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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语言诗学传统及其当代启示 (阅179次)

王泽龙

从五四白话新诗运动开始,中国新诗已经走过了百余年的历程。中国新诗有没有形成自身的传统呢?它和古代诗歌传统是什么关系?传统是一个民族历史的文化遗留,传统是历史河流之源,但传统又是一条流动的河流,只有海纳百川,汇入源头活水,传统才会生生不息、气象永新。“传统不仅仅是沿袭物,而且是新行为的出发点,是这些新行为的组成部分。” 传统在文化思潮变迁和发展中是被塑造、被叙述的对象,它不是被动的没有生命的存在,而是会被打上不同的代际烙印。从文化变迁与发展的视角看,作为一种具有影响的力量和思想资源,传统可以融入当下的时代语境,进入特定的语义场,参与当下思想的构建,显现积极的思想活力。为了建设新文学,处于中国社会新旧文化转型期的五四文学在反传统中与传统对话,在传统的解构中重构了新的传统,是相对于远传统的近传统,是与古代文学传统相联系又有区别的现代传统。新文学的发展已历百余年,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性审视近传统的有效时空,我们可以在传统流动变迁的链条中,用对立统一的历史观来总结新诗语言传统,为当代诗歌提供启示。

一、新文学传统与新诗语言诗学传统
 
中国新文学传统是新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在唤醒国民觉醒的五四时期,在《新青年》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下,文学革命充当了思想启蒙与智力启蒙的先锋,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刘半农、钱玄同等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也是五四新文学革命的领袖。民主科学、自由变革的潮流成了中国文学现代变革的精神资源,也成为五四新文学的宝贵传统。
五四时期要实现文学的现代变革,必须突破文言文的壁垒,攻克旧体格律诗的坚固堡垒,开通现代白话新诗的道路。作为文学革命的首倡者,胡适把白话新诗运动作为文学革命的开路先锋,他看到了白话新诗在文学革命中担当的大任。“他们不承认白话诗文,其实他们是不承认白话可作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所以我决心要用白话来征服诗的壁垒,这不但是试验白话诗是否可能,这就是要证明白话可以做中国文学的一切门类的唯一工具。”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统文学的千年根基就是建立在诗歌基础上的,“不学诗,无以言”,诗书一体,读书与读诗不可分割,诗教是针对百姓展开的知识教育,更是对大众的道德教化。这样的文化传统决定了文学革命时期在文化形态与美学形式上,新诗与传统存在最为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也决定了文学革命要获取胜利,白话新诗首先必须获得合法性地位。这就是文学革命要获得成功必须依靠白话新诗打开局面的逻辑所在。

民主科学、自由变革精神,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资源,也是引导五四新诗变革的思想动力。民主精神倡导的平等立场与大众观念,是白话新诗运动主张白话取代文言、言文合一的思想基石。五四白话文运动就是要让平民大众从少数人长期垄断的贵族文学中获得进入文学门槛的权力。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大书特书的文学革命军“三大主义”就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科学的宇宙观、人生观引导五四新诗人用个人的发现、自我的崇拜反对封建偶像,破除传统束缚,打破陈规陋习,解放自我,解放文学,破除旧诗格律,建立自由诗体,大胆采用新知识、新概念、新思维,表现新思想、新生活,追求文学与自我的共同新生。

在白话新诗变革过程中形成的诗学语言传统,是我们总结回顾百年新诗历史经验教训更加直接、更具有针对性的现代诗学资源。我们选择诗歌语言作为聚焦点,是因为白话新诗变革的每一个环节都与语言问题互相扭结、紧密联系。当然,诗歌问题并不仅是语言问题,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诗歌问题中最具有本体意义的问题,首先是语言问题。有批评家指出:“真正的诗歌史是语言的变化史,诗歌正是从这种不断变化的语言中产生的。”白话新诗的诗学观念与语言变革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形成了怎样的新诗语言传统?对我们当代诗学建设与诗歌创作有哪些值得镜鉴之处?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作一些梳理与阐释。
 
