过电影,但当时,尹丽川对如何在国内拍一部长片一窍不通。一开始,听说《公园》的预算能给200万元,她还挺高兴。一核算才发现,扣除最基本的器材、后期、不可预见的20万元保底费用,留给她支撑30天拍摄的钱并不多。
  在电影筹备期,尹丽川像个话痨,哪怕逮到个化妆师,也要和人家讲电影的主题和表达。“那时哪知道,重要的事和摄影、美术等几个部门的头儿说清楚就行了。我恨不得让场工都明白我们是在拍什么。”做了电影,尹丽川才发现,一个人得多么坚定才能相信,自己要说的事儿能与人沟通,被人理解,自己对世界的看法真有那么一丁点儿值得和人说说的地方。“多么专横执着,才能继续下去并坚持己见,才能保留一部影片的气质。”尹丽川在博客里感慨,“我仍旧是个自卑的人,而做电影需要更多的自信,更强大的人生观,更多的无畏、不要脸。”
  2006年6月14日,尹丽川在博客上立志:“从今天起,正式进入《公园》;从今天起,演一个导演。”
  到今天,尹丽川演了15年,为了生活,也为了对抗生活,她还得继续演下去。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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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NS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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