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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东亦西”:论张枣诗歌渊源的一种情形 (阅291次)

彭英龙

自从去世以后,张枣诗歌的价值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及新诗爱好者的肯定。许多研究者都意识到,张枣是一个将现代主义诗学与传统诗学完美结合起来的人,如果没有对中西诗歌的深刻理解,要将其讲透彻是几近于不可能的事情。然而,饶是如此,仍然出现了一些解读的尝试。解读者甚至试图判定,张枣诗歌中的某个意象、某个手法乃至某种观念渊源何在。一种典型的研究进路是,为了论证张枣如何首先沉浸于现代主义,而后又以向着“汉语性”“传统”等的回归超越现代主义,就指明其诗歌中哪些意象、手法、观念,是来自中国古典诗歌/诗学的。张枣本人的许多言论也鼓励这样一种做法。例如,在其名文《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中国当代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中,张枣声称:

我个人绝不相信现代性就等于放弃汉语性的神话(其典型方法就是从白话文的翻译文体和对西语的误读中派生灵感,并使作品具备某种简便的国际互换性),对毫无自主意识的浑浑疆盔的蒙头昏写我也不以为然①;我相信如此诗歌行之不远。同时,如果它寻求把握汉语性,它就必然接受洋溢着这一特性的整体汉语全部语义环境的洗礼,自然也就得濡染汉语诗歌核心诗学理想所敦促的写者姿态,即:词不是物,诗歌必须改变自己和生活。[1191

张枣在此将“现代性”与“汉语性”对立起来。张枣这样做自有其理由,而这也鼓励学者们循着其思路去论证,到底张枣诗歌中的何种因素是“现代性”的体现,何种因素是“汉语性”(乃至传统)的体现。

然而,这样做总意味着一种危险。为何?我们不妨以钱锺书的一段话来说明。他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说:“我们常听说,某东西代表道地的东方化,某东西代表真正的西方化;其实那个东西往往名符其实,亦东亦西。”[2116更进一步讲:“换句话说,中国所固有的东西,不必就是中国所特有或独有的东西。”[2117钱锺书注意到,中外传统中有大量相似的东西。在对中外文学、文化并无足够扎实、深广了解的情况下声称某种东西为中国所固有,是一种武断的行为。鉴于张枣的研究者的视野通常不及张枣本人广博,我们在何种意义上,敢于断言张枣诗歌中的某一意象、手法,就是来源于中国古典传统?

不少论者也都注意到,张枣的一些观念同时具有中外渊源。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对话”:它与马丁·布伯的哲学、巴赫金的诗学、中国古代的知音传统都有关系。然而,在其他许多地方,却有一些失之仓促的论断。以下结合学者们的现有研究成果,谈谈张枣研究中的这类“亦东亦西”的情形。我们将发现,张枣诗歌中的不少意象、主题、母题等,都具有中西双重渊源。我们选取的例子包括:燕子与鹤;“家谱及精神谱系”主题;“幽会”书写。以下且一一道来。
 
一、燕子与鹤
 
张枣的诗歌中经常出现鸟类意象。迄今为止,对张枣诗歌中的“鸟”类意象最值得参考的研究是由颜炼军作出的。颜炼军认为,张枣笔下的“天鹅”体现了与西方文学的亲缘性,而“燕子”和“鹤”则体现了其回归传统诗学的苦心。其文章《仍有一种至高无上:张枣诗中鸟意象的变形记》说:

在张枣这里,“古典主义”就是恢复汉语之“甜”。不管这种诗歌梦想是否如张枣所愿的那样,已经很好地被最终实现,但他就此继续开拓的诗歌的文明对话空间,在他的关于燕子、鹤的作品中得到了深入而集中的展开。[3

颜炼军的这一判断本身与张枣的诗论有关:张枣本人乐于谈论汉语之“甜”,而颜炼军就将其对燕子与鹤的书写视为通往汉语之“甜”的手段。但如果我们对“燕子”和“鹤”的渊源进行更仔细的检查,却发现事情恐怕并没有这么简单。原因在于,“燕子”和“鹤”这两种意象虽然看起来相当“汉语”,相当“古典”,却在西方诗歌中也常常出现。一个更审慎的判断是,张枣笔下的“燕子”——尤其是“鹤”——是综合了中西诗歌的双重影响的产物。

