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文竹 ◎ 谁是大诗人? | 诗观点文库 | 诗生活网

 

 
谁是大诗人? (阅403次)

方文竹

 
01
 
“大诗人”与“伟大诗人”似乎有所不同?前者属纯诗学意义上的诗人,后者似带有道德或意识形态评价意味的诗人。本文取前者之义。
 
何谓“大诗人”?因视角不同而备受争议。一般来说,大诗人是指经过时间的滤过、淘汰、沉淀,遗留下来并受到同代特别是后代仿效、追捧、享受文学史位置且成为学者研究对象的经典诗人。而在当今诗坛,某些诗人的红火强势是因为其时效性审美时髦、功名投机性、商业运作、圈子优势等机缘且备受争议、缺乏时间沉淀或有待论证,不包含在本文论题之内。

02

大评论家陈仲义总结了一些关于“大诗人”的议论:“叶芝和艾略特之后英国最重要诗人奥登,在《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序言中提出大诗人五条件(至少满足三个半)。1.必须写得多。2.必须展示题材和处理的广泛性。3.必须展示视野和风格的明白无误的独创性。4.必须是诗歌技巧大师。5.成熟的整个过程必须持续至他逝世。余光中将此段话压缩为十个字:多产、广度、深度、技巧和蜕变。且转换为:普遍性、深邃性、博大性、持久性、独创性、超越性。余光中给出的条件可谓十分全面,容易取得共识。大陆这边,民间批评家邱景华提出三条:一、表现时代和民族的广度和深度;二、诗艺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合;三、影响的广泛性和永久性,与余氏比较接近。”从其提出的这些条件依然可以看出主休建构的高度要求。而他自己认为:“从大诗人的要求、条件出发,人们自然饶有兴味展开“分级”考量,笔者试将本行当的从业者分为五级,并给予自定义:大诗人(大家、大师):开一代诗风或作为一代、几代集大成者。”(陈仲义《现代诗人新论:主体性的正面形塑》,载《当代文坛》2020年第6期)可见,陈仲义仅从诗歌史意义上论述大诗人,其实,同类的关于“大诗人”的高论还有很多很多,还有文章将新诗史以来所有著名诗人按照大诗人的标准一一点评,等等,都没有错,大诗人几乎将诗歌写作的一切优点和天才之处都占据了,纵使说大诗人有一万种优胜之处也未尝不可。也就是说,像这样从结论到结论式的出发论述大诗人,尤其论述大诗人与大诗人的相互影响问题等,其观点本人完全赞同。其中,相当一部分高论认为,大诗人最终拚的是人格建构。我更赞同。 

除此,我还认为,常见对于大诗人标准的论述普遍存在一种“高大上全”,其实要讲究一下“深刻的片面”即仅在某一方面达到极致状态也可以成为大诗人。这在中外诗歌史上并不鲜见。
而本文的论述则从结论往前追溯式论述大诗人本身的产生机制。我认为,这样的论述其难度相对较小一些。因为上面提到的大诗人的那些因素本身除了争论还是争论,其实是难有定论。换句话说,谁是大诗人?只能试图回答可能性问题,而不能回答确定性问题。因此,本文不打算解决有关“大诗人”的所有问题(其实提出这样大而无当的问题也是不切实际的),而只是提出一个视角或思路。  

03
 
首先必须跳出诗歌本身。
有意思的是,我会有点偏激地认为,要想成为大诗人首先必须经历一番“功夫在诗外”的过程。甚至在“功夫在诗外”之先,有一种成为大诗人的土壤。我甚至更偏激地认定:知人论诗。知人即社会学之义,即一个诗人的出身、年龄、教养、经历、性格、气质甚至交往等,时代背景和个人地理学环境。
 
或许一提到“社会学”会勾起人们的恶评或“非诗”之类。其实,本文的社会学有着特别重要的立论根据。
与社会学批评相对立的是“新批评”,在上世纪诗歌批评界曾经大为光火。“新批评”及其“文本细读”等不能说不重要,但是,它再怎么重要,也只是居第二位或次之,是其它更重要的衍生派生之产物,它无法真正揭示一位大诗人的产生机制。或说,新批评的意义在于作品形成之后的发力或说对于一位大诗人的确认,其价值仅在于此而已。甚至可以说,新批评是社会学批评的某种变相佐证。我的意思是,大诗人产生于诗人自身,作品只是他的副产品。
 
