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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老木去世


2020-12-03


  老木,原名刘卫国,1963年生,江西萍乡人。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与西川、海子、骆一禾并称北大诗歌四才子,著有诗集《你在火的上面歌唱》。《启明星》共同创刊编委,主编《新诗潮诗集》《青年诗人谈诗》,卓有远见地录入了一批先锋诗人、诗作,对当时的诗坛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1989年,老木去了法国,那段经历已经很难完全还原了,总之过得不好。2015年老木回到家乡,在家人朋友的帮助下安定了下来。2020年11月27日,老木在江西萍乡老宅中猝然离世,世寿57岁。

  对经历过那个诗歌如梦的时代的人来说,老木的一生是传奇,更是谶语。

 



附一:

怀老木
于坚


  修辞立其诚。诗是一种行动。诗解放生命,诗领导生命从意义用罄的陈辞滥调、造句做作重返生命之大道,大巧若拙,生生之谓易,活泼泼地!二十世纪在中国兴起的第三代诗歌,我以为是这个世纪世界最后的先锋派诗歌运动。先锋派诗歌运动,前有美国垮掉的一代,源于惠特曼,第三代无师自通,其汹湧甚至惊动了艾伦.金斯堡。1985年,老艾跑到成都去找李亚伟的葬汉派。之后来到昆明,在云大外语系讲垮掉的一代。老木在北京编辑了《新诗潮诗集》,有一天,我忽然收到三册雪白的书,非常耀眼。其中收了我一首诗,里面还有一个小册子:《青年诗人谈诗》其中北岛说,诗是经验。此句给我深刻印象。后来知道是里尔克说的。我并不认识编者老木,后来开始通信,他叫刘卫国。1986年秋天,老木来到昆明找我,我正要北上与已经建立通信联系的第三代见面,老木决定与我一道走。我们像凯鲁.雅克那样背个军用书包就上了火车,车厢里难民船般地拥挤。我们坐了两天两夜,死去活来,老木的脚肿了。落地,包包放在成都臭气腥天的老街旁的一家小旅馆里,就去找杨黎,他正在家里油印非非,满地的纸。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又去莽汉另一领袖万夏家里,他的墙上挂着一幅太极图。之后又去找整体主义掌门人石光华,他还在中学当语文教员,谈了三个小时,吃了一顿饭,大醉。韩东也到了成都,带着一伙诗人。那时没有电话,说是在四川大学一宿舍里见,没遇到。之后他和杨黎见面,不欢而散,差点打起来。老木回京,我去再次登上火车去西安与丁当见面,晚上睡在车厢地板上。旅游业刚刚兴起,农民牵着高头大马让游客骑,我们各骑一头看陕北风景,丁当不安份,以为自己是骑手,大吆大喝,那马一扭屁股朝一片小树林狂奔,差点儿把他刮下来,脸破了一块。之后,我到太原参加“青春诗会”,韩东,翟永明,宋琳,车前子,吉狄马加……一干人都见了。王燕生是《诗刊》代表,古道热肠,天天喝酒,不像是来组稿而是来与民间诗歌代表谈判。伟大的编辑。从太原回到北京,没地方睡,没有钱,都是穷人。老木就邀请韩东我等睡在他家里,地板上,横七竖八。卫生间在楼道尽头。老木站着念他的诗,期待的目光。1988年,我在云南德宏州的一片橡胶林里教电大的应用文写作,老木来找我。我介绍他先去大理与《风》那一帮诗人玩,他们在下关街头彻夜漫步,畅谈,喝很多酒。老木狂爱上了一位中文系毕业的姑娘,一生第一次热恋,被婉言拒绝。坐了两天长途客车到德宏,灰头土脸。神情憔悴,坐在红色的山地上大哭。哭罢。我们开始谈诗,那时候我正在读海德格尔和雅可布森。他大谈隐喻,我则认为转喻高于隐喻,这是我后来写《拒绝隐喻》一文的动因。我劝老木再次去大理谈谈,谈了,无果,哭着回到北京。之后就失去了联系。老木生命之初献身于诗,人真诚善良美好。诗不是远方,诗就是一种语言领导的超越“常人”的生活方式。“不学诗,无以言”(孔子),诗在汉语,乃是一种语言瑜伽。《易经》说,“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修辞造句,巧言令色,不诚,必不“居业”。诗令人具有超越性,知白守黑,有无相生,指鹿为马,又尽美矣,又尽善矣(孔子)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文质彬彬”,“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这是诗教指出的人生游戏。“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尼采主张,以艺术形而上取代上帝。海德格尔也意识到,"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尼在西方思想意识到这一点之前,中国就是诗教领导人生的社会,也恰恰在这一点,被中国自己遗忘了。诗如果只是工具,必然有抛弃之日。很多写诗的后来都抛弃了诗或者“人不知而愠”。诗不是谋生之道,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诗人如海子所谓的“远方”。老木去国之后,“生活在别处”,投身另一种奋斗,与其本性冲突,他天生是位诗人。人向死而生。诗是一种对死亡的认识,所以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我不知道老木临终,对生命有怎样的认识。他长得像一个孩子,圆脸,属于那种总是在讨好世界而不被待见之辈。于瘟疫时代得知旧友去世消息,黯然!
2020年11月29日在昆明紫庐
 
