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凤 ◎ “噬心”题材的“噬心”书写——论新媒体时代诗歌的文本新策略 | 诗观点文库 | 诗生活网

 

 
“噬心”题材的“噬心”书写——论新媒体时代诗歌的文本新策略 (阅286次)

罗小凤

 

在当下新媒体时代,由于信息过于丰富繁杂,传播过于迅速,更新过快,因此大众对身边所发生的事大都见怪不怪,诗中所写的内容若没有吸引人的情节、细节,无法震撼读者征服公众,则难以引起共鸣,深入公众世界。而且,新媒体语境下的每分每秒,诗歌都在如病毒爆发式地被批量“生产”出来,若无出众之处的作品极易被遮蔽淹没。在这种语境下,诗歌文本要想力战“群雄”,浮出历史地表而为大众所知,必须具有打动人、抓住人的力量。对此,不少人和诗论家们进行了一些探索,陈超认为要写“噬心”主题,海啸、马知遥等一直在倡导“感动写作”,而陈仲义则指出传统好诗的标准一向定位在“感动”,但他认为在“感动”之外还要增加“撼动”、“挑动”、“惊动”,即他提出的“四动”标准。在陈仲义的话语中,“撼动”是指“接受者的精神意识层面,诗歌对它发出的强烈刺激所引发的震慑、震动的效果”,“挑动”是指“在思维图式上,诗歌特有的诗性思维(诗性直觉、诗性感觉、诗性想象等)对于人们长期固守的惯性思维、实用思维进行挑逗,触发被工具理性长期麻痹的神经,诱发跳出常规常态的思路,拥抱新体验、新感觉、新想象”,“惊动”则是指“在语言层面上引发始料未及的快感”1。可见,陈仲义的“四动”标准除了“惊动”属于语言层面外,其余“三动”其实都是基于题材、主题层面提出的标准,属于“写什么”的范畴。笔者认为,陈超、马知遥、海啸、陈仲义等诗人、学者的诗学主张其实都殊途同归,都是提倡诗歌要“震撼”、“噬心”,只有能引起大家疼痛、共鸣的作品才具有穿透力、震撼力,才能“噬心”。难能可贵的是,新诗进入新媒体时代后,为了适应新媒体语境的发展,适应新媒体时代公众的审美需求,诗人们主动调整书写姿态,注重诗歌的穿透力、震撼力,注重噬心主题的选取,并进行“噬心”书写,呈现出诗歌文本策略上的调整与变化。

一、“噬心”题材

虽然题材问题一直以来由于所关涉的是“写什么”而成为老生常谈的话题,却是写作者无法回避的一个关键问题,优先占据题材所获得的胜利是作品胜利的关键步骤。在新媒体语境下,每天海量文学作品被批量生产出来,“同质化”倾向极其严重,让人产生审美疲倦,因此,占据“噬心”题材成为作家们的当务之急。诗歌领域亦不例外,在当下这个只要会按回车键就可能成为诗人的年代,许多作品都似曾相识,作品是否具有“噬心”力量更成为作品“胜出”的关键质素,因此亦成为诗人们创作时的话语策略。

从“写什么”的题材角度而言,新媒体语境下的诗歌场域中出现过打工诗歌、底层诗歌、草根诗歌、灾难诗歌等,分别对农民工问题、其他底层弱势群体、灾难事件等社会问题进行关注和书写,试图以此噬心、震撼读者。

