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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绿绿:陈先发与《养鹤问题》


2021-04-17


来源:《作家》 | 杜绿绿 
 

  诗人陈先发是个孤独的人。大约十多年前,一帮诗人酒局后,叫嚣着来到在建的合肥天鹅湖畔闲逛。诗人们是这样的,他们经常没有目的地聚到一起。聚会并不有趣。他们深知此点,也厌倦群体,但依然这么做了。聚会不是为了驱逐孤独,没有人能在人群中获得力量。力量只能在独处时缓慢到来。诗人们的聚会可能是在漫长的平庸时光中,主动给予自身的一点微不足道的抚慰和提醒,抚慰生硬、粗糙,提醒是在觥筹交错中忽然闪现出的一根针。诗人们需要被突如其来的不确定刺痛,以激发更深的痛与孤独。一度不爱交际的陈先发,在2004年后恢复了和诗人们的交往。那个晚上,诗人们在湖边前言不搭后语地闲聊,所有人说的都不是一件事。谁在意别人说了什么呢?可以说,每个人在意的仅是声音的聚集。我们在这儿,我们很好。我注意到陈先发独自坐在树下,后来他消失不见了。

  2015年左右,陈先发致力于书写《九章》。《杂咏九章》中有一首《渐老如匕》,开头即写“旧电线孤而直”,一句诗里用了三个形容词。成熟的诗人都忌讳形容词的滥用,一向精于炼句的陈先发为什么竟然如此疏忽?抑或是一种有意的别出心裁?其实,陈先发很早前就决绝地放弃了形容。回到这句,他明知忌讳却依然再三形容,可知确是有意为之。此处的“过度”形容除了有强调的作用外,也是为了引出接下来的画面,并提示其意义。后面是“它统领下面的化工厂,烟囱林立/铁塔在傍晚显出疲倦”。烟囱、铁塔都是不会弯曲的物体,笔直的象征,它们身处群体之中,缺乏“孤”的意义,接受第二层级的统领。第一层级是具有管理意义的化工厂。笼统的名词“化工厂”,是聚集其他名词的更高阶级,带来众多隐形的进一步联想。这中间流露出诗人对人格品质的区分和追求重点,相对于“孤”,“直”可能是更需要期待的。“孤”是永恒的,对于诗人来说是不可改变的宿命。在众人齐孤的现世,如何在不可改变的事实——逐渐磨损、由新变旧的过程中,保持住“直”的状态或许更需要思虑。2015年对陈先发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我不知道那几年他经历过什么事。虽然我们是彼此有信任感的朋友,却很少谈私事。这不光是性别、年龄的差异所致。诗人看似口不择言,对内心隐秘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细节都有不自觉的保护。诗人们更愿意把诗人之间的交往限制在诗本身,不打听诗人的日常生活是必要的道德。因此,我对陈先发的了解也片面地受限于文本。先说明一点,我虽不认为任何文本中描述的生活细节来源于写作者的自我经验,但我相信这些运用于诗行中的具体物质下暗涌的内心真相属于写作者本人。从《渐老如匕》看出,陈先发的内心较之以往开始变化,从对于“孤”的困惑、挣扎中,找到了他长期关注的问题——诗人在时代中如何自处和如何维护诗人应有的尊严——现阶段的解决途径,并对自己提出了严苛要求。

  《养鹤问题》写于2012年4月,距离写《渐老如匕》还有三年。我主要想谈谈这首诗。

在山中,我见过柱状的鹤。

液态的、或气体的鹤。

  第一行以模糊的地点起句。中文诗对山的处理滥觞于《诗经》,到六朝诗人已经得心应手,当代中文诗中以山为题材的也时有佳作。大多数当代诗人会选择含蓄地提到某山,具体道出地理和山名的相对较少。是诗人们喜欢埋下问题让人猜测吗?当然不是。在诗歌写作趋于偏离大众阅读的今日,诗人们尽管不愿意降低语言技术的难度以服从阅读难度的降低,也不会故意设置阅读门槛。中国地域广阔,模糊地点是为了不将一首诗约束在可见的地理范围与相应的风土、社会、历史环境中。一座山在云贵、东海、西北、中原出现,显而易见会有先入为主的不同意义。而一首诗,诗人希望它在中性客观的价值观上,尽量有多层次的歧义与延伸。除非是为了特定的叙述目的,才会将这座山放在某个固定的地理位置。此处,陈先发显然是想将山安置在任何一处理想环境中,只要这个地方有他期冀的语言和精神对应。