 

附二:

【巴黎生意经】朦胧诗与老木

来源:南方周末(2015) 钟文

  1978年中国的政治气候温和了,我又拿起笔写文章、写小说、散文,但多的是写诗评和诗歌理论文章。1980年被平反,我得以去成都大学教书,因为这所学校能解决我们一家人的房子,这在当时是天大的问题。去了成都,自然而然去《星星》诗刊非常勤,于是就与流沙河、游篱等人成了无话不说的至交。

  这时候中国有了一场朦胧诗的争论。围绕着北岛、舒婷、顾城等人的诗,中国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辩论。开始是反对朦胧诗者居多:“这是一种异端邪说”,“这是诗的癌症”,“这种诗是不为人民服务的”。

  好在这个时候的政治气氛是温和的,所以说朦胧诗好和说朦胧诗坏的都可以各说各的,凡写“朦胧”的诗都成了一大批年轻诗人的追求目标。当时的《诗刊》是由邵燕祥这样的开明人士在主持,他们决定召集中国当时的诗评家们在北京开一次辩论会。这就是1980年的定福庄会议的背景。围绕着一种诗歌而举行一场全国性的面对面的辩论会,在中国诗歌史上恐怕绝无仅有。

  四川被分配赴会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星星》诗刊的副主编,一个是我。当时我不认识到场的任何人,只是读过谢冕的“崛起”的宏论,非常敬佩谢的高瞻远瞩和对年轻人的热情关爱。到了现场发现,反对朦胧诗的这一派人居多,有丁某、宋某、闻某等等。这些人都是诗坛的大人物,好几个是延安鲁艺的毕业生。在会场上他们对谢冕发起围攻,我只是出于我的艺术见解和艺术立场,非常自然就站在谢冕的这一方。大多与会者是骑墙的,多听少说。对垒的主要双方大致是四人对四人。我方的四人是谢冕、孙绍振、吴思敬和我。他方的四人是丁某等人。

  谢冕一开始因为被围攻有些疲惫,现在就可以抱肘督战了。孙绍振驰骋诗坛已久,才华横溢,他多以嬉笑怒骂对付。对阵辩论最激烈者是吴思敬和我。吴思敬是有备而来,口袋里装了一摞卡片,时不时会从中抽出一张来,或是马克思怎么说,或是恩格斯怎么说,用此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当时的辩论范围从哲学到诗歌无所不包。辩论常常到了争吵的地步。对方的阵营以丁某为主力,该老先生是个激情派,他发言五分钟以后必定声音提高八度,所以一过下午,他的嗓音就沙哑了。到了傍晚,随之我和吴思敬的嗓音也一定沙哑了。面对这几天的火爆辩论,《诗刊》与《文艺报》的人只是在旁边记录,不发表任何意见。气氛是冷峻但不肃杀,我们才敢放胆发言。

