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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成为杨牧


2020-03-16


澎湃新闻记者 徐萧

  继余光中、洛夫之后,中国台湾又一位重要诗人杨牧也走了。
  “近些年,杨牧一直被认为是台湾最有可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他之前是余光中,2017年过世了,再之后是洛夫,也过世了。”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批评家杨宗翰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台湾文学成就最高的三位先生的先后离世,对整个台湾文学来说是非常巨大的损失。

  本省人
  不同于余光中、洛夫、郑愁予等“外省人”,杨牧是地地道道的台湾本省人。
  1940年,杨牧出生在台湾花莲,父母给他的名字是王靖献。在他的记忆里,花莲是“一个几乎不制造任何新闻的最偏僻的小城”,“站在东西走向的大街上,可以看见尽头一片碧蓝的海色。”这座偏乡和海色后来成了他笔下的根。
  他总是不惜笔墨地描述这片土地。在他的眼里,花莲是一种象征。
  “我认为应该是抓住了一个乡土,渲染它的特异性,从中不断地扩大,变成不只是写这个乡土而已。可是我并不是在做报告文学,也不是在研究花莲。我是在写一个土地跟人、跟individual(个人)的关系。”杨牧在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翟月琴的访谈里这样说。
  这种土地和人的关系,即使后来他长期在美国任教也没有中断过。
  “杨牧大学毕业后到美国读书,一直拿到博士学位,随后留下任教。但他其实经常回台湾,又当客座教授,又帮台湾的报刊编辑、选诗,参与文学奖评奖,还帮助‘中研院’创立文哲所,并担任所长。他的每一篇文章都在台湾发表,每一本书都在台湾出版。”在杨宗翰看来,杨牧一直在直接介入着台湾文坛,在台湾文坛素有“文学守门人”和“典律塑造者”的形象,而且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台湾的关怀。
  诗人向阳在文章里也谈到,1985年他到华盛顿大学拜访杨牧,见面首先即聊台湾时局,随后起身赠予他一本《厦门音英汉大辞典》,嘱道:“你写台语诗,这本辞典或许用得到。”
  正是与本地乡土在文字和现实里的联系,使得杨牧成为深受几代台湾青年喜爱的诗人。
  1982年,向阳主持的《阳光小集》诗歌杂志发信给44位战后一代青年诗人,票选心目中的十大诗人。最为年轻的杨牧在28张有效票中获得23票,仅次于余光中(26票)、白荻(24票),而在具体小项上,他在“结构”和“语言驾驭”上独占鳌头。二十年之后,在由杨宗翰主要策划和召集的“台湾当代十大诗人”票选中,杨牧以40票仅次于洛夫(48票)和余光中(47票)。
  《歪仔歪》诗刊主编杨书轩曾对澎湃新闻记者谈及,相比于余光中和洛夫,他们这代年轻诗人更亲近杨牧,他的《再也没人问公理和正义的问题》一诗至今仍是台湾青年当中流传。
  向阳是60后,杨宗翰是70后,而杨书轩则是80后,三代人的肯定,可见杨牧在台湾诗人心目中的地位。“在台湾诗坛,流传有现在的台湾诗人基本上都是余光中和杨牧的‘徒子徒孙’的说法,基本上是不错的。”诗人白灵曾这样对澎湃新闻表示。

