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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语言与当下汉语建设 (阅176次)

高玉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汉语越来越偏离文学语言,主要表现为网络语言、“符号化”的翻译词、口语和方言词语大量进入现代汉语,再加上不正确地复活已经废弃的文言词语,现代汉语品质明显下降。现代汉语应该重回文学语言的传统和标准,应该规范化,重回胡适“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双向运动。语言学研究和词典编纂都应该以文学作品为语料和语库。词典编纂不能“见词就录”,而应该让那些低俗的、粗鄙的词语自生自灭。现代汉语的纯洁与健康需要所有写作者的自觉维护与遵守,也是语言学家的责任和义务。
关键词:现代汉语;文学;语言;汉语建设;词典编纂


20世纪90年代以来,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语言必然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是语言本身的规律。但另一方面,语言发展又需要规范、建设,要有利于文化发展,有利于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语言发展不能语言失控,不能语言放任,不能迎合低俗而降低语言品质,语言发展应该是建立更丰富包容、更优质雅正、更完善合理的高品位语言。但90年代以来,现代汉语却越来越远离传统的文学之标准和规范,越来越走向新闻报道语言和公文语言,以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为平台依托,现代汉语的品质和表达力越来越差,这对现代汉语和中国文学都是伤害,这种现象令人忧虑。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汉语的混乱现象

国语即现代汉语从五四时期确立之后就一直在发展和演进,但基本上不脱离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的规范,变化但不偏离。但90年代以来,现代汉语越来越偏离文学语言,越来越脱离经典现代文,其品质越来越差,不仅表现为思想表达上的简陋,也表现为形式上的粗鄙,表面上是变得丰富和复杂了,但实质上却是在探索中变得混杂,鱼目混珠,这是令人忧虑的。

20世纪90年代之后,汉语近于清末的语言状况,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在使用的层面上,文言词、西方新名词、日常口语、方言词语、网络语甚至错别字词等大量涌现,行业语言大量进入书面共同语,现代汉语变得越来越宽泛无边,词语混乱和不规范的情况大大增加,很多词意义变得生疏隔膜,不能“望文生义”。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现代汉语非常单纯,简明而浅显,那是因为严格以现代经典文学作品以及其他典范的现代文作为标准的缘故。因为缺乏深刻的内容特别是西方新的思想被定性为“资产阶级”而被否定和排斥之后,这一段时间的现代汉语在风格上偏于口语化和日常化,而显得像“大众语”,但实质上这不过是一种风格而已,也即现代汉语的白话和口语特征被突显出来而西化或欧化特征被压抑了,类型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西方思想再次重回中国,现代汉语又明显呈现出现代时期的风格,也即所谓“欧化”的特征。我们可以看到,50−80年代,现代汉语的国家宪法地位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与执行,那时,各种正式文件如公文、布告,各种出版物如报纸、杂志和书籍,都是严格地以现代经典文学作品为规范的现代汉语,70年代末中国恢复高考之后,语文考试中的“作文”如果用文言写作是不“合法”的,会判零分,广播电视语言也都是非常标准的现代汉语。

90年代之后,现代汉语变得多样化了,但这种变化是良莠不齐的,其中很多变化具有合理性,属于现代汉语的发展与进步,而也有很多变化是混乱的、失范的、包含糟粕的,有损于汉语的品质,是现代汉语的倒退。总结起来,有如下几种值得注意的现象:

首先是文言文在特定领域或层次“复活”。比如学术研究写作可以用文言文,特别是古代文学研究、文献研究领域出现了很多完全用文言写作的著作和文章,这种写作中,文言不仅是一种语言表达形式,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同时,出现了文言文学作品,还有文言化的写作,比如莫言几年前发表的短篇小说《故乡人事》就很有文言味道。一些文人则尝试文言写作,出现了这样的文字:“大凡文论之经典,或结一代之穴,或启一代之风,舍此而难副经典之名矣。而其作者,非具深沉之学识,即具敏锐之观念。吾国文论,素以结穴者居多,若彦和、表圣、沧浪之属,皆为其例;然其中亦不乏善辟新域以引领风尚者,若伯玉、静安则允称其类。”这是浅显而通畅的文言文,可以看出作者有很深的古文功底。90年代之后高考作文也可以用文言写作,而且文言写作比白话写作更被青睐,更被鼓励,更容易得高分。小学生也有人尝试用文言文进行写作,且不乏清新之作。

