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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楚:追求明亮和快乐


2020-01-15



那些奇怪的想法也有很多时候立马变成他的行动。张楚和姜昕在后海看到新疆姑娘在那里跳舞,第二天起床打电话给他,他已经在乌鲁木齐了。想去感受海南经济特区开发的热潮,他就跑到海南岛要当义工
“摇滚乐就是叩开天堂之门。我就是想达到一个我想企及的快乐幸福,无论这个东西被叫作和平也好,被叫作创造性或者最黑暗的抗争也好,它综合来说是想要超越现实的幸福”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第1期  文 | 孟依依 图 /  姜晓明



2019年9月初,张楚因为新专辑《一部分》在九霄俱乐部举办一场小型的发布会。北京东五环外一个商场的地下一楼,从下着小雨的室外要穿过两道门进到室内,几百号人把屋子挤得有些闷热,中间立着一尊巨大的奔走的白色恐龙雕塑。在近乎可以直接触摸到他的开放式舞台上,张楚踩在一块柔软的地毯上唱歌,人们坐着或站着一起听歌。

 

唱到《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那首歌的时候,张楚用力起来,嗓音里沙哑的部分更加用力地敲打耳膜,听歌的人激动起来,吹起口哨欢呼。

 

1994年张楚推出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在那个文字还没变得廉价的时代,魔岩唱片的张培仁为这张专辑写过一个经典的文案开篇:这是94年的春天,空气里有一种富裕的气氛,每个人似乎都站在一场洪流之中,等待着来自欲望的冲击。

 

《苍蝇》充满布鲁斯情调,《和大伙儿去乘凉》尝试Bossa Nova,《厕所和床》有朋克味道。张楚瘦小的胸腔唱出来的歌词像诗,诗里有一个想冲破束缚的年轻人,一位赵小姐,一个恋爱的季节人们应该相互交好,“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生命像鲜花一样绽放/我们不能让自己枯萎/没有选择/我们必须恋爱”,那些在春风中摇摇晃晃的人们就这样被点燃了二三十年。

 

这二三十年的时间,张楚的头发长长剪短,搬到这里住,又搬到那里住。他逐渐从依赖唱片公司、乐队到更独立地完成音乐制作的各个部分,歌里不再叙述具体的人事物而是讨论抽象概念或状态,他在音乐里加入了竖琴、更多小提琴,加入了特雷鸣琴,在DJ张有待的电台节目中,他形容新歌《一部分》的气氛为“气体的感觉,它还不是液体的”。

 

听众觉得张楚似乎变了,熟悉他的朋友则一致认为他没变,张楚自己呢,一直想在自我认知这件事情上抓住一些什么。
 

有一段时间张楚常常去看话剧,在北京,在乌镇,他忘了是在哪一年在哪里看到过这样一场——讲一个伦敦的中年人,他和他的朋友都是社会变革的激进分子,自己一头的灰,很困扰,他的朋友去挪威休整,他则在伦敦继续思考,话剧用大量对白讲述激进青年的成长过程。

 

“寻求答案内心激烈的过程当中,是什么影响他继续积累下去,又是什么让他平静下来。”他说,“我觉得这个人讲得好发自内心啊。他的朋友怎么从一个激情的人到换了一个地方去休整一下,然后重新去看待我的激情是什么。”

 

张楚戴着一顶灰黑色的飞行帽坐在沙发里,12月的中旬,他来参加友人的新书发布会。临近傍晚,人逐渐多起来,环境的嘈杂让他的敏感变得显而易见。摄影记者也敏感,发现张楚的眼睛总是睁得很大,眨几下,却不怎么看镜头,两个人总是对不上点。

 

以这样的敏感经历了起起伏伏,直到51岁,“我的棱角一直都是有的,只是变得更像针对解决一个问题,不是仅仅是带动一个情绪。”

 

 

张楚离开西安来到北京的时候是1987年,他念了两年大学就不念了,先到北大,再到北师大,再到中戏,游走在各个学校之间。那个时候,年轻人亲近诗歌,写诗的人亲近张楚,他有一把红棉牌吉他,还有一首《西出阳关》和一首《姐姐》。

 

