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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一个诗人不再写诗


2020-03-08


来源:《人物》  文| 张月  编辑| 槐杨

消失的一个月

  诗人小引在阳台上养了四盆花,月季、吊兰、芭蕉,还有一盆不知名的野荆棘,是在珞珈山上散步时顺手挖回来的。武汉气候愁人,夏天湿热冬天湿冷,他懒散,好几天才想起来浇一次水,几株植物争气,几年下来虽然没开花,但也鲜活茂盛。

  2月21日,午饭过后,他搬个小板凳坐在阳台上抽烟、晒太阳,那是他的自留地,是深夜里写不出诗和文章时喘口气的地方。从高楼上俯视,旁边紧挨着的小区空荡荡的,没有人,偶尔有送外卖的经过,过去之后,就又空了,马路也空荡荡的,很少有车。小引坐在那儿,一边抽烟一边看,不记得坐了多久,偶尔低头,发现几盆花看上去都有些不好,吊兰有些蔫,叶子枯了好多片;月季和野荆棘都掉了蛮多叶子;四个花盆里的土都干涸了。他终于想起来,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给花们浇过水,「似乎忘记了它们的存在。」

  这是武汉封城的第三十天。

  他感觉自己已经丧失了时间感。武汉与外地连接的通道、长江隧道、交通要道次第封锁,不断加码,最后是小区的大铁门。他去楼下喷泉池旁边抽根烟,没两分钟就被小区的大爷劝回去了。这是一种类似于囚禁的生活,在他眼里,日子不再是一天一天的,变成了一团一团的,或者说,一坨一坨的。「每一天和每一天之间不存在间隔,也不存在区别,就像一团云雾一样『哗』地一下过来,过了几天之后,你才意识到这个时间过去了。」他说。

  穿着秋裤,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抽烟抽得更凶,一天要十来根。头发越来越长,尤其是鬓角。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方请他拍一张自己的照片,他严词拒绝,「我蓬头垢面一个多月了,完全不能见人。」

  记忆也变得缓慢,对于一月发生的事情他印象深刻,二月的事情需要仔细想一想,几天前好像因为一个笑话大笑一场,但笑话内容是什么来着?他想不起来了。接受《人物》采访时,他有点不确定地问:「今天多少号了?」「3月1号。」电话那头,他像是吓了一跳。是的,已经三月了,楼下的李树开了花,是这座城市里开得最早的,而对于在这里居住了47年的诗人来说,「整整一个月消失了。」

  「消失」的一个月里,绝大部分武汉人不再需要上班,明天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做。小引也是如此,他不需要像往常一样去旁边的武汉大学做土木工程实验和教学,也见不到那些谈诗论道、胡吃海喝的朋友。黑白颠倒,他每天熬到凌晨五点才睡觉,中午起来给儿子做饭,炒个尖椒肉丝,加个快手青菜,再蒸个鸡蛋。午后得打个瞌睡,不然熬夜之后容易「半昏迷」。睡醒了就歪在客厅沙发上看书。他最近在看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写的《逃避统治的艺术》,讲的是东南亚的山民为什么要逃离国家的控制,他对书里一句缅甸歌谣印象深刻:「宝塔已经完成,但是国家已经毁灭。」看书闷了,就去阳台上放个风,俯瞰脚下空荡荡的城市。五点钟就又该去做饭,儿子上高二,每天在家自习,得注意营养,晚上可以炖个牛肉吃。

  晚饭时,父子聊一会儿天。小引最近给儿子推荐沈从文《湘行散记》,儿子边吃边给他讲沈从文如何跑到城楼看杀人、如何偷偷去游泳、如何骗私塾的先生。少年不焦虑,对这突如其来的疫情、隔离,像放了长假一般快乐。

  多年前,小引写过一首名为《落叶》的诗。「再也没有什么值得你去关心了/除了亲人、晚餐和天气。」他没有想到有一天真的过上了这样的生活。

  武汉连着下了几天雨,降温了,小引开了暖气。阳台是冷与热的交界处,午后坐在那里时,有一丝不真实。相比起那些在医院绝望奔波的人,他没有遇到什么真正的困难。冰箱里装满了菜和肉,阳台上还有好多包火锅底料,烟够抽到更暖和的春天,身边的亲人好友健康安好,除了不自由,他的生活看上去正常而幸福,如果,能忽略掉内心如影随形的悲痛感的话。
 