文言写作的当代可能性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认为文言文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不能丢弃,极少数人甚至能用纯正的文言文进行写作,但这不具有普遍性。我们应该激活文言文,但文言文也要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完全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文言写作要适应现代生活和思想,必须在词语上适当吸收现代汉语的词语或者创造新词,同时扬弃一些陈旧的落后的词语,因为新的词语就是新的思想,陈腐的词语就是陈腐的思想。我们还可以改造文言文,创造一种半文半白更准确地说是半古代汉语半现代汉语的浅近文言文。现代汉语在表达现代思想方面具有优势,而文言文在表达传统思想方面具有优势,激活文言文或者使用浅近文言文,能够更准确、更有效地表达传统思想,继承传统思想,同时也是在形式和风格以及文体上对传统文学发扬光大。而继承和发扬文言文最被认同的方式则是现代汉语充分借鉴和学习文言文,在词语上,现代汉语过去、现在都充分借用文言词语,未来仍然会继续借用。但90年代以来,现代汉语借用文言词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已经不用和即使在中国古代也很少使用的文言词语被“复活”了,却使用不当,比如有人把“奔竞”褒义化等等乱用文言,特别是重启那些封建腐朽思想的词语,这对现代汉语也是很大的伤害。

其次是网络语言词语、民间口语词语大量地、不加规范和选择地进入现代汉语书面语,在整个语言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使现代汉语变得越来越歧义丛生,有些表达甚至像“黑话”一样令人难以理解。进入网络文字领域,让人感觉好像是进入了另外一个语文世界,比如有这样的文章标题:《他是开国十大上将之一,晚年成为唯一把三个最高军职都当遍的元帅》《他是八路军的最高统帅,毛主席说若他还在,十大元帅必有他,女儿已是国级待遇》,完全突破了传统语文的“标题”概念,关键是语言不通,按照标题“对号”,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打开文章,原来前者讲的徐向前,后者讲的是左权,错误难以形容,我不认为这是历史知识问题,我认为这是语文的问题,句子语法错乱,且作者根本就不知道“上将”“最高军职”“最高统帅”是什么意思。网络语言可以说是全面性的混乱,而最混乱的是词语,大量低俗、语义不清、不合逻辑、词不达意、生造、没有意义的新词进入现代汉语,甚至掺杂英文、拼音、数字和图画,比如“520”,拐弯抹角地谐音“我爱你”,这不符合现代汉语的习惯,不能称为汉语“词语”,“谐音”构词也不是现代汉语的发展方向。

网络是近几十年来最大的新生事物,新生事物必然产生新词,这是语言的发展规律,关于“网络”的词语特别多,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更重要的是,网络是生产词语的重要平台和机制,很多新词都是在网络平台上产生的,这就是所谓“网络语言”。同时,网络因为影响大、传播快、受众广,在传播新词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和力量。应该说,网络语言对现代汉语的丰富和发展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事实上,今天通行的一些词语最初就是网络语言,不仅意义准确,也很生动形象,富于表现力,比如“置顶”“颜值”“雷人”“宅男”“宅女”等,都是比较好的词语,其中的一些词语是雅正的,比如“颜值”就是很生动的对人的容貌的概括,是重要的生活概念,填补了汉语表达人的容颜方面的空白,能够很好地传达出一种具有现代观念的外貌本质。还有如“美眉”“网虫”“网红”“白富美”“高富帅”“萌萌哒”“喜大普奔”“给力”“点赞”“不差钱”等虽然不是很理想的现代汉语词汇,但很有特色,通俗易懂,接受率很高,基本上已经长期通行。

但也必须承认,有很多网络词语对于现代汉语的建设是负面性的,只会造成现代汉语的混乱,增加汉语的负担,比如“美国”本来是非常正规的名称,但网络语言却把它改成“米国”,毫无必要,虽然我们理解特定语境下这种使用的无奈,但不管有多少理由都不可接受,不仅是增加汉语负担的问题,也是指代不明从而影响阅读与理解的问题。还有“垃圾”被说成“辣鸡”,“舒服”被说成“沙发”,“大师”被说成“大湿”,“大侠”被说成“大虾”,“版主”被说成“斑竹”,“没有”被说成“木有”,“同学”被说成“童鞋”,其他如“灌水”“潜水”“驴友”“稀饭”“卧槽”“挖草”等,“以讹就讹”,大部分词都是方言“谐音”,还有一些词是“谐音”之“谐音”,经过两次“音转”之后和最初的语音已经相距甚远,不熟悉网络语言的人还必须去查相关词典才明白其意思,这严重违背了汉语词语的基本原则。网络文化可以在文化形式和内容上大胆创新,也可以创造新词,但创造新词时应该遵循汉语原则,应该以人们能够理解为前提。