在北师大的时候他住在伊沙的宿舍,他们是西安三中时期的校友,一个想进入诗坛,一个要闯荡歌坛。伊沙是相信才华的,无论他之前与张楚的交集多么寥寥或者之后分道扬镳,再到释然,他都不会否认听到张楚唱歌时候的欣赏。

 

“80年代的那种文艺青年都有一点启蒙意识,觉得自己是带有使命的,觉得自己是先觉的。”伊沙说,即使那种启蒙意识是不自觉的。

 

于是他们四处寻求机会,但传统音乐人对摇滚乐的接受度并不高。刚到北京那会儿他们骑着车带着抄好的曲谱去见一位作曲家,作曲家拿过来,在自己的钢琴上弹了一下,兴致不高。还有一回他们拿着谱子去投稿,主编拿过去,就着简谱哼了一段,说,曲子差点意思,歌词倒是能发表。

 

张楚还参加几个年轻人组成的“摇滚普及办公室”,到高校、企业或者政府机构里去普及摇滚乐,那时候的摇滚乐意味着甲壳虫、约翰·列侬和崔健。

 

也是在那时候,张楚一度与主流非常接近,他的《姐姐》在中央电视台新设立的栏目《中国音乐电视》中被播出,他参加了首都体育馆举行的“奥运——中国之梦”大型摇滚音乐会,又两次参加中日友好歌会。品牌邀请他出席活动,一场几万元,那时候摇滚乐甚至要成为主流。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推出半年后,张楚和窦唯、何勇、唐朝乐队作为代表,跨过罗湖口岸往南抵达香港,参加红磡体育馆“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那场演出由内地、台湾、香港各地的工作人员共同参与,团队人员272人,考虑到香港人对摇滚乐的接受度不高,主办方主动派送了一批票。”同行的摄影师高原后来在影集里回忆当时的情景。

 

张楚穿着格子衬衫坐在高脚凳上唱了四首歌,人们就记住了他,将他认作“魔岩三杰”之一,再也没有忘记。

 

而他只记得演出前一天,排练已经结束了,他和唐朝乐队的贝斯手张炬一起跑到尖沙咀一间7-11买了各色瓶子的啤酒,兜着往海边走,找到一个小码头,坐在那儿晒着太阳把啤酒喝完。

 

张楚后来对我说,那段时间对他来说并没有意义,反而花了很多时间去摆脱它。

 

 

预兆不断出现。

 

1996年,事情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持续上升,张楚录制了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造飞机的工厂》,这张在很长时间里都在精神上强烈支撑他的专辑反响并不理想。

 

姜昕认识张楚29年了,除了工作也常常在生活中交往,她形容那个刚认识的张楚是阳光少年,“晒得微黑的皮肤发着亮,眼睛亮亮的,穿一双好看的球鞋,那种青春热情的气息是扑面而来的。”姜昕留着一头长长的卷发,坐在沙发里说。 

 

1995年她录制第一张专辑《花开不败》的时候,张楚写了其中那首《欲望号街车》,他到姜昕西便门的住处找她,“径直在地毯上坐下,盘着腿抱着我的琴说,我给你唱一下吧,然后就唱了,我就特别喜欢。”

 

两三年后,姜昕再次找张楚写歌,过了几天张楚说写好了,姜昕去找他。张楚抱着吉他看了她一会儿说,要不然我对着墙唱吧,我现在不太习惯对着人唱歌。他转过去,两三分钟后又转过来,说,要不然我们下一张再合作,我现在状态不太好。

 

临走之前,张楚送了她三本书,其中两本是《宇宙的奥秘》和《音乐与数学的内在生命》。

 

最重要的是,张楚发现自己的表达和创造陷入一种困境,“魔岩三杰”的名声和摇滚乐的反叛性格太过深入人心,像一颗钉子一样把他钉在了墙上,“我更加茫然,我就只能似是而非。但是我在我个人空间里,我知道我是要确定。”他发现暂时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摆脱这种困境。

 

张楚离开北京回到西安是在1999年,世纪交替前夕,空气里富裕的气氛更是浓厚,人们站在了欲望的洪流里。按照当时乐评人颜峻的说法,中国有了摇滚乐,它变成集体的文化、生活方式、表达方式和价值观存在,“一整套在生活中起到作用的一种风格”。但那时候张楚很少演出,在长达将近20年的时间里没有完整地推出十首作品的新专辑,那段时间人们只是偶尔能在音乐节上看到他的身影。

