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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诗与思”·从“行走宽窄之间”哲理诗赛说起 (阅111次)

阿剑




近期《星星》诗刊的一次征文活动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以“行走宽窄之间”为主题的哲理精短诗歌征文大赛,激发了国内诗人强烈反响。据悉,此次征文共收到投稿3500件,15000余首诗作。其参与人员之广、年龄跨度之大以及参赛成熟诗人之多,甚至超出了主办方的预想。这是《星星》诗刊继去年关于征文体诗歌讨论之后,又一起现象级事件。其中,哲理诗这一概念重回人们视野,值得关注。
 
一 

关于诗,知与不知,思或不思,似乎是永恒的话题。百年中国新诗发展至今,既有传统诗学的延续与相依,也有超越古典文明的迥异路径,特别是20世纪以降西方现代诗的摸索,节制抒情、消解意义、运用意象乃至走向人们所畏惧的艰深复杂、多义曲折与晦涩难懂的境地,都对传统诗学提出了新的挑战。所以日本诗人高桥睦郎说:“我不知道诗歌是什么,所以我写诗。”这是典型的东方式思维,把诗的本义述诸世界的不可知论。而爱尔兰诗人希尼或许更为圆熟与温和,他在《希尼诗文集》中提到:“诗歌是堡垒,是人类隐私的监护者之一;但它又是敞开的,是一种公众的艺术形式……诗实际上是为作为读者的你而写的,它召唤你向它靠拢。它放在那儿让你打开。它是一种造物,然而是内心的造物。”

我曾就《星星》诗刊的哲理诗火爆一事询问过几位诗人朋友,其中有一位提出这样的观点:如果当下许多诗写呈现出沉湎个人趣味或直接干预现实的倾向,实际上成了遁世或入世的两极向度,那么,这次哲理诗重回大众视野,无疑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诗歌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诗歌的传统审美需求。毕竟当年的朦胧诗,包括汪国真等人诗歌作品的流行几乎难以复制。哲理诗无疑具备一定的大众亲和力,它往往会有一个基于哲学认知的标准答案在里面。这既让现代诗的不确定性有了一次清晰的表达与共识,又满足了部分大众对诗歌阅读的基本智力偏好。

笔者认为,无论此次宽窄主题哲理诗赛活动走向如何,我们还是欢欣于这种当下诗歌的群体性现象。只有基于更大层面的群众基础,才会更大概率成就高水准的新诗书写。更关键的,我们或许可以以此为契机,把诗与思这一古老而隐秘的核心命题再度提升到当下诗写的关注焦点,就像曼德尔施塔姆早就在诗中写道,“但黄金在天空舞蹈,/命令我歌唱”。
 

 
何为“哲理诗”?

“哲”者,智也;“理”者,道理、事理也。所以阐发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的诗便是哲理诗。这个释义或许失之简陋。旧《辞海》对“哲理诗”诠释是这样的:“希腊诗之一种,起源于芝诺芬尼。尝居柯罗凤,遭波斯之乱,流为歌人;不信神话,以自然无限为神,作诗论自然,惟今仅存断片,为古代希腊哲学之源泉。按今人对于诗中包含哲理,不纯为情绪之抒写者,亦统称为哲理诗。”这是借西学为义,把古希腊哲学家芝诺芬尼“作诗论自然”的诗体哲学作为哲理诗之滥觞。其中点出“诗中包含哲理,不纯为情绪之抒写”的基本定义。

从诗的起源看,哲理诗似乎是较晚文明的产物。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写道,“诗的起源实在不是一个历史的问题,而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要明白诗的起源,我们首先要问:人类何以要唱歌作诗?”他认为,“诗歌是表现情感的。这句话也是中国历代论诗者的共同信条。”但同时鲁迅先生则说,“夫人在两间,若知识混沌,思虑简陋,斯无论已;倘其不安物质之生活,则自必有形上之需求。”(《破恶声论》)更通俗来说,意即人是会思想的芦苇(布莱兹·帕斯卡尔语)。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诗源于抒情与叙事,是原始人的模仿自然或生理欲望的冲动,所以各民族诗歌中最早的文本大多是史诗和抒情诗。而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有“天问”,会有鲁迅先生所说的“形上之需求”,此时方有哲理诗之产生。所以《诗经》多述草木男女,切实朴素如人间歌哭,而楚辞中就更多地仰望长空,游目骋怀,探讨起时间与空间意识。

