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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假晶与重构:诗歌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 (阅163次)

敬笃

 

在人类的视野中,诗,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似乎从未被定性过。也许很多人说诗就是一种文体而已,何必整的如此复杂呢?其实不然,我们且不去为之定论,但需要我们关注那些值得我们关注的领域及问题才是最真实的。诗是语言的外延,是对语言的一种拓宽。按照布罗茨基的说法,他将诗定义为:一门关于指涉、暗示、语言相似性和形象相似性的艺术。而英国著名诗人W.H.奥登则认为:“诗歌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思考性的行动,拒绝满足于突然插入直接的情绪,以便了解所感觉到的东西的实质。”诗歌本身就是一种翻译,是对心灵的内在之“物”的翻译,是对自我意识世界的翻译,是对虚掩在表象之下所感知的东西的翻译。诗歌的表达是一种植入“人性”的翻译,诗人借助语言之手,深化原本浅薄于表层的观念,进而深化语词的本质。

一、虚无之内与实存之外

诗,是最简洁的语言表达。海德格尔曾不止一次的重申,“词语作为存在之家”、“语言向我们说话”。只有语言向我们说话,才能在诗歌艺术中呈现出所需要呈现的本真之物。当人类开始尝试着消解语言的时候,形象的艺术也会随之占据主导地位。写作本来就是一种不断地寻找存在的技艺,这个技艺的呈现方式有所不同,才衍生了今天我们形象意义上的诗、散文、小说、戏剧等各类文本。

惠特曼认为,“必须有伟大的读者,才可能有伟大的诗歌。”什么样的诗歌才可以称之为伟大呢?这是一直都存在争议的焦点话题之一,但是我们不置可否的是,唐诗中那些脍炙人口诗篇的传颂,一般意义上而言都是先在上层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之间传播,而后才部分进入到寻常百姓家,这种现象在唐以后,才有所改善,出现了所谓的,“旧时王谢堂前燕,落入寻常百姓家。”,便是一个真实的写照。让诗歌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人人皆可欣赏的传播机制让诗歌逐渐走入人心,才铸就了今日诗歌的伟大。在我个人看来,伟大的读者,不是专业的评论家、翻译家、作家,而是那些真正读诗的普通人。

诗歌不言假象,在这个意旨上而言,它必须与真理休戚相关。戳破所有的谎言,还世界一个真实地存在,是诗歌的主要功能之一。诗歌的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端的会存在某些区别,这大概就是语言的自卫与反诘的体现。语言,敢于揭示或者对抗,那些隐逸在虚无之内的“物”,剔除虚伪的表层附着的垃圾,获取实存之外的真理性之本质。诗歌是可以击败语言的,那些精致的意象,基于想象力的无限扩张,可以让诗歌简洁的阐发最复杂的概念。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诗人把所有天堂的景象中的光亮,还有一路上的声音和微风,都召唤到了词语中。”诗人通过词语的表达与去蔽,获得存在论意义上的澄明之境,就是对诗的本真性的最佳选择。

二、语言的救赎与灵魂的回归

一首诗的命运,取决于以下几个角度:一是它在读者面前出现的频率;二是它作为诗所承载的价值;三是它的语言使用的新颖程度;四是它自身存在的意义。特别是五四以来,现代诗在国内的不断流行,越来阅读的诗人加入了这么一个创作队伍,大量的新语境下的汉诗层出不穷,派系林立,大有军阀割据的势头。反观诗歌史,我们很难记得住太多新诗的名字,更不用说内容了。悉数数来,新诗初创以来,也仅仅有《再别康桥》、《女神》、《死水》、《雨巷》、《乡愁》、《有的人》、《繁星春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回答》等等这些进入到中小学教材的篇目,让人们熟稔于心。如今,中国新诗依然跨越百年,耳熟能详的作品,确实寥寥无几。这和诗歌的传承与创作无关,只是时代、传播方式与情境、作品质量发生了质的变化。