二、言之有物的真诗品格
 
五四白话新诗运动的首要主张就是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那么,这种语言本位的观念怎样关联着文学思想的革命呢?在胡适等白话新诗派作家看来,古代诗歌为满足格律声韵之要求的文辞雕琢藻饰,必然弱化真实情义的表达,文字优先的诗歌游戏技术表演,势必遮蔽或淹没意义的抒写。因此,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开宗明义就是主张今日文学改良“须言之有物”,其他7条,即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可以说,皆从语言文字与思想内容表现的角度,集中突出了第一条“言之有物”这一要义。这里的“言之有物”之“言”,虽然包括了文学的其他表现方式,但主要指的是作为媒介、工具的语言之“言”。他认为:“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他所谓之物,一是情感,二是思想,若“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秾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矣。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胜之害,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有鉴于传统诗歌中的因文害意,文意本末倒置,所以,选择语言变革成为白话新诗运动倡导者的共识。白话新诗倡导者把情感与思想的真实表达视为新诗区别于传统诗歌的内在品质,“真实”成为白话新诗的思想灵魂,成了给僵化的旧诗传统输入青春生命的活力之源。
现代白话自然平实,能赋予新诗真实品格。继胡适《尝试集》出版之后,1920年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选《分类白话诗选》出版(许德邻编辑,上海崇文书局印行)。该诗选序言指出:自从汉魏六朝、初唐之后,“诗的束缚和矫揉造作的弊病,却一天深似一天”,“做旧诗的人,十九都有雕琢堆砌的毛病”,诗人们大约都在诗律上下功夫,博他们风雅的虚名,“用那些又冷又涩嚼不碎不消化的典故做了对偶的资料,七拼八凑,似是而非”。形式上的花样、万变不离其宗的陈规遮蔽着内在思想的空虚,固化的形式“把他自然的神韵和真实的意义都掩藏起来,只求合着古人的步趋和种种的假面目。所以,无论如何悲壮感慨,或裔华典丽,总觉得是做作,是‘假的诗’,不是‘真诗’”。而白话新诗把内在的真实看作诗的最重要品质,“白话诗的好处,就是能扫除一切假做作,假面目,有什么就说什么,所以形式上的‘美’,虽不能十分满足,但是纯任自然,总觉得是‘真实的’,不是‘假做作’的。这就是新诗与旧诗精神上的优劣”。

中国新诗之新,首先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精神,确立一种新的品格,这种精神与品格的灵魂就是“真实”。许德邻认为,真实与纯洁、自然是白话诗的三种精神元素。在这三者中,真实是核心,真实是纯洁的保证,自然是真实的体现。在他看来,新诗有了这三种精神元素,就会自有一种自然的神韵、天然的音节、合着人心的美感。也正是这样的新诗价值观,奠定了五四时期白话语言、自然音节、自由诗体等新诗形式得以确立的思想根基。这种以真实为核心,建立在现代白话基础之上的自然、纯洁的新诗精神(也包含着早期新诗的理想诉求),总体上为新诗的建构确立了新的价值理念与现代思想准则。

五四新诗人将真实视为诗歌的生命。真实的品质是新文学家从道德建设的角度为新诗树立的标准,目的是建立新诗的思想传统。刘半农在为《分类白话诗选》所作的“序”中指出,格律诗的出现使后来的诗人“灵魂中本没有一个‘真’字”,“现在已成假诗世界。其专讲声调格律,拘执着几平几仄”,“弄得诗不象诗,偈不象偈。诸如此类,无非是不真二字在那儿捣鬼。自有这种虚伪文学,他就不知不觉与虚伪道德互相推波助澜,造出个不可收拾的虚伪社会来。” 鲁迅早年留学日本时,在《摩罗诗力说》中标举摩罗诗人“率真行诚,无所讳掩”,揭露建立在旧传统伦理道德基础之上的礼教诗学规范:“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情”不能逾“礼”,诗要“止乎礼义”,而摩罗诗人“凡一字一辞,无不即其人呼吸精神之形现,中于人心,神弦立应”。郭沫若在1920年与宗白华讨论新诗时认为:“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之纯真的表现,生命源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自然流露’的为上乘,若是出以‘矫揉造作’,不过是些园艺的盆栽。” 诗是人格的表现,“人格比较圆满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在新文学家看来,真实是新诗不可或缺的品质,也是新诗现代价值观的核心。