  他在不同的诗中使用过山、峰等意象。2009年的《孤峰》直接以峰命题。“孤峰独自旋转,在我们每日鞭打的/陀螺之上。”峰在诗中被直接物化、缩小,不再稳定与雄伟,可轻易移动与旋转,快速地旋转,承受外力推动,感受晕厥与残酷。与之比较的“有一张桌子始终不动/铺着它目睹又一直被拒之于外的一切”,峰的传统含义被颠覆,不再为他人制造陡峭,变形成自身接受陡峭,甚至不如房子里普通的木桌有能力平衡。将大的东西置于掌上,说出思想中危险的一面,是诗人独有的权力。2016年,陈先发写《敬亭假托兼怀谢朓九章》,其中一首《崖边口占》,也有山峰的不显形意象。“悬崖何时来到我的体内又/何时离去?”悬崖自然附属于山峰。读者看到这句,心中不免一凛,悬崖从高山剥离,降落到诗人体内,营造出诗人内心的险峻。这样的处理没有降低山的高度,反而使山愈加高耸。缺乏经验的写作者写伟大时,常会落入为伟大不断添砖的怪圈中,以为将事情说得越高越大越能显出重要。堆砌使任何可信任的事增加了怀疑,只有将不可攀登之物落到人的平面,与内心真实结合的物体才是不可超越的。

  与这两首将山峰表面形态有意进行技术处理不同,《养鹤问题》对山的处理是尊重与服从山的文化历史的。山即是山,有着丰富植被与物种的连绵不绝的凸起。它广阔、浩大,容纳各种惊奇。

  因此,在山中,“我见过柱状的鹤。/液态的、或气体的鹤。”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鹤的种类最多的国家,大部分鹤生活在北方,每年秋天飞到长江流域避冬,春天再飞回去。鹤依水而生,栖居在沼泽、芦苇塘等湿地处,可这回,它们在诗中出现在大山腹地。不可能的可能性唯一能使人信服的方法,便是合理变形。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并不是写那喜好单腿站立的长脖子鸟本身,而是鹤背后代表的一种品格与鹤鸣之士。读到这句便能断定,陈先发的鹤只能是白色,不是别的灰色、黑色、绿色或紫色。诗人根据不同的需求,能为鹤涂抹万种颜色。不要质疑诗人的决定,他们最为擅长的一项工作是为规划的世界增加新生事物。有时我相信,我们不曾见过的事物并非诗人的虚构,它们也许早就存在,反之,谁能笃定我们每天看到的世界是真实?从科学上说,人类眼睛看到的一切到大脑有三秒的延滞,再由大脑告诉人,哦,这个东西是这个样子。三秒钟足够欺骗自我了。

  陈先发的鹤有自我塑造的能力,是精神反思流露在外的表现,诗人用语言赋予了它让外人感受到的形。它是柱状的——一种坚实,液态的——流动而形随心动,气体的——最接近于白鹤象征意义的形态。白鹤能否长存于世呢?诗人在2017年《叶落满坡九章》中用一首《远天无鹤》叹息过鹤的不在场,全诗基本不提鹤,却依稀听见鹤的哀鸣,哀而有归来的信心。而“白鹤来时/我正年幼激越如蓬松之羽/那时我趴在一个人的肩头/向外张望”(《渐老如匕》)。诗人对白鹤的热爱处处可见,其不同阶段的处境都通过白鹤得以确立;白鹤成为诗人对精神活动的持续探索,以及在活跃的精神中不能放弃的一种道德期许的象征。在2004年的《丹青见》中,诗人这样写:“……她从锁眼中窥见的桦树/高于从旋转着的玻璃中,窥见的桦树。/死人眼中的桦树,高于生者眼中的桦树。/制成棺木的桦树,高于制成提琴的桦树。”我觉得他心中的约束太多,太累了。我们再继续看《养鹤问题》,诗人接下来的诗句肯定了我们对“山中”的猜想。