 

王博是在那时候认识张楚的。上大一的王博有个乐队,所以常常在陕西省体育场旁边楼上的排练房碰到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王博和张楚说话都会紧张,“你不说话他不说话。”有时候在排练室排练到凌晨,他们走路去吃夜宵,路上有人认出张楚,喊他,他也不回应。

 

2004年6月份,姜昕跟许巍去参加西安音乐台八周年庆典,她托音乐台的人联系张楚。吃晚饭的时候张楚来了,他显得有些疲惫。

 

姜昕觉得好难过,“那么阳光的眼睛,脸上都闪着光的少年不见了,感觉一下好像超越了三年时间里人应该有的外表的那种变化。2004年,我们都是30出头,应该还很年轻,但是我感觉他开始有中年的感觉了。”

 

第二年人们在贺兰山的音乐节上也看到了张楚。贺兰山是极偏僻的地方,离最近的城市银川还有四十公里,主办方原先预测能来一万人,结果三天来了十几万人,像疯了集体发癔症一样。

 

他在自己的专栏文章中写起那段时间:我脑袋有些空白,后来我的生活也有好些空白,像生命自己冻结了一样。 

 

 

“环境会给我特别大的思维困境。”张楚说,“加入到集体我会痛苦,因为我没有办法帮别人做选择,我也不能说我的想法就是别人的想法。”关于那个90年代摇滚乐忽然兴起并加诸光环的问题,时至今日他仍然想尽力摆脱。

 

他越来越强调自我认知,主张所争取的和所达到的都是自我满足,“自我认知得到了满足,这个人就会幸福。在自我认知中稳定了以后,他的才智就会被激发出来。”如果说张楚有了一些变化,其中一定包含着这一部分——和他认识快30年的吉他手罗岩所说的越来越“不合群”。

 

张楚想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还要期待他去批判社会,“可是我看不清楚,批判什么呢?”他有一次和朋友提起过,“我们都是自己道德的受害者。”

 

“人必须符合一种集体辨识的价值观,特别是近代,你不批判点社会就不深刻了。其他的是次要,你的所作所为能给自己的创造带来好处是不重要的。我就特别不喜欢这个。”张楚说。

 

有时候他也会反击。前几天王博把他拉进一个微信群,在几句“致敬”之后,有人问,可耻的人是否也是孤独的?张楚回,可耻的人是开心的。

 

然后他转发了一个哈佛大学75年研究幸福的报告,接着说,“我觉得你们的问题都太不考虑实际的人生,挺盲目的,但是我不是你们认为的那种思考心态。人有热爱有激情,还有世界和自然,那里有很多真相和自由。”

 

张楚认为,更多的真相和自由最后指向和平,他追求明亮和快乐的事物。

 

在北京的时候,张楚的朋友曾把她的助理介绍给他,看是否适合给他做助理。他和那个女孩在咖啡馆见完面,走在胡同里的时候,“她突然跳到路边的台阶上,觉得很好玩地看了我一眼,我觉得她还像个天真的孩子,我就让她回去了,这儿实在是太辛苦,让自由的天真保留得更久远一些吧。”

 

 

“他不思考的时候好像很少,脑子像上了发条似的想一些事——听上去可能怪怪的——他就想生命,想宇宙,想人的心智,想我怎么能够让大家都能感知到幸福。”王晴和张楚认识十余年,他们常常讨论类似的问题,“我一直都觉得他跟我们的思维不在一个时空和界面里,我也老觉得他是一个孩子式的大人。”

 

张楚有时候在想“为什么做戏剧的人都那么绝望?是这个时代没有疯,是这个时代冷漠”,有时候在想“这个时代的人们需要什么”,有时候想“怎样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

 

问题会随时随地出现,也会随时随地发给朋友们,大家经常收到满屏消息,是张楚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庞大问题。

 

“因为大家是理想者,现实跟你的理想有冲突的时候,一定是别扭、不舒适的。但这个东西不是自我调节就能够解决的,就像我们朋友间谁有想不通的,或者状态不好了,会相互鼓励,或者是答疑解惑。但其实谁也不能回答谁,谁也替谁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只不过是这样一群我认为比较有思考能力或有营养的朋友彼此营养。”王晴说。