  这场争论就我而言最大的收获就是偶然地结识了谢冕、孙绍振、吴思敬这样的终生朋友。套句俗话,这种友谊是战壕中的友谊。当时是“同识朦胧”为同志。定福庄争论的最后结果是《诗刊》发表了一篇《一场热烈而冷静的交锋》作为总结。这个总结不偏不倚。但是这场争论以后,全国虽然还有反对朦胧诗的文章发表,但总体而言已经气势颓败了。大批年轻诗人可以在更自由的气氛中写诗了。

  我这里要讲的故事,就是关于朦胧派诗人中的一个代表——老木。

  2014年的11月我在微信上看到了一个消息:“老木,你在哪里了?你在哪里漂泊?我们都想念你。”我看到这个微信非常感动。老木1986年在北大获得硕士学位,1993年执教于北京大学。他主编出版了一部《新诗潮诗集》,这使他在中国诗坛上名声大噪。

  我真正结识他却是在巴黎。我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认识他。他带着他的女朋友,一个非常善良纯真的台湾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把老木看成是伟大的诗人。他们的一切生活都是由这个女孩子来承担。老木在巴黎舒适的环境中,乐居爱巢,还时有新文、新诗在台湾发表。可惜,这样的好日子没持续太久,台湾女孩的家庭没法劝说这个女孩子以学业为主,无奈之下,家属派遣了她的姐姐到巴黎,用绑架的办法把妹妹送回了台湾。老木失去了生活的支持以后,失落异常,四处借钱过日子。他认为他的女朋友一定会回到巴黎来和他一起生活的,这个钱一定会有女朋友来还的,他坚信。

  突然有一天老木出现在我的公司里。照法国人的习惯,朋友的见面往往是在咖啡吧。我们就移步到了附近的咖啡吧里聊。老木是开门见山,对我说:“钟老师,你可不可以借给我十五万(当时还是法郎)。”我笑了说:“老木,你不了解我们做生意人的一个特点,实际上我们口袋里的钱要比你们普通打工人的钱要少。”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们把所有的钱都放在生意上了,去购货、去放账等等,所以我们口袋中的能够支配的现金是很少的,你说的那个数字对我而言也是个大数字。话锋一转,我问他:“老木,你问人家借十五万,你用什么去还给人家呢?”老木说:“将来我的女朋友一定会回来,一定能够还这十五万的。”我说:“你是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你女朋友身上,如果你的女朋友不回来了,你用什么东西还呢?”他语塞了。

  我们又聊了一些其他的事,最后我就跟老木说:“老木啊,我们是文友,是诗友,我知道你现在的状况、处境,我直言地说一句话,你应该去劳动,去打工。在今天的法国只要你肯劳动,是应该能够过得下去的。当然,你以前是没有做过这种打工的活,但是今天你和我都是在新的处境下,我们必须适应这么一种环境和生活的要求。”我又说:“我的口袋里留着公司即刻可以用的现金,但我不知道有多少,我可以全部拿出来给你,你不用归还。但是,我希望这些钱是给你去找工作时用的。”于是我从口袋里拿出了我全部的钱,我大概数了一下,是二千到三千法郎,我把它放在桌面上,放在我们两个人坐的咖啡座的正中。老木久久不吭声。然后我把这个钱又往老木那里推了一下。我说:“老木,你不要不好意思,无论是作为中国人,还是你我是熟识的诗友,我理应帮你一下。这点钱不多,但足可以应付你两个星期的租房与吃饭,我希望你在这个时间内积极地去找工作。如果这样的话,你是一定能够生活下去的。”当我第三次把钱往老木跟前推的时候,老木接收了。

  几个月以后消息传来,说有人看到老木在街头成为流浪汉了。他的那副眼镜已不知去向,仍然穿着他常穿的夹克衫,那件中国带来的夹克衫。那应该是秋天了,我听了以后心里一愣,酸酸的。我真想不到老木何以走上这么一条路。

  后来又有各种传说传来,有人说他衣衫褴褛去敲朋友的门,浑身发着污浊的气味。一种说法是他已经半疯,被中国领事馆出钱把他送回了江西老家;又有一种说法,说老木已经死在巴黎下雪天的大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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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NS  来源:诗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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