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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诗歌中的城市书写 (阅128次)

纪梅




中国古典诗歌以自然和农耕文明为主要诗意资源和抒情对象,对城市的关注相对稀少。这种诗学传统绵延至今,使不少现代人即使步入工业文明良久,也将城市经验排除在诗歌(特别是抒情诗)范畴之外,或怀着各种二元对立的观念看待城市,如中西文明对立、城乡二元对立、工商业和农耕文明对立、人造物与自然对立等。在“反城市情结”的影响下,中国现当代诗人一边回望自然和传统文化,一边激烈表达着对城市的不满和批判,现当代诗歌中的城市书写也相应呈现出民族化、阶层化、原罪化、类型化等特征。这种局面直至新世纪以来方有所改善。


一 诗歌中的反城市情结

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一本禁书的题词》开篇写道:“喜爱田园诗的温和读者,/ 朴实善良的正派人,/ 请抛弃这部令人痛苦,/ 让人狂热的忧郁之书。”(波德莱尔:《恶之花:一本禁书的题词》,文爱艺译)作为第一批将城市作为主要诗意资源的现代诗人,波德莱尔敏锐认识到,一个人对乡村的眷恋,对田园诗的尊崇,会影响他对城市的看法,以及对现代诗的理解。当好友请赐一篇有关自然的文章时,波德莱尔明确表示“不会为植物而动情”,这位现代主义诗歌的鼻祖甚至认为百花盛开、春机盎然的大自然中“有某种恬不知耻且令人痛苦的东西”。“在森林的深处,”波德莱尔写道,“我想到的是我们那些令人惊叹的城市,而在那些山巅上鸣奏的奇妙音乐对我来说就仿佛是在表达人世间的哀号。”a

然而,在波德莱尔时期和之后,反城市情结一直是诗歌界和文艺界的主流。法国批评家蒂博代曾于一九二四年指出,“一直到19世纪,城市生活也就只是诗人及其读者的庸常生活而已;一种心照不宣的,而且是建立在某种深刻法度之上的陈规,似乎是将城市生活排斥在诗歌之外的。”b西方诗歌史上重要的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卡莱尔、哈代等,纷纷指责城市的出现颠覆了传统的集体意识,使人们变得可怜、冷漠、缺乏共同情感。在工业革命和现代城市的最早诞生的英国,即便步入二十世纪,乡村文学的观念仍持续发挥着影响……在中国这个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城市诗歌书写的滞后性和不对称性更为明显。 

大都会的脉搏呀!
生的鼓动呀!
……
黑沈沈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
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严母呀!

 ——郭沫若《笔立山头展望》1920·6

《笔立山头展望》一般被视为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第一首城市诗。这首诗中,郭沫若为“大都会的脉搏”激动,热情赞美轮船,将轮船冒的黑烟誉为“牡丹”和“二十世纪的名花”。虽然修辞方式沿袭了古典意象,但诗人给予工业文明的审美态度在同时代已属超前。可以说,这是真正具有新的时代意识和精神的抒情:“近代文明”是轮船绽放的花朵,是机械畅游的海湾。

不过,写下《笔立山头展望》之后,郭沫若的视野开始转向自然。包括郭在内的新诗诗人,特别是有“左翼”倾向的诗人,对城市的书写开始充斥着负面内容和仇视情绪。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始有诗人擎起“城市”大旗:一九八四年七月,《太原文艺》杂志改刊为《城市文学》,从一九八六年起连续三年举办“中国城市诗展”,并辟“中国城市诗”专栏;居于上海的宋琳、张小波、孙晓刚和李彬勇自命“城市诗人”,出版诗合集《城市人》(学林出版社,1987);伊甸、柯平、宫辉、力虹的诗歌合集《城市四重奏》(浙江文艺出版社)也于一九八八年出版。虽然年轻的诗人对城市的书写难免流于青春期的憧憬和波西米亚气的浪漫怀想,多数诗作也不具备现代城市意识,但诗人对新的审美空间的注目和开掘颇具文学史意义。

