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卫峰 ◎ 经典何在精英几许?新时代散文诗前沿感观 | 诗观点文库 | 诗生活网

 

 
经典何在精英几许?新时代散文诗前沿感观 (阅134次)

赵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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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诗还可以是什么?还可以是啥模样?怎样才更质量?类似思考或摸象尝试必然与自觉的写作者长期相伴。在语言基石之上,每种文体永远都需要优异或反常规的实践者,他她不是维持旧有局面的装修工而更应是适度的破局及重建者。 

《杂碎章·一个地球人的周末》

 翻开通讯录,都是酒友与长官。
 最终没有朋友可联系、交谈。老刘打“114”,和电信某某女业务员聊了五分钟。
 得寸进尺,要业务员个人手机号,未遂。
 之后,记在日记上:
 今日,地球依旧空转,我孤坐在上面。

《杂碎章·孔夫子》

 远远的,我高度近视的眼睛,还是清晰地看见您侧着身子,挤过齐鲁之间,挤过冬夏之间,挤过人鬼之间,挤过荣辱之间。
 到达了我。
 在我手中的《论语》上坐下来。
 我想给您捏捏肩,给您点一袋烟,谈一谈沪市的股票行情,以及曲阜高粱酒的价格。

正如在诗歌界,“通俗体口语式”写作时常挑衅着传统单纯尚雅的写读习惯,刘川这组《杂碎章》可能在散文诗界会存在异议。它表面看玩世不恭、反讽自嘲、读之却又不仅莞尔,它提醒常见里易被忽视的,它在熟悉的发生里巧妙提炼出亦真亦幻的陌生。如此,或许也是一种提醒:散文诗在形式、内容及传统气息等方面,不仅是也不必是千篇一律的刻板,或一本正经的主观诉求宣告。人类世界复杂,人类视界芜杂,散文诗并不都是沉重紧张悲壮低抑的常见外观。

  其实刘川这类其实本也属于散文诗本来面目,即广义的貌似形散的“随笔”,以及情理兼容的“杂糅”。前者可以归为篇幅,后者可视为对“信息”的采取、融合及有艺术性的再传达结果。

  融可融之“人事物情思”为一体的“杂糅”,本来是散文诗的特质与生命力。自白话文运动始,它就与“新诗”连袂,亦同有起伏;后来,它在不断的收束中且行且窄且相对固化,这也导致了一定程度上文本们的同质化;这个行程原因较多,只是很多时候相关的研讨少有涉及内因,而大多将散文诗的碎小阻滞问题归为外部(包括传播)条件的不顺不可观。

  然而奇怪的是,文本们的同质反又使得散文诗保持了相对的长期性的“稳定”!即说时常处于外部误解和内部平滞之中的它,其实又因此自有内部搞活的能力,或一直自有顽强存在的根本。或说:对散文与诗歌文体的包容或兼容功能,其实就至少确保了散文诗立于不败。

  在实质上的实践中,肯定不只是散文与诗歌联姻就完成了任务。问题也正在这里,如果只是跨文体,只是叙事与抒情的简单叠加,散文诗可以存在但不会真正茁壮。本来都是同个起跑线上,可为什么百年来散文诗没有像新诗那样跌宕起落潮生浪涌,没有像其他文体那样有被广泛公认的代表作者和相当数量的经典文本?若从大面看,原因复杂,似乎也情有可原。但,与“时代”环境相关,与传播情况有关,更与文体本身囿限有关——但,这些原因同时也是其他文体面临的。那么,但终归是作者的问题?!

  在解决了文体合法性与身份辩证问题——其实后来众所周知这些原来并非问题,在作者队伍实际上众多的前提下,散文诗更需要经典出现精英呈现。精英意味着与众不同的优异,以及前沿功能及先锋尺度。多年来,为什么基本没有“先锋散文诗”的说法?!想来先是形式方面的成败皆萧何的尴尬,大体上大同的形式(篇幅),如一种长期以“制服”式体现形象的人类,同比情况下就难以出彩出奇?而今看,散文诗的突破,形式并非起决定性作用或它必须与内容并驾齐驱。由此,散文诗可以像诗歌那那样,更多鼓励和宽容异样异质文本的探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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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说终是作者的问题?如何进门是各自的事情,如何消化修行也是。不科学地说,每个文体正如每个运用它的创作者本身,都会有相对的淡季或瓶颈期?散文诗总体看没有这个大起伏,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作者们几乎就未抵达瓶颈?