在肃穆的杜鹃花根部蜷成一团春泥的鹤。

都缓缓地敛起翅膀。

  虽然诗人有权利不告诉读者他写的是哪座山,但也无碍读者于心中去假设一座山。当然我不是说,读者的假定一定符合诗人的描述,而是说读者有兴趣的话不妨猜猜诗人写诗时会借哪个地点展开想象。我们不能将文学创作中的细节与现实生活武断对应,生活到达文学如果不经过反思变化那一定是仓促与不负责任的。有经验的读者和写作者早已在这一点达成默契。所以,我的猜想纯粹出于好奇。好的,当我看到第一句时,我就想:陈先发写这首诗时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大别山。

  陈先发在新华社工作30年,常去大别山调研,大别山对他意义非凡,胜过安徽其他声名远播的名山。有时我想,风景在陈先发心中不值一提,他看到某处想的不会是美,而是脱离美后的枯燥与一点残忍。这是工作对他的塑造,也是农民家庭的养育给他种下的根。这些让他心事满满。第三句写到杜鹃花。杜鹃花不是大别山独有,但大别山中有万亩野生杜鹃,4月花开时颇为壮观,从湖北麻城断续绵延到安徽金寨。可是如此绚丽灿烂之色,在诗人眼中只留有“肃穆”,他消解了颜色,因为白鹤在花的低处,“蜷成一团春泥”。不该在此的高洁珍贵地出现,并且如此谦逊,担心惊扰他人而“缓缓地”,不愿被注目,于是“敛起翅膀”。

至此,诗结束了对景象的想象性描述。

我见过这唯一为虚构而生的飞禽

因她的白色饱含了拒绝,而在

这末世,长出了更合理的形体

  如果说写作一首诗是搭建一栋理性结构又充满想象的高楼,那么在建造过程中,存在不断推进的不可思议之事,并不蹊跷。然而,为了使高楼永固且真实,写作者必须夯实想象中的缝隙。想象浩瀚无穷,诗人的权力在不同时刻反复验证过,但在每一首诗里得到承认仍不多余。诗人的工作就是让想象有来历,有去处,使之理所当然。严格来说,诗从来不会是单纯激情与幻想的产物,虽然不少人对诗持有这样的偏见,这种偏见中同时内涵对激情、幻想的单一理解。激情亦有出处,不会凭空而起,更多时候是由若干个沉淀在心灵中的事件综合回流到感觉细胞中的结果。在优秀的诗人那里,理性的思辨与认同最终滋养了感性的发达。激情本身就代表着理性的延续与变异。再说幻想,幻想不能等同想象。幻想漂浮、不可捉摸,是飞来之思,尚不成形的思。从幻想到想象,说有八十一难磨砺也不夸张。幻想的重点是幻,想象的重点是想,前者轻浮,后者冷峻。是的,我是说想象慎重、严肃,甚至可以说想象的过程不自觉排斥了感性的干扰。这不是件为所欲为的神经活动,它由经验、知识、价值观等诸多复杂的元素构成。想象常与现实有形态的不符,但这种不符正是思的结果。大胆并且有勇气表现出大胆,是诗人的诚意。

  那么在诗人叙述出想象成果后,如何将个人的思带给读者便是对写作技术与个人趣味的考验,而诗人间的大多数分歧也由此而起。有的诗人写作,不会考虑解释,倒不是说他们傲慢,不屑将想象的成因开诚布公地谈出。我们都知道诗人或多或少有些性格上的弱点,比如我自己,现阶段很少会在诗中诠释,我只愿用一个想象推动下一个想象,将想象中的世界嫁接到现实中。我不承认现实的合法性,否认现实即现实。这绝不是任性。我以为我想象的世界相比我身处的世界更真实,这个世界化解了我的软弱,让我更诚实。或许我现在是被想象蒙蔽了,谁知道呢,这无关紧要。我们需要在某一时刻醒悟,想起自己曾经犯过的错,接纳错误带来的新经验。经验生生不息,才有想象的无尽。