胡适当初提倡文学语言“改良”“八事”之一就是不用典,为什么要不用典?根本原因就是典故的意义不是字面上的,而是历史的、故事的、语境的,如果不知道其历史内涵、不熟悉原文章,就不知道其意义。笔者随手拈一篇古文,比如清许思湄的书信《与陈凝之》,开头的话是这样的:“别后驹光如驶,鱼雁鲜通。”一句话就用了两个典,“驹光”用《庄子·知北游》典,指时间过得很快;“鱼雁”用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典,指书信,两种意思都不能从字面上获得,如果不知道这两个典故的含义,根本就无法理解这两句话,这其实是古代汉语的弊病之一。网络语言的谐音词、缩略词等虽然不是用典,但其弊病和用典是一样的,词义不能从字面上获得。白话文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不再用典,而直接用词语即字的组合来表达意义,而组合的重要原则就是可以从字面上理解其意义,也即可以“望文生义”,比如上述“置顶”“颜值”“雷人”“宅男”“宅女”等大致都可以从字面上看出其意义。但“辣鸡”从字面上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垃圾”的意思。“粉丝”“菜鸟”,从字面上,前者是作为食物的粉条,和“崇拜者”“追星族”完全关联不起来;后者是作为“菜”的“鸟”,似乎应该是养殖的鸟,和“新手”完全关联不起来。虽然目前“粉丝”“菜鸟”等被广泛地使用,但我对它们缺乏信心,离开当前语境后,它们将来很可能被现代汉语淘汰,也许再过50年、100年,这些词就会需要注释才能够让人理解与明白。“驴友”的意思是喜欢户外运动、自助自主旅行的志同道合者,这与“驴”风马牛不相及,是严重违背汉语词语的字义本质的。“灌水”“潜水”原字面意义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但用在网络上,隐喻太过于曲折和牵强,不容易理解。“大师”和“大湿”、“大侠”和“大虾”、“同学”和“童鞋”、“喜欢”和“稀饭”等,都和字面意义相去甚远,都不是标准语音意义上的谐音,而是方言谐音,这显然不是汉语词语产生的正确方式。五四白话文也即后来的国语即现代汉语之所以优越于文言文,是巨大的进步,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现代汉语使用了大量的新词,但这些新词除了专业性的知识问题不容易理解以外,词语本身并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不需要认识太多的字,词语可以从字面上大致可知其义。但大量网络语言近于“黑话”,不能从字面上望文生义,这实际上是偏离五四白话文的优良传统,也是背叛了现代汉语传统和精神。

第三,受外来语的影响,现代汉语产生了大量的“符号化”词语,比如“瘟都死”“瘟酒吧”“口奈”“伊妹儿”“丁克”“烧拔”“青椒”“哈皮”等,这些词有的有字面义,有的没有,词义已经与字面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义出有典,而完全是硬性规定的,需要死记硬背,这些词虽然是汉字的,但却完全不遵守汉语意义生成规则,用的是字母语言规则,这对现代汉语同样构成了一种伤害。

在国语的形成过程中,翻译语言特别是翻译文学的语言起了重要的建构作用,事实上,国语即现代汉语的很多新词都是从西语中翻译过来的,特别是从西方文学中作品翻译过来,现代汉语中很多核心词语都是翻译词,大部分词语都具有翻译的成分。中国自近代以来的翻译历程是非常复杂的,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其中词的“硬译”即“音译”就是一个教训,比如五四初把“science”译为“赛因斯”,这就是一种符号化的翻译,不能从字面上理解和记忆其内涵,后来改为“赛先生”,虽然中国化了,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符号化性质,只有译为“科学”之后才真正汉语化、汉字化,虽然“科举之学问”非常不准确,但从汉语的接受、理解其意义以及记忆其意义上来说却是恰到好处且非常成功的。“民主”也是这样,“为民作主”这在当时是对“民主”最好的阐释,也最能够为民众所接受,后来演变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则是与时俱进,也非常恰如其分,而“德莫克拉西”则完全不显示“民主”的意义,“德先生”虽然中国化了,但“德”与“民主”缺乏关联,且构不成中文的“先生”之义。五四时期词语翻译广泛地学习日语翻译经验,以“意译”为基本原则,从字面上进行构义,也即把字母文字的词语符号转换为象形文字的词语意象,这种翻译对于现代汉语的建设其意义是非常大的。但当下现代汉语在翻译的层面上词语符号化却有死灰复燃的趋势,这大大增加了汉语词语意义理解和记忆的难度,对现代汉语其实是一种伤害。