  在此绝非疑问茬茬前辈的努力,也并非遗憾早期翻译的引进本身也带来未让受者消化解决的局限。一定文化环境与历史条件下,先行者着力于造车筑路及可能的方向指向,可能少有顾及目标、目的。他们的工作必须肯定和尊重。在此想说的是,现在与后来的我们可能更多地“继承”“拿来”,不知不觉就淡忘了初衷:继承是为了创新发展,拿来是为了扬弃更新。

  当然,从各方面看中国散文诗的面世是一种早熟,而今更已成熟,其普及度之广大也已毋庸置疑。但这不是说传统概念上的散文诗的胜利,散文诗的壮大过程是一种诸多方面的换血更新,它更多体现于大众式潜行;这其中,近三十年来众所周知的传播环境助力是巨大的。仅从队伍与作品数量看,散文诗的大众基础比之以往其实已经更为夯实,不妨说,至今,散文诗完成得最好的任务,是文体建设及巩固和群众性普及?那么,量变会质变。从今往后,应该有精英脱颖而出。

  他或她必定是能包容兼容更是有着全面地融会、融解、融化力的身体力行者。或说散文诗改革家。

《杂碎章·自画像》

 酒,人送哪瓶喝哪瓶。
 书,风吹哪页读哪页。
 一个存折经常清零,一个公文包经常装烟和扑克牌。
 后来,烟戒了,扑克牌扔了。
 公文包里偶尔有避孕套。
 更多时候,是一本书。

刘川这组以“杂碎章”为总题,让人想起散文诗鼻祖波德莱尔“更自由、细腻、辛辣”的表现方式。它们貌似轻巧,来自我们感同身受的日常却不仅囿于日常,充满着机智的跨界思路与语言整合力。日常不可规避,文学却可以融之并超越,并使“我”得以在自识中进一步解放,刘川的日常性审美是身段放低的,普通视角的,他不在意旧式写作者常规的岸然的代言立言状态,并且有效地提醒出了散文诗本可以有的——“趣”,这与动辄放心大自然感慨关怀、挺胸天地间言志呐喊、或掮着一大包感情色彩浓的要命的字词的老套表达——姿态有别。

  另者,如“杂碎章”类体现了对“信息”的多维创意,或说这样的文本尽可能地提供了文学与文化的信息,及其技术组装能力,文本本身也成为了文学与文化的“信息”。太阳底下无新事?其实也有,有无在于怎么看,怎么表达以致于情、境、思的和谐。 

 “斧头就是两个人,共同居住的身体。一个尖锐的人,一个迟钝的人,但有时他们会同时抵达,一个相同的目的地。斧头是木头的敌人。……斧头追赶着木头,犹如一种宿命追赶另一种宿命。斧头和木头,两个对头,一对冤家。一个在杀戮,一个在承受。然而,令木头百思不解的是,控制斧头,恰恰是木头——柄。” 

  就上引唐力《斧头》(选摘)看,皆为“陈词”,如果刘川体现了散文诗内容及题材的多样多面的可能,那么唐力则在传统套路基础上深入浅出,朴实稳重又隐现些许先锋感,肉眼看不见的时间与空间却是那么鲜明。由此可见,文学范畴的“信息”并非就专指新近的、时兴的,更该是指有效用的。与刘川的日常性、生活味及时尚化有别,唐力似乎擅于对常见常规之静物往事进行推陈翻新,这是新瓶装旧酒式的重新发掘,也可谓秋后算账式的人生回望反思。是的,生命环境动态不已生活内容动感不断,观念的尺度也该像能伸能缩的精神器官并非一成不变。可见,外融内化的综合能力体现出唐力刘川们阅读经验、生活经验与写作经验的有机整合。他们并不直接宣示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但文本却可能让受者有所感思。

