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群 ◎ “学案式读法”:“新诗有无传统”的跨世纪争鸣 | 诗观点文库 | 诗生活网

 

 
“学案式读法”:“新诗有无传统”的跨世纪争鸣 (阅322次)

张立群

 

当以“学案式读法”去阐述中国新诗的潮流与现象的时候,我们至少要明确以下两个前提:其一,可以成为学案对象的诗歌潮流与现象应当经历阶段式的发展,呈现出相对完成的态势,而其在诗歌史上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还有待深化;其二,学案所涉领域应当有相当长的历史积累,可以为研究的立体展开提供广阔的背景和丰富的信息。这种在具体表述时可以简约为“连续性”和“相关性”的思路,客观上决定学案研究从来不是一个简单、孤立的话题,在描绘学案所含潮流与现象的起承转合之余,来自研究者本人的主观论断从来都是一次见证历史的“有效的综合”。

遵循这样的逻辑,“新诗有无传统”的学案可从20世纪90年代算起,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总体上经历了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一文引起的争议、周涛新诗“十三问”和“盘峰论争”、“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以及之后与之相关的探讨共四个阶段。“新诗有无传统”的论争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充分显示了它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而本文以“跨世纪争鸣”为线索描述并评价其发生、发展、消隐的过程,也正是期待能够在梳理过往的同时,给未来留下一份文字资料。

尽管直到2001年1月,直接冠名“新诗有无传统”的讨论才在郑敏和吴思敬的对话中呈现 1 ,但作为“序曲”,围绕新诗传统问题展开的争鸣可以上溯至90年代初期。1993年5月第3期《文学评论》在头条位置刊载了郑敏3万余字的长文《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进而掀起了一场“关于传统与现代”和“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论争 2 。鉴于该文直接以“中国新诗创作”为题,且直接以——

中国新诗创作已将近一世纪。最近国际汉学界在公众媒体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几千年诗史的汉语文学在今天没有出现得到国际文学界公认的大作品、大诗人?问题提出的角度显然将古典诗词的几千年业绩考虑在内。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创作实践中,中国新诗的成就不够理想的原因包括社会与语言文学的多种因素。本文将主要从汉语发展的近百年史,来剖析一下这个原因。首先是今天在考虑新诗创作成绩时能不能将20世纪以前几千年汉诗的光辉业绩考虑在内?我的回答是不能。这由于我们在世纪初的白话文及后来的新文学运动中立意要自绝于古典文学,从语言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竭力使创作界遗忘和背离古典诗词……

开头,所以,尽管文章在展开时更多清算的是汉语语言变革遗留的问题,具体论及新诗的内容并不算多,但在日后关于新诗传统的讨论中,该文仍被视为重要的一篇,被多次提及与引用,而郑敏的特殊身份、其后多年间观点和立场始终如一,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文在“新诗有无传统”论争中的开端地位。

    让一位已获文学史定评、具有极高知名度的诗人写一篇“新诗没有传统”的文章,无论如何都是一件让人感到不可理解甚至是荒谬的事情。为此,与郑敏在文章中讲述了什么相比,隐藏其背后立场和内容显然更为重要。借助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解构主义理论,郑敏激烈批判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后遗症”。在“语言的一次断裂与两次转变”的历史脉络梳理中,郑敏将新文学和新诗成绩不佳的责任,都归结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古典文学的彻底决裂,从而表达了一位老诗人、学者的关切与焦虑,这一点在反复阅读之后不难读出。不过,如果郑敏所说的问题确实属实的话,那么其存在的时间应当是很久了,围绕此而进行的质疑为何直到世纪末最后一个十年才出现呢?

历史地看,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到80年代末,运动式、集体化的激进状态已经开始消退,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则使中国文学界可以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语境中意识到当代中国文学的处境与位置(这一点,从郑敏文章开头便引述国际汉学界的观点就能看出)。两者叠加的结果是: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式微很容易导致反思中的历史再评价,而这种评价一旦走向极端,则会形成与之对立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郑文的内在理据是以白话文运动为例对文化激进主义的历史性的否定。”而其背后的“潜台词”则是历史语境的变化,已使“一种社会思潮的原先的合法性” 3 发生了变化,人们思考问题的立场和角度也随即发生了变化。