米沃什提出“教育水准,知识结构,历史意识,心智进化,生活宽度,语言的掌握和表达能力”。莎士比亚“将修辞学、心理学和宇宙哲学融会贯通,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美】哈罗德·布罗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江苏教育2006年2月)无论天分高低,都必须通过吸收全人类文明成果——阅读来充实、蜕变自己。我曾有一句有关读书的“格言”:一个人的聪明比不上全人类的聪明。试想一想,哪一位大诗人不是饱学之士? 我的意思不是以“学”以“知识”为诗,而是一个大诗人的主体建构——需要“学”和“知识”的助推,当然,“学”和“知识”只是充当有待消化的原材料而已,而这个无比丰富而奇特的主体建构比“学”和“知识”要内在和高超得多。转换一个话题,是不是“读书破万卷”与“下笔如有神”有着必然的关系?或说,学养决定其写作水平?也不是。两者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其实“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有着某种意义上的同一性:天地乃无字书)。诗人与学者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只有割不断的联系,没有事实上的同一性。学术规范,创作规律,学者与诗人必须遵循不同的探求行进之途。学问只是为诗人提供了创造资源和主体表现能力,否则,学问成为诗人艺术表现障碍的先在结构时就成为有害之物了。“学者化”仅指诗人的知识修养即成为大诗人的前提条件。很难想象,一个像学者一样的诗人,或说仅以知识作为工具的诗人能够写出好作品更别说成为大诗人了。因此,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他应专注于知识的思考,而非主要专注于知识的记忆或记忆的知识。这也即人们常说的“大诗人同时也是大思想家”。同理,在创作领域我们反对学院派,不是反对学院派本身,而是反对学院派的创作方式。说到这里,必须澄清“口语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之争。“知识分子写作”自不必说,“口语写作”就不要“知识”了吗?非也!“知识”同样是优秀口语写作的必经之途,只不过由于其语言形态看起来消解了“知识”,其实“知识”已经隐蔽起来或得到了不知不觉的转化。  
 
先看中国第一位诗人吧。
屈原的修养众所周知,仅从无争议的属于他身为原作者的《楚辞》部分来看,他对于历史、天文、地理、动植物、地方志及风俗、神话传说、政治社会甚至建筑、服饰、饮食等的熟悉程度让人吃惊。但是,仅以“杂家”来概括不足以体现其特征,必须有一条红线将其贯穿之,这就是其“思想”。“屈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和荀况同时,在当时思想界的地位,也相当于荀况。”(聂石樵《屈原论稿》P62,中华书局2010年5月)歌德、海涅、艾略特等的博学与思力无不独步千古。韩愈、柳宗元皆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思想最高峰。当代的海子梦想写出一部以宇宙和太阳为背景包含所有的大诗,其实海子正是以此目标实行自己的海量疯狂阅读。
 
或许,人们会认为,18世纪后期苏格兰的罗伯特·彭斯是一个反例。彭斯是一位写民歌体的农民诗人,且生活在破产的农村,大致让人想起教育缺乏和诗歌写作的基本条件等。殊不知,彭斯竟学习英法文,博览群书,广涉百科和各国文学,并精研本国民间文学,尤其热衷于教派政治、建立自己的思想立场。可见其成为大诗人的第一条件已经具备。
 
不仅如此——
经常收到或看到一些优秀诗人的理论专著或读书笔记类,本来很欣喜,以为其修养到家了。可是只要一看目录,大都失望:其大著的内容百分之九十以上除了诗还是诗。诗人们的个人公众号也是同样情况,大多以诗为专门内容。须知,大诗人必须以人类全部文明成果为阅读对象,在具体写作上也绝非一种文体走到黑。还有一种现象:大诗人喜好边缘文体写作。由此,我经常跟朋友交流,认为只有诗人们的散文随笔最有滋味。对于大诗人来说,仅专注或拥有诗歌本身的营养是远远不够的。
 
不止一次地听一位虽无名却修养极高的朋友对我说:某某虽然目前当红,但其不可能成为大气候,我从他的藏书看得出来。此话虽有点偏颇,却也道出了某些道理。注意:这里的藏书指书的种类、档次等。如仅有诗集类藏书难以成为大气候,虽说能够使用、取悦于一时,绝对不能长久之。大诗人必须吸收人类全部文明成果,拥有一个独特而庞大的“胃”和难以理解的惊人“胃口”。诗人黄礼孩简直来了一个总结:“谁在阅读中获取开启思想的钥匙,谁就拥有一个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世界。”(《午夜的孩子》P20,中国戏剧2009) 
 