  陈先发果断又思虑颇多,十分严谨,对自己塑造的物有不可割舍的责任感。他不放弃诗人造物的权力,但他也要给这份权力充分的理由。《养鹤问题》第一节的后三行,给前四行的奇异之景做了阐释。需要说明的是,阐释仅是这三行的第一层作用:因“虚构而生”,又“饱含了拒绝”,只能“长出更合理的形体”。需要追问的是,合理的是怎样的?我以为,“合理”可以是诗人想使它成为的任何一种形体。拒绝、合理,具有不容置疑的个体主观性,你可以不相信这首诗的叙述,因为你对诗人个体思考有怀疑,但你不能否认诗人叙述的是他的真实。怀疑是读者的宝贵品质,我们阅读任何一首诗一本书都需要去怀疑,文学有个不可替代的功能就是激发更多的怀疑。当你怀疑,你也展开了和写作者同步的思考,基于每个人不同的经验与知识背景,得出与写作者相悖的结论也是必然的。这种必然不是对写作者的否定,我想,恰恰是更高的肯定。另外,它也是读者通过诗获取自由的方式。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三行的第二层作用。它们体现了诗人的一意孤行与道德上的诉求。诗人提出了“唯一”的概念,他没有站到远处,用旁观者身份将前三行说明。旁观是个很保险和偷懒的手法,跳出去谈论,会更易占据高度,以第三人角度与读者共情。他冒险在内部往前一步,执意送上个体认知,彰显决心。只有白鹤,再无他物。这不是放纵和自我膨胀,是诗人到此发现只有完整呈现出内心的“我”,才能让白鹤的重要性不被忽视。在诗人心中,除了白鹤,再没有什么事物能为“末世”带来希望了。希望之物,除了具备气节、拒绝,还应有与之匹配的能力,“末世”淡化了种种与世俗社会生存原则相反的能力。而这些不合时宜的能力,恰是当下急需重振的。

养鹤是垂死者才能玩下去的游戏。

同为少数人的宗教,写诗

却是另一码事:这结句里的“鹤”完全可以被代替。

  鹤在山中,为何需要“养”?鹤的意义已经非常明确。山又进化出另一含义。它进入第二节,不再是地理中的山,是诗人心中丘壑,无边的收容之地。不同的人培养出不同形态的鹤。最适合养鹤的是“垂死者”,对应了上一节尾句的“末世”。而养鹤这样艰难的过程,在这行诗里成为“游戏”。我们想起游戏,想当然的与轻松玩乐等同,却不知升级打怪是一桩艰苦卓绝的工程。杰出玩家除了聪明绝顶,还必须有耐心、谋略、运气,以及孤注一掷的勇气。现实生活中,享受惯了的普通人怎能有这些天赋和品质。不到无路可走,谁能贡献出全部去“养鹤”,只为那“白色”呈现出更多的形态?诗人客观地写出这一句,他没有表露态度,但读者此刻不免从内心浮出一阵哀痛。不是那种直接被尖刀刺入的痛,是被钝物徐徐挤压身体的痛,无从躲避。

  在下一句中,诗人愈加严厉,从养鹤问题转移到写诗。养鹤对垂死者是至高无上的心灵修行,写是诗人得以证明身份的唯一行为。这里也可看作是诗人对诗的维护。趣味化和泛滥抒情的诗更为大众读者喜欢,人们以为只要给歌词增加些风雅之物便是诗。在这种扭曲的阅读环境中,严肃的诗人每写一首诗都是在为诗证明。诗,是宗教,是种种神秘与文化的高尚体现,是不容轻易谈笑的。不付出情感和学习,无从体会这点。诗本身毅然拒绝了大多数人,这桩孤独的事业需付出一生的孤独与才能,只能属于有限的少数人。《养鹤问题》全诗,没有写一个孤字,但词语与词语间全被孤独填满。诗人情愿孤独,因他的世界被这份孤独推动,并得以日益丰沛、强大。

  诗人深知,同是在精神中深耕,养鹤与写诗完全不同。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诗人的权力。鹤是被造的物,而诗人是造物者。诗人通过语言造物。语言具有弹性的特质,不妨用等待被锤炼的泥土来打个比方。如何让泥不被外物干扰崩塌,只能依赖思想之泉适度混合、捶打。语言若想极尽张力,度与技巧缺一不可。杰出的诗人从不会以思想取代语言,也不会让诗耽于语言。语言与思想没有谁高于谁,只有当两者相融,一切恰到好处,才能成功促成一首杰作的诞生。思想先行,观念的过度渗入,诗难以成为诗。我们记住一首诗的思想,不是因为它直接宣布了思的结论,而是在语言那尚未道明却有无限的暗示中,透露出一条通往诗人之思的途径。读者经过有准备的阅读,踏上这条路,领会属于自己的思想。必须是自己的,而不是诗人的。诗人没有教育读者的权力。诗人应该认清身份,每首诗只为读者提供自我教育的可能性。