郑敏文章发表不久就引发了争鸣,除本文所列的刊登在《文学评论》上的文章外,一些争议之声也时有出现,只是没有形成文字。而其存在的问题要到数年之后,才在人们全面回顾这段历史得到较为全面的总结:“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在各种新兴的理论之前,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对于历史现象的整体的尽可能准确的把握”,“要回答郑敏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指责,并不需要高深的学识” 4 。由于郑敏将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等要推翻的“有问题的传统”当成了传统的全部,所以其结果只能是在简约传统的同时割裂历史的连续性和有效性,而其标题中提到的“中国新诗创作”也由于与“汉语语言变革”并不处在同一层面而成为主“被忽略的对象”。但郑敏的文章毕竟涉及了中国新诗的合法性且其本人颇具权威性,因此,文章一经发表特别是刊登在一个显著的位置,对其理解就容易在忽视一些细节的前提下被观念化、结论化进而聚讼纷纭。郑文发表之后,从诗歌的角度对其批评最激烈的文章是海外学者奚密的《中国式的后现代?——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扭曲和谬误主要来自郑文对历史语境的搁置与忽略”“郑文忽略了在当时文言文仍根深蒂固的情况下,激进是一种策略而未必表现在实践上……将理论与实践混为一谈也造成郑文中的另个矛盾” 5 ,奚密在文中以近三分之二的篇幅批评直指郑敏文章的“偏颇”,其实已表明郑敏的观点已被纳入到现代汉语诗歌的研究视域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阅读奚密的文章还会为中国大陆诗坛提供很多海外信息,并对郑敏文章的出现原因做“另一重溯源”。比如,对于本文引用的郑敏文章的开头一段,奚密就认为——

郑文的动机来自对现代汉诗的不满,认为它至今未能达到古典诗的高度,赢得国际的“公认”和赞赏。除了众所周知的政治因素干扰了文学自由自然的发展外,郑文认为其主因是现代汉诗“自绝于古典文学”。现代汉诗背离了中国传统,因为:一、它是反传统的,二、它对西方文学的钟爱与摹仿。因此,现代汉诗丧失了它的“中华性”(Chinesenese),而中华性是中国挤身国际文坛的唯一有效的“门票”。……

受到西方深刻的影响与中华性的丧失有着因果关系……郑敏九三年至九四年的相关文字可说是对现代汉诗中华性失落的挽歌!

这类观点和感慨在九十年代并不只来自郑敏。郑文一开始就引“国际汉学界”作为她立论的权威例证。虽然郑文没有指名道姓,但是我认为至少有两名汉学家有代表性,值得提出来讨论。6

奚密在文中指出的这两位汉学家一个是澳大利亚的威廉·兼乐(William J.F.Jenner),一个是美国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即斯蒂芬·欧文)。从后来文献传播和相关研究中可知:宇文所安曾在1990年11月19日《新共和国》杂志上发表书评《环球影响的焦虑忧虑:什么是世界诗?》。文章不仅对北岛的诗歌创作进行了评价,还对中国现代诗提出很多概括性的课题。该文的中文翻译版本最早可见诗歌民刊《倾向》1994年第1期,据部分研究者介绍,该文发表后曾引起很大争议,“在美国的影响实在比所有研究新诗的中西著作加起来还大” 7 。无独有偶地是,后来批判郑敏文章观点的奚密在郑敏文章发表前就对宇文所安的文章给予了回应。奚密于1991年《今天》第一期发表了《差异的忧虑——对宇文所安的一个回响》,但这篇文章直到1997年才在学术性辑刊《中外文化与文论》是年第2期上发表,为更多学界同仁所了解。对于宇文所安提出的质疑,奚密在这篇文章曾以宇文的问句加以回答,并指出:“如果从三千年古典诗的传统来看,现代诗还是个异端的话,我们仍不能否认现代诗的产生和发展不可能在整个诗传统之外存在,它的意义也不能在诗传统之外探求。” 8 对宇文所安和奚密文章的“追溯”,不仅使“新诗有无传统”的争鸣时间提前了,而且还使这一争鸣在为现代汉语诗歌正名、探求其发展与研究进路的同时,具有了国际性的视野。