第四,现代汉语越来越变得口语化、方言化,平庸和低俗词语与表达大量进入现代汉语,这严重影响了现代汉语的思想层次,也影响了现代汉语的诗性化品格。还有很多生造词语、偏僻词语等,虽然丰富了汉语词汇,但却增加了汉语词语理解和记忆的难度,关键是没有必要。这可以从一些“汉语新词词典”中反映出来,比如王均熙编《汉语新词词典(2005−2010)》,收录约2000词条,平均每年300多条,说明其选择还是比较严格的,但认真研究这些词语,我们发现,这些词语绝大部分都是口语化的、没有什么思想内涵,大多数是通俗甚至庸俗的,例如拼音“a”开头的一共有5个词:“阿杯”“阿四”“爱丽斯漫游仙境综合征”“安耽”“澳超”。其实都是没有必要的,这些词是汉语的,但却并非是现代汉语的通用词语,“爱丽斯漫游仙境综合征”不是“词”,而是医学术语,是由4个词语组成的。“阿杯”“澳超”属于体育名词,是仿“大力神杯”“英超”等体育名词而来,但因其赛事影响有限,其词语只在极小的范围内使用,是足球爱好者口语交流中图简便而使用的,也非现代汉语通用词语。“阿四”是方言,具有把人群分为等级的歧视性,作为现代汉语通用词语显然是不合适的。“安耽”是生造词,为安宁、安生之意,这严重背离了现代汉语组词原则,太符号化,生硬地规定意义而不能望文生义。

随便翻一页,其他词语也大都是这样,比如“收花”“赎基”“树洞”“树梢杀手”“数独”等,其构词都非常随意,不符合汉语的组词规则,原来,“收花”是指斗蟋蟀赌博活动中收抽头费的人,“赎基”指“赎回基金”,“树洞”是“说心里话”,“树梢杀手”是指陆军航空兵,“数独”是指每个数字只能出现一次,都是一些非常偏僻的词语,除了构词不合理以外,关键在于其实没有什么用处,使用的人极少,并且把已有的意义明确的词比如“树洞”凭空规定出一种新意义来,这太任意了,只会造成汉语的混乱。这些“词”在日常生活中只在极小范围内使用,使用的双方彼此明白,在“黑话”和“土语”的意义上其使用是可以的,但要把它扩大成现代汉语词汇,全民使用则是不合适的,它们虽然并非方言,但其限定性甚至比方言还局限,具有私人性,难以通行,也不可能为全民所接受。

此外,像“剩女”“市心”这样的新词,不仅多余,而且不美、俗气甚至不雅,没有文化内涵,不应该纳入现代汉语词语体系。还有一些低俗和粗鄙的词语,比如骂人的词语,形容残疾人生理缺陷的词,还有性别和种族歧视的词语,虽然这类词语有些在日常生活口语中被广泛使用,但我认为它们也不应该进入现代汉语词汇,现代汉语词语应该保持雅致的传统,我们应该维护其纯正性。


二、恢复现代汉语的文学传统和标准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认为,现代汉语应该重回文学的传统和标准,应该重新规范化,在这里,“规范化”和文学的传统与标准其实是一个问题。

20世纪50年代初,国语/现代汉语也曾出现比较混乱的情况,当时中央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并通过国家行政加以干预。1951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其中写到:“他们不但不加选择地滥用文言、土语和外来语,而且故意‘创造’一些仅仅一个小圈子里面的人才能懂得的词。他们对于任何两个字以上的名称都任意加以不适当的省略。直到最近,我们还可以从地方机关的文件中看到‘保反委员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抗援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建网工作’(建立宣传网工作)等等新造的略语。”1956年《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还有这样的概括:“在书面语言中,甚至在出版物中,词汇上和语法上的混乱还相当严重。为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的进一步发展的利益,必须有效地消除这些现象。”正是因为如此,1955年10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对现代汉语的规范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达成共识。50年代之后一直到80年代,中央政府都积极介入语言领域,引领和规范语言的发展,除了规范汉字以外,还积极推广普通话,除了语音标准化以外,还包括语法规范以及词语规范。但90年代之后,现代汉语开始脱离这种规范,到了今天则相当混乱,和50年代初犯同样的错误,滥用文言、土语和外来语,生造词语包括缩略语,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现代汉语在今天需要重新规范,需要“正确使用”。

