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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夜传奇二十年:一个属于中国诗人的左岸


2019-02-20



近年来,成都已经位列文艺青年必打卡城市之一。即使不再把“诗和远方”挂在嘴边,但我们仍然固执地想要用脚印丈量地图。

走在熙熙攘攘的宽窄巷子,如今,它已经被酒吧和餐饮挤满。但是你注意到了吗?在宽窄巷子之间,有一家名为“白夜”的酒吧。

这可不是消费时代的产物,它的故事说来话长。北岛、顾城都曾在白夜酒吧畅聊诗意人生,它被称为中国的左岸。这里有诗有酒有电影,还有坚守了二十年的翟永明。

如今,人们习惯于白日在咖啡吧里闲坐看书,夜晚去酒吧邂逅浪漫。

然而,这一切在80年代都是不可想象的。

那是一段经历过太多震荡的岁月,刚一开放,年轻人们都迫切地涌向新事物。

80年代是一个革旧迎新的时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起。

人们从保守封闭的环境跳出来,急需学习新鲜事物,急需表达自己。而文艺浪漫的诗人们也迫切渴望交流,但那时候没有多余的公共空间。

画家何多苓称80年代是中国诗人的黄金年代。以舒婷、顾城、北岛、江河等为先驱者的一群青年诗人,衍生出了朦胧诗派。

大家需要聚集,需要讨论。可是,这样一个能供大家自由交流的公共空间,如何去寻找呢?

80年代文艺女青年

诗人翟永明是“白夜传奇”的缔造者。

80年代,翟永明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今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在一所物理研究所上班,单位为她分配了一个两人居住的小房间。周遭的环境很封闭保守,大家的工作生活都在一个小圈子里。

翟永明爱好写作,喜欢结交朋友。当室友嫁人后,那间18平的小房子成了她的独立空间。她邀请朋友们过来聚会聊天,熟人、陌生人共同挤在床和沙发上。

后来锁坏了,翟永明索性就让朋友们自己开门进来。每次下班回家,房间里早已坐满了人。

1986年,因为受不了工科单位压抑的环境,翟永明辞职了。1996年,她在英国的旅行途中经过一家咖啡馆,里面还有书店,这样的设计把她打动了。回国后她也想做类似的空间,一个志同道合者可以聚集起来有说有笑的天地。

1998年,她在玉林西路选址开办白夜酒吧,建筑师刘家琨为之设计。

隔着一面透明的玻璃墙,酒吧内的陈设一览无余。白夜集咖啡吧、书吧、酒吧于一体,经常举办诗歌朗诵活动。这在当时的中国极为罕见,也正是翟永明想要的感觉。

她说,“白夜和写作,纵贯了我生活中二十年的时间,也纵贯了我生活的这个城市二十年的变迁。”

二十年,一个婴孩足够从嗷嗷待哺到踏入社会,一个城市足够完成历史性跨越。而二十年的白夜酒吧,接待了数不清的岁月过客。老友旧事,都在弹指间发生剧变。

“白夜”已不只属于翟永明自己,还属于整个当代诗歌、文化、艺术界。

文艺青年聚集地

翟永明对电影很感兴趣,白夜除了举办诗歌朗诵会,还特别设定影音周来播放当时的独立电影。

1999年,翟永明邀请初出茅庐的贾樟柯到白夜聊《小武》的创作历程。画家何多苓评价,她的情怀是聚集一些文化人,搞一些文化活动。

时间的车轮继续前进,白夜来到2007年。由于老白夜场地太小,不适合搞活动,翟永明在宽窄箱子成立了新白夜。由于周边入驻了很多商业酒吧,白夜的生意一度十分惨淡。翟永明必须一边靠写专栏、写电视剧来养活自己,一边继续把白夜支撑下去。

有时候白夜的合伙人戴红劝翟永明把酒吧卖掉算了,可是翟永明坚决拒绝。这是她挥洒青春的地方,多少白天和黑夜都在这里度过。

如今的白夜已成为成都的文化地标。现在的文艺青年们去成都小酒馆,多半少不了去白夜逛逛,并在门口问:

“请问翟永明在吗?”

白夜是翟永明的孩子。她对它倾注所有,在它低落的时候支持它,在它辉煌的时候以它为荣耀。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现在的白夜有了网站和公众号。而新一代管理者加入,继续为白夜注入新鲜血液。

2018年12月,导演程强强带着他的纪录片《白夜往事》来参加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他以1998年为切入口,纵览白夜酒吧20年的兴衰沉浮,全面讲述了白夜的生存、发展、低迷与重生。
 

2018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邀请到《白夜往事》导演程强强进行专访。

(经访谈记录整理,G表示GZDOC,C表示程强强)

G:您跟翟永明老师会有年龄上的代沟吗?