  陈先发2012年有一首诗,名为《菠菜贴》,他写:“是谁说过‘事物之外、别无思想’?/一首诗的荒谬正在于/它变幻不定的容器/藏不住这一捆不能言说的菠菜。/它的青色几乎是/一种抵制——”不同风格的语言锻造出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容器,这个容器里装的“菠菜”即使沉默不语,也不可能不显示出“青色”。思想有其“抵制”的力量。但若“菠菜”跳出容器与其比肩,不光失去稳定的承托,也失去美。

  2016年陈先发写《不可说九章》,《渺茫的本体》为其中一章,起句是:“每一个缄默物体等着我去/剥离出它体内的呼救声/湖水说不/遂有涟漪”。诗人工作的责任,陈先发在这些不同时期的诗中一再建立与完成。物体即思想的载体,它们“不能言说”而“缄默”,诗人要主动去“剥离”物体繁复的表象,呈现其内在主旨。思想自然不是被动迎合诗人,它“等着我去”,但也“说不”,这是故意耍性子抗衡吗?不。“说不”的过程带起的“涟漪”,正是思想活跃的深入发展与精粹。无条件顺从与臣服,必定使思想湮灭。“这远非一个假设:当我/跑步至小湖边/湖水刚刚形成/当我攀至山顶,在磨得/皮开肉绽的鞋底/六和塔刚刚建成。”(《渺茫的本体》)何况思想何时乖顺过,从某种意义上,思想的成形、上升,远快于沉重的肉身。穷尽诗人一生,不过是用自己日渐衰败的皮囊,尽力超越精神意志迅速的攀登。当处于社会环境的无奈困顿中,外与内的矛盾不断激化,甚至决裂。

  为什么诗人常感到痛苦难耐?那是因为作为一个备受约束的“人”的个体,很难与潜行之思达成同步。当“我”以为到达,而那“湖水”“六和塔”刚刚形成,迟到与早到皆枉然。于是,只能“在塔顶闲坐了几分钟/直射的光线让人恍惚”(《渺茫的本体》)。写到这里,我真想关上电脑安静坐会儿,不夸张地说,此刻我心中生起无法抑制的哀伤,为陈先发,为自己,为每一位在诗歌写作中跋涉的同行。我们不停地写,最终能达成什么呢?

  今天,合肥落了2020年冬的第一场雪,窗外的花坛上积雪不少。从高处望去,一片静默的白色,渺茫而永恒。永恒里包含了一次又一次失去,这是最令人心碎的地方。这种不可拒绝的到来、消失、再次到来、再次消失,是无力改变的现实。我们无惧于不存在、永逝,我们难以跨越的是不确定。诗人之路,便是在不确定的白雪中寻觅或许可能有的,来得正是时候的物。它必须不早不晚。物,是湖水、六和塔,是白鹤。

永不要问,代它到这世上一哭的是些什么事物。

当它哭着东,也哭着西。

哭着密室政治,也哭着街头政治。

就像今夜,在浴室排风机的轰鸣里

我久久地坐着

仿佛永不会离开这里一步。

  现在,我们很容易理解诗人的意思了,“永不要问”。不需要问,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事物”代替陈先发的白鹤。白鹤在你我他心中都有不同的“唯一”表象,是我们独有的。写诗、读诗,帮助所有人认清自己,理顺隐藏在各种标签之后不真实的“我”。这个过程有些难以接受,它十分不堪,毕竟大部分虚伪的“我”早已占据了“我”的主体。到这里,诗人笔锋一转,从单纯的精神思虑与期待降到日常现实。“东”与“西”,或指东方和西方。“密室政治”通行于中国古代,“街头政治”伴随着西方成长。我们通常所说的现实生活,包含着社会、历史、政治现实等等,当代诗人在这些层面努力甚多。并且,愈来愈多的写作者以这些裹挟着所有人的当下现实为毕生志业,我对这些写作者有不容置疑的尊重与敬意。虽然诗没有义务为任何事情服务,但诗可以去写任何事,选择题材的过程,考量一个诗人的趣味与价值观。题材不分高下,我向来反对某一类诗高于另一类诗。时代变化如此迅速,不同时代关注的重点都在变化中流逝。而诗应该超越时间的限制。比如,爱情诗不低于政治诗,也不高于政治诗。题材是平等的,让诗形成高下的,仍然是语言与思想落到白纸上呈现的综合面貌。