诗歌,只有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的进行创新,才能有所突破。众所周知,一汪死水,即使有很大的风也难泛起波澜,诗歌也一样,那些平庸之作,就会像死水一样,安静地躺在诗歌的大潮之中,毫无建树。对待诗歌并不需要像尼采那样,“重估一切价值”,完全推倒旧有的价值体系,来创造出新的价值体系。中国诗歌从本质上讲,它是一脉相承的,从古诗到今天的新诗,都在一定程度上书写着中国人特有的思想逻辑,秉承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在一致性。传承与发扬,虽然是一组比较俗套的词汇,但是在我看来,正是这样的方式才能够生成最新的时代精神。诗歌可以用来揭示事物的本源,若是把它作为阐述一切事物之源头的工具,难免会让这样一个文学样式承受不住。当人类开始用语言、知识,来度化信仰的时候,其实价值的重估,已经在写作中展开了,特别是诗歌的源始写作一直承担着这样的使命。由是观之,语言的救赎,终归会落到诗歌的头上,到那时,神圣之物,也将是以“诗”的形式示于澄明世界。

诗歌可以穿透山谷,穿透高墙,直抵人心,肉欲与灵魂,才不会在语言层面上发生决裂。诗歌并不是虚无主义的代言人,它从一开始就充当着人类自我救赎的功能,那时候,上帝还没有诞生。

自1840年鸦片战争撬开了清政府的大门之后,西方文明的不断涌入,让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西式表达,几千年一成不变的汉语书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社会学角度而言,便有了马克思所论述的“异化”一词的出现。“异化”思维的不断蚕食,那些来自西方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论证,上升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争端之后,诗歌变得不是原来那么单纯了。曾经看到学者杨无锐这么一段话,“当一个语词脱离了自己的论辩生态,它就成了不能被思考,因而不能被反驳的东西。人们心存着善意,接纳一个自己无力思考无力反驳的语词,也就是接受了一种心灵专政。”“心灵专政”这个词汇让我非常之感兴趣,来自西方语词的奴役,让人真切的感受到“思想的奴役”,这种奴役,看似虚无缥缈,却真实地落在了我们身边。“思想的奴役”就是对自我意识的钳制,是对本主思想的凌辱,也是思想“异化”的鲜明体现。而我们现代诗的创作,有意识无意识的就落入了这么一个圈套,想要从这样的虚无与奴役中挣脱出来,便需要有一种文化自觉意识,充分相信本主文化,通过思想的重构,重回汉语语境。

然而,我们当下生存论意义上的书写,已然发生了重大变革,时代是我们无法左右与替代的,那么留给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其实便是回归、重构。回归寻根,寻找语言之家,找到属于汉语语境的灵魂,重新拥抱它,并敢于同虚无作斗争。此刻,才真实地发现,我们已经陷入了泥淖之中,想要从中爬将出来,就需要回到“认识你自己”这个富有洞见的哲学命题上来,落实到诗歌中,便是我们要重新认识诗歌本身,重构属于本主思想的诗歌语言体系。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起一个西方词汇“假晶现象”。这是一个来自战后西方世界比较盛行的哲学著作《西方的没落》中的词汇,“一种强大的外来文化与一种相对软弱的本土文化相遇;无力抗争的本土文化被塞进外来文化的躯壳;于是,本土文化失去了表达自己的能力,也就随之失去了生机;而外来文化的躯壳,既得以实施专政,也势必遭致怨恨。”这种“假晶现象”最明显的国家自然是俄罗斯,但是反观我们自己,其实,也在不断地受这种现象的侵扰。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挣扎中,做着犹豫不决的选择,寻根与重置,成了当下文化现象中不可回避的主题。

如何重新唤回灵魂?是当下诗人最应该考虑的问题。在我看来“假晶现象”这样一个病理学名词,它像病毒一样吞噬着我们你的本土文化,使本土文化不断地丧失本真,“自我”的不断消弭,取而代之的却是“他者”的强制和奴役。从心灵内质出发,重新叩问灵魂,倘若我们自己的表达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那么汉语语义上的价值与生机,该何去何从?同样,我们传承几千年来的汉语诗学传统与思想,又该何去何从?

