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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灿然:写一种更具音乐感的诗


2019-10-19


来源:羊城晚报 | 李浩荣 
 

相信读者比译者聪明

李浩荣:最近您翻译约瑟夫·布罗茨基的《小于一》在内地出版,销量火红,可以谈谈那本译作吗?

黄灿然:约瑟夫·布罗茨基名气大,在内地影响也大,但过去没有充分翻译过来,所以最近《小于一》甫出版,便引起轰动,销量甚佳。《小于一》是一本评论集,十八篇文章,原版五百多页,中文版四百多页。以前零零星星地有人翻译过,这是首次全译,由一个译者负责,风格会比较统一。最初怕没有销路,只印了三四千册,一推出即断货,至今已是第六、七刷。

李浩荣:曾经听您讲过,您的翻译观跟傅雷很接近,但方法有别,可以阐述一下吗?

黄灿然:读傅雷的任何译本,像巴尔扎克系列,你会发现他的节奏缓慢,根本无法快读,要很用心,跟读一般的流行小说不同。傅雷讲究用字,不赞成太浅白的白话文,反对官腔,时或以僻字、方言入文,文字结实不虚。尽管他也用上不少成语,我不太赞成,但还过得去。我不是不讲究文字,但一般的直述句,我倾向直译,让它变得复杂。如果句子真的长得无法移植过来,那只好把它打碎重组,把最难的稍为淡化。我可以写出一句百多字的句子来,但可能连自己都读不来,只要我自己可以接受,我便直译。我相信读者比译者聪明,既然我自己读得懂,那么读者就一定能懂。你总不能把读者想象成一个白痴,那是不负责任。太难的地方,我把它简单化;浅白的地方,我尽量一字一句移植,增加一点难度,那就取得一个平衡。有的译者提倡“好的中文”,其实他们的中文一点都不好。简单的地方,他们用成语来代替,复杂的地方,他们却译得非常欧化,根本不通,风格上形成了很大的落差。

“让散文来反对散文”

李浩荣:诗集《我的灵魂》中,您的诗歌很多都是四行诗节、五行诗节等等,格式化的处理是押韵等的需要吗?

黄灿然:在写第一节的时候,诗可能会自然成段,那就一生二、二生三,经常会这样。有时候写自由诗,不单是句末押韵,也可在句中押韵,譬如第一行的结尾与第二行的句中押韵。古诗都是句末押韵,而我们现在可在句中押。押韵可以是无意识的,跟随语感,隔一两行不知不觉间押韵。另一种是有意识的,尽可能地去押韵,但也不勉强。如果我想在那押一个韵,但真的无法做到,便放弃算了,不要那么执着。为了押韵,会随时改动内容,背后的一个条件,是要改得比原来的好。可能长话短说、压缩、或删减。如果没有形式限制,原来可以删掉的内容便都保留下来,其实是在积藏糟粕。

李浩荣:您对巴赫等人的古典音乐非常热爱,那是否影响到您诗歌中的音乐性处理呢?

黄灿然:我现在也会采用“让散文来反对散文”,一般诗的形式已经无法容纳音乐了,我干脆不用诗的形式,而用上很长的、散文式的句子,那其实有着很强的音乐感。一般的诗虽然押韵,但在我眼中,还是散文,包括自己的诗,所以我想写一种更具音乐感的诗。听交响乐,有时候你很想把一种很特别的音乐拿出来,但现有诗的形式很难做到。听古典音乐的人,有两种倾向:初听者,喜欢轻快的,到了慢板,会很不耐烦;另一种听惯了慢板的,到了听轻快的乐章时,也会很不耐烦。读诗也类似,一般的读者读节奏平缓的诗歌,会较容易接受,但突然读到一首节奏很慢的,也许会觉得不耐烦。然而,当你读过大量诗歌以后,会发现节奏正常的,喜爱,但只有慢板的那首,特别钟爱。这需要靠气氛的烘托,细节的经营,主旋律才可以出来。《斜阳下》我写给多多的,诗本身包含着一种深沉雄厚的音乐在里面,很慢的,需要耐性,慢慢铺排。诗一开始,我只写自己行山见到的景物,最后才提一下多多,其余皆是点缀。我自己很喜欢这首诗,个别几位朋友也很喜欢。

最欣赏的中外诗人

李浩荣:如果要您选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您会选哪一位?

黄灿然:我会选叶慈。相比艾略特,叶慈的诗艺更高一筹。叶慈的诗歌,语言极为精炼,写得很玄,愈深挖下去,愈觉得奥妙无穷。“大诗人”中也有等级之分的,像杜甫,等级最高,韩愈、苏东坡都比不上他。叶慈作品的多样性、复杂性,皆比艾略特丰富,整体气派胜于艾略特。艾略特属于革新者,叶慈是英诗传统的集大成者。但另一方面,叶慈写的诗评,见解也许更高明,但在系统论述方面,便不如艾略特的了。这说明一个问题,诗评写得好的人,诗歌也一定写得好,毋庸置疑的。从未有二流的诗人能写出一流的诗论,三流的就更不消说了。然而,这不表示最伟大的诗人可以写出伟大的诗评。恰恰相反,他们都把理论融入进诗歌中去了,密不可分。

李浩荣:内地诗人中,您特别推崇多多?

黄灿然:上世纪八十年代,多多开始写诗,出手已然不俗。他为人孤僻,高傲,脾气暴躁,但天真如小孩,是中国少见的天才型诗人。

李浩荣:香港的诗人里,您最欣赏哪几位?

黄灿然:当我认真研读香港诗人的作品以前,我已经有系统地读过古今中外大家的作品,所以对香港诗人的作品,没有太大的惊讶。同代人的很难看出同代人的好处,所以同辈的我不会去比较,我会把眼光放在前人身上,那才能有更大的进步空间。

李浩荣:平常多看小说吗?现在还有写散文?

黄灿然:现在我都不太读小说,因为小说的语言跟诗歌比起来,实在太啰唆了,而我追求的是一种简约的语言风格。好像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以后,我也没有特别去翻读他的小说,以前读过他的《红高粱》,写得还可以,但后来读他的《酒国》,就完全读不下去了。散文我最近也不太写,因为一旦进入了写诗的状态,我就不想被其他的文体中断那种很精粹的思维。散文毕竟需要依赖逻辑的铺展,那是另一种思维模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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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NS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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