真实、持续而坚定的写作

  小引51岁,在武汉居住了47年。小时候跟父母住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教工五舍,那时候这所高校还未并入武汉大学,他在校园里度过了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在珞珈山漫山遍野地跑,熟悉山上的果子、植物和动物,还有东湖里粼光闪闪的水和鱼;了解学校里的书店,还有校门外的夜宵摊儿。他在这里长大、恋爱,结婚生子,至今住在离这所大学不到3公里的街道口。武汉之于他,「像是呼吸,所有认识的人都在这里,所有的记忆也都在这里,它已经是你的生命了,你就没有办法和它有企图割裂的想法。」

  隔离的夜晚,他和朋友们视频,隔着屏幕喝威士忌,一个月下来,七八瓶酒见了底。有一天,视频聊天群里一共有9个人,谈起周围死亡的人。有三个人说有亲戚和同事死于新冠肺炎,其他六人,都有亲友感染。

  小引的武汉,显露出脆弱。和朋友们视频结束,他躺在床上,久久地望着天花板。小引猜,这座城市里大概有很多人和他一样,深夜沉默地望着天花板,用武汉话来说,这情形叫「望天」,「意思就是很无奈的情况,去他妈的,算了吧,反正你也无力抵抗。」

  李文亮去世第二天晚上,他看到一个视频,两个年轻的男孩去武汉市中心医院送花圈,挽联有些皱,他们仔细地把它抚平,转过身掏出口哨,吹了起来。看到此处,他落了泪。他的表达一直理性,遣词用句都很克制,唯有讲起那个瞬间,他有些控制不住地哽咽。「往常觉得生离死别悲欢离合有些矫情,如今身处其中,才觉得悲痛。」

  封城之后,他一句诗也没有写出来。

  「在遇见灾难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动笔,是不是应该写诗,我觉得这是很次要的一个问题,关键是你在灾情里面作为一个人,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因为你和这个世界重新遭遇了,你遭遇了一个新的世界,而不是往常的、你以为的那个世界。」他说。

  但他还是要写。他说过文字的作用,「胸中有块垒,手中却无刀,只能通过文字刺激一下那个渐渐麻木的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1月22日,他开始写日记,自此每日一篇《来自疫区武汉的消息》,发到「小引诗歌」公众号上,至今发了43篇。

  他记录下当天发生的事情:武汉政策的变动、挣扎的人、死去的人……每天晚上11点打开电脑,妻儿已经睡觉,他在客厅写作。儿子有鼻炎,他不敢在客厅里抽烟,烟瘾犯了就搬着电脑去厨房写,把抽油烟机打开。一篇2500字的文章通常会花去2个小时,更漫长而不可控的时间花费在与系统的捉迷藏中。他一个一个地猜测哪些字词是需要调整的。

  一开始这些日记只是和个人有关的记录,「这次灾难一定是整个人类历史上,在武汉的历史上,以及在我的人生历史上,都是一件绝无仅有的大事,从写作者的角度来说,面对大事情的时候,我要把它记下来。」

  他并不觉得这记录有多重要,但随着日子推移,他发现也许不只是和自己相关。疫情前,他的公众号每篇文章阅读量在三四千左右,疫情后,每篇涨到了四五万。写到二十来天的时候,他想放弃。疲惫,苦苦寻找到底是哪个词有问题,找来找去还是找不到,他觉得头疼欲裂,太阳穴的血管突突地跳。骂了一句脏话,他关上电脑去睡觉了,那是唯一一天断更。第二天打开公众号后台,发现有几百条留言,有人关心他是不是生病了,有的怕他出事了,有人一直问,怎么没有了?

  「你才发现好多人都在跟读,他们觉得灾区里面有一个人还正常地活着,还可以写作。这反过来给你一种压力。」

  在围观之下,他希望自己的写作不要有表演的性质,保持民间写作的立场,「那是一种独立的,或者说相对独立的姿态,在某些思考上是不合作的,是字面意义抽离出来往后退一步的。」也因此,他失去了一些文章。一位朋友在视频喝酒的时候劝他,不要再写了。

  小引有一些写诗的朋友,他们也写得很少了。他猜,也许他们还在写,只是没有公开发表。写作可以在静默中继续。在他看来,灾难之后,写诗并非是野蛮的,用谎言继续灾难才是野蛮的。反抗野蛮的唯一办法,就是真实、持续而坚定的写作。「不能让我们写下去的是那些谎言,而不是这些生死。一个写作者如果看清楚这一点,在我们没有能力去推翻这个谎言的情况下,我们用真实的记录和谎言站在一起,我相信真实是会胜出的。」

