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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诗歌沙龙第3期举行


2019-08-19




  8月17日,贵阳诗歌沙龙主题研究讨会第3期举行。

  对于诗歌,城市环境与背景、城市现时与记忆是一个“大题”,也是一个“难题”。在主题与题材上相对明显的“爱情亲情”之外,乡土、乡村、乡间或者说农业、农村、农民“三农”类型写作一直是中国诗歌最主流。它在进程中也因此变得模式、同质,大同而小异,而这小小的异,有时仅仅体现于形式的微弱变化与个体的表达技术上。从观念上、意识上,与人生、时代、“幸福感”息息相关的“城市”事实上一直处于一种观念、认识与实践上和阅读接受习惯上的弱势局面。

  赵卫峰认为,这个原因,约定俗成的观点是数千年来的农业文化环境所致。这个结论当然也没错。但其实城乡在诗歌中早期并无“差别”,唐诗宋词元曲里实际上早已涉及城市环境、市井貌状、市民生活。百年新诗的前期以及近百年前的中国重要诗人、源头性诗人也不过多涉及并有开创,至少,他们并不着重于或推崇乡土题材。

  对“乡土”的推崇可以理解,也无厚非,城乡也并非相互“敌意”和对立。以“乡”为重心,也不只是“诗歌”一家的变化。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集体转向。重要或被认为重要的文学、影视作品常以“乡”为主。诗歌对广义的“乡”的主题及题材的重视与推崇,慢慢地使这一类型的写作,始终具有正当、应该、可以和有伦理的高度与道德合法性。这也是问题所在。城市成了一种尴尬的存在。结果也是。它本来始终贴近时代并居于前沿,却无奈地成为了一种远景。就贵州区域而言,乡土是贵州文学最鲜明的特色,四十年前后两支创作队伍各自取得成绩,这本身表明“乡土”写作本身的可持续性,但一方面也要清醒看到,传统的承接是必须的,但只承接传统又是不够。对于贵州及中国诗歌,就“主题”“题材”来说,较好的状态应是“城乡同步同辉”。

  阳正午认为,诗歌对城市的关涉,体现诗人与现时环境的心理“困境”。相对“乡土”或“三农”,城市诗歌的合法性建立,仍然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也是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他指出,社会不断在进步,城市不断在发展,与此相关的诗歌写作也需要不断“转型”。这就需要不断更新城市意识,提炼城市经验,既尊重当下,又要更深地朝向“看不见的城市”深掘。
  虽然今天物质与精神生活“享受性”已成为共识了,比如旅游文化,城市公共服务,日益受到重视。但在诗歌文化里,在中国语境中,厚重的农业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诗歌方向仍然起着严重影响和牵控作用,“乡土中国”的绵长记忆,使诗歌的创新疆界长期无大变,城市背景难免受到一定程度的遮蔽,也延缓了诗歌写作的前倾改革的可能。这个认识过程目前看仍然是曲折多碍的。于此,蔡睁眠发言中也认为,城市诗歌是个宽泛的概念,也不是固定的,需要持续的再定义,同时,与城市有关的写作,也因此始终充满难度,相对行政、工商、消费、娱乐、传播、信息等方面的观念更新,文学及诗歌的观念要变化似乎更难,因为它一旦形成就很顽固并自以为是,且本身也缺少合适的外力。需要持续的努力。

  显然的是,如果欠缺“贵阳关怀”或欠缺遵义关怀安顺关怀,也就是说欠缺一种家乡牵挂、本地感觉、环境意识,如果对与贴身之地没有“家园感”与主人翁式的介入感,如何对身心外的具体环境存在和体现真正的善意、爱、亲情与尊重呢?

  但具体的体验却又是复杂的。洺雁谈到,城市环境的井然,公共规则的漠然,使其文体体现更多“制度文化”意味,这对个体的精神压力又是显然的,由此作为“心情”表达的诗歌写作自然会有所规避,确乎如此,城市诗歌可能更自由、自在,当然也更自我、自闭一些。更偏向于个体的“情感诉求”,而这个人化的诉求,是可以绕过“森严”的城市具象特征,去自寻诗意的“远方”的。

  何为远方?事实上很大程度上,远方也约等于“乡”,既指理想的精神之居,又可指具体的乡野山水?阳正午于此也谈到一种认识的根深蒂固:当下人们意识时的远方,原来也还是属于农业文化记忆或印象?