有感于语境转换带来的“压力”,“新诗有无传统”的争鸣在90年代一直以不同的表现形式此起彼伏、持续增长。继郑敏的《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引起争议之后,1997年《星星》诗刊开展了持续一年的“关于《新诗十三问》的讨论”。《新诗十三问》原是著名诗人、散文家周涛发表在《绿风》1995年4期上的一篇短文,副标题为“《绿风》诗刊百期献芹”。在这篇文章中,周涛以提问的犀利尖锐的语气、自由随意的顺序白话新诗提出了十三个问题。其中,第1问“新诗兴于本世纪初,现在到了本世纪末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公认为合乎历史潮流的‘诗界革命’,是否应该到了重新研究总结成败得失的时候了呢?”第2问“新诗是怎样诞生的?这个婴儿究竟有没有连结于民族文化之母的脐带?随着它渐渐长成少年,人们是不是发现它越来越像异国人了?”第5问“‘古典诗词与民歌相结合’的新诗发展方向,有多少诗人是真正理解了?又有几首诗可以算得上是成功的探索呢?”第6问“新诗发展的大方向是不是错了?如果不错,为什么这条路越走越窄?如果错了,那么会不会是一个延续了近百年的大误会?”第8问“没有什么比文学更鲜明地带有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胎记,因而更没有什么比诗继承得更纯粹。当我们读了几首半懂不懂的译诗,数念着一些数祖忘典的外国诗人的名字时,是不是内心也隐隐升起一些羞愧呢?” 9 均不同程度涉及新诗传统的问题且明显持以质疑的立场,其决绝的态度着实让人在读后感到吃惊。

与《星星》诗刊自1997年2期开始到1997年12期结束,共用8期版面发表相关“讨论”文章25篇(不包括周涛的原文)相比,“新诗十三问”及其“讨论”充分在当时曾引起诗界内外的关注。《绿洲》和《中国西部文学》杂志都因“新诗十三问”的讨论没有在新疆而在四川展开“表示了遗憾”、《中国西部文学》期待和《星星》一道将这场讨论“引向深入,取得实效” 10 。由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下册)更是在“第三十五章 90年代新诗散文述评”之“第一节  90年代新诗”中,将此次讨论及其意义和价值迅速写入文学史 11 。“新诗十三问”及“讨论”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说明对于新诗传统的思考已问题化和明确化了。

关于新诗传统的有与无,在90年代其实有人以非直接回应的方式给过明确的答案。1998年5月,年轻的诗人臧棣发表《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一文,其核心观点即为“在我看来,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这一宏大的现象本身已自足地构成一种新的诗歌传统。而这种追求也典型地反映出现代性的一个特点:它的评判标准是其自身的历史提供的。”“新诗的诞生不是反叛古典诗歌的必然结果,而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不断拓展的一个新的审美空间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这个新的审美空间的自身发展,还与中国的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 12 结合新诗的历史,臧棣的看法应当是描述新诗传统的最佳方式,但由于种种原因,该文似乎没有受到“无传统论”者的关注。而从影响和传播的角度上看,倒是一场关于汉语诗歌写作究竟用何种语言资源的论争揭示了确证了新诗的传统,此即为发生于世纪之交、为文坛所瞩目的“盘峰论争”。

“盘峰论争”作为世纪之交持续时间最长、波及面最广的诗坛论战,虽在表面上看是两种写作资源和两派诗人的论争,但联系8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走过的道理,其可以引申的话题显然不仅仅局限于此。“盘峰论争”是第三代诗歌不同写作观念和道路相互碰撞的结果,同时也是当代先锋诗歌阵营创作分歧和矛盾的激烈交锋。它当然也涉及到新诗的传统,如于坚在《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中就有“好诗在民间,这是当代诗歌的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汉语诗歌的一个伟大的传统” 13 。而西渡则在《对几个问题的思考》中论述“‘西方资源’和民族传统”时针对于坚的主张强调“按照这样的逻辑,中国新诗一开始就是西方语言资源、知识体系的附庸,而不是从90年代才开始的。因此,为了避免成为西方的附庸,我们应该回到旧体诗的传统中去,回到新诗产生之前的文言的传统中去……唯其我们已经有了唐诗、宋词的伟大传统,我们更应该,也更有可能去开拓诗歌的新疆域。因此,如果我们承认诗歌是一种发现,仍然具有使人惊奇的能力,诗歌的标准就不可能是常识,更不可能是永久的常识……传统也是开放的,正是一代又一代诗人的才华不断加入,丰富和强化了这个传统。因此,继承传统的唯一办法就是创新,就是在既有的传统中不断加入新的因素,开辟新的领域,拓展新的可能性。墨守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诗歌标准只能使传统弱化、衰颓以至死亡”  14 。由上述言论看待对新诗有无传统的认知,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从第三代诗歌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诗人来说,新诗传统从来不是一个有与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认识、如何丰富和建构的问题。在此前提下,“知识分子写作”虽被指为借助、依赖西方文化资源,进行“翻译体”式的写作;“民间派”诗人虽借助口语、秉持民间的立场,但在骨子里,两派都认为自己或是坚持了中国新诗的传统,或是丰富了中国新诗的传统,而在不同的表现之余,新诗传统早已实体化、合法化,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