燕子和鹤的地理分布都是相当广泛的。不只是中国,欧洲与美国都可以看到燕子和鹤。这就导致西方诗歌也很可能写到燕子和鹤。

我们先论燕子。在古希腊情歌中,燕子是报告天明的鸟[42328。裴通编辑的《吟游诗人与鸟》将书写鸟类的英国诗歌作了整理,有几章标题中就提到了“燕子”,如第五章《燕子—夏天—花园》,第七章《森林—孤独—燕子—溪流》[5177-244。特别地,燕子是丁尼生钟爱的鸟[536

不仅如此,张枣所喜爱的一些诗人,如济慈、特朗斯特罗姆乃至荷尔德林都曾写到“燕子”。济慈大名鼎鼎的《秋颂》最后一节说:“春歌在哪里?哎,春歌在哪里?/别想念春歌,——你有自己的音乐,/……/篱边的蟋蟀在歌唱;红胸的知更/从菜园发出百啭千鸣的高声,/群飞的燕子在空中呢喃话多。”②燕子在此主要是作为场景描写而非象征出现。特朗斯特罗姆的《舒伯特》也写到“燕子”:

人脑无穷的天地收缩成一只拳头大的尺寸
燕子在四月返回同一教区同一牛栅屋檐下的去年的巢穴
它从特兰斯瓦尔起飞,飞过赤道
六个星期穿过两个大陆
直奔消隐在陆地里的黑点
从五根弦寻常的和音里捕捉一生信号的他
让河流穿过针眼的他
是一个来自维也纳,被朋友们称作“蘑菇”的年轻矮胖的先生
每天早晨他准时坐在写字台前
于是五线谱奇妙的蜈蚣在那里开始爬行[6186-187

这些诗句明显地描述了燕子的候鸟特性。另外,《冬天的程式》也说:“我在燕子中睡去/我在老鹰中醒来”[694

荷尔德林诗中也经常出现候鸟类的意象。《漫游》一诗说:“但我欲前往高加索!因为至今我/仍在风中听说/诗人,像燕子,是自由的。”[7105这几行诗把燕子和诗人联系起来。对“元诗”极其关注、大谈特谈的张枣,很可能对这些诗句有特别的留心。

相信我们已经不必再举其他例子了。可见,将“燕子”书写判定为“汉语性”的体现,理由多少有点不够充分。

与燕子相似,鹤也常常出现在西方诗人笔下。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曾提及鹤,而荷尔德林就翻译过这一段落③。在古希腊文化中,鹤是预兆之鸟。古希腊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故事说,有个抒情诗人叫伊俾科斯(Ibykus),传说他在树林里被强盗谋杀,事件的唯一目击者是天上的一群鹤。后来人们在剧院为其举行纪念仪式,其间有一群鹤出现在剧院上空。凶手之一对其同伙说:“看哪,这是伊比库斯的鹤!”其谋杀罪行由此揭露。席勒曾以此为题材,写了一首诗,其第三节说:

祝福你们,友好的鹤群,
你们陪伴我渡海远行!
我认为你们预兆吉祥,
我们的命运都是一样:
我们都是远道而来,
但求有一个住宿之处。
但愿好客的大神关怀,
使我们免受外人羞辱![8

此处伊比库斯的话分明是把鹤认作同道。颜炼军认为张枣肯定特别注意过何其芳《画梦录》对丁令威化鹤归来的故事的改写[3152。依据同样的逻辑,我们很容易设想,作为一个久居德国、对西方诗歌极其关注的中国诗人,张枣想必对西方传统中的这一故事十分熟悉。何况席勒诗句中鹤与诗人之间表现出如此非凡的亲缘性!