  一个文本所体现的精神境界、感受度和审美观有时确实不在于表面上的站得高,位高也不一定真看得远大,字词句段的正经与华丽宏大,无非也多属于公文式书面式的普通话。有为的散文诗当注意规避惯性题材依赖,不断加强对自我之外的现时发生与现实环境的重新关注。

  越来越多的慧眼今已渐知,散文诗写作并非指采用这一文体就行了,并非写得像散文诗就可以了。关于散文诗文体研究已久已众,简言之,散,文,诗,保持了这三点,就决定了一个独立自在的、与众文体有别的散文诗平面;更应该和迫切的事情,是围绕这骨架或坐标进行个人性改造与创新——这时,内容愈发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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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跨文体绝不仅是文体的事情。随着当代文学活动的舒张漫遍,“跨界”概念渐被引入并被共识。似也可说,这也是古已有之,数骚客聚集唐朝或宋代,常也是一个包括了诗文、书法、音乐、舞蹈及表演艺术的综合审美场景,花前灯影伴夜店,月下不时广场舞,各有千秋。当代诗文类的跨界在约定俗成的层面则主要指涉传播范畴。从内部看,对于主动的有精英意识的写作者,则指形式与内容同步的集成式融会贯通。

  世纪之交以来,散文诗写作的跨界整合与融贯渐多,深度广度并进的前沿性散文诗文本亦有出现。表明在散文与诗歌联姻之后、在叙事与抒情之外,作为“内容”及深度“信息”的——思想的成份渐重并方向盘般必须。于此,有时方文竹让我想到情理兼容的更多的可能性。作为对生活生存经验始终保持深度探问的学者型散文诗人,让哲理诗化,让诗意叙事化,这使得他在散文诗界略似自成一派。近观其《还在老地方》组章,每节都切题都可独立,整组文本随着从容把控的节奏跌宕,记忆与时间感、个体经验与本真情感均得以刚柔相济地推送,阅读效果可观。

  悲情感、苦难状、抑郁样等似乎散文诗与传统诗歌文本普遍的外在的大同气息,诸如乡情亲情的人云亦云(它们太适合太方便“发表”了也太容易制造出“发表型诗人”了)——当然这也是情感情绪的正常流露,无可厚非有时还可以起主导性作用,而内在的哲思及其艺术表达,则需足够的知识储备与消化——融化——散文诗化。方文竹让我们看到,思之状态,以及它与诗文的和谐相嵌,需要有自我超越性的想法与思虑。

  思通常是一个文本的品质的内在支撑,这也是共识。正如崔国发曾认为,一个散文诗人其作品不能只是作简单与浅显的抒情,而要在感性表达中,引申或绵延出“智性”的深度与思想的高度。一个散文诗人,要想做有深度的人,就须在作品中深掘客体内在的本质特征,追求审美与审智的统一,使生命、自然和文化哲学都赋有“散文诗的诗性”。

  思之淡薄或难以艺术呈现,或情之浓重过度,或诗、事、思、理等的失衡,是散文诗及诗歌写作常见之弊,原因有如前述:先行者本身也是阶段性探索实践者,被后人参照的文本亦非完善成品,这会让后学在肯定和沿袭摹仿中渐失“自己”。

  当然其他更重要的缘由也还有,譬如,百年来,泊来的散文诗和新诗一样,从进入便一直面临和解决好本土化、中国化的长期性“任务”,这磨合是无终点无标准的,以及后期意识形态环境的变化等。而散文诗亦喜亦忧的处境,是入境不久便遭遇了以古体诗词为主干的强壮而成熟的本土抒情话语系统。

  延绵而健美的古典抒情传统让泊来的散文诗有了中国性。只是,诗词曲赋不仅渐从意境意象方面将散文诗拥抱紧密,且直接无偿借用取之不竭的现成的具体的诗词句,古典传统本身的欠缺难免被现当代散文诗一起吸收成为了主食而未能更妥地细化及消化,这也导致了长期来散文诗文本成为浅显情感(抒情)或小花小草的代名词,拥抱过度就难免徒有呻吟与哮喘密集;至今,仍可常见相当部分散文诗写作自我平滑于“为情造文”和“为文造情”之间,有真情但缺语言与形式建设能力,或有技术有形式却虚情假义失真。