 

没有办法总结出他在想什么,周围的人只知道他在思考。因为张楚总爱思考,姜昕甚至因此在她的小说《长发飞扬的日子》里给他这个角色取名叫“秦思”。

 

那些奇怪的想法也有很多时候立马变成他的行动。张楚和姜昕在后海看到新疆姑娘在那里跳舞,第二天起床打电话给他,他已经在乌鲁木齐了。想去感受海南经济特区开发的热潮,他就跑到海南岛要当义工。

 

这些思考甚至与他的生活产生了敌意,朋友们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出门的时候张楚的身份证不能由他自己保管;打不通电话也许是手机没电了但他自己不知道;没按约定时间来吃饭出席活动或者接受采访那他应该是忘了,真的忘了。

 

前些年有一回大家去张楚家吃饭,他炖了一锅鸡汤,就这一道菜,七八人围着桌上那锅鸡汤不知所措。有人问,还有其他菜吗?张楚说,还有俩鸡蛋,于是又去把鸡蛋拿出来。

 

在西安见面之后,张楚带姜昕去玩,他们路过大雁塔,张楚意外地发现那里有喷泉,“我说你在西安待了三年你都不知道,然后他就钻到喷泉里去,都淋湿了,就跟孩子似的。出来跟我说,如果在这做一个演唱会什么的。”

 

“如果他不想这些,他就不是张楚了。咱们讲他有点拧巴,但这就是他对吧?”王博说,“但实际上他很聪明,会用他的方式找到突破口的,原来是那些摇滚乐,现在他觉得堵住了,会有别的出口。”和王博通完电话,他发给我一页日历,日历上面是那张经典的《号外City Magazine》封面,报道的是“中国摇滚乐势力来势汹汹”,那天正好是“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在红磡体育馆演出25周年。

 

 

实际上,不止一位朋友与他提起,不必总去想这些费尽心思但并不一定有答案的问题。姜昕觉得,生活在哪个国家、生活在哪个时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给自己什么,你就获得什么。你给自己想要的东西,你就获得了想要的生活。”

 

确实有一段时间张楚搬到了北京六环外,从一对艺术家手里租下一栋楼待着,附近有山,还有一片向日葵。因为紧邻机场,偶尔能听到飞机从头顶飞过的声音,他和朋友说,觉得自己都不拧巴了。

 

这几年张楚又搬回城里,现在去他家,能看到他冰箱里摆着各种食材和调料。他还养着两只一岁的埃及猫,粘人,只要醒着就会跟着他走到这儿走到那儿,“你去烧水就在那儿看着你烧水。”

 

只是拧巴会不定期反复,张楚仍然每天要想许多问题,揪出其中某个问题,都能耗费掉毕生精力。他的思考是辩证性的,但他的表达不是,他偏不,他要去探索乐器本身,甚至很多次要放弃歌词。就像摘下帽子后头发被压得贴在脑袋上,化妆师给他抓几下,他说,我就喜欢扁扁的。

 

那么摇滚乐又是什么呢?

 

姜昕和张楚有过一段关于“火炬”的短暂讨论。

 

姜昕讲:“文化和艺术,像王小波说的,是人类一代代传递的一个火炬,一代人一代人会把火炬传递下去。”

 

坐在对面沙发玩手机的张楚突然头也不抬地说:“我觉得仍然是不要火炬。”

 

“你就在做这个火炬,难道不是吗?”

 

“我不是。我觉得经常有的时候没有火炬的人也挺多的。火炬还包括有影响力,但一个人只要他自己活得很开心,就已经(不错了)。”

 

“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也许你没有去照亮别人,但是能照亮你自己的生命也可以。”

 

“对,我觉得对。”达成了某种共识。

 

他写过这样一段文字:精神去掉玫瑰色,我也不是一个能照亮黑暗的火把,甚至这个火把不一定是人类野心的挚爱,人类也许更喜欢别人飞蛾扑火。而他希望的是,音乐能让人觉察到的美是一种舒适与洗礼,“感觉到自己的一种缺失,而且那种缺失唤起了你对人的最大内容的一种向往。”

 