三、诗歌的清场与重构的可能

诗言志,是早期中国诗歌本质性表达。随着时代的推进,“假晶现象”的出现,外来文化蚕食着我们的本土文化,是我们本土文化生存的空间进一步缩小。这反映到诗歌身上,我们忽然发现,诗找不到本真的、本民族的东西了,细化的语言、思维、表达充斥着当下的诗歌。我们用“异化”了的思想、语言、知识,尝试着解剖诗的本质,这样一来,维度是拓宽了,可那些最实在的物却消失殆尽。

诗歌语言的僵化,以及套用某些翻译语词的表述,让人不得不为此沉默。谎言与真理之间,其实就隔着一张薄如蝉翼的白纸,个中转化一捅即破。空洞、没有实指意义词汇的堆砌,成了禁锢我们灵魂的牢笼,僵化的模式下,本土文化被漠视,寻根的可能性也被弱化。

诗歌需要清场,但这一切的前提是诗人是否在场。新诗百年,无数的主义、流派、风格,纷纷立于潮头,各自为政,相爱相杀。而时代的浪潮,容不得谁停留,或者止步不前,那最后的结局,不言自明,所有的流派或者主义都会被拍死在沙滩上,遭受时代的清场。然而这些被清场之后的诗歌秩序,该如何建立?建立的方式或维度,从哪里找寻,从何处入手呢?

布罗茨基认为,“语言能通过所有真正的诗人包括他自己向人类发话。”这里的语言,我想更多的会指向母语,灵魂的还乡,不仅仅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回家,还要有找到存在之家的决心与勇气。

诗歌的回归与重构,是打破“假晶现象”及“心灵专政”的钥匙。母语的觉醒,是意识的主动突破,也是文化自觉地先决条件。“策兰的德语是一种诡异的、近于幽魂似的语言;它既是母语,因而牢牢地把锚下在死者的王国,又是一种诗人必须去配制、去再创造、去再发明、去复活的语言......他严重的剥夺了任何其他现实,于是着手创造自己的语言——一种像他一样处于绝对流亡状态的语言。”这是策兰对语言提出的富有创建性的独到见解,它深刻的诠释了母语的再造,是一种复活,也是一种继承,更是一种重置,在这个意义上,诗人要有担当意识,打破思想奴役的枷锁,回到“自我”的原乡。

诗的打开方式有多种,不过这一切都取决于诗人思维的向度与自我的经验。诗之重构的先决条件是文化与文明的突破,民族意识的觉醒是最好的写照,我们该何去何从?让人想起茨维塔耶娃诗中所写到的那样,“如此彻底,如此纯粹和干脆地什么也没,对我们的能力和小大再合适不过——以至不需枚举。什么也没,除了——别期望普通里会出现什么......”只有彻底地、干脆地、纯粹地,突破性地取得成果,重构诗歌话语,获得本主文化话语权,才是诗歌自我突破的重要因素,从虚无走向实存,从具体走向具象,从庸常走向超脱,从“他者”回到“自我”。策兰认为,“只要是一首真正的诗,它便会是它自身(现实)发生的质询的意识。”那么呼唤真正的诗,是诗歌自我意识觉醒的一种有效方式,因为诗歌自己会向我们说话,呈现出它本应该呈现的东西。

结语

诗歌作为浓缩的艺术,人类在不断的重构与再建精神长城的过程中,“沿着光线走回去”回到最原始的发端,那里有我们期待已久的诗歌家园。而在这重构的过程中,诗人一直扮演着“摆渡人”的角色,正是他们撑着这条诗之船,才能将灵魂的救赎之光找到。通过诗歌自我意识的觉醒,重构本主诗歌精神,使之回归到最本真的、最源始的状态,找到缪斯栖居之所,才是中国诗歌未来发展的正途。

参考文献:
1.[美]约瑟夫·布罗茨基.《小于一》[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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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克主编.《作品》[J].广州:广东省作家协会.2017.1.
5.[美]詹姆斯.K.林恩.《策兰与海德格尔——一场悬而未决的对话:1951-1970》[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
6.[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8.4.
7.[英]W.H.奥登.《序跋集(奥登文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11.


  来源:网络  编辑:赵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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