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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博:斜杠人生,诗在首位


2020-07-23


澎湃新闻记者 徐萧


  7月18日,“诗歌来到美术馆”第六十四期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举行,诗人韩博成为活动恢复举办后的首场嘉宾。不过,平时的金牌主持、诗人胡续冬依然受疫情影响无法到场,代之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洪兵。
  洪兵自称不是圈内人,只是诗歌爱好者,但或许正是这种“他山之眼”,加上他1990年代就与韩博在复旦校园相识,对韩博的诗歌很是熟悉,使得当天的诗歌会在若即若离中拥有了一种奇异的洞察力和亲切感。

诗人韩博成为“诗歌来到美术馆”恢复举办后的首场嘉宾

安静地歌唱九十年代

  韩博的诗歌创作开始于大学校园。1991年,他考入复旦大学国政系,在南昌接受为期一年的军训。期间,他与后来被誉为“诗歌圣徒”的马骅分到了同一宿舍。
  “宿舍同学对我和马骅很烦。每天一熄灯我们要开卧谈会,要讨论很久,你今天看了什么书,对这个书是什么观点,他是什么观点。然后还要一直辩论,辩论到睡着,那个时候有这样一种气氛。”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气氛?诗人廖伟棠说,“安静是那个年代最初和最后的表征。”然而理想主义仍然在青年当中享有默默的号召力。
  一个例子是,让洪兵与韩博结识的那首诗《沉醉的鱼也知道:四月八日》,正是为纪念涅槃乐队主唱科特·柯本而作。柯本的自杀被廖伟棠称为“七零后震慑至无言的一刻”,“九十年代的我们仿佛就在那一刻突然成熟起来,获得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特质。”
  韩博回忆,在写下这首诗之前,“我们在学生宿舍搞了一个派对。把宿舍里所有的双人床挪到走廊上,把墙上贴满报纸。剪了自行车的轮胎,放在吊灯的位置,上面插了一个蜡烛。买了好几箱啤酒,放了很多Cobain的音乐唱片,当然不止是他的音乐,还有别人的音乐,搞了一个派对。第二天,这个宿舍的主人就被叫去谈话了,后来我们其实又偷偷搞了一次。”这种有点秘密仪式味道的活动,在今天的校园大概很难出现了。
  结束军训回到校园后,韩博、马骅和中文系的高晓涛成了“铁三角”,三人约定要写得完全不一样,保持各自的独立风格。后来韩博成了复旦诗社的社长,马骅是燕园剧社社长,两个社团关系密切,诗歌与戏剧成了他们最重要的表达自我的手段。
  自然而然地,这一时期韩博的诗歌十分强调戏剧性。他把戏剧冲突和张力,对话、角色视角转换等方法,妥帖地运用到诗歌写作当中。评论家张桃洲认为,这一时期的韩博诗歌已经显现了值得关注的诗学动向,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富于奇异的寓言性,曲折、变幻的词语蕴含精确的细节。”
  大学毕业后,现实的变化,让韩博他们急于寻找到精神上的对照物。马骅摒弃一切,选择去云南梅里雪山的藏区,以做乡村教师为表,寻求诗歌写作突破为里,在那里,他写出了“当代汉语中最明净澄澈的部分之一”。韩博则在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中往语言内部挖掘,探索危险、奇崛的技艺。