只是,短暂的甜蜜期之后,诗人重又流露出对城市的不适和焦虑,他们或将城市视作时代给定的生存空间和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张小波《旧时地》《城市和它的驯兽师》),或将城市工业化进程斥为压制自身青春期生理冲动和破坏心理健康的元凶(张小波《钢铁启示录》《题21岁生日》),以及挤压灵魂的物质怪物。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然而,多数诗人对城市的偏见并未随着全面城市化进程的展开而得到克服和本质性改变。一方面,将城市经验作为写作资源的诗歌明显稀缺,另一方面,除少数诗人对城市生活和现代经验给予积极关注和中肯描述外,多数诗人语涉城市就不乏抱怨和谴责。甚至,城市化最发达的地方也是城市被攻击得最为强烈之地。现代城市成为道德堕落藏污纳垢的沼泽地:“四通八达的阴沟暗河/被盖上现代、文明、繁荣的阴井盖/正在悄悄地布满你的全身”(丁成《上海,上海》)……


二 时代转型期的都市形象

肇始于十九世纪中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席卷全球,也引发了国人在政治、文化、思想等观念层面的巨大变化。文化界、思想界积极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政治制度、城市建设等内容,迫切希望引入西方先进文化、科学技术、工业生产形式等改造自身。“西风东渐”的热潮中,西方的都市规划理念被引入中国,在上海等地传播和实践。中国传统城市被视为落后的象征,人们期望建设新兴的、科学的、繁荣的都市。如《科学》杂志在一九一七年刊登论文《兴筑及改建都市论》,全面了介绍西方现代都市规划理论;一九二九年出版的上海《市政全书》收录了叶天倪《都市操业者之调查》、黄希纯《英国之园林都市计划》、孙科《都市规划之进境》等论文,并在目录末尾空白处以大字赫然提出“打倒旧城郭,建设新都市”的口号c。一时间,更西化的、超越了传统“城市”概念的“都市”“都会”等词被频频使用。

上海自开埠以来深受欧美影响,是新兴“大都市”的代表。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最早的城市诗多与上海有关。郭沫若《笔立山头展望》虽作于日本,但最初发表于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只不过,比之新都市建设的如火如荼,诗人们对都市的态度暧昧而复杂。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包括郭沫若在内的诗人开始批判都市,或在礼赞器物层面的同时声讨其种种罪恶。这显示出当时的人们对现代文明的好奇、欢迎、焦虑和不适的矛盾心态。

一九二一年四月三日,郭沫若自日本返回上海,写下《黄浦江口》,热切咏颂岸草、流水、柳波和父母之邦。仅一天后,四月四日,诗人便“从梦中惊醒”,他笔下的上海转眼变成污秽淫乱之地:“游闲的尸,/淫嚣的肉/……/满目都是骷髅,/满街都是灵柩,/乱闯。/乱走。/我的眼儿泪流,/我的心儿作呕。”(《上海印象》)几天后创作的《沪杭车中》(1921·4·8),诗人继续称上海为“火狱”……

《上海印象》没有言明诗人“Disillusion(幻灭)的悲哀”缘于何故,但根据同时期其他诗歌,诗人的心迹不难揣测。随着现代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的引入,知识分子心中开始滋生民族主义情绪和国家意识。这种意识还将随着国际时局的变动、左翼思想的流布而日益强化。由于现代城市文明被视为西方的舶来品,城市、都市等词越来越多地与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符号联系起来。持中西文明对立观念的国人,纷纷质疑和批判现代都市颠覆、腐蚀了东方古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根基。