04
 
如此说来,是不是通过读书竞赛产生大诗人呢?我不是这个意思。丰富非凡的阅读和知识储备只是大诗人产生的前提条件、必要条件,而不是绝对条件。比如,通过读书做学问,你也可以成为出众的教授、学问家或其它类文体大家。

与此相佐证的,博尔赫斯说得饶有理趣:诗人们创造了自己的前驱。此语与陈仲义的看法不谋而合。“大诗人(大家、大师):开一代诗风或作为一代、几代集大成者。”我想,这里的“诗人们”仅指“大诗人”,因为只有大诗人才有这样的神奇腕力。其实,这比前驱创造后锋更难,更富有意味,要求更高:“才”,“胆”,“识”,“力”(清人叶燮《原诗》中提出的四要素)。在这个意义上,接受美学乃创造美学。大诗人往往融会传统,在传统中因现代因素的加入而照亮传统、激活传统,并形成自己的诗学写作谱系和伟大的偏见和偏爱。对望,对话,对称,对等。如李白之于屈原,席勒之于歌德,艾略特之于但丁、邓恩,穆旦之于奥登,多多之于博纳富瓦,欧阳江河之于米沃什,海子之于荷尔德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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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这个问题或与这个问题类似的是:以“灵感论”支撑,杰作能否凭空产生?意思是仅凭天才或偶成而无需后天修养?我认为不可能。灵感类偶然因素只能提供写作素材,而无法形成伟大作品的决定性因素。可以将灵感划入天才之列,可是天分、天才只是一个无法单独证明的流行概念。再说,灵感说反而证明了广义知识学的重要性:触发灵感的引线多多。没有触发灵感的引线而灵感则无由产生。“灵感”或许超越诗人自身而偶出优秀之作,以至有人看到自己生产后的作品发出惊叹:“这是我写的吗?”但是,再惊奇的灵感仍然超越不了作者本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仍然超越不了一位作者的一般情况。按照一个传统浅显的哲学观点: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中。是的,三流诗人再怎么灵感也不会突然间凭空冒出来一流诗作。换句话说,大诗人有平庸之作,平庸的诗人没有伟大之作。这里让我想到相关的一个问题:大诗人必有一二代表作挺立时代并流传后代,且襟带若干次代表作。否则,大诗人也难于立足。

“灵感论”之“灵”显示了写作者的生命气息和精神气息,是成就一位诗人的根本,与书本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立的,当然只有大诗人才能将两者融和起来且相互促进。大诗人必须从知识体系中脱身而出。“跳”、“化”、“融” 是其必经之途,否则,若以思想胜,大诗人比不过苏格拉底、孔子等;以情感论,比不过哭倒长城的孟姜女。而欧阳江河则从另一个角度道出个中真谛:“一个伟大诗人还要深入到自己写作背后的那个‘坚硬的内核’中去,但这又不是诗歌本身就能完成的,不是靠写诗就能写出来的。”这句话中我感兴趣的是“不是诗歌本身就能完成的”。而“坚硬的内核”又是什么呢?“一个大诗人就是在百万个钻石中总结我们的人。”“钻石”正是“坚硬的内核”,它是物质又是精神,是诗人文化——心理结构的长期积淀产物,并再次强调:“光靠写是绝对写不出来的。”“钻石”“坚硬的内核”是如何形成的呢?当然有先天后天两个因素。后天靠培养,阅读无疑是其中最关键的,多读书、苦读书、会读书几乎是所有大诗人的共性(已前述,此略)。而纵使具有先天的高超与丰厚,也需要后天的唤醒与充实。总之,大诗人必须实行后天与先天严丝合缝,相互融和。人生往往是不完美的,所以大诗人少之又少,甚至了无一人。
 