现代汉语如何规范?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恢复现代汉语的文学传统和标准,也即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为标准。乍一看,“典范的现代白话文”和“文学语言”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实际上,在50年代,这两个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是高度重合的,当时的“文学语言”就是“典范的现代白话文”,反过来,当时的“典范的现代白话文”就是现代经典文学作品的语言,当然,“现代经典文学作品”是宽泛意义上的,不仅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朱自清等文学家的文学作品,也包括毛泽东、朱德等政治家的具有很强文学特征的文章。“语文”是一个多义词,有人理解为“语言文字”,有人理解为“语言文学”,有人理解为“语言文化”,也许还有人把它理解为“语言文章”等,从语文教育的实践来看,三种理解都是正确的,只是不同的阶段语文各有强调,小学语文教育主要是“语言文字”教育,中学语文教育主要是“语言文学”教育,而大学语文教育则主要是“语言文化”教育。中小学是语文学习的最重要阶段,其语言教育主要是通过文学作品的学习来实现的,这一点从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篇目上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事实上,50年代以来,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材所选现代白话文基本上是文学作品,只有少量的属于“文章”,这少部分的文章也是文学性很高的,本质上是现代经典文学作品的延伸。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就是文学语言,在这一意义上,“文学语言”本是“现代汉语”的固有之义。事实上,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教材也是这样定位的:“现代汉语有发达的文学语言……文学语言,又称标准语,是现代汉民族语言中经过高度加工并符合规范的语言。”当然,今天“现代白话文”比50年代初所指其对象更宽泛,不仅包括现代时期的白话文,也包括当代时期的白话文。恢复现代汉语的文学传统和标准就是要以最优秀的汉语作品作为现代汉语的范本,而不能以那些写作不严肃、有语病、用词错误和表达不准确、格调不高的文章为范本。现代汉语当然要与时俱进,要发展,在词语上要丰富和更新,要创造和增加新词或者吸收新词,文言文、民间口语、外国语以及网络语言等都是重要来源,但现代汉语词语不能失去标准和层次,不是所有的新词都可以成为现代汉语词语,只有那些可以表达新事物新思想,那些优美精致、富于表现力的词语才可以进入现代汉语从而成为现代汉语词语。

中国任何时候都有低档次、低水平的文章和文学,所谓“低层次”“低水平”,既是指写作技巧上的,也是指思想上的,而所谓“思想”,从根本上说也是语言的。王彬彬说:“世间不存在语言很好的坏作品,也不应该有什么语言很差的好作品。”“一部作品如果语言好,那它就是好作品;同样,一部作品如果语言平庸,那它就是平庸的作品;而一部作品如果语言低劣,那它就是低劣的作品。”其实文章也是如此,好的文章除了逻辑清晰、结构合理、有思想内涵等以外,语言上则一定是精致的、准确的、典雅的、纯正的,好的文章都是好的文学作品。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所有的语言作品中,文学作品的语言是最好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其语言不仅优美、诗性化,而且准确、精练、富于意味。以优秀的文学作品的语言作为标准的国民语言,不仅有利于提高汉语品质,也有利于提高民族的思想文化水平。思想文化蕴含在语言之中,语言发达,思想文化也会相应地发达;语言不变,思想文化就很难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语言品质下降,也会造成思想文化水平的下降。所以,维护和提升现代汉语的品质其实也是维护和提升中国当代思想文化水平,提升国民素质文化水平。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文学虽然在思想深度和艺术技巧上缺乏进步甚至有一定程度的倒退,但中国文学的语言始终没有脱离现代经典文学的规范,始终以现代文学语言作为标准,所以现代汉语的品质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这是80年代中国文学能够得以迅速恢复和繁荣的原因。假如现代汉语那时也被损害,80年代中国文学的“拨乱反正”能够迅速完成吗?词语体系一旦改变是很难复原的。

我认为,现代汉语应该回归文学传统,坚持胡适的“文学的国语”原则,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大师就是语言大师,反过来,语言大师就是文学大师。任何时候好的语言作品都是文学作品,最好的语言都是文学语言,文学语言是最稳定、最规范的语言,而口语以及其他语言则有诸多不规范,变化也比较快。当然,任何时代,文学都有层次之分,都有优秀之作与平庸之作,都有精致之作与粗糙之作,不是任何文学作品都可以作为“国语”之范本的,只有那些语言大师的经典之作才能作为“国语”之标准文本。但即使比较平庸的文学,一般性作家作品的语言也要好于新闻通讯、广播稿,好于网络文字的语言,这是由其追求语言艺术的本性决定的,即使通俗文学也非常重视语言的表达、感染力和艺术性等,而新闻报道、广播稿和一般性议论文、记叙文更重视内容,更强调贴近大众的日常生活,具有一次消费性,它不强调语言上的精雕细琢。当然,优秀的新闻广播,电影电视以及戏剧、相声和说书中的台词,还有优秀的科学报告等也可以称为广义的文学作品,其中也不乏语言精练、有思想内涵、富于创造性的称得上是“典范现代白话文”的作品,但不是很多。而最主要的问题是,90年代以来,报纸文章、网络文章以及公文等在现代汉语的建设中其地位越来越突出,中国人的日常写作以及日常口语交流都深受这些文章的影响。中小学课本虽然仍然是以文学作品为主,但中小学作业和考试范文却是文学作品越来越少,报纸文章则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语言规范越来越倾向于浅俗的大众化的口语化的语言,这不利于现代汉语的雅正与纯洁,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