  他不再写诗,却觉得,这些日记也可以称为「诗」,因为他没有「强写」,也没有编造,更没有唱颂歌。
 

「它应该会活下去」

  一月,「正常」活着的一月,感觉已经很遥远了。

  1月20日晚上,小引去汉口和几位朋友聚会,吃了牛肉火锅和基围虾之后,他和一位朋友在江滩散步,旁边是宁静的长江。晃晃悠悠,他们走到了附近的爪哇酒吧,那是他们最爱去的地方。酒吧门口摆着一艘破旧的木船,他们经常开玩笑说:「在这里喝酒,是失败主义者的草船借箭。」那是一个自由散漫的地方,遍地文艺青年,大部分人都是葛优躺,小引和朋友喝了几瓶啤酒就散了。他记得那天天气晴朗,酒吧里坐满了人,人们相互敬酒,没有人戴口罩,也没有人提起新冠病毒。

  那是他习以为常的场景,喝到兴起时,常常有人朗诵诗歌。小引的诗也常谈到酒,《和月亮有关》里,他写道:「那个夜晚/其实没什么悲伤和喜悦/我们去街道口的小酒馆吧/不谈命运/就像草地上的两只昆虫/朝有光的地方飞去。」

  某种程度上,「爪哇好像是世外桃源,病毒与它无关。」他说。也是那一天晚上,钟南山在电视上宣布「人传人」,此后一切都急转而下。

  小引记得,小时侯家附近有一家国营商店,那时叫合作社,店里卖食品糖果和五金,店里有个售货员叫三元。大玻璃罐装着亮晶晶的糖果,小引总是拿着家里牙膏皮换来的几分钱去三元那里买姜糖,多边形的糖果包在马粪纸里,能吃一下午。那是80年代初的事情。将近40年过去了,小引总是记得三元,也许是因为糖果,「就觉得幸福和甜蜜都是他带来的。」三元温和爱笑,喜欢拿着一把吉他在柜台后面弹,小引后来上大学弹吉他也是受他影响。他们一直在共同的圈子里,只是彼此想不到要专门交换讯息。2月的最后一天,一位朋友告诉他,三元去世了。

  他心中沉痛,但在当天的日记里,他只在结尾处提到这位老友,「云飞兄突然跟我说,三元上周得肺炎,已经死了。」

  「每一个文字它都可以往最痛苦的地方去下刀子」,小引说,「但一个冷静的写作者他应该会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去世的人去世了,如果你在旁边看着的话,你才会知道活着的人必须要继续活下去。」

  他写过一首诗,《说起来是在春天》,「清晨出门的人啊/如此迟钝/花朵中的事情他们熟视无睹。」那种心情,「你还在正常的生活中,但是不知道这种生活马上要破碎了。」经历过这个二月,他说,再也不会写那样的诗了。他知道了正常的生活随时可能破碎。

  疫情期间,他问爪哇酒吧的老板方文,酒吧怎么样?方文答,还开着,但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在里面喝酒了。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方文一个人去江滩踢足球,给小引发来视频。阳光极为灿烂,像大把大把的钱洒在脸上,万里无云,平时熙攘的码头空无一人。方文在视频里感叹:「这真他妈浪费啊!」

  那一刻,小引觉得,这座城市总会恢复正常。

  但是无论如何,人们不会回到从前了。「我们不可能回到原来的武汉了。」在他看来,哪怕没有经历扑到跟前的生离死别,这场灾难依然给每个武汉人都打上了标记,每个活下来的人,身上都写着「大难不死」,自此之后,不会再像原来那样活。「情感、认知、生死观……很多东西都会发生变化。我不知道具体会变化在哪里,可能要等到真正解封的那一天才会知道。」小引说。

  他希望那个「大难不死」的标记能让时代记住,「再过17年,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希望整个社会的结构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固,而不是在一个病毒的冲击下支离破碎。」

  没有写诗,但在最近给《诗刊》写的一篇短文里,小引推荐了土耳其诗人塔朗吉所写、余光中翻译的《火车》:

去什么地方呢?这么晚了,

美丽的火车,孤独的火车?

凄苦是你汽笛的声音,

令人记起了很多事情。

为什么我不该挥舞手巾呢?

乘客多少都跟我有亲。

去吧,但愿你一路平安,

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一位朋友用木头做了花盆,把吃掉了菜叶子的青菜根种到里面,放在阳台上。几天过去,居然长出了小小的绿芽。小引笑着说,大概不会好吃吧。但那一点绿意让人感觉到希望,如同他在文章里所写的,「在黑暗中踽踽独行,习惯了黑暗的人,往往在一根火柴面前惊诧莫名。」阳台上,他的花状况也不错,他给它们仔细浇了水,为蔫了的吊兰松了松土,「花开是不太可能的,就是让它们活着吧,它们应该还会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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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NS  来源:《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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