  我这么说,有一个前提就是诗人虽有自由选择写什么与不写什么,但是诗人对现实要有一个基本判断,这个判断会被非常苛责地监督。监督者是良心与历史。诗人必须是拥有站在未来看待当下的能力的一种人。这个能力会让诗人反省与自我谴责,从而更深地理解我们所处的现实。诗不是工具,诗更无法给出答案,诗能做的是让事物在诗中不掩饰地哭泣,使真实的处境不被掩盖。

  诗永远不能告诉世人该怎么做,它只会把痛苦于如何做的过程叙述出来,“就像今夜,在浴室排风机的轰鸣里/我久久地坐着/仿佛永不会离开这里一步。”如此,已经足够了。因为,“这恍惚不可说/这一眼望去的水浊舟孤不可说/这一身迟来的大汗不可说/这芭蕉叶上的/漫长空白不可说”(《渺茫的本体》)。连用四个不可说排比,却说出了更多,诗人对现实的不甘、反省与无力跃然纸上。在时代洪流中,诗人没有特权超越其他人,依附肉身存活的精神只能时时承受着持续深入的挖掘与考验。这种向内的逼问,又因个体不可避免的弱势而显得愈加渺茫。“我的出现/像宁静江面突然伸出一只手/摇几下就/永远地消失了/这只手不可说/这由即兴物象压缩而成的/诗的身体不可说/一切语言尽可废去,在/语言的无限弹性把我的/无数具身体从这一瞬间打捞出来的/生死两茫茫不可说” (《渺茫的本体》),诗人明白不能期望通过诗晃动什么,对于“宁静江面”来说,“一只手”的摇动基本带不动一丝风,想改变风向是天方夜谭。这不是主观的悲观,这是清醒认知的客观表现。诗人冷酷地告诉我们,“这只手”永远地消失后“不可说”。本诗用三个“不可说”收尾,我以为同是“不可说”,但与前半的“不可说”有情感上的本质区别,前面无奈、灰心居多,无所适从,后面除了之前的情绪,又增多了激愤之情。诗人由茫然进入到决裂,他说“一切语言尽可废去”,“尽可”一词有明显的负气与决绝。他能怎么做?诗人通过语言让自身变成任何“事物”投入江中,再被“语言的无限弹性”从生与死的瞬间打捞出来,而这“生死两茫茫不可说”。

  诗人一向最为看重语言,没有语言就没有诗,但在很多时候,诗人们也不得不承认语言有其自身的限制。它的能力不是无限的。语言对社会进步有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这点已经明确。但我们不能让语言背上重负。降低对语言施压,是否更利于语言能力的发挥呢?诗人要意识到诗人的工作之一是在为语言服务,语言引导诗人领悟自己,从而更新语言。每一代诗人终将逝去,语言不会,它就这么冷静地看着诗人们的工作。大多数同代人很难有远见地评判同代人,尤其在各种不确定因素急速涌入的今天,只有少数真正进入未来的智者才可能对同代人的工作做出中肯的评价。

我是个不曾养鹤也不曾杀鹤的俗人。

我知道时代赋予我的痛苦已结束了。

我披着纯白的浴衣,

从一个批判者正大踏步地赶至旁观者的位置上。

  一个形成了稳定的诗学观念的诗人,会将他写的诗构成巨大的网,诗与诗之间形成互文、验证的关系。介于这点,前面完整引用了《渺茫的本体》一诗。稳定的诗学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稳定接纳了种种变化,这些变化在大的框架下展开或剧烈,或轻微的震荡,它们会有统一的去向。在通往诗人奉献全部精力探索的道路上,他写下的每一行诗都在言明与深入他的观念。