三、语言研究和词典编纂应该以文学作品为语料

现代汉语的规范,首先需要所有的写作者自觉地遵守现代汉语的规则,也即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作为标准,从词语上来说,不随便生造词语,慎重选择和使用已经废弃的文言词语,外译词语要符合汉语特点,字面意义和词义要一致,使用健康、纯洁的方言、口语词语等。其次,语言学家要自觉地维护现代汉语的纯洁与健康,语言规范也是语言学家的责任,这种“责任”要体现在学术研究上,尤其体现在语言研究和词典编纂对语料的选择上,语言学家应该自觉地以典范的文学作品语言为标准语。

陈独秀说:“鄙意欲创造新文学,‘国语研究’当与‘文学研究’并重。”这和胡适所说“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其实是一个意思,但陈独秀主要是从新文学建设的角度来说的,我们其实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理解,那就是强调“国语研究”不脱离“文学研究”,国语研究始终以文学作品为语库和语料。现代时期,语言研究和文学研究是高度重合的,五四新文学创立或者说国语创立的那一代作家比如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包括鲁迅、傅斯年等人都同时是语言学家,他们是作家也是学者,作为学者既研究文学也研究语言。40年代之后,文学研究与语言研究逐渐“分道扬镳”,但仍然有陈望道、郭绍虞这样的文学研究与语言研究的“通家”。以什么文本作为语言研究的材料,事涉语言的标准、语言的品质等,五四新文化国语建设以新文学为语言范本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国语规范,而不是以晚清白话报纸文章作为范本,也不是以古代白话文学作品为范本,这是它具有现代性品质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在现代汉语研究上,在例句上,五四时就是以经典文学作品为材料,整个现代时期都是如此,虽然曾经有大众语运动,1945年的延安甚至出现了大众语课本,但以文学作品为语言范本的传统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50年代确定“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之后,语言学研究更是严格地以经典文学作品为语料,语言学家除了阅读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外,还适时跟踪阅读《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等文学期刊。因此可以说,语言研究从五四时期开始一直到80年代都是“不忘初心”,一直以文学作品为范本,以经典文学作品的语言为标准。

但90年代之后,现代汉语研究越来越脱离文学,这尤其表现在语言学界对于语料的选择上。近年来,语言学研究的“语料”越来越取材于报纸、广播甚至网络平台,越来越以新闻报道和普通的议论文、记叙文为范本,这些文章也可以称之为广义的文学,但和传统的以经典文学作品为主的“典范的白话文”具有很大的差别。这从一些“新词语”研究的学术著作和“新词语”词典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比如林伦伦著《新词语漫话》,其语料基本上来源于报纸和网络,比如《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北京青年报》《参考消息》《人民日报》《广州日报》《潮州日报》《汕头特区晚报》《北京日报》《南方都市报》等,网站包括新浪、腾讯、搜狐、网易、人民网、光明网、浙江在线新闻网等,仅第1−2页就出现了《重庆晨报》《沈阳晚报》《成都商报》《西部商报》《燕赵都市报》《生活新报》《东方早报》《济南时报》《江苏法制报》《南京晨报》《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羊城晚报》等14种报纸。宋子然、杨小平等编的《汉语新词新语年编》是连续出版物,至少已经出版5种,同样是以报刊文章为语料,比如《汉语新词新语年编(2009−2010)》前4页出现的报刊有《羊城晚报》《北京青年报》《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南都周刊》《东方早报》《长江日报》《武汉晚报》《中国经济导报》《金华晚报》《检察日报》《新闻晨报》《潇湘晨报》《郑州晚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等17种,没有一个例句是来自文学期刊或者文学书籍。周荐主编的《2006汉语新词语》其语料来源是“《新京报》《北京晚报》《中国体育报》《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北京青年报》《南方周末》《南方日报》《深圳特区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羊城晚报》《每日新报》《球迷报》《中国青年报》《参考消息》《作家文摘》《老年时报》《中国商报》《法制日报》《深圳晚报》《人民日报》《大河报》《今晚报》《新民晚报》《文汇报》《市场报》《半月谈》《扬子晚报》《华西都市报》《瑞丽》等30余份报刊”,以及“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王均熙编《新世纪汉语新词词典》,收录了一些文学作品中的词语,但绝大多数都是来自报刊文章,比如《新民周刊》《文汇报》《新民晚报》《新闻晨报》《人民日报》《北京晚报》《南方都市报》《文汇读书周报》《上海壹周》《上海译报》等。选择什么语料本质上是以什么作品作为标准的问题,90年代以来各种“汉语新词词典”均以报纸、网络文章的语言作为标准语言,这反映了现代汉语在标准上的变化,和五四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以文学作品语言作为标准相比,显然是在品质上的自我降格。