就像阿多尼斯曾提到关于诗歌是什么的两种观点,重现诗人所见或是呈现非书写不可见的部分,张楚想,音乐当然应该是后者,“《滚石》杂志总结说,摇滚乐就是叩开天堂之门。我就是想达到一个我想企及的快乐幸福,无论这个东西是被叫作和平也好,被叫作创造性或者最黑暗的抗争也好,它综合来说想要超越现实的幸福。” 

 

 

张楚特别喜欢月亮。在他推出的第二张专辑《造飞机的工厂》里,那首同名歌曲充满想象与异象,他写:马车运着夏天慢跑过没人的工厂大门/工厂在加班工作/赶制一架飞机/准备在夜里飞往月亮。

 

“我怎么来说好呢?”说到夜晚的时候张楚停下来思忖了一下,“我们来这样说吧,如果白天的那种文化社会性,他是给你造成了一个所谓的人类母系,但是你在月光下你感觉到你的母系语言变了,你的母系更像自然本身,变得更柔软,更奇妙,更平静,更情绪情感化,而不是思维化。”

 

有时候他想,这或许出于对儿时的某种补偿,补偿西安西郊工厂大院里白日的孤独和夜晚父母下班回来后才有的温馨。

 

朋友们发现张楚有一些无意识的动作,认真聊天的时候他的右手捂着左心脏,“很多时候他也是皱着眉头,然后觉得很愁苦”,但是放松下来,“笑的时候又特别灿烂”。 

 

张楚也开始变得温厚,开始关心周围朋友的生活。

 

“他在生活里就像一个很天然的孩子,孩子是无意识状态的,饿了就哭,困了就睡,他就是一个想到什么就会随时把思考说出来的人,不会顾及那么多。但同时他又有另一面,一个非常深刻的艺术家,内心充满了善意跟敏感,又总是不能够找到很具体的方法去解决自己跟世界的冲突的人。”王晴说。

 

经过90年代对环境和自我的质疑,到持续几十年的修正,张楚不断去找一些“能够平衡这些的东西”。大概在四十多岁的时候,他开始倾向一种回归自然的力量,整个人群不断往前奔流而去,他则面对着人群往回走,“这个时代大家需要更多自信心,因为人有自信心才能做出更符合自己价值或者更合理的选择。”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那张唱片文案的经典开头之后其实还有一段和张楚更接近的文字:他决定要找寻一种更真诚而朴素的质感,不是来自他的情绪发泄,而是来自思索与观察,也希望人们在他的音乐中能得到更实在的感受,而不是太简单的浪漫。他希望自己更像一个叙事者,和人站在一起,不愿意站在太高太远的地方。

 

2005年张楚在青岛生活一年,那是一段舒适的生活,青岛有一半是海,另一半才是人与人交往的社会。

 

2011年他开始出国旅行。他去印度尼西亚,有一天岛上因为一场事故停电,他在海边走,“大自然朝你扑面而来,所有社会灌输给你的知识体系在那一瞬间全部都不需要,所谓的文化政治体系全都是碎片的。万物有一种相互的依赖性,那种依赖性明确地呈现在你面前。我们是互相所属的。”

 

他去马来西亚,看到很多人开餐厅代代相传,“能感觉到漫长的统一性,特别让人觉得,还瞎折腾什么呢?”

 

他去埃尔岛,去斯文堡,去卑尔根。

 

有时候他在森林里跑,前面没有一个人,天又快黑了,觉得越来越放松和宽容。在那样的环境里,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魔岩三杰、孤独的人和自由等都不重要了,海、树、阳光或者大雪也不重要,没有什么必须是重要的。

 

出口再次打开了。

 



历史是历史,个人是个人
对话张楚

 

我从来没有太反抗性的思维方式

 

人物周刊: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你在对外界的讲述、音乐的创作中,想要去维护的、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

 

张楚:我想是尽量维护一点精神面貌和现实之间真实的关系,不想把一个东西放大到多大,把价值赋予到多高,然后把它放到身上作为光彩。实际上这些东西我觉得不是光彩,只是人想象的。

 

人物周刊:这是你一直以来的想法,还是近几年出现的?