对现代都市的敌视在左翼人士中最为明显,李大钊和陈独秀先后在《青年与农村》(1919)和《马克思学说》(1922)等文中将都市和乡村从环境、精神、生产、民族等层面进行比较:作为西洋文明之果,都市被斥为罪恶之地,充满污秽和堕落;乡村则是东方文明孕育的桃花源,环境洁净,人心淳朴,生活在这里不仅可以获得幸福,还可安置理想和施展志业。李陈二人的说法代表了时代转型期一批不能或不愿接受现代都市的人的情感反应。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郭沫若思想开始向左转,其诗中的都市书写开始负面化、民族化、阶级化:“污浊的上海市头,/干净的存在/只有那青青的天海!”(《仰望》1922)都市成为“囚牢”和“惨毒的魔宫”(《朋友们怆聚在囚牢里》1923·5·27),汽车、汽油等作为工业文明、资本主义的缩影,在街上排着毒气,人们以阶级身份被分化为工人、穷苦人和富儿:“马路上,面的不是水门汀,/面的是劳苦人的血汗与生命!血惨惨的生命呀,血惨惨的生命/在富儿们的汽车轮下……滚,滚,滚,……”(《上海的清晨》1923·4)黄海上的外国兵舰和商船是外来侵略者和殖民者的象征(《黄河与扬子江对话·第二》1928·1·7);外来的帝国主义者的压迫“比秦时的匈奴还要有五百万倍的嚣张”,“他们的炮舰政策在我们的头上跳梁,/他们的经济侵略吸尽了我们的血浆。/他们豢养的走狗:军阀、买办、地主、官僚,/这便是我们中国的无数新出的始皇”(《我想起了陈涉吴广》1928·1·7)。……

一九二七年初秋,冯至离开北京大学前往“大都市哈尔滨”,作组诗《北游及其他》,色调晦暗,情绪阴沉。诗人以汽车和瘦马破车隐喻城中贫富差异:“听那怪兽般的汽车,/在长街短道上肆意地驰跑,/瘦马拉着破烂的车,/高伸着脖子嗷嗷地呼叫。”他更注意到各色外国人和符号重新塑造了哈尔滨,把一个中国城市变成了“不东不西的地方”:“犹太的银行、希腊的酒馆、/日本的浪人、白俄的妓院,/都聚在这不东不西的地方,/吐露出十二分的心足意满。”外国人的“心足意满”对应着诗人的不解和愤懑。他随后讽刺崇洋西化的国人:“还有中国的市侩,/面上总是淫淫地嬉笑。/姨太太穿着异样的西装,/纸糊般的青年戴着瓜皮小帽,/……/更有那全身都是毒菌的妓女/戴着碗大大纸花摇荡在街心。”(《北游·哈尔滨》)在维护东方文化传统的诗人看来,不东不西、不中不洋的大都市就像“姨太太穿着异样的西装”,身份可疑,可笑可叹。

在其他现代诗人那里,都市也充满“污秽的垃圾”和“嘈杂的声响”(王亚平《黄浦江》1934),是“罪恶的渊薮”(李白凤《从商日记》)和“黑黝黝的墓园”(李白凤《墓园》),“地狱上的都市啊,/甜睡在罪恶的保姆的怀抱里”(田间《都市的晨》1935)……诗人将自我对工业文明和都市生活的抵触,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愤恨和仇视,转喻为对“都市”这一新型地理空间的控诉和批判。

当引入国家和民族主义作为出发点时,诗人对都市的批判代表了卫护中国传统的道德立场。基于此,与都市的隔膜并不使他们心生漂泊孤零之感。疏离都市甚至是诗人的主观意愿和选择。但若取消中西对立的观念假设和民族主义立场,诗人作为个体直面城市这一生存空间时,就难免心生难以排遣的焦虑和不适。


三 贫富问题、孱弱个体与阶层化书写

北京,北京是中国的首都,
这里充满冠冕的人物;
我是一个天涯的漂泊者,
本不该在此地徘徊而踯躅。

                ——蒋光慈《北京》1925·8

诗人曾“听说北京是如何的伟大惊人”,“听说北京如何的繁华有趣”,想象和幻觉在初次踏足就被打破,这位左翼诗人在一九二五年所作的《北京》中悲哀地写道:“我感觉着北京是灰黑的地狱”。在《北京》中,蒋光慈还提到,与大都市上海的“堕落”不同,使北京城“污秽”的是城市凸显的阶级分化和贫富问题:“这里有红门绿院,/令我想象王公侯伯的尊严;/这里有车马如川,/令我感觉官僚政客的䩄颜。”诗人用穿着、住所、出行等符号标识出权贵和穷人的差异:在中央公园,“绮褂罗裳”中间“找不着一个破衣烂缕的儿郎”;“洋车队伍的中间/大半都是穷孩子两个小手拉着跑”……在“中国的首都”,这显然是内部问题和历史问题,无法怪罪到“帝国主义”或“殖民者”头上。