  从叶珊到杨牧
  1955年,15岁的杨牧以笔名“叶珊”发表诗作。
  当时的台湾文坛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一片肃杀,诗歌成为突破的先锋。纪弦发起“现代诗”运动,主张学习西方,余光中则提出“新古典主义”,几大流派在论战中互相激发,成为台湾现代诗的一个重要节点。
  杨牧就是在这样的风潮下,写下了第一首诗。但他没有加入任何诗派,也没有参加任何论争。甚至可以说,他终其一生都站在潮流的边缘,预流而不逐流,勤奋写作。
  风气使然,当时台湾高校的中文系、历史系都倾向保守,以古典为尊,而拒绝现代诗。杨牧大学读的是东海大学历史系,而他也经常去中文系修课。他选修的《昭明文选》第一堂课,老师就说“所谓现代诗这个东西,完全是胡说八道。”杨牧听了十五分钟,起身离开了。随后他即转到与新思潮、新创作密切相关的外文系,读到了加缪,也读到了他最喜欢的浪漫主义诗人济慈。
  但他仍到中文系修课,从徐复观那听韩柳文章,为他后来师从陈世骧研究《诗经》打下了基础,也为他诗歌创作转型埋了个伏笔。
  1960年,杨牧在蓝星诗社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水之湄》,并主编《东风杂志》。其后又出版了诗集《花季》《灯船》以及散文集《叶珊散文集》,受到读者喜爱。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1972年,已经颇有名气的他毅然将笔名更为“杨牧”,这是具有相当冒险性的重新出发。笔名变化的背后是诗歌观念的转变。他希望从一个浪漫主义诗人转型为具有古典与现代相融合。抒情与批评并存的诗人。回头来看,这次重新出发是成功的。
  1965年,即将从美国爱荷华大学写作班毕业的杨牧,开始专心精度叶芝。他发现,这位最后的浪漫主义诗人在35岁之前,并没有超越拜伦、雪莱、济慈,但在35岁之后,却“扩充深入,提升其浪漫精神,进入神人关系的探讨,并且评判现实社会的是非”,从而超越了之前所有的浪漫主义诗人。
  叶芝让杨牧不满足于做一个单纯的浪漫派。同时,1960年代的伯克利,各种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如火如荼,刺激他开始思考更为广阔的诗学命题:传统与现代、诗歌技术与社会现实。
  “当时美国学生的激动和深思熟虑,对政府的反应讲得头头是道,对我冲击很大,因为在这之前我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政治运动。当时规定外国学生是不能参加的,我也只能在那里看,每天中午都在听他们轮流演讲,听多了也实在觉得这个战争太不应该了。一直到后来,在华盛顿教书时,也对政治保持着一种心理浮动,对政治很敏感”,“那个经验,也让我在抬头看这个世界在做什么。所以,我们在创作时会受到影响。”
  在徐复观的引荐下,杨牧得以拜见海外汉学界的泰斗陈世骧,随后放弃了哈佛大学,前往伯克利跟随陈世骧读博,并在那里遇到了对他影响很大的波兰诗人米沃什和汉学家包弼德。米沃什在诗歌处理社会现实达到的平衡让杨牧受益,而陈世骧和包弼德教他认识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这期间,曾写下了《续韩愈七言古诗<山石>》、《延陵季子挂剑》、《武宿夜组曲》、《将进酒四首》等极富古典主义情怀的诗篇,并完成了评论集《传统的与现代的》
  他终于做好了成为“杨牧”的准备。进入到杨牧阶段后,他创作力极盛,连续出版了诗集《瓶中稿》《北斗行》《禁忌的游戏》《海岸七叠》,以及散文集《年轮》《伯克莱精神》等作品。
  “叶珊时期,杨牧是一个彻底的浪漫主义者。改了笔名之后,整个视野是完全不同的,有更多的社会介入跟向往。”但是,杨宗翰提醒,杨牧的特殊性在于他不是一个会上街头抗议的诗人,“也几乎不写张口见红的文字,他的文字与社会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在1986年写给年轻诗人的一封信中,杨牧谈道:“如何以诗作为我们的凭借,参与社会活动,体验生息,有效地贡献我们的力量,同时维持了艺术家的理想,而在某一个重要关头,甚且全身而退,不被动地为浩荡浊流所吞噬,,或主动地变成权力斗争的打手,为虎作伥,遂失去了当初所谓参与的原意?”显然,在杨牧看来,社会责任固然要有,但是不能让它侵蚀诗歌。
  正是这种观念,使他拥有深切的社会关怀的同时,又与之保持距离,给人一种站在奇莱山深情凝视着岛内的喧嚣,内心激动,却又缩回颤抖的手。
  
  传薪者
  相比于余光中、洛夫,杨牧的身份更加多样。在杨宗翰看来,他不仅是一个诗人,还是一个学者,除此之外,他还是很重要的编辑、出版人、译者、教育家。
  后面几重身份都与致力于台湾文学传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1970年,当台湾的出版界还停滞于固有的文艺创作和翻译小说出版模式之际,他和林衡哲医师合作,为颇受台湾读者界喜爱的志文出版社编选‘新潮丛书’,引领台湾出版界重视文史哲新知识的新风潮。”向阳在文章中写道。
  1975年回台后,杨牧担任台大外文系客座教授,受《联合副刊》主编所托,为该刊主审现代诗来稿,拔擢战后代青年诗人,“大量刊登他们的诗作,为其后的台湾诗发展栽培生力军,带来全新气象。”
  更为重要的是他与中学同学叶步荣、诗人哑弦、生化学家沈燕士共同创办了名为“洪范书店”的出版社,为台湾的文学出版带来相当重大的影响,与纯文学、尔雅、九歌、大地等出版社被誉为“五小”,缔造了1980年代台湾文学出版与阅读的高峰纪录。
  “更为难的是,他长期地亲自选书,每本书的前后责口都是他一个人来写。作为一个学者、作家,愿意亲力亲为做编辑工作是相当不容易的。整个台湾文学都受惠于他良多。”杨宗翰介绍说。
  1991年,他又参与创办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1994年,回到故乡花莲创办了东华大学,并担任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
  从华盛顿大学退休后,杨牧回到了花莲,教书、读书、写作。直到去世前两年,仍保持了很强的创作欲望。他一生著有散文、诗集、戏剧、评论、翻译等作品50余种,获得纽曼话语文学家、瑞典蝉文学奖等奖项,诗作被译为英文、德文、法文、日文、瑞典文、荷兰文。
  尤其是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翻译和推崇,让他成为世界诗人,也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争夺者。但正如他在一次次浪潮中片叶不染一样,这些喧嚣并不能扰动杨牧。他虽在世界的舞台,但眼里始终是太平洋的风和玉山的雪。
  (本文参考了向阳《植根台湾的文学巨树——杨牧》(2019年1月1日《文訊》399期)、郭玉洁《在花莲听杨牧讲诗》(单读07:旁观者之痛)、翟月琴《“文字是我们的信仰”:访谈诗人杨牧》(《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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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NS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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