(一)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是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后出现的一个新群体,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亿万农民工进城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外公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底,农民工总量达到29077万人,比上一年增长241万人。需要注意的是,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脱离了乡村却不属于城市,虽然进城务工或经商,以各种方式参与市场经济的整体运营,但本质上还是农民,即使进入工厂,也只是从事工业生产的农民。对此郑小琼非常清醒地指出:“他们(农民工)只是处于半进城的状态”、“农民工从身份上区别于工人,从生产上区别于农民,从情感、身份、生产等方面的归宿来说,与二者有着本质不同,这种本质的不同会投影在农民工身份的诗人的诗歌上,他们的诗歌与以工人身份写的诗歌在情感归宿上也完全不同”2。可见,郑小琼对农民工与工人的区别有着本质上的认识,敏锐地洞悉了农民工与工人的遭际、命运不同的根源。确实,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处境、生存境况、命运遭际都是极其尴尬、悲惨的,为了一点养家糊口的工资,他们做着最脏最累的活,饱尝人间冷暖,遭受的都是白眼和冷遇。面对这种状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民工由于脱离了自己世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那种劳苦贫穷日子,在城市里能赚到钱,可以养家糊口,供小孩上学,他们对此是比较满意知足的,因此对于自身的处境并未有清醒认识。进入新世纪后,新一代农民工队伍涌进城市,他们对自身的处境开始有清醒认识,开始关注自己与其他农民工的生存境遇、命运和身份自觉,农民工问题也就浮出水面,不少农民工开始用《劳动法》维护自身利益,抗争不公平的命运。尤其是进入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普及的时代后,农民工问题更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农民工的工伤、残疾、死亡、超负荷的劳动强度、低廉的劳动报酬、拖欠农民工工资等各种问题,都具有“噬心”力量。由此国家制定了系列“三农”政策,关注“三农”问题,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时代课题。在这种时代语境下,“打工诗歌”应运而生,不少诗人开始关注并书写这个话题,如郑小琼、谢湘南、许强、罗德远、田禾、王夫刚等一大批诗人书写了大量关注农民工问题的诗歌,掀起“打工诗热”。正由于农民工题材具有“噬心”作用,打工诗歌才能火热起来,因为打工诗歌不仅关注个人,更关注群体的命运,正如打工作家周崇贤所言:“平时,打工者可能是一盘散沙,到时就是铁板一块,具有震撼力。”3郑小琼一直被奉为“打工诗歌”的代表诗人,《打工,一个沧桑的词》几乎写出了所有打工者的共通感觉:“写出打工这个词 很艰难/说出来 流着泪 在村庄的时候/我把它当作可以让生命再次腾飞的接替 但我抵达/我把它 读作陷阱 当作伤残的手指/高烧的感冒药 或者苦咖啡”,她的《挣扎》《耻辱》《完整的黑暗》《在铁具上》等诗亦都是代表作,尤其是其诗中所聚焦的“铁”意象,捕捉住了工业文明时代最典型的意象,击中了一个时代的心脏,是郑小琼诗歌中最具穿透力的文学符号,正如张清华所感叹的:“谁触摸到了世界的铁?谁写出了时代的铁?谁写出了铁的冰冷和坚硬,铁的噬心和锐利,铁的野蛮和无情?郑小琼。4在张清华看来,“铁”是工业文明时代具有“噬心”力量的锐利意象。“断指”、伤残、跳楼、堕落、死亡,都是打工题材中的噬心主题,如“听说等买火车票的女孩被踩死了一只/她不过想回家过个年/听说排队的人还不肯给救护车让路/担心丢失了自己的位置/……在最后一刻,她/有没有怀念起在母亲子宫里的快乐时光/那时候她也是一条洁白的鱼/吮着脚趾,满怀着希望。”(嗦罗蜜《等买火车票的女孩被踩死了一只》)“也许他还要像诗人那样说,擦去灰尘/擦去多年的屈辱与沉重/但他突然羞于开口……后来孙二平站上了三十层楼顶,想象飞翔……他一下子感觉到了生命的崇高与轻盈/一阵风吹来/他便成了一片归根的叶子/扑 向 大 地”(祁鸿升《洗墙工孙二平》),这些诗中所呈现的死亡惨状都是触目惊心的,却是农民工的生存常态。“打工诗人”虽然是作为“他者”的视角进行叙述,却都有一种切肤之痛,这种痛是身体受难的血肉之痛,读者即使不在现场,即使未曾目睹过这样的死亡,但读完诗句却都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痛感,这是一种震撼人心的痛,这是一种噬心书写。