随着文明进化,对诗的认识似乎更倾向于哲理一脉。冯友兰在《新知言》里认为,一首诗若只能以可感觉者表示可感觉者,只是“止于技”的诗。而假如一首诗能以可感觉者表示不可感觉只可思议者,以及不可感觉也不可思议者,便是“进于道”的诗。对于抒情诗与哲理诗,他似乎更倾向于后者。而有的西方现代派诗人说得更为决绝,比如里尔克就说:“诗并不像一般以所说的是情感(情感人们早就够了),——诗是经验。”T.S.艾略特也说:“诗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逃避情感;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像《杜伊诺哀歌》和《荒原》,用艾略特在《诗的三种声音》里的话来说,“与其说是抒情诗,还不如说是冥想诗”。

然而,当下已经进入了一个意义消解、权威祛魅的时代,随着信息畅通、知识爆炸与哲学物化,人们似乎不再需要有人来做他们的精神导师,无论是以哲学还是诗歌的方式。最明显的现象就是哲学重新成为了冷门,让1980年代的哲学狂热成为遥远的历史回响。

1981年出版的李泽厚《美的历程》,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多次再版重印达几十万册。从1983年到1988年,《走向未来》丛书以每年一批的频率,出了5批74种,销量总计1800万册,当年这套书在北大,是直接堆在操场上卖的。而人们在新华书店排队购买萨特与加缪等人作品的现象,几乎是难以复制的神话。

当今已非阅读大部头哲学的时代,人们更多地阅读经济学、管理学等显学著作,甚至只用140字的微博、微信朋友圈与15秒的抖音短视频来满足碎片化的精神需求。这与此次《星星》哲理诗征文的火爆似乎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悖论。

对此,我对哲理诗或作为形而上的诗与思,仍有足够信心。按梁启超的说法,《论语》《孟子》等是两千年来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早已在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经常举例说,中国老百姓吵架,不以宗教、法律起誓,却会说出“凭天地良心”这样的话。斯文一脉,想必早已深入了血肉。几千年来,始终有中华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和共同价值观在起作用,使华夏文明薪火相传。这条诗与思的长河,百折千回,不绝如缕。

或许哲理诗的真正领域不在图书馆与书店,更不在微博微信与短视频,而是沉淀在我们心口相传的血脉之中。
 

 
翻阅当下大量诗写,你会发现有太多笔墨在叙述个人情绪、寻常事物或业已迭代的伪田园牧歌。而在另一向度,我们又读到不少民间文本,他们似乎已舍弃了那种箴言式的快感、宏大叙事的流畅以及小情小调的抒情,蹑足进入一个语词隐喻的丛林。那些沉湎于词汇、情绪与私人叙述的场域,那些貌似拒绝阅读而又有所期许的心思,那些对愈发明白如水的世界进行个人化的预设、反讽与重构的荒谬化解释,自始至终呈现出一种拒绝读者的姿态。黄梵认为,“主观上倾向夸张的表达,与比较安静的农耕时代很是契合。因为当时的人们还很信任乌托邦,……只不过现代诗的观念中,开始有了压制这种过度夸张、抒情的理性克制。”(《意象的帝国》)这或许并非坏事,毕竟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源。

而诗与思的争论长期存在,更深入到理念与技术层面。比如针对哲理诗杰作众多的宋诗,钱钟书《宋诗选注》序中就批评道,“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这种风气,韩愈、白居易以来的唐诗里已有,宋代理学或道学的兴盛使它普遍流播。”这里一语道破了传统哲理诗的两难困境:诗,还是思?

我们所熟知的大部分哲理诗,都有一个寓言式的文本,一个能够轻易抖开的包袱,这既是方便法门,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时消解了诗与哲理的双方力量,而成为一种强行的拉郎配。龚鹏程从修习者角度对此不无微词,他在《苏东坡这个符号已经通货膨胀》一文中提到:“东坡、山谷皆多禅语,然此非修也。修习实践非纯粹理性事,亦非悟之事。文士说禅,均无悟前功夫,徒示机锋,大显悟后风光,扣其实诣,率皆野狐,东坡、山谷不免如此。”这就是确实在说理,而非论诗了。所以中国古代最优秀的哲理诗,很少有通篇议论、直接说理的,大多是把哲思理趣蕴含在对人事、景物的叙述和描绘中,借助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来说理。一些含道应物、迁想妙得的哲理诗,其本身就是诗人触物生情、寓理于形或融理入情的产物,是诗人对人生、对社会睿智思索和深刻体察的结果。毕竟,是诗,而非哲学教科书。