  当然,一直以来散文诗界也多有敏识和建树之声,如孙玉石、王光明、李标晶、蒋登科等的理论探察,以及柯蓝、耿林莽、语伞等的在场追究。近年来,创作与理论同步的黄恩鹏《世界散文诗:在思想的隐喻里展开或释放》可谓一部散文诗的中国发生史及鉴赏资料文本。比之其他学者仍然拘于文体身份、散文诗人身份的拉锯和情绪,黄恩鹏的大融大解之大制更富有建设性意义。

  谈及“建设”,从具体的创作实践而言,本身也意味着视野、胸怀、观念、比较与再塑——从了解、和解,到理解与融解的思。这并非就是一条轻易通透甚至欢畅轻快的流水线。正如罗伯特·勃莱说“开始写一首散文诗是容易的,然而要使其成为一件艺术品却不是一件易事”,容易之途或无难度的平坦之路,属于大众而非精英。精英必须时刻准备着用心探险,而非岁月静好饭后百步走走就已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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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度感是一种精英自觉,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则是必经环节。从融会到融洽到融化,不仅指题材的准备和选择之重要,更体现于自我求变及创新意识,甚至于技术上的别出心裁;如此,形式的束缚便可随着缓解。或说,开土拓疆不仅是对外开放,内部的搞活必须同步甚至时为前提。

  唐朝晖的创作可谓“散文诗联合体”拓疆方式。事实上,当凝视一位散文诗作家时,或在一位写作者看来,“文体”其实已然不是问题不在眼里——或不将它当成阻碍性问题时,对文体的创新浓度,就显出了自发自觉。这要求当事人的高素质与自我的高要求。唐朝晖的探索不只是所谓“跨文体”,他跨形式也跨内容,二者的有效结合使他的散文诗形成了综合利用的“跨表达”气息,既明显保持了文体的种种要素,又极大地改变着约定俗成的阅读上的“散文诗印象”。这种探索确实是难度的。正如前引刘川文本,形制简明轻小,其实更需积累与敏识,厚积薄发。

  有融才可能化,文体的跨界与内容或题材的多种整合是一个有机整体。较好的散文诗文本应该更像一个且不仅是一个信息而是多种多样信息的组合体,由此更能在不断确保文本本质的同时,拓宽文体的习惯之界旧有之疆。“信息”当然也包括“传统”,正如信息之意是获得、认识、判断和改造。重要的是先有容、有融,以及如何融后化之。譬如陈计会、喻子涵、徐源等对历史人物、汉字词、古文化迹象的撷采,已有阶段成效。另方面,诸多及时性题材如时政、灾异事件的表达在容与融方面尚有提升空间,这是否表明更多写作者对当下及日常发生或现实环境的处理仍未有良策和无力?

  如果通过文本塑造和传达了可能的观念,且并非固化的、共识性的老套观念,这肯定包含了一个写作者对自然的多维理解、对伦理的个人性微观、对时光的深究、对平常物事身心的尊重、通融与批判,这进程无不体现其学识、素养、耐心——这同时也是一种双向及多向选择,对于阅读的眼和心,这同样构成了严格的挑衅——写作之疆亦是阅读之疆。

  阅读本身就是体验、经验、观念的融会、融洽和融化过程。对于年轻一代,这“信息”的汲取与消化过程可能更漫长,也可能会更快捷,同一路段和方向,敏锐者先行。传播与文化文学教育环境和网络传播环境的大变,促使了新一代散文诗人的现代感、高起点和快步,较之从前,他们所受“限制”相对更少,文学观可能更多纯粹,更可以更可能专注于自在于文学本身。

  就视野内而言,潘云贵、蓝格子等的散文诗有所成绩,它们并非简单的有感而发亦非常规的感时应景,而是自有内在秩序与从容纹理,其文本仅看标题也匠心,内容的推进亦有蹊径。创作与批评同步的潘云贵颇有慧心和理性,更多从容和分寸,他对蓝格子、赵应、袁伟、苏笑嫣、程川、徐晓、曾入龙、徐晓、金小杰、田凌云等同龄人散文诗写作的审视到位且深切,客观且真切。他说,“我相信年轻的90后诗人们,足够有时间去解决这些问题。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在出现,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可能性在诞生”。确实,年轻就是力量,年轻就有可能。