罗常培、吕叔湘说过:“词典是进行规范化的最重要的工具。”新词“词典化”其实就是词语的工具化、合法化,其实也是推广这些新词,加速这些新词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的使用,当然也是更新现代汉语词汇,这将会深刻地影响现代汉语的发展。不加选择地把网络词语、生造词语、符号化外来词、小圈子使用的缩略词纳入“新词词典”,这会极大地降低现代汉语的文化品质、审美品质、思想品质和诗性品质,现代汉语会向流行化、大众化、口语化、庸俗化等方向发展。

“新词词典”是近年来词典编纂新现象,比如《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 新世纪新词语大词典(2000年−2015年)》《 新词语10000条》《 全球华语新词语词典》《 新中国60年新词新语》等,但这些“词典”究竟有多大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我认为它和传统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古代汉语词典》等不能相提并论,不可同日而语,这些“词典”除了有些资料价值以外,“工具”意义很小,对于现代汉语的建设则是没有作用的。由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策划,周荐、侯敏等人主编的《汉语新词语》从2006年开始出版,每年出一本,至今已经出版11本。综合此连续出版物,我们可以看到,汉语新词每年都在400个以上。但仔细研究这些词,它们很多其实是通过口语书面化、西词中译、句子“缩略”以及生造等方式而产生的,以2014年为例,拼音“a”开头的一共4个词:“APEC蓝”“矮星人”“按揭治病”“暗腐败”,除了“矮星人”算是词以外,其他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词,而是“词组”,其中“按揭”一词是英文“mortgage”的粤语音译,虽然已经通行,但其实不是一个好的汉语词语,因为它的意义不能通过字面显示,而是硬性规定的,需要死记硬背。“矮星人”是科幻小说中的人,极偏僻,完全没有必要作为一个新词,也没有任何意义,“按揭治病”更是不伦不类。这些“词”或“词语”在日常生活中小范围内交流使用是无可厚非的,正如大学生同学口头交流时把“文学概论”课简称为“文概”、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课简称为“邓三科”具有合理性一样,但把它们书面化,应用在正式的文章中,完全没有必要。

我认为,像“按揭治病”“文概”“邓三科”这种词在口语中使用是可以的,地方小报、网络中偶一使用也并无大碍,但在正规的文章中使用就是不严肃的,它也说明现代汉语当今在词语使用上到了多么混乱的程度,很多新词都是小报记者、编辑和网络写手随意创造的,有的是生造,有的是直接借用口语和方言,有的是音译外来词,有的是复活胡适所说的“死的语言”,并通过报纸和网络等各种平台扩散,完全无视现代汉语的规范性。语言学家毫无底线地把这些粗糙的、不合理的甚至不雅的词语收录到词典中,实际上是承认它们并推广它们,也即使它们在现代汉语中具有“合法”性,把它们“洗白”,这必然会大大降低“国语”的水准和品质,这是背离五四时作为国语的文学白话文传统的,也是背离现代汉语以经典文学文本作为范本的传统的。