白话的真实品格是新诗自由特征的必然体现,自由的新诗培育于真实的土壤。俞平伯在《冬夜》自序中表达了自己的新诗观点:“我怀抱着两个做诗的信念: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真实。”在他看来,“真实和自由这两个信念,是连带而生的。因为真实便不能不自由了,惟其自由才能够有真正的真实”。自由既是诗人的精神取向,也是其在艺术形式上的追求:“我只愿随随便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出自我,在人类中间的我,为爱而活着的我。”这种对真实和自由的双重诉求,宣示了五四新诗人要挣脱传统格律的束缚,摆脱“一切做诗的律令”、舒放心灵、解放自我的渴望,是五四白话新诗冲破古典诗歌藩篱的强大思想动力,也是白话新诗现代变革的精神源泉。

当下诗歌的真实性品格有弱化的趋势,有的诗人认为诗歌就是语言的艺术,把诗歌视为文字技术的操演,在文字游戏中掩饰思想的空泛与苍白。也有人在世俗主义、日常美学的口号中书写琐屑的生活,在与现实生活隔绝的天地里咀嚼怀念乡土与传统风雅的况味,没有现实生活的真挚感受,缺少与读者交心的心灵对话,更不关心社会发展。从整体上看,当下诗歌的真实性品格正在弱化,有的诗歌格局比较狭隘,诗歌精神也显得苍白贫弱。“五四”开创的诗歌传统——真实,是当下诗歌需要的强心剂,言之有物,是复活新诗气象的良药。新诗格外需要关注现实生活、关心百姓悲欢,需要与读者心灵的真实交流,需要诗人用真诚的力量与发现真理的慧心建设新一代诗歌的艺术殿堂。
 
三、言文合一的现代语态
 
“五四”以来,语言的白话化、形式的散文化是白话新诗最受诟病的问题之一。其实,我们较少悉心探究文言合一新诗观的历史语境,辨析其复杂的蕴含与特征,更少看到其在新诗变革与新诗现代性建构中的诗学意义。我们认为,言文合一是五四新诗的一个具有丰富现代内涵的重要诗学理念,把它作为新诗传统的一个内容提出来,是希望引起学界进一步的关注与讨论,在讨论中完善它、发展它。

先讨论言文合一的内涵。这里的言文合一,“言”指的是口头语,“文”指的是书面语,言文合一就是口头语与书面语的一致,用胡适的话说,就是“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在白话新诗运动之前,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中就有白话为文、白话入诗的尝试,比如,黄遵宪在诗歌改良运动中主张的“我手写我口”、学堂乐歌的歌词,都是言文合一的尝试。白话成为文言的附庸开始在社会底层流行,像白话小说、戏曲传奇等。但是,社会主流还是文言话语,文言仍是得到广泛认可的书面表达工具,文人交往依然使用文言,白话入诗在知识分子中并不普遍。公开主张全社会只用一套白话语言,白话既作为社会共用语,又作为文学用语,实现言文合一,用白话取代文言的正宗地位,这些观点始于胡适。