二)其他底层弱势群体的民生

“底层诗歌”在某种程度上与“打工诗歌”具有重叠处,但打工者属于社会底层,而底层不一定都是打工者。农民工是社会底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但除此之外,底层还包括其他很多弱势人群,如农村和城市中贫困的老弱病残、城市下岗工人、矿工等也都属于社会底层,而且是社会底层中的弱势群体。这些底层所面临的生存境遇和命运与打工者又不完全相同。如沈浩波《文楼村纪事》中书写的是河南农村由于贫困而卖血,结果导致整个村的村民都变成艾滋病人,这种事情令人震惊;翟永明的《老家》也将笔触投向河南农村由于贫困而卖血导致的严重问题,还由于新闻报道带给她震惊而提笔写出《雏妓》;唐以洪将笔触投向留守孩子,如《一个留守孩子的日记》;蓝蓝的《鞋匠之死》《艾滋病村》《矿工》《酒厂女工》、卢卫平《玻璃清洁工》等都将笔伸向艾滋病患者、雏妓、留守孩子、鞋匠、矿工、酒厂女工、玻璃清洁工等底层弱势群体,呈现他们的贫困、苦难、悲惨遭遇,这些题材毫无疑问都具有“噬心”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余秀华的走红,许多学者、诗人分析是新媒体制造的“神话”、“奇迹”,但其实更多地是因为余秀华的残疾、命运遭际具有“噬心”作用,满足了很多人的同情心、好奇心,击中了大众。女性本身就是弱势群体,而残疾的女性就更是弱势群体,余秀华出生于农村,生活于农村,患脑瘫,一直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但一直坚持写诗,这就给大众带来无限好奇,尤其是“脑瘫”的缺陷,紧紧地抓住了许多人的同情心,吸引大家关注其诗歌。其诗集出版后售空,这是近年来诗坛不多见的“神话”。她不仅进了“鲁豫有约”节目,不仅在全国各地举办座谈会、分享会,其经历还被纪录片导演范俭拍成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并在第29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中获得IDFA纪录长片评委会大奖,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她的经历具有“噬心”作用。她在诗中书写自己作为一个脑瘫者的遭遇、命运、感情、感觉、情绪,具有噬心作用,吸引了大众的好奇心、同情心,才拥有那么多粉丝。

(三)灾难事件

汶川地震、冰灾、旱灾、洪灾、动车脱轨事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都是引起全民关注的事件,牵动全国上下的神经,是真正是具有“噬心”作用的题材,诗歌将之作为题材进行书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震撼力,引发大众共鸣。

为什么地震后会涌现出地震诗潮?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每天有超过1.5万首的诗歌和评论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在民间流传。汶川地震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影响最大的地震灾难,其发生让人措手不及,灾难的毁灭性空前巨大,无数的房子坍塌、道路瘫痪、人员损伤或死亡,而网络、广播、电视、杂志、手机等各种媒体传播便捷而迅速,使汶川地震一瞬间便成为震荡全民族的悲痛情绪,激发大众普遍的悲情和生存焦虑,真正具有噬心、震撼作用的题材,人们急需找到共鸣的渠道,写诗和读诗成为合适便捷的通道,由此形成了一个全国性、全民性的“地震诗潮”:“由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引发的中国诗歌大潮,是继‘五四’新诗、抗战诗潮、天安门诗歌运动之后的第四次全民诗歌运动,出现的作品数量之多、感人作品之多,是近二十年来少有的景象。”5李少君曾谈及地震来临时的状态:“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患上了抑郁症”,而他自己“感到精神越来越差,心力交瘁,接近衰竭”6,晚上难以入睡。可见,地震无论对整个社会还是个人,伤害性都是极其巨大的。因此,地震中如《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之类艺术上并不高超却感人的诗作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因为这诗中母子之间的情感震撼了大家,具有“噬心”作用。诗如下:

孩子 ,快抓紧妈妈的手 
去天堂的路太黑了 
妈妈怕你碰了头 
快抓紧妈妈的手 
让妈妈陪你走 
妈妈怕天堂的路太黑
我看不见你的手 
自从倒塌的墙 
把阳光夺走 
我再也看不见 
你柔情的眸 
孩子 你走吧
前面的路 再也没有忧愁 
没有读不完的课本
和爸爸的拳头 
你要记住 我和爸爸的摸样
来生还要一起走 

妈妈 别担忧 
天堂的路有些挤 
有很多同学朋友 
我们说 不哭 
哪一个人的妈妈都是我们的妈妈 
哪一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孩子 
没有我的日子 
你把爱给活的孩子吧 
妈妈 你别哭 
泪光照亮不了 我们的路 
让我们自己 慢慢的走 

妈妈 我会记住你和爸爸的模样 
记住我们的约定 来生一起走

该诗如果从纯粹的诗歌艺术、技巧而言是难以被划入好诗、经典诗歌之列的,但却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流传最广的一首诗,谢冕也曾指出“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就记住了两首诗。两首都不是专业诗人的作品。一首是《生死不离》,还有一首是《孩子,快拉住妈妈的手》”。他在诗中读到了应有的“社会承担”,他还由此谈及他对当下自己诗歌缺少读者的看法:“为什么老百姓不爱读现代诗?因为拿不出能引发共鸣的好作品。这么多年,能让大家记住的现代诗有几句?”7事实上,谢冕是在指责当下诗歌缺少“噬心”作用。在2003年SARS 肆虐之时,诗人陆健用十八天时间挥笔写就组诗《非典时期的了了特特博士》,一共45 首,以戏谑的态度和幽默的风格呈现非典时期的各种人、事、物的种种情状。SARS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其实都是听之悚然的灾难,许多电影、小说中都有所体现,诗人将之以大型组诗的形式写进诗中,显然具有“噬心”作用。但这种作品在当下诗歌中少之又少。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后,成千上万首诗歌涌现,掀起“抗疫诗潮”,吉狄马加的《裂开的星球——献给全人类和所有的生命》、张执浩的《封城记》、李少君的《读封城中的武汉友人诗作有感》、陆健的《我想像》、李元胜《没人想在二月死去》、骆英《有的人活着》、梁平《与万物和解》等诗以及黄亚洲的抗疫诗集《今夜,让我的心跟随你们去武汉》,给疫情中的人 们带来不少感动,具有一定“噬心”力量。     