 

张楚:其实我自己分析自己的作品,我对社会的关注只是某个角度,但是我更多关注的是人的意识。从早期的《造飞机的工厂》到现在的《一部分》,都是用思辨的办法,不要用一种固定的方式来判断价值。我不算是一个关注社会生态的歌手,我更多在人怎么认知事物这件事情上去做分析。

 

人物周刊:怎么分析呢?

 

张楚:我举很具体的一个例子。当你认为我要照顾我的猫,要让它生活幸福,那么你的猫的调皮捣蛋,猫的所有的缺点,都会尽量去维护,对吧?但如果我站在猫是一个自私的动物,它利用人来生存这样一个价值,我就会挑剔。而文化也有很多类似的价值,你的主动性不一定被人认可,这种主动性是指就像你认为这个猫是有缺点的,但仍然无条件照顾它,你认可这个世界是有缺陷的,你要无条件配合它。

 

人物周刊:也会有好多人知道这个世界有缺陷然后接受它。

 

张楚:对,有很多人是这样,也有的人把这种不足作为他改造这个世界的基础,这两种人的世界观是完全不同的。

 

人物周刊:你是哪一种?

 

张楚:我倾向于认可这个世界的缺陷。实际上我从来没有那种太反抗性的思维方式,我主张怎么让自己的个人智慧和自我理解得到满足。我觉得自我认知得到了满足,这个人就会幸福。在自我认知中稳定了以后,他的才智就会激发出来。

 

人物周刊:我记得你说年轻的时候还挺想成为一个摇滚巨星,有国际舞台,后来发现似乎没有可能实现。

 

张楚:有两个问题没办法实现。第一就是,近代的资本主义文化是建立在知识版权的体系上的,发达国家有知识版权,每个人还要付费,它是付费体系。我们的知识付费体系不够完善。你怎么能成为巨星呢?有市场环境,很多创造力竞争才可以比较出来,所以这道就给你咔嚓掉了。

 

第二个咔嚓掉的是,因为摇滚乐还是代表了一种认知能力,一种先进性,如果这种先进性做不到——因为你不可能告诉人新的东西,你最多能告诉人们这些普遍生活的起起伏伏。

 

 

没有自我依据,人生就完了

 

张楚:相比梵高,我更喜欢高更。

 

人物周刊:怎么讲?

 

张楚:其实高更那个世界挺难做到的,他离婚了,所以对男女之爱没有那么多幻想。高更经历了很多世俗的东西,他对世俗的理解太多了;梵高对世俗还有一种向往,在世俗中有一种更高的追求,所以我觉得高更成熟一些。

 

人物周刊:也更接近于你想要的那种状态吗?

 

张楚:更像一个人的理解方式。

 

人物周刊:2016年左右,你说之前有几年挺纠结挺痛苦的,你当时在想什么?

 

张楚:还是过去那个问题,人类共同驱动力的问题。

 

人物周刊:怎么解释这个共驱力呢?

 

张楚:一个共同的需要,大家认为这个东西在未来让我们变得更好。共驱的另一个方面是回归,回到最原始的那个东西。

 

人物周刊:在你追求平静这个力的过程中有哪些感受呢?

 

张楚:其因为你做一个音乐,音乐被赋予了力,被赋予了很多人对它的投射。而自己在上面就觉得,所有人看一个事情好像有一个共同的趋向力,但实际上大家想从这个地方看到的东西不一样。

 

人物周刊:之后的一个阶段是什么呢?

 

张楚:我会去修正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个力后来是不是变成了所谓的英雄主义或者精英主义,那么怎么才能回到一个偏正常的东西?我应该是从四十多岁以后开始去找能够平衡这些的东西。当然回归的过程中是会碰到很多挫折的,因为很多东西在中国还没有达到,比如说中产阶级还没有达到大多数人,所以(对经济、文化的)期待还是向上的。我觉得中国还没有到沉淀的时代,当人越来越多有沉淀的时候,我相信文化应该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人物周刊:你总是在思考问题,会不会不是特别关心生活的其他部分?

 

张楚:也会关心,看一些新闻,也会看看周围的人,想想很重要的人怎么想,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想平静一下,我喜欢那种回归的力,现在年纪大了,觉得那个力挺美的。这个时代我觉得大家需要更多自信心,因为人有自信心才能做出更符合自己价值或者更合理的选择。

 

人物周刊:那段时间你也说,你要去找让你快乐的事情,一定要去做,你找到了吗?