西方诗学也多有议论。玛丽·奥利弗说,“一首诗如果没有美好而正确的语言形式——正是这一点使它与日常写作区分开来——将是可悲的。”(《诗歌手册》)艾略特发明了“客观对应物”这一术语,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诗学概念之一,“表现情感的唯一艺术方式,是去找一个‘客观对应物’。”这是想把空中漫天飞舞的哲理落到语言的大地上。

如果超越一般性的文体认知,更进入幽玄境地而论,那么我认为海德格尔在《林中路》的话更为澄明:“思就是诗。尽管并不就是诗歌意义的一种诗。”在这里,诗并非文本意义上的诗,而是直指一种人的存在方式。所以海德格尔可以用荷尔德林诗句来阐述他的存在主义哲学,但不会重新再来写一首新诗。荷尔德林的“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它们更多是一种彼此观照、互为印证的共生关系。

在此,我同意陈超先生的观点,“人们永远需要这种真实而深刻的声音,充满热情和活力的声音,富于生存启示和命名力量的直抵心灵的声音,令人兴奋而迷醉的声音。在这个科技图腾、商品化、自然生态失衡的世界,是诗(狭义和广义),使人类的语言生活获得了弥足珍贵的深刻、澄明、自由、安慰和超越。”(《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我相信,诗是用正常语言无法描述的感动与澄明,但它又必须是属于诗的,诗性的。如果可以用哲学论文、散文、小说、新闻来描述,就不是诗。如果可以用白话、俗语、口号、术语、骂街来表达,就不需要诗。诗是另外的东西。就像傍晚独自在野外,看见落日,脱口而出的还是那句话: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仿佛那是天地间本来就有的句子,就长在我们面前那棵老樟树上面。

所以我看哲理诗,恰如庄生梦蝶,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二者异质而同构,浑然一体,方见妙处。试举三位伟人的遗言作为佐证。歌德临终前说的最后话语是:“打开第二扇百叶窗,让更多的阳光进来吧。”王阳明舟行江西南安水上,留下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而苏东坡弥留之际,当友朋劝其念佛“勿忘西方”时,他仍以毕生随性风格说了句:“西方不无,着力即差。”窃以为,“让更多的阳光进来”是诗,“此心光明”是哲,而“着力即差”便是哲理诗。
 

 
西方现代派诗人眼里,大地破碎了百多年,还在继续。荷尔德林与里尔克们的歌哭还在继续,但毕竟声音小了许多。而当下不少诗人们正忙着现实的光荣与价值,仿佛诗与思都只是商品。那么,能否借此次《星星》诗刊的活动让哲理诗重归存在意义上的诗与思?

或许新诗百年还是太短,还缺乏千年旧诗面对大千世界的那种真正的圆通与自信。那是经过多少代人九死一生的修炼。我觉得中国诗歌应该是一条很长的河流,从巴颜喀拉山到山东东营那么长。当下社会的急剧变化,科技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远远超越了我们灵魂的修炼与汉语写作的发展。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现实图景,很多是旧诗未曾见的,是过去的经验与表达无法涵盖的。当下日新月异的时代与传统相对稳定的社会相比,在历史使命上、写作命题上,面临更为集成、浓缩、复杂的挑战。

很长一段时间,“四面合围”的地理环境导致了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几乎没有交集,各自独立发展。基于光合作用的农业文明在中国蓬勃发展,西方文明更多从海洋里讨生活从而不断征讨乃至殖民,正像《乌合之众》中勒庞所说:“种族基因决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经济体制,政府和制度都是种族基因的产物,它的改变需要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漫长历程,最理想的状态就是用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慢慢改变它。”文明底色之上的诗歌,亦复如是。我相信会有一种哲理诗,能够勘破诗与思的迷雾,就像赫尔曼·布洛赫强调的,“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一首真正的哲理诗,应该是能发现专属于诗的智慧,而且必以诗的方式。正如张枣所说,“我特别想写出一种非常感官,又非常沉思的诗。沉思而不枯燥,真的就像苹果的汁,带着它的死亡和想法一样,但它又永远是个苹果。”

李录在《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中写道:“9万年前,冰河期使智人仅剩两万,只生存在赤道附近的狭窄领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两万人最终会征服地球,走遍世界。”但最后,作为这两万的后代,我们的脚印遍布世界每个地方。同样,新诗百年,路途虽惟艰,但未来可期。
 
       来源:《星星·理论》2021年第12期      编辑:赵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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