虽然乡村也存在阶层差异和贫富问题,但汇聚了各色人等的城市无疑将该问题以极具辨识力的符号——建筑、衣着、车马——赤裸裸地展示出来。现当代诗人对城市贫富差异的不满也多诉诸符号的所指和对比,如袁可嘉诗歌《上海》(1948)以高耸的建筑和地面隐喻权贵对穷人资源的抢占:“新的建筑仍如魔掌般上伸,/攫取属于地面的阳光、水分,/而撒落魔影。贪婪在高空进行;/……/散布地面的是饥馑群真空的眼睛。”随着城市建筑越发高耸巍峨,道路愈加坚硬挺阔,与之对应的个体也显得愈发渺小和脆弱。骆英《都市流浪之歌·17》以高墙作为都市的提喻,表现浑大的都市对个体的威慑:“于都市的长夜在墙角潜行/这辉煌的日子让我自卑/这都市的浑大让我惶恐”。在城市核心区,诗人看到的是非富即贵的单位的建筑:银行大楼、五星级饭店、“状如阳具的玻璃商厦”和“阴唇似的某某使馆”(孙文波《在路上》)。车型和车速象征着街道上的贫富之别和等级壁垒:“狂妄的凯迪拉克超过去了,/资产阶级的奔驰超过去了,而‘小面’/卑微的压低自己的姿态在后视镜中摇晃。”在商业社会和金钱的追击中游荡,诗人成为无处安放自我的“异乡人”(孙文波《祖国之书·或其他》《客居》)……

如果说在早期新诗中,高楼、汽车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富贵的象征,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诗歌中,它们的所指已扩展到现代个体被改造、排挤和异化的生存经验。现代城市的主角是辉煌而显赫的器物,人则被驱逐到边缘和依附的位置。天空为高楼所征服,大道为汽车所铺就:“那条街/是属于汽车的/它碾碎了我的影子”(李建一《我坐在这个城市的角落里》);“每天/不是在鸡鸣中/而是在汽车的喇叭声中/早早醒来”(徐君《在城市生活》);“在城市的器官里/这些已经被汽车的尖叫/改造成配件的耳朵/保存着倾听的样子”(于坚《便条集·104》);“从汽车车身锃亮的油漆反光里/我看到我瘦下来的青春/与城市的繁荣成反比”(郁金《狗一样的生活》)……


四 城市诗歌中的自然书写

一九二〇年写下《笔立山头展望》之后,郭沫若的眼光更多为新柳、长亭、粉蝶儿、泥燕儿、微风、皓月、沙滩、松林、海水、鸟声等自然意象所吸引(《晴朝》《岸上》《晨兴》);一九二一年四月初,郭沫若自日本返回上海,写下《黄浦江口》,抒情对象也仅限岸草、流水、柳波等自然物;《沪杭车中》(1921·4·8)中诗人干脆自称是“‘自然’的儿”,继而倾情歌咏“天上的晚红”和“清冷的晚风”……我们知道,郭沫若是中国新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代表性诗人,他曾渴望“全盘洗掉”“陈腐了的旧皮囊”(《浴海》1919·9),他的《女神》被广泛视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然而梳理他的早期创作,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在这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诗人身上,旧的审美趣味如何发挥着顽固的影响。可以说,郭沫若的早期诗歌在一定程度上预示并映射了中国现当代诗人的审美趣味和选择:城市不是合宜的抒情对象,自然才是。如果书写城市,也多关注其中有限的自然和其他适宜的对象(如亲人、朋友)。而它们正是古典诗歌的原型。