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总结了近代欧洲国语文学运动成功的经验。他说:“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叔永诸人全不知道工具的重要,所以说‘徒于文字形式上讨论,无当也’。他们忘了欧洲近代文学史的大教训!若没有各国的活语言作新工具,若近代欧洲文人都还须用那已死的拉丁文作工具,欧洲近代文学的勃兴是可能的吗?”胡适倡导的白话新诗运动,最明确的目标之一就是“诗须废律”。“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作诗如作文”是胡适反对律化诗体的策略。他认为,新文学的文体要获得自由,就必须挣脱格律的束缚,“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他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分析了中国文学历史变迁的规律,认为白话文学有自身的传统,白话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由来已久,到了宋代,白话的语录体大盛,诗词也多有用白话者。宋人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曾引黄庭坚之语:“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他把韩愈与杜甫看作诗破声律的始祖。韩愈杜甫诗歌开启了宋诗以文为诗的先河。清人叶燮云:“韩愈为唐诗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皆(韩)愈为之发其端。”胡适从唐诗至宋诗的变革中获得启示:“其实所谓‘宋诗’,只是作诗如说话而已。”“由唐诗变到宋诗,无甚玄妙,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更近于说话……宋朝的大诗人的绝大贡献,只在打破了六朝以来的声律的束缚,努力造成一种近于说话的诗体。”“五四”之前的诗坛正处于宋诗余波未尽的时代,正如胡适所言,“最近几十年来,大家爱谈宋诗,爱学宋诗”,形成了一股反对琢镂粉饰、声律禁锢的诗风,直接影响了五四白话新诗倡导的作诗如作文、以文为诗、言文合一等诗学变革主张的形成。

胡适一方面要从中国文学传统中寻求白话正宗地位的合法性支持,另一方面又要与传统文学划清界限。他看到了古代白话与现代白话的根本区别。胡适提出,现代白话文不能避免“欧化”,“只有欧化的白话方才能够应付新时代的新需要。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细密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字能够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古代白话与现代白话的区别,不仅体现在词汇系统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语法系统上。傅斯年认为,我们的白话异常贫乏,字太少,须得造新词。这不得不随西洋语言的习惯,“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一切修词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  

言文合一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具有重要意义。言文合一落实到白话诗歌,就是主张使用白话的字、文法与音节,用散文的作法打破诗歌封闭的格律壁垒,突破僵化的文体界限,实现“诗体的大解放”。胡适以文为诗的诗歌革新策略,不仅仅是要破除诗文分离的传统观念,更是要大胆表现传统诗歌无法容纳的思想内容,“‘诗与文的冲突’不仅是诗体形式上的问题”,它还关系到诗歌艺术表现方式的变革,“即从传统风花雪月的诗美空间转向对‘现实经验’的包容,以散文化的分析、逻辑性因素瓦解‘意象展示’的审美呈现,以表达复杂曲折的现代经验”。总之,言文合一的革新路径直接打破了古代诗歌在思想与文体上的双重禁锢,促成了现代诗歌自由开放的新风貌。

以文为诗、诗文合一并不等同于用白话口语写诗,以文为诗之“文”是包括了外来语言词汇、语法,现代国语书面语,部分传统白话、方言的综合语,是一种现代白话,一种开放的白话语言系统。有学者指出,在由白话“语”转化为白话文或白话诗的过程中,不可能是机械的记录,完全按照口语来写,而是经过了写作者或下笔人自觉不自觉地按照“文”的习惯或诗的规范对白话“语”作的“文”的加工,把白话“语”变成白话“文”。言文合一的白话语言作为一种入诗的散文语言,应该与日常语言区别开来。言文合一并不是“文”对“言”的简单摹写与机械记录,它包括了对“言”的规范与提升。

胡适在思考白话与日常口语的区别时,希望依靠白话口语的自然音节来增强散文化语言的诗性特点。可以说,自然音节论是与他主张的现代白话口语和散文化自由诗体相联系的一种新诗律,是胡适新诗散文化的重要诗学观,也是我们理解胡适白话诗学的关键性诗学概念。“五四”以后有人指责胡适是中国新诗运动的敌人,其罪责就在于他主张“作诗须得如作文”。这种不顾及历史语境,不从胡适全部诗学体系出发,断章取义的简单化批评,造成了对胡适新诗散文化诗学的片面化理解。胡适在《谈新诗》中明确指出:“现在攻击新诗的人,多说新诗没有音节。不幸有一些做新诗的人也以为新诗可以不注意音节。这都是错的。”胡适倡导的诗文合一、言文合一,没有将新诗应有的诗的规则与言的规范抛弃,他要建立的是新的规则,改造的是旧的规范。自然音节是白话新诗语言诗性建构的一个重要途径。经过20世纪20年代新诗人对新诗音节与现代语言的探索,在30年代现代派诗人戴望舒、卞之琳、废名、朱英诞等人那里,白话语言被锻炼成了较为纯粹的现代诗性语言。言文合一、以文为诗不仅突破了传统格律的禁锢,而且打通了文体界限,把诗歌从传统的形式束缚、文辞优先转换到了注重意义的凸显,变革了诗歌书写方式,开放了自由表达思想的空间,极大提升了诗歌对现代生活与现代思想的表现力度。