  这“可能性”是什么呢?相对的鲜活及创造性?它更指可能的与往不同、与众不同,以及后期的与己不同。略观部分80后、90后散文诗,他们在观念建树、内容丰富性与形式建设、语言技术、审美趣味等方面确实变化明显。显然,曾经的惯性阻碍对于年轻一代已相对低小,时位之移人也,也移心移梦移观念,按规律,一代人也当有一代人的散文诗。

  这亦再表明,散文诗从来都未曾边缘,一直与时代同步与各种文体同道,并在同行中不时主动参照、借挪、融化其他文体之优之异。包容度、融贯力,始终是散文诗文体与生俱在的优势,也因此可说,新世纪以来诗歌与散文的种种变化实则也——体现于散文诗领域。

  那么,为什么散文诗又时常会给时光一种圈内热闹或弱势模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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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重于抒情还是叙事,在散文诗内部历来也存分歧,今看这已不算重点,正如细分纪实或教育的、旅游的、女性的散文诗之类也不必要,虽然可以理解类型划分有时是观察者的需要。无论自修、传道、示德、言志、抒情,只要表达得好,可观,形成了一个有效有力的美学文本,足矣。

  如果至今文体的独立成立已不算问题,跨文体的自信自在及适度扩张才是自我完善的重点。散,文,诗——这三字其实就是这个文体的本质及优势。时太散或太不散,太文或太诗,都会造成写作在事实上的拘泥和偏颇。成熟成绩的散文诗人其实也就是相对成功的文体领悟及尝试者,推而广之,包括诗歌、小说、散文等的每种文体前沿者,其实也等于他她达到了对该文体的有度领悟与成功实践。这其实也是“精英”的基本意思。

  一些相对专门于散文诗的写作者也是如此理解,如陈志泽认为“散文诗的文体特征(特别是在具有诗的品质的同时融入一定散文性细节)使它具有更细腻、更深刻表现现实生活,反映伟大时代的独特功能”,在《星星》主办的2019年全国青年散文诗人笔会上,谷莉亦认为,散文诗只要达到了语言创新尝试,精短而张扬诗性,就可以是散文诗了。当然,不要求大众都有可能的融化力,他们可以维持圈内热情与人气,但前沿者完全可以放下包袱,先行一步,跨出大步。

  “故无弃人,故无弃物。那是多么悖反:如果在城中行走,那城在新着,在旧着,也被弃着。那些交过手的人,被记忆着,被遗忘着。如果打开电脑,那个网路还在,新朋与旧友,正在物事与人非,像城中某处,断电又通上电,或者像一个存在的电话号码,却消失了它的确切地址。时间在这一个时刻分了一个叉:它一路流逝过去,你却看不到一条流逝的河流。它在暗处悄悄地完成了它自己”。

  上引为苏建平组章《伪道德经》之一,作者曾题记“伪者,今解。我不注《道德经》。我注我自己,此世界”。苏建平与刘川倾向略似异曲同工,如我所见闻,如我所思想,与我有关又远不仅如此;无论冷嘲或热讽,都在竭力揭示“大环境”中的当代身心潜在的焦虑、无奈、虚无感;对现时境地的细节性描绘与在意,使文本更具现代感、介入感,对古典传统的挪入杂拌,则使文本在潜在的“比较”的同时更多信息感和启示。

  随着传播环境的改善和写作队伍的扩容提质,如今越来越多的散文诗人在自信和自我认同中自在前行,他们或许并不在意文体的命名或纠结于文体的“合法性”,他们渐渐挺身成为“立法者”,作者与作品的主体性得以平衡共进。