连续与新诗传统相关的争鸣,使新诗传统问题变得复杂了。不过,如果只是回答新诗传统的“有与无”,这些争鸣倒使答案逐渐明确化了。对比郑敏和周涛,一批50、60年代出生的诗人,由于年龄、身份和成长道路的原因,乐观而自信,似乎从未将新诗的传统当作一个问题。不仅如此,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与前辈诗人有很大的不同。“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派”诗人都不约而同从胡适的白话诗实验中找历史的依据,但得出的结论却截然不同。如果说以于坚代表的“民间派”诗人更多是延续了白话诗平民化、通俗化的道路并坚守了本土的方向,那么,“对当代写作的互文性的认识,并非意味着诗人们对‘中国身份’和‘中国性’的放弃。只要深入考察就会发现,诗歌进入90年代,它与西方的关系已发生一种重要转变,即由以前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变为一种平行或互文关系……因此,90年代诗歌是一种不是在封闭中而是在互文关系中显示出中国诗歌的具体性、差异性和文化身份的写作,是一种置身于一个更大的语境而又始终关于中国、关于我们自身显示的写作” 15 。则隐含着适应全球化语境,渴望通过写作与西方当代诗歌实现平等对话的“现实性策略”。二者在面向新诗未来、拥有诗歌理想的大方向上并无二致,只是具体思路不同,而他们愿意为此付出的,恰恰是郑敏和周涛忧虑和质疑的“内容”。

2001年第1期《粤海风》发表的《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的对话(对话者:郑敏、吴思敬,时间为2000年4月25日,地点为清华园),曾被评论家沈奇喻为是新世纪到来之后最有价值的一次诗歌对话。在这次对话中,郑敏直言自己认为的“新诗没有传统”,与当代诗歌创作现状有关。“我所感叹的是,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完全把诗的形式放弃了,诗写得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散文化。”她不同意吴思敬的“如果说,这些非诗、歪诗构成了一个时代,二三十年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也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存在。每个诗人都构成了传统的一个分子或者传统的一个部分;无数的诗人就汇成了我们的传统”的观点,而强调传统的历史感和连续性;她强调诗歌写作应当用汉语,而汉语既包括口语又包括书面的文学语言,但现在只用口语写作,显然是中断了文学语言的传统。对比《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中的观点,时隔多年之后的郑敏虽更加明确地强调“新诗没有传统”,但却有了更为具体的指向:对当代部分青年诗人创作的不满;对新诗无法以及对新诗写作失去文学语言的不满。为了能够将讨论深入下去,同时也让初涉诗歌研究的一批学子更好地了解问题。2003年11月,吴思敬和首都师范大学数位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包括笔者在内)曾一起到郑敏先生家里做客,进行了“关于新诗传统的对话”,该对话在整理后发表于2004年1期《诗潮》杂志,同时,参与此次对话的人还分别撰写了文章发表,其中2004年第3期《文艺争鸣》曾一期推出四篇文章,依次为郑敏的《关于诗歌传统》、吴思敬的《新诗已形成自身传统》、张立群的《从一场对话开始——关于“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的解析》、张大为的《新诗“传统”的话语谱系与当代论争》。在郑敏的文章中,她更是提出了“所想到的关于汉语新诗与其诗学传统应有的10个问题”,并期待“求教于关心中国新诗的成长的诗人、理论家、读者”、以解自己的“困惑”——