言文合一的语言诗学传统对反思当下诗歌语言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是有助于反思语言晦涩化倾向。当下一些诗歌在反抒情、知性化追求中,走向了玄虚化书写歧途。诗歌语言可以含蓄,但故弄玄虚、言之无物的语言倾向是需要矫正的。二是有助于抵制口语诗歌的低俗化倾向。当下有的诗歌把口语与俗语混同,主张解构诗歌语言的视觉与听觉美,在所谓世俗、日常审美的趣味表达中,降低了诗歌的诗性品格。践行言文合一的写作理念,倡导诗歌内在精神为先,诗歌表意为先,破除僵化形式,打通文体界限,开阔诗歌视野,采用现代白话,提纯白话口语,依然是值得我们继承的优秀传统。
 
四、言意协调的自由诗体
 
新诗经过百余年的探索,至今还没有形成定格定行的诗体,流行的自由诗体可以说就是一种无形式的诗体,是一种开放的敞开的诗体。我们常常把这种散漫无序的诗体看作新诗弊端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在谈及这个问题时,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穆木天把它与五四白话新诗革命联系在一起,认为其源头是胡适提倡的“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胡适作诗如作文“给中国造成一种Prose in Verse一派的东西。他给散文的思想穿上了韵文的衣裳”。1993年,郑敏发文,认为胡适的白话诗理论是白话诗歌迟迟不能成熟的原因。新诗的散文化是一个与白话语言、自由诗体紧密关联的问题,白话语言与自由诗体的关系也是“五四”以来诗人、学者一直关注和探讨的问题,对白话语言与自由诗体关系的理论讨论是新诗语言诗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建构与完善新诗文体的重要话题。五四新诗人认为:“旧诗大体遵格律,拘音韵,讲雕琢,尚典雅;新诗反之,自由成章而没有一定的格律,切自然的音节而不必拘音韵,贵质朴而不讲雕琢,以白话入行而不尚典雅。”自由成章是白话入诗在精神与审美层面的双重追求,也是白话新诗文体的外部特征。白话新诗的自由性诗体特征与现代白话的语言特征紧密相联。
首先,白话是一种叙述性语体。捷克学者普实克认为:“白话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叙述语言。”白话的叙述性特征成为现代汉语诗歌自然节奏、口语语气、散文化句式、语意中心等特点形成的前提条件。胡适倡导白话作诗、以文为诗,就是尝试着“用一种说话的调子”,“造成一种近于说话的诗体”。这种“近于说话的诗体”,“就是体现了说话语气、符合自然口语节奏、用散文化句式结构而成的自由诗体”。白话具有日常叙述语言的特征,叙述主体明确,叙述视角固定,语序完整,人称代词在叙事语言中地位明确,与古代诗歌常常主语缺失、人称代词省略不同。白话叙述过程呈现历时性叙述时间与明确的空间秩序,改变了古代诗歌语序错综、多共时性平行结构的关系。虚词作为叙事的时间空间标识得到普遍使用。叙述句式的完整性扩充了句子成分,丰富了句子语法关系。以现代白话构成的“说话的诗体”,成了建构散文化自由诗体最合适的选择。