06
 
可见,大诗人是一种综合兼容的产物。大诗人不仅仅是诗的,因为其杰出的诗歌创造不是孤立的。如有一种诗之外的旁观、融和与互证似乎具有不可缺乏的视角。

数学家、诗人蔡天新有一个观点:看一位诗人的程度如何,可先看其评论、随笔等相邻诗外文体的写作水平,意即相邻诗外文体的写作水平与其诗歌写作水平会是大体持平。这让我想起前些年我在街头地摊上无意淘到两本当代诗人随笔选集上下册,回家一看觉得是当代最好的散文类作品,其质量明显超过一般专业散文家。与此相应,诗人、批评家、翻译家马永波认为,大诗人同时也是大批评家。我认为,只有成为批评家才会从无意识写作转向自觉写作,而自觉写作正是成为大诗人的前提条件之一。

其实,蔡天新、马永波二位并非凭空而论,而是有着大量实例和诗歌史的支撑。诗人写作的各文体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互文性:修养,高度,视野,联类,等。文坛上倒有不少有趣现象:优秀小说家有一段抹不去的写诗时光。甚至写诗失败之后才写起小说来。

对于大诗人的实力要求方面让人想起某诗刊曾开辟过大型专栏《谁是中国当代诗歌大师》,其将“大师”(大诗人?)的具体指标划分为:短诗,长诗,持续的创造力,理论,翻译,等。显然,短诗不必说,长诗体现大诗人驾驭诗文本的能力,关键在理论和翻译似乎与能否成为大诗人关系不大,但我认为无关而有关,编者对此的考量很有眼光,深谙此道。
 
如果将大诗人比作飘荡于浪尖高度上的一只船,那么,必须需要周围的水涨才会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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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说,大诗人是一种综合兼容的产物。同时要将大诗人及其大作放在整个文学格局中考察。
  
列夫·托尔斯泰指出,想要创造出杰出的作品必须达到三样必需条件:一是他必须站在那个时代最高的世界观水平上,二是那必须深刻体验过某种感情并能够将它表达出来,三是他必须在某种艺术领域具有非凡的才能。此论虽言简但全面周到,颇适合本文题旨和诗歌文体。

大诗人超出平常人许多许多,故有“天才”之称,不排除现实生活的另类甚至低能儿,似有不食人烟火之气质,因为他有着与众不同的个体文化——心理建构,不得不外溢出来,他的思想和风骨非常人所囿而高挺。诗品人品合一:传统之论多多。这一切,我信!否则人家读你的作品干咋?大诗人宽大的襟怀、高超的观念、特殊的禀赋和才能注定了其超越性——超越时代,同行,诗歌史序列等,难免造成神秘、难解,因而引起一代又一代的解读和索隐。为什么“难解”?在诗歌专家看来主要是词语、意象等技术方面的问题,当然这方面也有问题,但是更关键的是一代人达不到大诗人的那个高度,是内在结构问题。经常有人发出此类慨叹:“过去多少年,我才理解了……”可以说,大诗人占尽了丰富性和复杂性。大诗人并非通体透亮,但是会从骨子里透露出一种气息。那是常人望尘莫及的一种高贵罕见的精神元素且襟带诗体运作之高超、常人望尘莫及的独门功夫,甚至人神掺半,真假难辨,混迹人众。难怪克罗齐感叹:“要欣赏但丁,必须把我们自己提升到但丁的高度。”经常看到人们指责大诗人的某作品这些问题那些问题,但是终究下去,这些作品其内里仍然呈现“大诗人”的痕迹。大诗人是时代的先锋,遭遇埋没或在某时段难觅知音是其宿命。相反,某些因环境因素甚至偶然性撞上或沾染上流行色的当红诗人尽管被追捧取悦于一时,但是细读其作品仍可现出气力不支,内功匮乏,独缺大诗人的特质内涵。
  
08
 
追溯到最后,结论是:真正的大诗人只有一位,那就是上帝。因此,再大的诗人比起拥有全知全觉、无边至上创造力的上帝来也只能算作小诗人,或说,大诗人只能是无限地接近于“大”。人间的大诗人只是相对的大,且是一个时代的造化和个人的修为。雪莱说过:所有时代的诗人都在为一首不断发展着的“伟大诗篇”而做出贡献。因此,大诗人都是走在通往上帝的路上。“不可能的可能”“未完成”是所有大诗人的共同道路。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大诗人具有先知气质,接近神性或本身即神的代言人。显然,众多因素造就了大诗人:先天基质与后天修为,富矿一样开采不尽的思想和艺术宝库,领先的趣味和视野,偶然性触媒,等,而这一切都必需在某个具体的时空熔炉里熔铸以至于达到炉火纯青地步。无可争议的“凤毛麟角”。