  为什么散文诗有时会给时光一种圈内热闹或弱势模样,除了前述悠久的中国式抒情传统的遮蔽影响和前辈实践摸索的迟缓与可能难免的误导,以及事实上的来自诗歌与散文的反复压力与骚扰之外,从传播层面看,也因为精英和经典的欠缺。这也让它至少在大面看欠缺先锋参照,欠缺与其他文体抗衡竞争的条件。

  花草可爱可观,树更突出醒且重要。从某种层面较之,可与阶段性经典小说、诗歌、散文齐肩的重要的、影响力的国产散文诗经典文本是欠缺的,公认的、更大范围的而非只局限散文诗界内部的代表人物式的“精英”亦是凤毛麟角。圈内热闹或圈外的相对弱势现象,是否也因后来者在路上的被动守成居多而少冒险精神和撄犯意识呢?虽然,近年来我们也看到,以往那种从依赖到依赖成习,结果常是把散文诗写得像散文诗模本而已的情况已有了可喜改善。

  而客观看,经典与精英的相对缺失,又实际上并不影响散文诗状况的活跃与热闹的持续。这现象或许并不矛盾。如果诗歌的前进多体现于爆发力,散文诗则是耐力,持久战。上世纪80年代以来,散文诗开始新一轮活泼,而后持续,不缺出版及选本,不缺组织与队伍,不缺阵地,更不缺活动,它在整个文化界面的实用性、应用度、文体地位其实都很强盛。

  在与覃才关于中国诗歌近年度的总结里,我们也以为,散文诗的发展历来与诗歌同步,一直被认为边缘弱势和被轻视的散文诗,外部条件其实一直不错。近年来,耿林莽《散文诗六重奏》曾作为鲁奖入围作品也带有某种预示性,《星星·散文诗》举办年度散文诗大奖赛与设立鲁迅散文诗奖,其力量与举措对当下与未来散文诗的发展亦有长效作用;各种年度选本、理论著作层出的同时,上海《文学报》、湖南岳阳《散文诗》,四川自主出版的《散文诗世界》和另些综合性文学期刊、高校科研部门、各级散文诗社团及自办组织、散文诗新媒体等也持续关注和推动着散文诗的与时俱进。正如报载陈志泽《欢庆与沉思——中国散文诗百年》文章所言:“散文诗作家队伍空前壮大,创作空前繁荣,中国散文诗百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人欢欣鼓舞!”

  下个百年又该如何?而今,散文诗已面临新的转型期,已全面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机遇期。换言之,当下以及今后应是散文诗从大众化时代到精英和经典呈现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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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或机遇,表明时势相对更有利于散文诗。也给它加注了新的任务。世纪之交以来,物质环境的良好变化有目共睹,且不同程度让置于其中的人性进一步解放,个性日益丰富及多彩。生命、生存、生活发生新变,文学、诗歌、散文诗,观念、体验、经验的与往不同且动态也就自然而然。

  互联网(网际网络)环境的产生及动态性发展更不仅是共睹,它使创作、传播交流不断地“被传播改造”,诗歌文化种种基因性特征也潜移默化渐变,诗歌文化机制和相关生产、流通程序、认知接受以及评判被深刻触动,几乎所有的写作者、阅读者、评论者都先后涉网入局。散文诗自不例外。

  散文诗本身也在不断扩张着。其结果我们也常有共睹:这是诗?难道不可以是散文诗?或曰,这诗过于散文诗化?其实类似文体层面的含糊形成的尴尬渐多,难道不正好是一种提醒:当你认为它是散文诗它就是,认为它是诗,它也是!乐观地说,散文诗可以先以“同质化”的宽容之态达到阶段性“去同质化”目标。自信地说,相对的专门的散文诗人,为什么不可以大度而自信满满地指着当下那些翻译体诗、口语文本、散文……说:嗯,这些都是散文诗!