1、你能确切地说出汉语新诗与散文、小说本质性的不同吗?
2、汉语新诗的分行在语言、内容、表述、形象与音乐性上有什么基本规则?
3、汉语新诗诗行内有关于内韵、节奏、声音的和谐、反和谐等理论规定吗?
4、汉语新诗有关于类似建筑美学或交响乐的内在结构要求吗?
5、汉语新诗在语言上是否基本以北京口语为规范?有没有口语与诗歌语言,或文学语言之分?古典汉语是中华文化的文学语言,在古典词曲中有时穿插一些当时的口语,造成一种特异的语感。新诗有自己的文学语言吗?你觉得目前的汉语口语能承受新诗的全部需要吗?
6、汉语新诗诞生已近一世纪。出了一些名诗人,在各种文学品种中所拥有的读者恐远不如小说和散文多。如果和唐宋诗词在它们自己的时代受群众欢迎的程度相比,只能承认有巨大的落差。这自然与多媒体时代人们文娱生活的改变有关。但与新诗不能融入书法音乐戏曲也有关。偶有少数新诗被谱成严肃艺术歌曲。此为就是大量的流行歌曲的歌词,自然无法与当年有水井处就能听到的柳永词相提并论。而在西方很多当代严肃诗歌作者,如艾伦金丝柏格,虽打破了传统英美诗的音部与抑扬格的格律,但是他们有深刻内涵的诗行却和流行音乐如滚石等的节奏想配合,因此朗诵起来极有节奏和时代感。你认为汉语新诗如何能与当代音乐及古典音乐结合?
7、汉字的形象有无穷的艺术魅力,形神的创造性的结合,几乎是世界古文字今天仍能如此充满活力的绝无仅有者。形成中华文化中诗书画一体的重要传统。但是新诗却始终没有能继承这个传统,你认为是什么使得书法家和画家远离新诗而去?
8、新诗与古典诗同为汉诗,可谓同文,从语言的角度,新诗的语言能从古典诗词的语言继承借鉴些什么?繁体字与简体字本是同根生,二者之间是否应当互补?它们之间的关系应当亲如手足,还是“相煎何太急”,一个被视为中华文化的正统继承者,另一则成为被放逐于海外的流浪王子?
9、当我们向世界介绍中国汉语新诗的传统时,有人认为我们应当做如下表述:中国新诗的传统=革命意志+名诗人+大量作品+自由诗传统+现代格律诗传统+马耶可夫斯基的“楼梯体”传统+政治抒情传统+民歌体传统等等。(参考《无效的新诗传统》一文的编者按)你认为这样的加法能给人们对于中国汉语新诗的传统一个明确的认识吗?或者说,一个民族的诗歌传统是否应当是人们对它在诗歌艺术上一种系统性的整体共识。这必须经过对本民族的诗歌创作进行一番梳理和整合;上升到诗歌理论层面的认识,才能得出这个民族诗歌的传统。上述的加法公式,只能得到有关汉语新诗的活动“量”的总和,而没有任何关于汉语新诗的“诗质”的剖析。这可能得出什么是汉语新诗的传统吗?
10、你认为汉语新诗在语言和艺术上,内容和形式上如何传承中国几千年的古典诗歌传统?16

经历十年的争鸣,郑敏依然质疑新诗的传统且强调新诗相对于古典诗歌传统的断裂,其对于新诗和传统文化的关切之情确实令人感佩,但其固执的态度似乎也越来越让更多人难以理解。从郑敏文章出现后,“新诗有无传统”成为当年诗坛的热点话题之一,我们在客观上必须要承认郑敏的观点对当时的新诗研究产生了压力。2004年第4期《江汉大学学报》曾组稿一次发表了程光炜《当代诗的“传统”》、李怡的《关于中国新诗的两种“传统”》、西渡的《我的新诗传统观》、臧棣的《新诗传统:一个有待讲述的故事》、张桃洲的《新诗传统:作为一种话语储备》和谢向红的《我们是否夸大了“裂变”?》共6篇文章。此后数年间,新诗传统的争鸣之声仍不时出现,但作为一种共识性的观点,人们已不再简单纠缠于新诗传统的“有”或“无”,而逐渐发展为力图从新诗传统究竟是如何构成的角度上思考,进而涉及相关话题 17 。