上文提及,荷尔德林《漫游》一诗写到过燕子。事实上,同一首诗也写到“鹤”:“在那里的岸边,在爱奥尼亚的/绿树下,在开斯忒平原,/那里的鹤鸟,喜爱天空,/被放射出霞光的群山环绕。”[7107

“鹤”这一意象有着西方的渊源,这甚至可以在张枣诗里找到一个更加直接的佐证。《祖母》一诗的结尾说:

四周,吊车鹤立。忍着嬉笑的小偷翻窗而入,去偷她的桃木匣子;他闯祸,以便与我们对称成三个点,协调在某个突破之中。圆。[9242

“吊车”与“鹤”在此既是比喻(吊车形如鹤),又是借代与并置(吊车之重与鹤之轻、吊车之世俗与鹤之高远、吊车的技术与鹤的美学,竟然相融无间,并与前文的“仙鹤拳”形成呼应)。但如果我们熟悉西文的话,可以进一步加深对这一比喻和并置的理解:“吊车”与“鹤”在许多西方语言中都可以用同一个词来表示。如英语称之为crane,德语称之为Kranich……作为一个精通数种西方语言的诗人,难以设想,张枣写下“吊车鹤立”时,竟没有想到这一奇妙的语言学事实。

进一步地讲,张枣诗中的“鹤”也可能受到荷尔德林诗中的其他鸟类意象的影响。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张枣诗中的“鹤”与古典诗文中的“鹤”寓意并不一致。张枣诗中的“鹤”更加形而上,更加美学,承载了过多的内涵。这与荷尔德林诗中的鸟类意象有一定相似之处。不妨参考刘皓明的一则译注:

[信使]鸟儿是天的信使,参观詠歌草稿《提坦们》行43:[鸟儿/对着光啭唱]。《最先来的》第三稿,行40-41:[在旦时看/时辰夕时看鸟。]另外赞歌《盲歌手》行7-8 亦有此说法:[你的信使,风,因你总来。][10222

“鸟”作为“信使”在张枣诗中也有体现。《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中的“鸟”就被赋予了通灵者的身份:

鸟越精确,人越不当真[9221(《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四》)
植树的众鸟齐唱:注意天空。[9224(《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八》)

张枣笔下的“鹤”也具有通灵的性质。特别能体现这一点的是《大地之歌》的第二章:

人是戏剧,人不是单个。
有什么总在穿插,联结,总想戳破空虚,并且仿佛在人之外,渺不可见,像鹤……[9264

与此相对应,在荷尔德林诗歌中,最重要的鸟类意象是雕。刘皓明针对《雕》一诗作了题解:“雕在希腊神话中是宙斯的神鸟,充信使之职。”[11]另一处评注则说到“雕”与《圣经》的关系:

虽然这里的雕是复数,但或许仍同《启示录》中的段落不无关系:《启》8.13 一种古卷读为:“我又看见一只雕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哉!祸哉!祸哉!’”路德本据不同的古卷,读“雕”(……)为“天使”(……)。神学院出身的诗人对经中的异文,应该是熟悉的。雕作为神的使者,上承行4[解救者]。[11679

可见,荷尔德林笔下的雕颇具神性,而张枣笔下的鹤也有相近的特点。两种鸟并不同名,但在各自的诗歌中,却充当了大致相同的角色。我们主张张枣的“鹤”有可能受到荷尔德林的“雕”的潜在影响,并不过分。
 
二、家谱与精神的谱系
 
张枣写了许多以亲情为题材的诗作。许多学者都注意到,这些诗作与中国古代极重人伦的文化传统有关。如王东东说:“张枣具有一个经常为我们忽略的品质,那就是他对情感和人伦关系的重视,从这一点也能看出他是一个地道的汉语诗人。”[12]但这一观察不免片面。至少就我的研究,这些诗歌很可能还受到叶芝和莎士比亚的影响。以下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区分了长辈类和子辈类,并分别探讨。

(一)长辈类
张枣多处提到家庭对他的影响。在面对学生颜炼军的提问“你最早的诗歌教养来自哪里”时,张枣说:“我觉得还是来自家庭。……当然,从教养的意义上来说,还是源于很多童年时的影响。你这么一问,我倒想起好几件童年的事情。比如说想起我外婆,她是旧社会过来的少数读过书的老人家,她特别喜欢一个诗人,就是白居易。”[1199张枣还谈道,他家所有人都爱诗,“有时候相互开玩笑时都会说,你可不可以给我讲一首你喜欢的李白的诗啊”[1200。张枣还特别提到自己的父亲,称他“是个诗人”,“很有传奇色彩”,“常常用俄语给我朗诵诗歌”[1200-201。张枣的这些体验完全符合大诗人杜甫的一句描述:“诗是吾家事。”张枣书写长辈的诗作由此常常别具深意:其主题往往并非单纯的亲情,而是在血缘性的传承之外,更突出了精神上的传承。