  历来,也常有学者将鲁迅《野草》视为诗集的;昌耀本身也并不认为诗集《命运之书》里后被认为是散文诗的作品是散文诗。另方面,常有作家、诗人的写作“像或靠近散文诗”或被理解为散文诗文本而收入相关选本的情况,选择的标准常在于作者的知名度、或是文学史上不被定义为散文诗人的作者,如郭沫若、巴金、何其芳、陈敬容、朱自清、冰心等。公认的专门的散文诗人——作为一种专称,应涌现于上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

  也就是说,这本身也是优势之一,散文诗的胸怀竟然也可达到“跨作者”?!大家都写都可以都能写散文诗难道不好吗?而评论家王珂在新世纪初曾在其专论里认为,一些诗人写作散文诗,对后者造成了混乱,这一度让我讶然。前些年,与中国“新诗百年”话题同步,“散文诗百年”也活跃与热闹,它更多使用了作品结集出版这个常规方式,可以理解为这意味着散文诗的经典塑造和进入“文学史”的期望,另方面,则又陷入对人不对散文诗的尴尬。譬如一个散文诗百年经典选本里,舒婷、叶延滨乃至更年轻的郑小琼等亦有收入,不能说他们就不能写散文诗,也不能妄言他们的散文诗比不得他们的诗歌或散文,但他们在文学界的深刻标签确实并非散文诗。我想强调的是,这正好体现散文诗文体母性般的健硕与拥抱力,散文诗精英不一定等于专门的散文诗人,散文诗精品也可能出自一个小说家之手。

  可以有专门的散文诗写作者,也可以有非专门散文诗写作者的专门的散文诗。其实,单纯以散文诗文体立身者相对不多,更多的是多样文体皆有跨涉的写作者。印象里,时常也呈现于散文诗界的80后赵目珍、左右、王西平、卢山等及更年长些的三色堇、王琪、宋晓杰、黄昌成等,本身也是跨文体跨语言跨身份的成绩诗人、评论家。前述所列刘川、唐力、陈计会、徐源、方文竹等亦非“只是”或“专门”的散文诗人,而多以散文诗立身的亚楠亦不乏有质量的诗歌见诸报刊。

  从另个角度看,散文诗的开放包容与拓疆,如同当代时空里的诗意及审美的泛化、大众化,相对也会导致文体的弱化?这是否说文体外形以后不再成为重要?当然不。如今,文化及文学的经济基础、传播环境变了,文学还是文学,关键在于我们对文学及散文诗的印象、理解是否一成不变。正如摄影及影视,以往的定义或印象通常是专人专业和专属于照相馆广电部门,如今呢?即便散文、诗歌、散文诗在话语运作、形式开拓、审美范式和思想观念等变化明显,也不用担心!万变不离其宗:文学性。

  人心、诗意、文情的能动性也意味着审美尺度的调整。越来越多且茁壮成长的价值观、个我经验及其诉求,在保留某种内在核心诗意及诗性诉求的同时,外在的文体形制亦应之,或说新的参照与实践尺度也随之而至,也就是说,一个文本是诗、散文、散文诗(至少就表象看)确乎不那么重要,建立在相近品位、相似审美基础上的认同,则是必要。散文诗还是散文诗,它的体式已然成型如坐标或框架,却可以是弹性的,并与阅读方式与审美判断这类可变量相辅相成。

  以此类推,郑小琼的标签是诗人或编辑都不要紧,只要她写的是“散文诗的”文本,散文诗界就可归纳之。这种跨身份、跨文体的变化也在促使散文诗推陈、劣汰、过滤。这似乎是一个由面到点的反向征程。但对散文诗旧八股的距离调整,并不完全依赖于散文诗媒介、研究及活动家的呐喊,而更与当代相对平等公开和互动的大传播环境有关,与散文诗的写作者、兴趣者、爱好者的自觉自悟和探索实践有关;这么说,似乎有点矛盾,但确实与和小说之类略为不同,散文诗其实从来就没有精英指导群众的情况,而在群众里自生精英自我成长的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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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广义的新散文诗时代已然到来。这并非空穴之风,散文诗大众化及普及基础早已形成,精英和经典的呈现可期。那么,作为前奏及过程里一些观念现象是可以引起关注和思考的,譬如:

  第一、就散文诗来说,以往关于其文体的单向诉求与媒介推送传达,正转变为由阅读评判来决定文本及文体成效,同时也将改变以往的——写作、评判有意无意地偏重于专业类读者(散文诗创作队伍)——如今其实已进一步落实于大众层面的写作爱好者、阅读兴趣者,更进一步则是面向和召唤其他文体从业者、非专业读者、潜在读者。这其实也与诗歌类似。这并不说散文诗就没有了门槛,而是指大众素质已非昔比,而且“雅俗”在当下传播环境里已能互助互济。