从“新诗有无传统”的争鸣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如下两点内容。第一,对何为传统的理解一直存有分歧。传统是个含义丰富、可划分多个层次的话题,有主题、形式等关乎诗歌本体的传统,也有想象方式、审美标准等关乎认知、理解层面的传统;有历史意义上的传统,也有现实演变意义上的传统……从郑敏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她一直用古典诗歌的传统对比新诗的创作,有明显地二元对立倾向,而其前提条件在确立时已然割裂了中国诗歌的历史。第二,新诗整体创作不佳。结合新诗的历史发展可知,对于新诗创作的质疑之声长期存在,而新诗的形式无法定型更成为众矢之的。当然,新诗整体创作不佳的突出一点表现在1985年“第三代诗歌”崛起后,日常化、个人化、粗鄙化以及所谓自由、随意的实验,都使近30年来的诗歌给人实绩不佳的印象。而在此过程中,时间上的近距离、网络技术的兴起与观念的影响,更使新诗缺少时间的积淀、沦为自娱自乐的文字。以上两点是郑敏质疑新诗传统的根本原因,也是其重要的出发点。

经历多次争鸣之后,“新诗有无传统”的论争逐渐平息下来。从学术研究角度上说,“新诗有无传统”可以进行探讨,但绝不是以简单的“有”特别是“无”来进行武断的结论。从实践的角度上说,新诗创作仍在进行,表明其从来不是空穴来风,新一代诗人也很少在创作过程中思考自己是否继承了传统,于是,曾经的“新诗没有传统”的质疑似乎又变得没那么急迫甚至是似是而非,而思考问题的进路也在持续历史化的过程中,豁然开朗了许多。

新诗之所以被视为“没有传统”,关键在于对“传统”的理解——在将新诗与几千年古典诗歌传统进行比较、称其没有延续传统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将传统固化与窄化了,或者说是混淆了诗歌传统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任何一种可以被当代人称之为传统的东西,都已然验证了其至今仍有生命力、仍值得继承下去的事实。传统不仅需要继承,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创新维系其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诗只能算是中国诗歌传统进入现代阶段的外在表现形式,只要以汉语思维和汉字进行符合诗歌审美标准的创作,就必然会拥有并面对深远的传统。“传统就像血缘的召唤一样,是你在人生某一刻才会突然领悟到的。传统博大精深与个人的势单力薄,就像大风与孤帆一样,只有懂得风向的帆才能远行。而问题在于传统就像风的形成那样复杂,往往是可望不可即,可感不可知的。中国古典诗歌对意象与境界的重视,最终成为我们的财富(有时是通过曲折的方式,比如通过美国意象主义运动)。” 18 当代著名诗人北岛结合自己旅居国外多年的经验谈论对于传统的认识颇具启发性。

正如人们在谈及古典诗歌传统时,理所当然的将诗经、楚辞、乐府诗、唐诗、宋词及至元曲等共同视为传统的有效组成部分,“时间的神话”成为了今天的我们以共时性的方式面对古典诗歌很少产生疑问的前提。事实上,从诗经、楚辞到乐府诗,再到唐诗、宋词,古典诗歌传统一直在形式和内容上发生着变化,但从其承载的文化精神角度考察,所谓变化其实是一种丰富和填充,传统始终处于“变”与“不变”的状态、需要不断经历时间的积淀进而显现其某一状态,是我们考察传统时必须要注意的前提。而这一前提一旦确立,我们就会看到新诗的历史还是太短了,也许只有等到以“反传统”面貌出现的新诗在成为“传统”一部分那一天,新诗的传统也就变得自足了,而在此之前,新诗除了需要不断通过创作表现自己的生命力外,不断获得历史化的积淀和稳定的评价也是其拥有传统的重要途径。

结合以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了解“新诗有无传统”的争鸣为何会转为“何谓新诗传统”的探寻。就实践层面而言,新诗的传统可以从历史的积淀、写作的传承和继续发展、名篇佳作与代表诗人的出现以及读者的认同四方面展开讨论。从胡适尝试白话诗至今,新诗已有百年的历史。百年的发展史首先证明新诗符合时代社会的发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新诗是中国社会步入现代阶段的重要产物,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曾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过摧枯拉朽的作用。诚如胡适在《逼上梁山》中所言:“白话文学的作战,十仗之中,已胜了七八仗。现在只剩一座诗的壁垒,还须用全力去抢夺。待到白话征服这个诗国时,白话文学的胜利就可说是十足的了。” 19 在以诗为文学正宗的国度里,只有诗的语言和形式产生变革、尝试成功,新文学才算彻底胜利,真正步入到现代阶段。新诗的成功尝试标志着中国文学真正步入现代阶段,胡适的话证明了白话诗诞生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百年新诗的历史不仅为其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还取得了丰硕的实绩,形成了重要的诗人队伍。除了在每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新诗都产生了属于这一时代的名篇佳作之外,百年历史还诞生了《凤凰涅槃》《死水》《再别康桥》《雨巷》《断章》《我爱这土地》等一批公认的经典之作。经典之作有助于读者了解新诗,记住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艾青、穆旦等一批批优秀诗人的名字,进而在了解历史的过程中使新诗在客观上获得读者的认可。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阅读与传播中,越来越多的新诗作品和新诗人被人们所接受,直至走进当下、面向未来……