这也就是说,大诗人活在他的时代里。

我们这个时代会产生大诗人吗?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且见仁见智,一直发生过争论。身处时代其中的视角以及具体性,大诗人是否产生的问题难免无从把握。如果将这个问题换一个角度就是:“大诗人的产生与时代有关吗?”(这里的“时代”有着特定性)首先必须承认,几乎所有的大诗人都与其时代相关。这一点已被无数的论说所淹没,且几成定论。但是,“时代”对于诗人来说,是一个“题材”或“引线”,诗歌这座大熔炉里的“材料”或“触媒”。甚至可以说,相对于大诗人的主体内在建构来说,“时代”只是派生的次生的因素或第二原因。时代往往由多元素构成,如诗人对时代有极高的感受力和理性表达力面而形式建构的火候欠缺,他可以成为思想家、时事评论家但无法成为大诗人甚至普通诗人。倘若他具有参与时代的深度和广度而无法将自身感受到的一切转化为诗歌语言,他只是一个时代的合格建设者而无法成为一位合格的诗人更别说是大诗人了。对于大诗人的修为来说,相比于艺术手段,“时代”只能算作一个较低的层次而已。只是,只要人们一说起“时代”就有了一种道德优越的意味,其合法性似乎无可争议。但是,任何时代都有可能产生大诗人。上帝来自外部,更来自心中。盛世、乱世产生大诗人,即具有历史感的大诗人,庸世同样会产生大诗人,内心的宇宙永远是无穷的。对于大诗人来说,点石成金与点金成金又有什么不同呢?
 
对此映照的一个关键事实:新诗体的独立性。可以说明诗歌与时代及诗歌自身的关系问题。文末将略论。
 
09
 
现在根据上面的论述依据,具体且个体地分析一下新诗史上有无大诗人。

从新诗产生起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凭心而论,那个时代的诗人学贯中心,素养深厚,才情横溢,有可望涌现大诗人的。但稍加揣摩,觉得仍欠火候。第一位诗人胡适作品明显稚嫩,特别是后来难以为继。穆旦、卞之琳、艾青、戴望舒、徐志摩等皆有代表力作,但是,要么创作期不长,要么无力应付中晚期写作,要么将大好才华浪费于跟风,有的甚至还带有青春气,缺乏复杂经验的转换,等。

文学荒芜之后的朦胧诗一拨人虽然在诗艺上扭转了一个时代,但在学养上明显不够,且写作内容带有抹不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学痕迹,难以进入真正的诗歌本身。

第三代诗人在学养上接续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诗人,但是学术专门化和学院体制多少限制了其诗歌灵性的自由翔舞。与朦胧诗那一代一样,大多存在着中国文坛名家们早盛晚衰的共性。谁是最终的大诗人现在还不好说,可供考察的名单可以列出一长串。

70后以后年轻诗人由于时间段仍在观望中,他们一方面要与前辈的阴影相磨合,另一方面也有自身的优势和短板。总体上与第三代诗人尚存差距。

越到后来的时代对于新诗的认知越来越深入、明确,特别是后来的写作越来越成熟,成为大诗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开创者具有诗歌史意义。 
 
10 
 
还有一点,就像“大学乃大师之谓也”,能否涌现大诗人是中国新诗合法性的关键。无疑,诗人的段位决定了文学(断代)史和诗歌(断代)史的段位。中国新诗史是现实的在场的,毫无疑问,新诗史的存在依据正是来自于一批大诗人的内在支撑。只是在这里说上一句:在我的眼里,有一批诗人已经符合大诗人的标尺了,只是还需进一步打磨和时间认证。其实从本文的论述里也可以推测到哪些诗人正走向大诗人的路上了。最后强调一点:本文的“大诗人”不一定以当前诗坛所流行的或已有定论的“大诗人”为标准。必须提醒,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另一个要命的问题是:虽然大诗人的产生有着个体不同的偶然性,但是对于中国现代诗来说,经历才百年的新诗命运决定了大诗人的命运,即新诗体的命运就是诗人更是大诗人的命运(关于新诗体的问题可作另一长篇大论),此即大诗人的依附性。大诗人的命运与新诗体的命运相反相成,相辅相成。  

总之,诗人或大诗人创造新诗史,同样,新诗史也创造诗人或大诗人。
 
(本文系与友人谈话整理而成,仅一家之言)
来源:《中国诗刊》2022年12月号,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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