  第二:可以认为文本即文体?那么,长期来困绕不散的文体定义、体现和身份认同等问题其实可以不算、再也不算是问题。当谈到、观察和写作散文诗时,它首先就是已约定俗成的“散文诗”而不是散文或诗。虽然,自我的偶尔的关于文体的纠结,对于自我认识完善是必要的,但那是另回事。正如本文前面引举的各代写作者与相关文本,如果抛开诗歌、散文、散文诗来看它们,它们作为“文学、文本”仍然成立。因此,遵循散文诗文体规律(形式)和在此基础上的审美经验的变化更新(略相当于内容)不仅不矛盾,且可以成为互动互辅的合力。

  第三,就散文诗而言,内容更比形式重要。就像成熟丰满的肉体开始对着装有了新的要求并让后者顺应改革。如果从内容题材方面已开始了跨界拓疆,内容变,形式也不会无动于衷。回想,从诗到词到曲,从白话运动的新诗、散文诗甚至是现代戏剧之产生,过程也相当于从内容的填充、更新开始的。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这内容其实也就是变化着的时间、时代。在基本文体构架或基本形制大致稳定的情况下,不妨多给散文诗加些料;融化理解与复合杂糅的过程,也正是考量和推动散文诗精英挺身实践的必须。这当属于兼容互鉴的非对抗性的磨合,不相容因素自会过滤汰出。

  第四,比“跨文体”更进一层的是“融文体”,这本是散文诗与生俱至的优势。每个文体都不是绝对孤立的,都可以是你我互有和借鉴的关系;其中各种成份的显隐度大小不一,而散文诗生成本来就是横行霸道的。“包容性”是散文诗与生俱在的特质,是生命力也是不断的生长点,从跨文体到融文体,推进着“包容性”的深度和广度。

  而说“新散文诗时代”,意为:新的“散文诗时代”,“新散文诗”时代。

  上世纪前期是一种开始,当下也是。一种文体的出现,与时代环境变化、精神生活需要相辅相成,散文诗的面世本就是因时因势创意创新,百年之途中的凸出或断裂都属正常,曾经不正常的是本土古典抒情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等作用力使它少有直面而多内向迂回,尴尬于雅俗之间、诗文之间,因此也一直具有文体的不稳定性和模糊性,现在看未尝不是好事。现在看,查漏补缺也是出新。

  说新,其实更该指重新。世界散文诗源头之波德莱尔、中国公认散文诗开端与顶峰的鲁迅这两位先行者的写作,其实早已提示出共通却常被忽视的散文诗先锋要素:现代意识,批判性、文体开创的可能,以及城市文化背景(串连着时政、历史与经济文化环境;并非指“乡土”不重要或无效)!那么,是否该重新审度,百年来,我们的散文诗到底身在何处魂归何处?以及散文诗人或散文诗作家的精神立场究竟何在?

  有容乃大!兼融更好。融是有基础的杂糅,是有倾向有素质的选择。融文体其实也包括了融媒体,融写作与阅读。也包括让人在反思传统文体规范的长途里,有在不断塑造自我与打倒自我之间完善的可能。    

  就拓疆、普及与文本创新方面而言,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传播等诸环境与往不同、诗意与审美泛化的当下,作为一种常规的文化与精神载体,作为跨文体、自由体的早具“中国特色”的散文诗,更能把文体特性、精神生活、人性开掘、情感与观念的丰富多维呈现等“融为一体”。相较其他文体,散文诗的生成如翻滚雪球,可能地聚合着,随时间空间的移变,它自会内在地紧密、或呈过滤式漏斗型,而始终核心存在的,便是精品、精英与经典呈现的基础……

  实践仍将检验一代智慧谦虚的头脑。
  时间仍将探照一代求真上进的灵魂。

2020年春于贵阳


         来源:《散文诗》2021年第1/2期   编辑:z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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