特别能体现这一点的是《祖父》《祖母》这两首诗。《祖父》刻意化用了杜甫、李白乃至屈原的诗句,似乎非如此不足以显示“诗是吾家事”;“桐影多姿,青凤啄食吐香的珠粒”化用了杜甫的名句“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诀别之际,不如去那片桃花潭水/踏岸而歌,像汪伦,他的新知己”则自然与李白《赠汪伦》相关,但较少为人注意的是,“然后便是临风骋望,像汪伦”中“临风骋望”遥承屈原《九歌·湘夫人》: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登白薠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

但这仅仅是《祖父》与“诗是吾家事”相关的一个层面。在另一个层面上,诗中写到的祖父采草药、“用盐的滋味责怪我”等行为,无不刻意凸显出我与“祖父”之间关系的文化蕴含。祖父对我的责怪竟有弘扬某种诗学观念的意味:

他回到身外一只缺口的碗里,用
盐的滋味责怪我:写,不及读;
诀别之际,不如去那片桃花潭水
踏岸而歌,像汪伦,他的新知己;
读,远非做,但读懂了你也就做了。
你果真做了,上下四方因迷狂的
节拍而温暖和开阔,你就写了;
然后便是临风骋望,像汪伦。写,
为了那缭绕于人的种种告别。[9213

《祖父》一诗一方面处处关涉“古典诗传统”,另一方面又指向更为广泛的“传统文化”。就指向更为广泛的“传统文化”而言,《祖父》中写到的祖父采草药,应与《祖母》写到的祖母练太极拳、《空白练习曲》写到的父亲练书法等并观:

她起床,叠好被子,去堤岸练仙鹤拳。
迷雾的翅膀激荡,河像一根傲骨
于冰封中收敛起一切不可见的仪典。
“空”,她冲天一唳,“而不止是
肉身,贯满了这些姿势”;她蓦地收功,
原型般凝定于一点,一个被发明的中心。[9241
(《祖母》)

父亲,白胖胖地
勃起,飞鸣在无头浓烟中找笛子,
胯骑参考消息,口衔文房四宝,
在你出世的那瞬展示长幅手迹:
“做人——尴尬,漏洞百出。累累……”
然后暴雨突降,满溢着,大师一般。[9197
(《空白练习曲·二》)

王东东曾对《空白练习曲》做了分析。他只说“而象征着社会权威的父亲则不光有政治嗅觉,还擅长书法的表现”[12],这一说法似与《父亲》一诗所写的“父亲”形象不符④。事实上,张枣写到的父亲练书法,更可能是表明一种身份和文化上的认同。这样看的话,《空白练习曲·二》里的出生情境书写便蕴含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

我们在许多古人的作品里都可以读到这种强烈的使命感: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原《离骚》)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陶渊明《命子》)
仰先后之显烈,懿晖祚之允辑。应远期于己旷,昭前光于未戢。(陆机《述先赋》)
达人贵自我,高情属天云。兼抱济物性,而不缨垢氛。(谢灵运《述祖德》)

然而,我们是否可以断言,张枣的家谱式书写只是受中国古典传统的影响?当我们把眼界放大,就会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在西方古典文化中,家族荣耀感也是反复出现的主题。西方文学古时以史诗和戏剧为大宗,而“在希腊—罗马的史诗中,详述个人家谱是构建社会现实、并在其中申明自身身份的一种途径”[1310。例如,“荷马的阿基琉斯、维吉尔的埃涅阿斯、斯塔提乌斯的提修斯都源于神圣的亲族,而这些叙事将其身体的强健和军事的威猛归结于半神的特质”[1310。进而,要保持这一源于家族的荣耀,就必须付出相应的努力,追求卓越,维持高尚的品格。希腊-罗马的史诗多为虚构作品,然而,史诗中表现的这一观念却有现实生活的根源。在一些与现实人物关联密切的文体,如赞歌(laudatio),特别是葬礼之赞(laudatio⁃funebris)中,细陈家谱、缕述荣耀是常见的程式之一。