  “语言本身就是思想”
  在韩博的理解里,马骅虽然在云南藏区那样一个非汉语的环境中,探寻到了拓展汉语写作空间的可能性,但很遗憾他没能再回来。
  “当时,忽然间我觉得他写出来的东西很有古意,那是他当时的方向,而且可能甚至是一个没有完成的方向。如果他后来回到这边,再经过这么多年,今天还坐在这里,我觉得可能他的探索得更深入。所以我们当时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而且这实际上也是我今天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
  这种思考,让韩博的写作在90年代末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戏剧性逐渐减弱,语言实验的性质越发强烈。2004年前后,韩博集中阅读了一批古典作品,然后将其对汉语写作应该如何自处的思考和对马骅的怀念,凝结成组诗《借深心》。
  《借深心》以致、契、避、匿、济、缔等单字为题,颇具禅味。每首诗篇幅较之前要短小很多,节奏奇异,意蕴深邃,句子短而有力,意外和奇峰迭出,然而并不给人急迫和压力。
  而在组诗《第西天》里,诗人、评论家胡亮看到,无关兄弟情后,韩博放开了手脚,“语言比预期走得更远,苦心积攒的念头尚在山脚,语言早已翻过垭口。”到大组诗《飞去来寺》,则已渐臻于唯修辞——语言陌生化——的极致,“已经到了阶段和显微的尽头”(萧开愚先生语)。
  因此也有论者批评其比较极端的语言实验和转向,韩博反问,“不极端还叫实验吗?”
  “我觉得所谓实验,本来就是极端的。如果你在生命科学院做实验,就要做超过所有前人已经做过的实验,那才叫实验,否则叫重复。你做实验肯定是极端的,把你能够想到的最极端的方法实验一下,看看是不是可行。”
  对其语言实验的批评,言外的另一层意思是“只是在玩语言游戏而忽视了思想”。但在韩博看来,“任何的艺术形式,无论是文字的也好,视觉、听觉的也好,语言肯定是第一位的,音乐是很明显的,而且语言几乎是它的一切,然后才是内容。”
  “另外一点,我觉得很关键,语言本身就是思想。这是一致的,它不是两个东西,你有新的语言形式就是有新的思想。”

  斜杠人生,诗歌仍是其中最本质的
  除了诗人,韩博还有很多其他身份标签,是标准意义上的斜杠人生。
  作为戏剧工作者,曾创办夜行舞台戏剧工作室,出品《椅子不知道》《山海精》等十余部戏剧作品;作为艺术家,他的绘画、摄影和装置作品曾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M50艺术区以及香港、莫斯科等地展览。而作为媒体人,韩博担任过沪上著名时尚杂志《外滩画报》及多种周刊、杂志的主编。此外,他还有七本旅行文学以及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三室两厅》。

  “我喜欢每过一个阶段就变换一下写作方式,也不大喜欢一直从事一项事业。我佩服的艺术家也是风格多变的,就像毕加索一样。”

  很难说,到底是诗歌文本中探险精神外延到了其他行动上,还是本质上韩博的性格就是富于冒险、追求挑战,以至于他在诗歌写作和人生规划上都保持了一种冒险性和变动性。
  但毫无疑问,在众多的身份中,诗人仍然是首位的,“诗歌是其中最本质的,因为除了诗歌文本的写作,诗歌写作的方法同样滋养其他类型的创作。”
  现在,韩博基本进入到一种职业化的创作状态,每年写诗不多,但每一首都很慎重,“像做学术研究一样”。他不关心读者,也不关心传播,因为在他眼里,任何严肃认真的写作,恐怕都是知音模式。
  “只有充分具备对话的条件,才可以互相理解,这是知音模式。”