  我们接着来看《养鹤问题》的最后四行。这四行,诗人对自己做出了严厉的谴责,他用诛杀自我的方式表达了反省。那么,他的自我认知真的是“俗人”吗?他不曾养鹤,不曾杀鹤,却用语言杀了自己——那个在山中见过柱状的、液态的、气体的鹤的人。“语言拥有羞辱,所以我们收获不多/文学本能地构造出赤子的颓败/我们不能像小草、轻风和/朝露一样抵达土中漫长的冥想”(《云泥九章》,2019年)。坦诚地说出个体的“颓败”与无能为力,活着时我们有太多的未能免俗,放弃活着,我们也无法“抵达土中漫长的冥想”。这又是一次“生死两茫茫不可说”。生命的虚无感如此强烈,诗人心甘情愿吗?我们不妨从退让的角度来理解这一行。讽刺自己,是逼问自己的简便方法,是在“不可说”中继续打捞下去的鼓励。鼓励来源于自我反对与否定。我相信,与诗人同步到此行的读者,没有人会迷惑于文字的表面意思从而感到惋惜,诗人的用心将会被细心地捕捉。是什么阻止了养鹤,又是什么促使杀鹤?答案可能不同,这随读者源于经验的关注重点而异。“时代赋予我的痛苦已结束了”,这句可从两个角度来理解。首先,痛苦已在诗人身上生根,不再由“时代”赋予。诗人贬低自己,却从深处将自己置于时代之上。若真是普通意义上的“俗人”,谁能逃避开时代。时代绑架了所有人,别说俗人了,智者与隐士也难以逃避。

  想到这里,巨大的虚无感扑面而来。世上万物万事皆为虚无。我们把事情想得过深,不小心钻了牛角尖会化解掉万千锋利,丧失本真。本真的确立,是在无尽深渊中找到一线光明,并顺着这微弱的光爬上希望的脚背。正如诗人自己写道:“我想——这如同饥荒之年/即便是饿殍遍地的/饥荒之年,也总有/那么几粒种子在/远行人至死不渝的口袋里”(《远天无鹤》)。

  显而易见,陈先发这里用降低自我的方法,颇具勇气地站到了与时代等高的位置。诗人,只有超出时代带来的种种,才有机会认清时代与自己的关系,理解痛苦根源,以及寻求解决痛苦的办法。遗憾的是,诗人仅仅是诗中的造物主,终其一生,也难以处理完源源不断的痛苦。从另一层含义解读,时代带来的痛苦对诗人不再是重心,诗人将其主动切除,切除的痛可想而知,生与死在瞬间转换。诗人被更多的貌似与时代无关的事情裹挟,这里我不想做随意的揣测,可能性太多了。源自心灵的神秘之万一,都有能力掀起巨浪。巨浪颠覆诗人身边环绕的外物,它为诗人清理着多余事物,为诗人减低干扰。诗人将有可能前往最终的自我。

  “我披着纯白的浴衣”,难道诗人早有信心获取本真,最珍贵的被无数事与行为蒙蔽的真正的内心才配得上“纯白”,它透亮、清澈,又难以撼动。当然,也可将这句理解成,诗人甘心成为白鹤,以肉身供养那独立不屈的品格,放弃自我却意外又必然地再次竖立了自我。诗人在2005年的《伤别赋》中曾写:“我多么渴望不规则的轮回/早点到来,我那些栖居在鹳鸟体内/蟾蜍体内、鱼的体内、松柏体内的兄弟姐妹/重聚在一起”。或可佐证我这一想法。当“我”的形体都能为了诗人的志业被放弃时,“从一个批判者正大踏步地赶至旁观者的位置上”将是有预谋的牺牲与对选择的再次观察与反思。旁观不代表消极与屈服,旁观是积极地寻找理性与客观的方式。这是暂时的计谋。实现这件事,诗人将经历程度不一的孤独,本文一开始就道明此点。诗人对此看得更是明白,他没有沉溺于孤独中,孤独开启了他一重又一重对最高虚构的期许。“为了破壁他生得丑/为了破壁他种下了/两畦青菜”(《《从达摩到慧能的逻辑学研究》,2005》。

  关于《养鹤问题》说了这么多,或许诗人本人和这篇文章的读者都会对我有质疑之心。那就对了。再说一遍,我们写作正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学会质疑。别信我说的话。

2020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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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NS  来源:《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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