对诗人而言,城市的主要构造物,如街道、建筑、车辆,都是与自然相对立的人工创造物,它们方正、笔直、冷硬、滞重,与人们对美和诗意的传统定义——自然、圆融、蜿蜒、优美、轻柔等——相反相悖;另外,就人们的交往关系和感受而言,城中所遇多为陌生人,缺乏令诗人将其转化为诗意的重要驱动力——审美想象和情感关联。如果一座城市既无亲朋,也没有符合审美标准的自然,那不啻为一座地狱:“我是一个远方的行客,/走入一座北方都市的中心。/窗外听不见鸟声的啼唤,/市外望不见蔚蓝的树林;/天空点燃着烟筒里冒出的浓雾,/街上响着车轮轧轧的噪音。”(冯至《北游》1929·1)

一九九〇年以来,市场经济政策使城市化进程加快,也造成了资源争夺、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在诗人看来,城市化发展意味着对自然的剥削,“跟水稻争地,跟玉米争地/……/如今高楼大厦是城里的庄稼”(杨克《如今高楼大厦是城里的庄稼》);污染成为“最新的潮流”(李建春《小城》),“肮脏的河水流过城市,/……/河道一度被堵塞,像要命的肠梗阻,/使得欢快的粪便得不到宣泄”(凌越《肮脏的河水流过城市》)。自然被污染被损害的状况再次与人的精神状态联系起来,城市不仅是肮脏的粪坑,也是罪恶的发源地和道德堕落的荒原。

我们发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诗人对纯净自然的需求和回望愈发急切。这是一个引人关注的诗学现象:现当代诗人如何一边享受着城市生活的便利,一边诅咒着城市。在一种奇怪的分裂中,诗人在“有毒的大街”写下“关于落叶和树的诗歌”(于坚《便条集·292》),一边怀念家乡的小河和逝去的少年情怀(骆英《在都市流浪》《KTV》),一边怀着逃亡之念和诅咒之心穿行于“噩梦空间”(骆英《城市》)。

既然不能回归自然和乡村生活(真的想回归吗?),城市中的公园、湖泊,街道上的树木、花草,诸如此类的自然景观就吸引了诗人的审美目光。回望整个现当代诗歌史,城市中的自然已然凸显为城市经验中最受诗人关注的主题之一。虽然是人造的、次级的自然,但足以令诗人感到亲切和愉悦。当诗人的目光望向它们——如武汉东湖公园之于刘洁岷,杭州西湖之于泉子,昆明翠湖公园之于雷平阳和于坚——他们的声调旋即温和了很多:“是一场刚结束的阵雨,打开了清新/……/是的,生活不能只用新的街道来验收——”(黄梵《城市之歌》)城市中的自然犹如沙漠甘霖,虽不足以改变土质,已能使困厄于钢筋水泥的诗人重新获得抒情诗的呼吸。

“我还是把老柚子树比作故乡,鸟比作人/那些羽毛蓬松的斑鸠鸣唱着人的方言”(刘洁岷《东亭集:老柚子树之忆》)。城市有限的自然使诗人联想到被距离隔开的亲人和物是人非的故乡。老柚子树“颤颤巍巍”,隐喻着自然和其他古老主题(故乡、方言、亲人)的书写在现代文明的式微。在城市诗歌的自然书写中,这种现代性忧伤不绝于册。


五 作为风景的城市书写

行文至此我们不禁要问,除了基于各种理想原型而对城市进行的负面审视和类型化书写,城市没有更开放多元的面貌吗?城市中的人工构造物和现代城市生活不能作为现代性的审美风景吗?