而在张枣喜爱的诗人中,叶芝便有不少家族题材的作品,其与张枣诗歌立意之相似,令人震惊。如其《内战时的沉思》(Meditations in Time of Civil War)一诗,其第四章题目就叫作《我的后裔》(My Descendants):

既从我古老的祖先继承
健旺的精神,我须抱梦想,
在身后留下精神也同等
健旺的一女一男,但好像
生命极少在风中洒芳馨,
极少能给晨曦增添荣光,
而只有残瓣在园地散落,
然后只剩下寻常的绿色。[14189

这几行诗里的“芳馨”“花瓣”“花朵”等都表示一种美德,而“寻常的绿色”则意指因美德的丧失而泯然于众人。叶芝希望孩子们像自己一样从父辈那里继承“健旺的精神”,却担心他们无法将这优良的家风延续下去。叶芝之所以有这样的担心,正是因为他对子辈们怀有很大的期望。这与中国传统存在相似性:血统的传承与精神的传承结合在一起。

这一主题在叶芝的诗作中反复出现。如《七贤》(The Seven Sages):

第一位:我的曾祖父曾经在格拉坦家里跟埃德蒙·柏克说过话。
第二位:我曾祖父从前同奥利佛·哥尔斯密在酒馆共一条板凳。
第三位:我曾祖父的父亲曾经与科隆尼主教一起谈论过音乐,喝过焦油水。[14227

叶芝之所以热衷于谈论其“曾祖父”“曾祖父的父亲”,是为了找寻他精神的源头。就此而言,张枣与叶芝姿态相似:两人都热衷于谈论家族的先人,并且其谈论目的都与其精神追求有关。

(二)子辈类
为子女写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传统。且举数例: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陶渊明《责子》)
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杜甫《又示宗武》)
诗以示儿曹,其无迷厥初。(韩愈《示儿》)

张枣也喜欢为孩子写诗。不妨将以上诗句与张枣《断章·13》对比:

这是我写给你的诗
给你这徘徊在生死
之间的儿子。世界该
感到你的重量,星星
替你品尝果实;儿子
学会区分左手、右手
以及黄昏、黎明;儿子
放开你自己,像气球[9136

张枣在此有意地模仿了孩童的口吻。相比于古人“戒子”“命子”式的郑重其事,张枣要温和许多,但不变如一的是父子间的深情。

但这类诗是否完全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产物?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再次以叶芝为例,他不仅写自己的祖先,还给自己的后辈写诗。如《为女儿祈祷》(A Prayer for My Daughter)的口吻就与张枣相近:

祝愿她天生美丽,但不至
美得使陌生人眼光痴迷,
或自己在镜前得意,因为
这种人由于过分的艳丽,
就把美看作完满的结局,
而丧失天性的善良,不能
推心置腹,择善而从,
永远也找不到一个伴侣。[14178

这是Anne Butler Yeats 刚出生不久后叶芝为她写的一首诗。类似的作品还有《为儿子祈祷》(A Prayer for My Son):

教一个壮鬼站头边,
让我的麦克尔睡安稳,
不哭,也不辗转,
直到早餐又来临;
愿将逝的暮色驱远
恐惧,待晨光重到,
好让他母亲不缺少
充足的睡眠。[14197

可以看出,两人的诗歌口吻上都非常柔和,都体现出父亲对孩子的非同寻常的体贴与关切。鉴于张枣对叶芝的诗歌不是一般的喜爱,我们很难说,他没有受到叶芝的影响。

除了《断章》以外,组诗《云》也与父子情有关。这首组诗最后特地标出是为张灯两岁生日而作的。《云·7》与上面分析的《断章·13》相近,也是以温柔的口吻寄托对孩子的人生的期许。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云·1》和《云·6》。我们不妨从《云·1》的一行奇特的诗句谈起。这行诗作:

在你身上,我继续等着我。[9249

结合组诗的写作背景,我们很容易把“你”界定为诗人张枣的儿子张灯,而“我”则是诗人本身。张枣仿佛在说:儿子,在你身上,有一个未来的我正在成长。这行诗可以和《云·6》的最后两句对读。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两句,我们将整首诗抄录于下:

地平线上,护士们忙乱着。
瞧,我那祖父。他正弯腰
采草药。乌云把口袋翻出来,
红豆,在离地三足高的祖国
时日般泻下,吸住我父亲,
使他右手脱臼,那天他比你
还小,望着高出他的我在
生气。于是,他要当书法家
尊严从云缝泄出金黄的暗语。
地平线上,护士们在撒手:
天上担架飘呀飘。你祖父般
长大。你,妙手回春者啊![9252-253

乍一看,这里表现的是纯粹的中国式的情感。中国哲学尤重人伦,祖父、父亲、儿子之间的情感联系格外深厚。然而,它还与西方诗歌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有关。这一主题是:自我在后代中复生。它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的前十七首得到了集中体现。我们不妨举例说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第六首说:

这正是要你生出另一个你来,
或高兴十倍,要是你一人生十人;
你十个儿女描画你十幅肖像,
你就要比你独个儿添十倍欢乐:
你将来去世时,死神能把你怎样,
既然在后代身上你永远存活?[158

第十首说:

你爱我,你就该去做另一个自身,
使美在你或你后代身上永存。[1512

第十七首的结尾也可参考:

但如果你有个孩子能活到那时期,
你就双重地活在——他身上,我诗里。[1519

在这些诗句里都回荡着一个主题:个体在孩子的身上重生。回头去看张枣的《云》,就不难发现,《云·1》和《云·6》几乎可能说把同样的主题运用了两次:“我”将在孩子身上重现(“在你身上,我继续等着我”),而孩子本身也是“祖父”的重现(“你祖父般/长大”)。如此,这些诗句就是中西诗歌的双重影响的产物:一方面,是传统诗歌中对人伦情感的重视,另一方面,是西方诗歌中关于父母与孩子关系的奇妙思辨。二者完美地糅合于张枣的诗句中。
 
三、“幽会”书写

“幽会”是张枣喜爱的一个词。《早春二月》中“无论上下,请让我幽会般爱着”一句,正是以“幽会”说明对事物的亲密情感。早年的《南京》一诗甚至直接描绘了幽会的场景:“这是郊外,‘这是我们的住房——/今夜它像水变成酒一样//没有谁会看出异样。’灯,用门/抵住夜的尾巴,窗帘掐紧夜的髦毛,/于是在夜宽柔的怀抱,时间/便像欢醉的蟋蟀放肆起来。/隔壁,四邻的长梦陡然现出噩兆。”[754但幽会书写的最精彩例子来自《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的第八首。全诗如下:

东方既白,静电的一幕正收场⑤:
俩知音一左一右,亦人亦鬼,
谈心的橘子荡漾着言说的芬芳,
深处是爱,恬静和肉体的玫瑰。
手艺是触摸,无论你隔得多远;
你的住址名叫不可能的可能——
你轻轻说着这些,当我祈愿
在晨风中送你到你焚烧的家门:
词,不是物,这点必须搞清楚,
因为首先得生活有趣的生活,
像此刻——木兰花盎然独立,倾诉,
警报解除,如情人的发丝飘落。
东方既白,你在你名字里失踪,
植树的众鸟齐唱:注意天空。[9223-224

江弱水师撰文分析了这首十四行组诗。他主张第八首的“橘子”意象来源于周邦彦:

张枣一写到水果,特别是这些芬芳的橙子橘子柑子,就有美妙的诗句:……“一颗新破的橙子为你打开睡眠”(《空白练习曲》之十)。“新破的橙子”来自周邦彦的《少年游》:“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写主人公跟心上人在寒冬长夜的闺室里浓情蜜意的温存,呢哝细语,恩怨尔汝,那境界正好就是“谈心的橘子荡漾着言说的芬芳,/深处是爱,恬静和肉体的玫瑰”[16]。

周邦彦确实是张枣喜爱的诗人之一。《少年游》绮丽婉约的情调,也与张枣这首十四行诗相投。江弱水师的文章提示我们,张枣的幽会书写,其渊源可以上溯到中国古典诗歌。这固然是对的,但事情却还有另一面。我们不妨参考通晓数种西方语言的钱锺书的相关发现。《管锥编·毛诗正义·三二》谈到了中外诗歌中的幽会书写:

盖男女欢会,亦无端牵率鸡犬也,参观论《野有死麕》。古希腊情诗每怨公鸡报晓(the earlyrising cock),斥为“妬禽”(the most jealous of fowls);中世纪盛行《黎明怨别》(alba)诗,堪相连类。[17

钱锺书提到“破晓歌”(alba),将其别出心裁地译为“黎明怨别”。《普林斯顿诗歌与诗学百科全书》将该体裁界定为:“一种黎明之歌,通常表达的是一对情人的悔恨:白日即将到来并拆散他们。”[18]英国学者哈托曾专就破晓歌编了一本书《东方既白:对诗歌中情人相会并于黎明告别的主题的探究》,收录了全世界各种语言的此类作品,其中也包括《诗经》。而就西方诗歌而言,从古至今,从欧洲东部到欧洲西部,都有此类作品问世[4]。这意味着,张枣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接触此类作品,如对中世纪恋歌的了解,通过对莎士比亚、歌德等巨匠,或者通过多恩、庞德、里尔克等现代诗人。

从其情境设置和写法来看,《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八》确乎是一首地道的破晓歌。该诗以“东方既白,经典的一幕正收场”开始,起首便是“怨别”;而收尾又是“东方既白,你在你名字里失踪”,与开头形成完美的呼应。吴迪《“破晓歌”的历史变迁与现代变异》一文分析了贝朗特的一首诗,其特点正与张枣相近:“贝特朗的‘破晓歌’主要是以第一人称抒情,是描写骑士和贵妇人在夜间幽会以后在破晓时分离别的情景。全诗共分五节……每一诗节的最后都要重复:‘我听到巡夜人在高喊“离开”,/破晓之后,白昼便接踵而来’(贝特朗356)。这一诗句的重复,既增强了作品的音乐性,又强化了‘破晓歌’这类作品的主题。”[20]而张枣也在反复强调“东方既白”。中世纪的许多诗作都是程式化的,贝特朗的这一写法也不例外。因而,尽管我们不能指实贝特朗对张枣的影响,但却不妨推测,与贝特朗采取了相似套路的诗歌对张枣产生了影响。

当然,考虑到张枣诗歌的整体语境,不难注意到,张枣的幽会书写另具深意。但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兹不赘述。
 
四、结

上文我们分析了三个例子:燕子与鹤的意象;家谱与精神谱系;幽会书写。由于中国学者对本国诗歌传统总是更为熟悉(尽量许多学者都看了大量翻译的西方诗歌),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古诗中的类似情境、意象、主题,从而断言张枣受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然而,更深入的分析表明,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中西诗歌原本就存在许多相通之处,许多我们所认为的“特殊”,在更博学的人看来,也许只是“一般”。鉴于张枣精通多门西方语言,对诗歌又堪称痴迷,我们绝不可低估其眼界。

我们上文的分析是否行之过远?并非如此。从张枣的许多言论中可以发现,他本人就有意识地寻求中西诗歌之间的契合点。如,他在给钟鸣的信中写道:“《空白》之8 我调整了一句,似更好。此诗之重要,我甚偏爱,但海外诗人大都外行,大都不识货。兄说是中西交合,甚准确。《空白》我有意用了马拉美爱用的的一诗La Néantnothingness,虚无),就是为了预叙杂难度和高度。用上等纯精的汉字来摹指(mimesis)西语的‘空无,虚无,乌有’,是一桩奇事。”⑥另外,他在英文论文《现代中国与后现代西方》中也谈到,中国古典哲学与西方后现代文化存在共通之处。德文写作的关于中国现代诗歌的博士论文中,更是格外关注一个问题:前辈诗人如何将中外的诗学因子贯通起来。因而,本文的视角应当也符合张枣的精神旨趣。换句话说,张枣之所以能在写作上贯通中西,其原因之一是,中外诗歌本身就有足够多的契合点。称张枣诗歌“中西合璧”,应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张枣的创作固然是对中西诗歌的异质性因素的“熔接”,但另一方面,其中也有不少地方是对中西诗歌中的相通性因素的“续写”。本文只是抛砖引玉之作,相信后来的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会发掘得更深、更广。

责任编辑:刘洁岷(Emailjiemin2005@ 126.com)   原刊于《江汉学术》2021年第2期
文库编辑:倪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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