 

张楚:后来就是做了这张唱片,《一部分》,这就是我想做的事儿,不局限在单一思维的东西,虽然这种可能也无效,但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做这个事。

 

实际上按我的个性来说,我就是想保持跟现实世界一定的距离,有个人想象力,过了《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一张,我就开始认为艺术家要坚持个人想象力。只有个人想象力是一个人的需要,它不是真理,它是需要。

 

人物周刊:想象力来自哪里?

 

张楚:知识面的扩展,必须要更大量的知识面才能有更好的想象力。

 

人物周刊:你刚才说到不要局限在单一思维的东西,具体怎么讲?

 

张楚:因为我也走过这样的路,我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个时间其实你的生命依据始终是跟社会的关系,没有自我的依据了。没有自我依据,我觉得人生就完了,很无聊。当我们每个人自我依据充分的时候,就会更宽容。自我依据不好的人,对很多事物的判断,反倒容易非黑即白。

 

人物周刊:这样二元对立的思维现在还是挺普遍的。

 

张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新浪潮时代的那些电影里,作者给这个世界上的输和赢、对和错更多的选择,对吧?

 

新浪潮的电影能把两个人无疾而终的爱情给你讲得很完整,没有什么东西一定要有始有终的,对吧?无疾而终对人来说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像我一个朋友,他在四川工作,他讲他碰到一个事儿,有一个朋友去世了,周围的朋友觉得这个人这么天才,他怎么能在那一天就这么去世了,是自杀还是怎么样,给了特别多的原因,还给他的死亡做出解释和赋予一些意义,就是说一个有才华的人的死不应该是那么的偶然。他就跟我讲,一个人为什么不可以偶然死去呢?为什么连死亡都必须有一个正确性?

 

人物周刊:自我依据包含哪些内容呢?

 

张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方式吧,自我依据也产生于学习。人最大的宽容来自于彼此不同,在彼此的不同上很明确地知道自己和他人的差异性,允许别人是一个和自己不同的状态。

 

摇滚乐是超越现实的幸福

 

人物周刊:你现在住在哪里时间多一些?

 

张楚:在北京吧,要做唱片的事,另一方面我也会花更多的时间,清理我自己所喜欢的和外界所喜欢的关系。

 

人物周刊:觉得这当中有……

 

张楚:很大的差异。比如说这张唱片挂到网上,有些留言觉得特别好听,让你安静下来,觉得这个才是真实。有的留言就说,这些旋律都这么好听吗?告辞。就是说,有的人依然选择社会属性的表达。但是,我就觉得简单的没有过多修饰的快乐特别珍贵。我看到有一些英国的新音乐家开始写纯天真的创造性的东西,他们不把历史的痛苦放在自己的作品里,历史是历史,我个人是我个人,我的天真跟历史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这样的艺术家才是特立独行的。他是发自我本心,我的天真,我爱我自己的一种行为,爱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人物周刊:所以做音乐和艺术最大的动力还是满足自我的愉悦是吗?

 

张楚:我觉得基本上是这样的。你要是在台上砸琴,这些东西被标榜为在反映什么痛苦,但那一瞬间你绝对不是痛苦的,实际在那一瞬间愉快得不行。至于把摇滚乐称作什么燃烧自己,我觉得有点矫情。《滚石》杂志总结说,什么是摇滚乐,摇滚乐就是叩开天堂之门。我就是想达到一个我想企及的快乐幸福,无论这个东西被叫作和平也好,被叫作创造性或者最黑暗的抗争也好,它综合来说是想要超越现实的幸福。

 

人物周刊:现在在做的电子乐跟你原来的创作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呢?

 

张楚:它是音乐引导的,不是歌词引导的,就更自信了。我觉得文本是有宣导能力的,但是音乐没有,它也有攻击性、刺激性,但它没有宣导能力。

 

人物周刊:你怎么描述你音乐当中的美学呢?

 

张楚:美第一是舒适吧。另外一个就是被洗礼,你感觉到了自己的一种缺失,而且那种缺失唤起了你对人的最大内容的一种向往。美是调动人性纯真,你必须有一些唯美的层面,唯美的层面能够调动回到非二元化的理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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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依依  编辑:NS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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