对话
  澎湃新闻:很多诗人评论家谈到过90年代诗歌的转型,你在当时有感受到类似的倾向吗?
  韩博: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野。即便不谈主张或风格,一个显著的现实也是:很多诗人不写了,或者不再参与诗歌活动,甚至不再与诗人同行来往。所谓“转型”是必然的,更何况,还有社会现实的巨大转型作为推动力。八十年代“百花齐放”的局面结束了,甚至演化成二元论的伪概念: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这当然是比较扯淡的两分法。写作是个人劳作,而站队是政治。实际上,作为文化现象来看,九十年代的汉语诗歌非常萧条,远远不能与八十年代相比。不过,更多关于诗歌语言本体的严肃思考,也从那个年代开始冒了出来,尤其在大学校园里。当社会不成其为可能,讨论便退回校园。
  澎湃新闻:你们当时是如何看待80年代诗歌写作的,看待北岛顾城他们的?
  韩博:初中二年级,我第一次读到“朦胧诗”。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在新华书店买到了一本“朦胧诗选”。必须承认,如果没有那番“奇遇”,恐怕我根本不会想到写诗,以“现代汉语”写诗。“朦胧诗”推开了一道语言的小门,虽然在当时,它还很窄,然而,门的另一边,毕竟展览出另一种可能。
  那个时候,北岛和顾城两位的确对我启发最大。不过,我觉得八十年代兴起的“第三代”诗歌运动更有意思,也更多元化。顾城依赖幻想写作,北岛的写作还是一种二元化思维模式,本质上是“他者导向”。而“第三代”的一些诗人致力于消除二元化思维模式,也对语言本身更敏感,或者说是质疑,比如韩东提出“诗到语言为止”。当然,韩东那种写作风格,实际上后来被模仿者滥用了,成了打着“民间”招牌的另一种“石油工人吼一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只不过主语换成了一个撒尿的人之类。
  澎湃新闻:我感觉你在校园时期的写作和进入社会后的有着相当大的不同,尤其是2000年前后,不仅量上很大,而且几种风格交织,最终过渡到《借深心》那组上去。如果让你给自己的诗歌写作分个阶段,你会怎么分?
  韩博:校园时期,对于语言本身还比较懵懂,更多依赖于戏剧性的注入,那可以算作一个阶段。毕业之后,社会现实扑面而来,又为写作注入了这一层面的内容,那一时期,也正是八十年代结束之后,中国社会急剧转向十年之后的一个阶段性剖面,再加上本土互联网文化开始产生,实际上带给人很大的冲击,文化交流方式也开始变迁,对于写作来说,这是又一个阶段。
  《借深心》前后,我集中阅读了一些中国古代的作品,开始思考汉语写作究竟应该如何自处,因为坦率地说,媒体与古代典籍所使用的,已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从那时候开始,我试图更多地进行一些语言实验,形成自己的语言方式,再以此表现内容。从《借深心》到《第西天》,再到《中东铁路》,都包含这一类探索。而从《中东铁路》开始,我也更关心作为整体的世界文化历史与今日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包括后来的《柏林菜单》和《约于草》等,因为我们都是被根植于旧日的观念所塑造的现实之中的蚂蚁。虽然二十世纪以来,我们深处科学独裁的时代,但是掌握科学话语权的力量,依然使用旧式话语。

  澎湃新闻:你说当代诗歌很大程度上是知音模式,我很赞同。不过也有一些诗人,似乎并没有放弃在传播上的努力,你如何理解这其中的张力?

  韩博:其实任何严肃认真的写作,恐怕都是知音模式。传播是一种严格的市场行为,目的是为写作者找到知音,专业的问题需要专业对待,与写作本身关系不大。
  澎湃新闻:能谈谈你现在的生活和写作状态吗?诗歌在你众多的身份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韩博:自从不再从事需要坐班的媒体工作,我觉得基本进入一种职业化的创作状态,只不过相应报酬缺乏职业化标准。这里的职业化,指的是进行任何方向的写作,都类似于从事研究工作,会进行大量阅读、实地考察与采访,重新梳理、校正思路之后再开始落笔——这是一种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知音的方法。毫无疑问,诗歌是其中最本质的,因为除了诗歌文本的写作,诗歌写作的方法同样滋养其他类型的创作。
  澎湃新闻:你有写关于疫情的诗歌吗?其实我挺困惑的,不写吧,这是当下最大的日常和现实;写吧,它又是那么巨大,很难处理。
  韩博:写了一些,没有写完,也没有拿出来发表。我觉得还欠缺一些东西,可能就是调查研究的成分,毕竟前半年基本都是被隔离,所获信息都是二手的。我觉得可能需要补充上一些一手的经验,除了作为被隔离的个体的经验之外。
  另外,我觉得对于这次历史转折时期社会现象的回应,可能也应该是所有写作者的一种责任,而且应该属于历史性的责任。有那么多角色乐于充担历史的罪人而甘之如饴,也应该有不同类型的写作负责记录历史,并以此为基础,生成前所未有的思考。可以对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写作,二者同样是创伤的一种反应,但又不尽相同,对于每一次历史变迁的诚实回应,都是有着独特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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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NS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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