无论结合百年新诗的历史,还是读者对于新诗的普遍性看法,我们都可以得出:新诗是自由诗;“分行的自由体”是识别新诗外在形式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依据”等结论。时至今日,新诗的创作仍按照上述形式体制前行。但在肯定新诗是“分行的自由体”的同时,“分行的自由体”是否就是新诗的诘问则反映我们在考察新诗传统及其相关问题时,应当秉持一种动态的眼光:既然新诗的历史仍在继续,那么新诗传统就同样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网络时代写作媒介与传播媒介的改变,显然会为新诗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同样也会使其变得更加复杂。是以,新诗的传统问题不仅应当考察其具体的边界,还要思考其拥有的“厚度”及其相应的合理性。新诗的传统是一个实践性的课题,这是探讨这一问题时的出发点和时刻需要关注的标准与尺度。

新诗在不断表现现代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建构了属于自己的历史,新诗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也使新诗本身在发展与变化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结论虽然如此,但我们仍有必要对其“传统”的构成进行合理的辨析。客观地看待新诗的历史、新诗与古典诗歌之间的关系甚至百年新诗史发展过程中不时出现的质疑之声,笔者以为从“连续性”和“非连续性”这样不同层次、角度去看待新诗的传统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新诗或曰现代诗歌虽以“反叛”古典诗歌传统的姿态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诞生,但从中国诗歌历史的视野来看,它仍是中国诗歌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宏大的、整体性的考察方式决定了新诗与中国诗歌以及古典诗歌在时空场域中的“连续性”,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从审美的角度看待新诗,并将“两岸四地”的新诗创作置于一个研究平台进而纳入到世界诗歌的视野之内。在时代、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下,新诗的崛起虽使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呈现出新的面貌,但它的出现不过是在遵循文学内在演变规律、适应时代社会发展的同时,深化了中国诗歌的传统。将新诗置于中国诗歌的整体发展脉络之后,我们会看到新诗只是中国诗歌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新诗使中国诗歌本身从已经僵化的古典诗歌模式下解放出来,进入广阔、自由的天地。为了告别古典的形态确立新的形式,新诗在其初始阶段曾一度汲取外来文化经验、按照西方诗歌的样式来建立自己的格局与规模,相对于绵延几千年来的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而言,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一次矫枉过正后的“割裂”;不经历这一过程,新诗无法建立自己的形制,中国诗歌的发展也无法适应时代、社会。但在接下来的历史中,我们却看到新诗在具体创作过程中,仍然不时以古典诗歌的经验、资源丰富自己的创作。新诗的创作及其历史建构既然无法离开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自然也就无法脱离中国文化的母体。对于中国现代诗人,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诗歌都是其起步时所要面对的诗歌传统。就此而言,新诗吸取现代派的某些技法拓展自己的创作视野、充实自己的创作成果,也不过是在拓宽新诗写作资源的同时丰富了新诗传统和中国诗歌传统。

与“连续性”相比,“非连续性”主要着眼于新诗自身的历史。“非连续性”作为一个局部的、具体的整体性既证明了新诗身份的独立性,同时,也确立了新诗是另一阶段、另一体系的合法性。“非连续性”不仅揭示了新诗是中国社会从古代走向现代的产物,而且,也揭示了语言、思维方式转变对于中国诗歌产生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确认新诗的“非连续性”也有必要使人们明确现代诗歌与古典诗歌的不同,现代诗歌的现代性及表现过程中的复杂性决定了其与读者更容易呈现出脱节的倾向,这是言及新诗时不能片面以古典为唯一参照系统的重要依据。中国新诗正是在“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之间拓展出自己生存的时空状态,并通过百年的实践、时间的检验建构了自身的传统及鉴赏标准。