其次,现代白话是呈现汉语表意逻辑性的必然选择。马建忠编著的《马氏文通》是借拉丁语法建构的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这种通过“以西律东”建构的汉语语法体系,对汉语语法的现代转化产生了深刻影响。西方语言与语法体系的影响,促进了文言一致的实现与汉语表意体系逻辑化、精密化的现代转变。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者与诗人对外国现代诗歌的大量翻译和介绍,一方面带来了词汇的更新,另一方面引入了更加严密的文法,使汉语诗歌逐渐具有自觉的逻辑结构意识。大量现代虚词的使用,特别是关系连词的应用,彻底改变了一句一行的传统句式,扩充了诗歌句子,丰富了诗歌结构,解构了整齐划一的定型诗体。而现代白话在文法层面上逻辑结构的凸显,直接促进了注重句子关系、诗歌语义关系的自由诗体的形成。
再次,现代白话把传达意义的功能放在首位,凸显意义的新诗观念推动了新诗文体形式的现代转变。现代白话受西方语法突出语言意义联系的影响,改变了古代传统诗歌形式优先的观念,也突破了建立在以字为中心的感性思维机制基础上的字句推敲、意象叠加、感性联想的诗思特征。自由诗体是一种整体性结构形态,不同于对称性、片段性、限制性的传统诗歌结构样态,与现代白话凸显意义的功能具有天然的恰适性。现代白话赋予了创作主体表达的自由,自由诗体的开放性、无定形性为创作主体自由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现代白话与自由诗体的恰适性为现代白话诗歌提供了有效的创新途径。当然,并不是只要选择了现代白话就可以创造成功的自由体新诗,或只要采用了自由分行形式,就可以写出好的现代白话诗。就像种庄稼,有了肥沃的土壤、优良的种子,并不就等同于有了好的收获,还需要耕种者精心耕耘。如何利用现代白话和自由诗体的恰适性经营新诗,正是现代诗歌语言诗学需要在理论与创作实践上继续探究的问题。现代白话和自由诗体的有机结合才是把种种互恰性变为语言与文体互融性的有效机制与途径。这就要求语言的形式表达与诗意表现有机结合,语言词汇选择、语义的结构、语言的修辞、语言的节奏、语言的整体性关系安排等诸多元素,要从诗意的表达出发,用有效的形式表达体现语言与诗意的联动,用语言的诗性凸显现代诗意,在二者互涉互融的有机结合中呈现诗体的特征,用个性化的自由诗体体现诗歌语言的表现力,进而强化对诗意的表现。

有学者认为,传统汉语造句常常“以达意为主”,古代诗歌“充盈着写意精神”,因而忽略语法形式,只要是达意的需要,“某些‘句法’规则就会让步”。与这种达意表达相联系的是传统诗歌的造句形式与以字为中心的感性思维机制。而现代诗歌的表意是语言与意义的有机融合,是诗歌语言与诗意的整体性关联,是以叙述为基础的。现代白话诗歌人称主体明确,凸显句子关系,基于语言规则,表现具有思想、情感、智慧、哲理等丰富、复杂意蕴的诗意,注重句群关系,突出形合,自觉选择(而不是规避)介词、连词、语气词等可呈现语言外部关系的虚词,追求语言关系的外部形态(而不仅仅是意合)和诗歌语意有机协调与自然融合。语意的融合在文体形式上通向的是注重整体关系结构的自由形式,而不可能走向规则定型的格律诗。自由诗体千差万别,形态各异,最好的诗体就是诗意和语言的互融与完美结合。

作为“五四”的诗学传统,言意的协调与互融启示我们:诗歌的语言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技巧问题,自由诗体的无形也不是散漫无序、随意分行的无体。语言的考量首先在于为诗歌意义的表现选择合适的字词和句法,形成有个性特征的诗体,现代白话的多样化诗性元素为现代诗歌诗体的自由性、丰富性、复杂性建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当前,在新诗诗体建设中我们要自觉增进语言、诗体的现代意蕴,提升其诗性内涵,深入体会诗歌语言与语意表达、诗歌文体的关系,为新诗的艺术发展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
 
原刊于《中国文学批评》2021年第4期
文库编辑:倪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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