语言是变化的,新词会不断产生,但并不是所有的新词都应该得到尊重,大部分的所谓“新词”都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是不可“有”而可“无”的,不应该纳入现代汉语词典,它们应该像杂草一样任其自生自灭。中国古代因为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发展节奏比较缓慢,汉语的汉字和词语变化也相当缓慢,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代的汉语词语就非常稳定,新词就产生得少,古代的汉语不论是日常生活中的口语还是书面语,同样会不断地产生新词,这些新词由于词语本身的问题而大量地自生自灭了,只有极少数进入古代汉语体系而成为古代汉语词语,这一点把文言文和自唐末开始兴起的语言学界所说的“近代汉语”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古代汉语保留了从先秦开始的文言文的词语体系,基本拒绝口语词语进入,而近代汉语则大量吸收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和方言词语,还吸收佛教进入中国之后产生的翻译词语,开后来五四白话文建构即国语建构之先河。近代汉语的很多词语是由字组合而成,而古代汉语的词主体是单字即“单纯词”,语言则是“字思维”,所以文言文中的很多字的组合既可以看作是“新词”,即可以看作是词的组合亦称“复合词”,也可以看作是表达,比如“气韵”,放在古代汉语语境中,它既可以看作是一个词,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词组,也即由“气”和“韵”两个词组成的。这种情况在文言写作中非常普遍,所以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古代汉语的文章和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新词,但这些“新词”其实很多都是“表达”,这是“字思维”写作的重要特点。在古汉语“字思维”写作中,词和表达有时是很难区分的,但有的表达由于使用过于频繁,最后就变成了“词”而进入古代汉语词语体系,但更多的表达则具有临时性,不被沿用而不能固定为“词”。

而现代汉语因为词的“字组合”性导致新词产生的速度非常快,但新词产生得快,消失也快,大量的新词不过如昙花一现,对于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包括思想文化和文学都没有大的影响。并不是所有的新词都可以进入现代汉语词汇体系,并不是所有的新词都必须进入现代汉语词汇体系,新词能否进入词汇体系,有很多标准和条件,还需要时间的检验。新词是否能够延传下来,很大程度与使用这些词的作品有很大的关系,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优秀的文章、优秀的文学作品最能够让新词成为正规的词语并且流传下来,低劣的文学作品和文章则不具备此功能,没有价值的新词常常伴随没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和文章一起消失,这里,新词的没有价值和意义既是这些文学作品和文章消失的原因也是其消失的结果。

很快产生也很快就消失的词语当然不能进入现代汉语词汇体系,但稳定的词语也未必就可以进入现代汉语词汇体系,事实上,有些方言俚语也相当稳定,甚至世代使用,但这种方言俚语因为使用的范围非常狭小,表达的意义非常局限,也不能成为古代汉语词语或者现代汉语词语。很多口语词语也具有稳定性,比如“算了”“得了”“非去”“妈的”等,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说广泛地使用,但或者过于浅白、没有表现力、意义不明确,或者不雅、粗俗,或者同一意义书面语有更好的词因而不需要这样的词等各种原因而进入不了现代汉语词汇体系。比如“算”为“计算”义,“算了”字面上表示想清楚了,但表达出来的却是否定之义,“词不达意”。“非去”是“非去不可”的简称,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地被使用,本来是“语”,但口语中使用的时间长了,使用多了,变成了“词”,表示极肯定的意思,但字面上却是表示否定,如果硬性把它书面化并进入现代汉语词语,就会造成混乱,最后“去”和“非去”和“非去不可”是一个意思了。“妈的”也是简称,表示愤慨,是骂人的话,属于不雅的词,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成为一个感叹词,但字面上完全没有不雅和愤慨之义,这不符合汉语词语规则。汉语是非常复杂的,方言俚语中还有大量的字和词有语音没有文字,这些方言词、口语词,有的使用广泛,有的使用在极小的范围内甚至具有私人性,我们承认这种语言现象,承认这些词语的存在,但承认这些词语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承认它们作为现代汉语词语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把它们纳入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现代汉语作为“国语”,作为现代人的标准语,不能失去标准,语言学家有责任和义务维护现代汉语的诗性、纯洁性、高雅性、合理性、实用性、规范性、蕴藉性等,不能“有闻必录”,见词就收,不能凡词都是合法的,不能不加选择和甄别地认同所有的词语,不是所有的汉语词都可以作为汉语共同词的。

现代汉语作为国语越来越脱离文学规范,出现了很多低层化,混乱、低俗、粗鄙、歧义丛生的词语,这于语言、于文学、于思想文化都是负面性的。中国现在需要重新进行胡适所说的“文学的国语”与“国语的文学”的双向建设运动,以典雅的文学作品语言作为语言标准规范现代汉语,同时以标准的现代汉语作为文学创作的规范,这既是提高现代汉语的品质,也是提升中国文学的水平。需要坚持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政府所提出的“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现代汉语需要重新规范,它需要所有的写作者自觉地遵守现代汉语的语言规则,自觉地维护“典范的现代白话文”的标准,对于语言学家来说,尤其有这种责任和义务,语言研究应该坚持以典范白话文为规范的传统,在研究中深入建设和发展现代汉语。


来源:《学术月刊》2022年第5期   编辑:z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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