值得强调的是,对于晚近的诗歌来说,言及其成为新诗传统的一个有效组成部分往往让人觉得底气不足。上述现象其实反映了新诗的传统需要不断的历史化,需要获得更为稳定的评价和更为广泛的传播。新诗传统与写作时间上的“反比逻辑”,客观上告诉我们需要通过不断反思新诗的历史、重估新诗的创作实绩、持续探索新诗的发展道路来建构其传统,而在不同阶段、遵循时代性的标准评价新诗,不断重构新诗经典化的体系,本身也是新诗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此之外,在不断努力建构汉语新诗理论的同时,提升诗人自身的素质、提高诗歌创作的质量和读者的鉴赏力,也必将成为建构新诗传统的重要途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之所以有人不断质疑新诗的传统,一个根本性原因就在于新诗创作整体质量不高,而部分诗人过分求新、求变,又使诗歌创作脱离了应有的真善美本质,沦为世俗化书写甚至是粗鄙化写作。结合百年新诗的历史,新诗的理论建设同样是建构新诗传统的重要内容,何况诗歌理论的建设本身就证明了诗歌创作本身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对诗歌的阅读和传播产生积极的影响。

时过境迁,也许从今天看来“新诗有无传统”的论争自出现之日起就是一次可笑的“误会”,但它仍然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除了如何更为客观历史地看待新诗创作以及晚近的新诗写作存在种种问题,这场论争还涉及新诗的语言使用、资源汲取以及汉语诗歌地位等问题。网络时代新诗写作与传播因技术迅捷、空间自由已成为一个泥沙俱下的“结合体”,在这样的前提下,强调新诗传统有助于新诗正确的发展方向和艺术标准的秉持。因此,“新诗有无传统”的跨世纪争鸣,虽仅发生于诗界内部,但作为一次“笔墨官司”,其意义和价值却是多维度的。是以,汲取其正反两方面经验,不仅会深化当代诗歌的理论建设,而且还会对当代诗歌创作给予多方面的启迪与警示。

(本文为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新诗学案”阶段性成果)

注释:
1、郑敏、吴思敬:《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粤海风》,2001年第1期。对话时间为2000年4月25日,徐秀整理。
2、郑敏文章发表后,在1994年《文学评论》上,先后刊登一批文章,围绕此文展开争鸣。这些文章包括:范钦林:《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与郑敏先生商榷》,《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郑敏:《关于〈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商榷之商榷》,《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张颐武:《重估“现代性”与汉语书面语论争——一个九十年代文学的新命题》,《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许明:《文化激进主义历史维度——从郑敏、范钦林的争论说开去》,《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沉风、志忠:《跨世纪之交:文学的困惑与选择》,《文学评论》1994年第6期。 
3、许明:《文化激进主义历史维度——从郑敏、范钦林的争论说开去》,《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
4、张志忠:《1993:世纪末的喧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 
5、奚密:《中国式的后现代?——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中国研究》1998年9月号。
6、奚密:《中国式的后现代?——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中国研究》1998年9月号。 
7、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此外,关于这篇文章所引发的争议还可参见王家新:《中国现代诗歌自我建构诸问题》,《诗探索》,1997年第4辑以及本文提到的奚密的两篇文章,等等。
8、奚密:《差异的忧虑——对宇文所安的一个回响》,《中外文化与文论》1997年第2辑。该版论文在发表中曾在脚注中注明其最早的发表时间和刊物。 
9、周涛:《新诗十三问——〈绿风〉诗刊百期献芹》,原载《绿风》1995年4期,后全文转载于《星星》诗刊1997年2期。 
10、朱又可:《〈中国西部文学〉召开‘关于〈新诗十三问〉的讨论’的讨论会》,《星星》,1997年第6期。
11、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页。 
12、臧棣:《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文艺争鸣》,1998年第3期。 
13、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杨克主编:《1998中国新诗年鉴》,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代序”第9页。 
14、西渡:《对几个问题的思考》,《诗探索》1999年第2辑。
15、王家新:《知识分子写作,或曰“献给无限的少数人”》,《诗探索》1999年第2辑。
16、郑敏:《关于诗歌传统》,《文艺争鸣》2004年第3期。
17、从近年来笔者亲身经历来看,一些刊物编辑在约稿时仍愿意谈论此话题,但其期待的是谈论新诗究竟形成了哪些传统,这其实已间接证明,许多人已在观念上承认了新诗传统的存在。
18、北岛、唐晓渡:《我一直在写作中寻找方向》,北岛:《古老的敌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17页。
19、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来源:《新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编辑:赵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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