C:翟姐还是特别好沟通的。她很早之前就开始接触艺术,我有看到她年轻时候做的一些行为艺术、一些展览。我觉得在2000年左右,她已经很先锋了。她和艺术圈走得很近。

35岁的年龄差距没有什么关系。她能听懂你在说什么,而且她也能给你反馈意见。因为她的见识要比我们多,包括她关于历史、写作的看法。有时候我和她相处起来,会有点心虚,因为她经验很多。

有时候我在想这个问题,其实我感觉和她们相比起来,好多年轻人还挺土。因为她们很早以前都很先锋的,一直在做与艺术相关诗歌相关的事情。我们交流完全没有任何障碍。

我去她那儿找素材,然后她就来催我赶赶进度。在这种过程中,我们俩越来越了解对方,互相知道对方的想法,基本所有问题都可以达成一致。她会很尊重我,也会表达她自己。她其实心态很年轻,虽然年纪已经摆在那里,但是心态还是跟普通的年轻人一样。因为20年前,她就已经和一些年轻的艺术家有过一些交流。她在和年轻人怎么沟通,相处,合作这些方面很有经验,没有任何障碍。

G:您以前的经历对您现在做一个纪录片导演有什么影响吗?

C:我觉得以前的经历给我提供了更多的见识。因为你以前相处的有各种各样的人,你未来要面对的工作,要面对的事情也是各种各样的,感觉和读书一样。

见识更多之后,我们就观察更多,考虑更多。以前的经历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怎么和人相处,因为拍纪录片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相处。这个是周浩导演以前在上课的时候讲过的,这一点很重要。


《白夜往事》纪录片

G:你碰见过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吗?

C:我自己碰到的或者说很奇怪的,就是很多诗人艺术家喝多了之后群魔乱舞。在整个场子里开始各种嗨,他们展现了特别不严肃的一面。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个朋友聚会的地方,过来放松一下。我其实也拍到了这一部分素材,但我后来还是没有用。

G:在创作这部纪录片的时候,你有遇到过什么崩溃的地方?

C:我觉得最崩溃的是素材还是有点少。因为我之前想的是,完全不要任何采访。我之前想的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去一直跟拍她。然后可能她正好在干什么的时候会聊一些内容,这样可能更自然一点。

后来考虑到这个素材量不够,用这种时间成本这么高的方式来做的话,可能最后会在规定时间内,这个片子出不来。所以最崩溃的就是素材不够。还有一个就是电脑后来坏了,电脑比我先崩溃。

G: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慢慢加入到纪录片创作这个行业,你怎么评价?

C:因为都是一茬一茬的嘛,这个可能跟写诗或者做其他创作一样,你这茬人可能有话语权之后,你下一茬人又起来了,就是这样一波一波的。并且现在已经很方便了。

我看好多人还在做Vlog,它其实也算纪录片的一种吧。一茬一茬年轻人,总要有人在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挺好的。但我在想,有时候太方便,可能创作也会变得不那么严肃了。但是有这么多人在做,我觉得挺好的。

G:您觉得现在中国大陆这个纪录片产业的行业现状是怎么样?

C:没有来广州之前,我觉得就是两种局面了,一种是电视台纪录片,一种是独立纪录片。中国的大部分独立纪录片是从赵亮、杜海滨他们开始,作品中的人物很边缘,题材也很边缘。有人苦大仇深,就是看到那些人的生活状态,你觉得中国可能就是这样的,但是国外的人他们喜欢这种,就是我之前理解的独立纪录片,可能好多都是这样。

其实不一定都是两极,肯定还有中间地带可以去接触,可以去拍。现在大家好像探索到的就是美食。因为美食这种纪录片你不会出错,我觉得除了看起来很苦的那种,和很正的那种,中间还有另外一个地带。后来我发现现在已经有很多年轻导演也在做,比如《四个春天》,它就是讲一家人的故事。

比如说周浩导演,后来他的很多作品也在讲成长、讲变化。其实纪录片不一定就是很惨,也不一定就是很红。中间还有很多地带可以探索。

G:在您创作纪录片的时候,你有会受哪一位导演的启发或影响吗?

C:会,因为周浩对我有影响,而且对我影响还挺大的。还有就是吴文光,我们是永不关机,如果要做那种电影类型的纪录片,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有时候我们拍着拍着错过了很好的一个东西,可能再也不会再来一遍,也不可能去扮演那个东西。

还有贾樟柯,贾樟柯之前的《狗的状况》《公共场所》,还有《东》。他之前是做过不少纪录片的,他的纪录片对我影响也挺大的。还有徐童。除了自然类的或者BBC类的,我看的最多的就是国内非机构制作的纪录片,所以他们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G:您能分享一下这次参与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的感受吗?

C:年轻人挺土的,我也是其中之一。因为很多大师的剪辑,结构,一些拍摄的想法,在1920年的时候已经做的很好了。但是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在拍摄的时候,他还在想这个应该怎么拍。我觉得没有特别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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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NS  来源: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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