一行在《反对隐士之诗》中讽刺了当代诗人在面对城市时表现出的自我矛盾和分裂:“早上,我读到的诗中……有菊花、飞鸟与群山。”这种符合中国古典意趣的“隐士之诗”能够让读者变成飞鸟,“沉醉于芳香的世界”。但一行并不认同这样的审美观念和书写:“但我并不想/返回山中,尽管此刻,我就住在山边。/我活在城市里,即使是这远离市区的城郊——”诗人诚实地说:

但我知道,我全部的生活、思想都与城市相连,一刻
也不能分离,如同飞鸟在远离山林的地方
从未真正与山林分离。我每日需要的食物、供水、电力,
我身边的器物与家具,都由不同的路线和管道
从城市运来,抵达我身边。……

                ——一行《反对隐士之诗》

不论是“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时代还是今天,城市相比乡村都提供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正是现代城市提供的生活便利和自由,吸引着无数优秀的人“背井离乡”涌赴而来。值得深思的地方正在于此:为何诗人一面享受着城市提供的现代化便利——自来水、照明、抽水马桶、互联网,一边追念着幻想中的乡村生活呢?或许,这种分裂就如一行所言,是“用一根手指就可以捅破”的“诗意”的虚构,是诗人用语言编织的乌托邦。

针对拒绝将城市视为风景和诗意来源的偏见,法国学者卡特琳·古特从生活经验和后现代主义思想方法两方面提出了反驳意见:一方面,城市经验构成了我们现代生活的重要组成内容,城市风景就是我们得以存活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透过每个城市风景,我们可以“得知其中的文化属性,特别是作者的感官状态,他的智识,他的欲望,他的恐惧”d。如果我们放下种种二元对立的固念,超脱以自然作为诗歌原型的传统诗学观念,我们或能发现,城市非但不是自然的对立物和情感的荒漠,反而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现代性审美来源。现代城市既包括外在显现的物理设施和器物世界,也包含人类的文明样态、精神生态、时代风俗等内容;城市景观不仅展示着现代性的生存危机、精神危机和混乱状态(正如诗人所批判的),更隐藏着丰富的秘密和细节,酝酿并生成着新的感知。城市书写的关键,并非在于诗人将写作背景和题材从自然、乡村转到城市,而在于是否能捕捉新的审美感受——那种只有现代性城市才能提供的经验和感觉,以及创造新的表达方式。如沈苇诗歌《坠落》(1997)使用蒙太奇手法描写了一个厌世者坠楼自杀时看到的九楼到一楼的不同场景。现代城市生活的视觉化、碎片化特征,被房屋窗户彼此隔膜的生活样态,被戏剧性地展现出来,令人印象深刻。

一九九〇年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已有不少诗人表现出与城市的“和解”,在很长时间里被类型化的城市书写开始变得丰富生动起来。高楼、街道和广告牌的审美价值被诗人发掘(黄灿然《小街》《相信我》);诗人在街头人潮中体会着鱼入大海般随意穿行和随时隐匿的自由和快乐(周鱼《在上海》);面目模糊的人群获得了个人化的形象,“我忽然发现角落里衣衫褴褛的拾垃圾者/并不像我先前想象的那样愁苦,/——他们表情轻松,相互说笑着”(凌越《一天,我在城市里驻足》);阳台上女人的性感令路人震颤,“她的美可能是有毒的,如同一株罂粟/但没有长出刺,更不会伤害一个路人”(沈苇《阳台上的女人》);巴士站遇见的少妇“并不特别漂亮却有非凡的吸引力”(黄灿然《日常的奇迹》);维多利亚公园里“神采奕奕”的菲佣“深深吸引住了”诗人的灵魂(黄灿然《来来回回》);凌晨两点地铁站的两个年轻人是“上帝那幽暗的人类地图上”的“两点微光”(黄灿然《微光》)……

随着诗人审美意识的转变,不仅城市变得富有诗意和魅力,诗人的自我形象也明晰起来。我们期待更多的当代诗人能够消除古典诗歌的捆绑式影响和各种二元对立观念,以开放的视角和心态关注生活的城市,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书写,展现这个时代应有的诗学探索和表达。


注释:
a 波德莱尔1853年底或1854年初致德诺瓦耶的信。转引自刘波:《波德莱尔:从城市经验到诗歌经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1-72页。
b 转引自刘波:《波德莱尔:从城市经验到诗歌经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页。
c 陆林丹编纂,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编刊:《市政全书》,1929年版,第13页。
d  [法]卡特琳·古特:《重返风景:当代艺术的地景再现》,黄金菊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来源:《青年文学》2021年第四期      编辑:赵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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