  这种“尴尬”,也正如曾在武汉学习生活过的郑文丰所言,诗心本该不安,时常也就有能动性,徘徊在精神与物质途中,“在城思乡”,“在乡思城”。他说,中国只有两个城市常可冠以“大”,大上海和大武汉,作为江湖型码头式的武汉城市文化,相对单纯的移民城市的贵阳,更多丰富,而后者则更多包容性。

  这种“尴尬”,在年轻一代看来,却又不那么明显。与网络时代伴生的90后诗人曾入龙、张夜就感觉到,他们的写作与生活少有甚或没有“城乡”意识。他们的写作也代表发当下诸多90后诗人的倾向,直面和忠于自己自身,强调和着意于自在自我。

  关于城市诗歌的意义及对其的重视,赵卫峰认为,关注它是因它作为诗歌层面的自古的特殊的人文景观,被重视度不够。他指出,中国的重要诗人是与城市有关的诗人。城市更能滋生诗意。城市还是一种实质的尺度,大量的乡土题材诗歌写作的成绩或有效性,仍然是城市视角并以此为判断基础的。即便是今天的游山玩水、农家乐、民俗、民宿……等现象,仍然寄生于城市这个底盘。他认为,上世纪40年代末以来的转向之外,“海子”现象的意外出现对中国城市进程无意间起到了突然的阻碍与“破坏”作用。

  潘利文则认为,城市诗歌的意义在于它更具“当代性”。同时他认为,海子诗歌虽然村庄、麦地密集,但并不意味着海子诗歌没有前瞻与先锋性,海子对当代诗歌的贡献是巨大的。
  喻子涵在发言中指出,诗歌沙龙形式,本身也就具有城市诗歌意味,这个话题,对乡土抒情、意识形态抒情占比很大的贵州当诗歌,很有意义,也表明了诗人们对“当下”的重视、对“在场”的积极介入。

  小说家曹永联系自身创作谈到,文无定法,不是所有的作家,都需要构建固定的文学地域。于文学创作者而言,写一个村庄,跟写一座城市没有多大的差别,无非是选择合适的立足点,探索一个共同体。文学的真核如同一轮明亮的圆月,永远悬挂在高远的顶端。无论城市题材,还是乡土题材,于写作者而言,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条条大道通罗马,把文学这口大钟敲响,无关作家站立的坐标,而在于自身的各种缺陷,或者说短板。

  诗歌本身也是精神矛盾的体现、产物及结果。如何重新认识环境,如何看待(广义的)城市诗歌,赵卫峰认为这至少是真实的写作与虚伪的写作、安全的写作的自我判断。他引郭宏安译波德莱尔作品的后记说,这个问题不只是中国,百余年前的外国正是这样:“一直到十九世纪(相当于鸦片战争时期),诗人及其读者都生活在城市里,但是某种建立在一种深刻的规律上的默契却将城市生活排斥在诗歌之外”,为什么我们通常宁愿依赖(阅读)记忆而不愿意面对和拥抱现时呢?

  “在一般情况下所有中国人都被归属于某一个被认为是田园牧歌式的自然村庄”,“‘城市’从来就不是‘故乡’,对于其大多数居民来说,只不过是典型的远离家乡的一个地方而已。”(韦伯)那么,多年来,创作者们实际地享受着居于现代物质文明成果或与这种环境息息相关的同时,仍层出不穷地歌唱村庄、田野与农牧事象这些对于他们并不或不全部真实的部分。这似乎表明,写作者们通常会身在城中不知城?!也不能真正地正视自己。
  
  这,也是这次贵阳诗歌沙龙的潜有诉求:主题与标题意味着观念的选择,对城市的态度也体现了诗歌的态度。

  在总结里,赵卫峰说,城,是巴别塔,是生命背景,是生存和生活环境,对于文学艺术及诗歌而言是偶然而必然的意境。作家王安忆曾说,文学可以提高城市的格调,诗歌也可以,至少可以表现和纪录城市的境界、情调和味道。较之农业背景,城市诗歌过程因更个人化、自由化和戏剧性而更复杂、动感和变化多端,在促进对人性的探究的同时也更有思与诗同步创新的可能性。

  “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曼德尔施塔姆《列宁格勒》)……当诗人重视城市,就同时意味着他在发现城市的真实、自我的真实。一个城市就如同一首诗。如果认真实践,也就相当于从地理的宽泛的乡土,到文化的具体的地方,到自我的真实的存在的反映。

  本次活动由赵卫峰主持。颜同林、喻子涵、蔡睁眠、阳正午、潘利文、童绥福、洺雁、杨丽萍、任可迪、唐序川、阿诺阿布、西楚、曾入龙、芒草、宋素珍、贺泽岚、张东、张夜、曹永、郑文丰、赵毫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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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果林 / NS  来源:诗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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