二、噬心的感觉

据笔者观察,这些“噬心”题材的共同关键词是“疼痛”、“孤独”、“漂泊”,这是最能噬心、震撼读者的三种感觉与体验。

(一)“疼痛”
无论是打工题材还是底层弱势群体题材、灾难题材,都贯穿一个至为关键的词:“疼痛”。他们尽情书写、宣泄肉体上和精神上所遭受的疼痛。
在打工题材和底层题材的诗歌中,断指、断手、摔伤、摔死等工伤事故经常发生,诗人们曾对这种身体上的疼痛做过大量呈现与书写,如宋世安《断指者C》、谢湘南《一起工伤事故的调查》、许强的《今天下午,一名受伤的女工》、田禾的《一个农民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了》、郑小琼《疼》等诗都以此为题材,呈现打工者所遭遇的身体伤害与疼痛。如宋世安在《断指者C》中写道:“C 稍不留神/食指和中指就落在机台/等他反应过来/钻心的痛/扎在生活眉心/……我在网上搜索:断指/一是诗人郑小琼领奖时/关于珠三角每年四万根断指的感言/一是我国断指再植手术/新世纪四万例的成活率在九成以上/我不知道/成活的到底底是谁的断指/但不应该是珠三角的四万根/更不是C两根流浪在外/为一家人/艰难撑起半边蓝天的断指”,呈现了C断指时身体上的痛和对生活造成的残酷影响。唐成茂在《把羽毛卖给凌晨——写给一名死于飞速的机器轮转中的打工兄弟》中则呈现了一个死于机器轮转的打工者的死亡:“雄鹰自毁巢穴/背着草原和沼泽飞翔/如我背井离乡出外打工的同乡/背着沉重家族兴旺的使命/一脚踩醒千年的梦幻”,尤其是写打工者“把故乡卖给了远方/把希望卖给了远行/把羽毛卖给了凌晨/把生命卖给了机器/把未婚妻卖给了伤痕”等诗句中的“卖”字不能不令所有打工者共鸣,非打工者同情,将打工者的血泪与疼痛写得深入骨髓,震撼人心。
打工者或底层劳动者所从事的工作大多是体力劳动,不仅工种繁重、艰苦,工作环境极其恶劣,而且经常要加班加点,在超负荷的劳动强度下遭受老板的盘剥、压榨,不少人遭遇身体的伤痛、伤残甚至死亡。诗人们对打工者这种工作、生活状态的书写,让底层人的痛曝光于社会,不仅引起打工者的共鸣,也震撼了整个社会。郑小琼是书写与呈现打工生活“疼痛”的典型代表,她在其诗中着重呈现“疼痛”的体验:“她站在一个词上活着:疼/黎明正从海边走出来,她断残的拇指从光线/移到墙上,断掉的拇指的疼,坚硬的疼/沿着大海那边升起……//疼压着她的干渴的喉间,疼压着她白色的纱布,疼压着/她的断指,疼压着她的眼神,疼压着/她的眺望,疼压着她低声的哭泣/疼压着她……//没有谁会帮她卸下肉体的,内心的,现实的,未来的/疼/机器不会,老板不会,报纸不会,/连那本脆弱的《劳动法》也不会”(郑小琼《疼》)。由她的诗中可见,“疼”侵袭着打工者,无时无处不在。郑小琼曾在2007年的人民文学奖颁奖会的发言中谈及其这种疼痛:“我在五金厂打工五年时光,每个月我都会碰到机器轧掉半截手指或指甲盖的事情,我的内心充满了疼痛, 当我从报纸上看到珠三角每年都有超过四万根的断指之痛时,我一直在计算着,这些断指如果摆成一条直线,它们将会有多长,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8她的发言被在场的掌声不时打断,因为她所陈述的事实让人震惊,可谓“噬心”。她的《打工,一个沧桑的词》写出无数打工者的共同感受,《女工记》《流水线》《生活》等诗则呈现了女工的疼痛生活。难怪有评论家认为郑小琼“完全是以诗性的介入来述说一个打工者的生存图景和真实心态”,“她的每一句诗,每一个字都是从打工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一滴血,或一滴泪,一段梦想与一声叹息”9。郑小琼还在其诗中塑造了一个女工群系列,女性本身就是弱势群体,而农民工女性则更是令人噬心的存在。或面对无情的轰鸣机器,或面对无耻的肮脏嫖客,或疲于应对暴力的城管,无论哪种职业都要面临盘剥与耻辱。但有些女工,对自己的遭遇丝毫没有意识到命运的不公,却庆幸自己逃离了农村那种祖辈重复循环的苦命。因此,女工黄华即使机器轧断了手臂,还逢人就说“老板是好人”,只因为老板为她付医药费外赔偿了四万块钱,还庆幸被轧断手臂的不是自己的男人。甚至有女工被轧断手臂但老板只出一半医药费,没有任何赔偿,也依然认为老板心眼好,“理由很简单,就是乡村的风俗,他给老板做事,老板付了工资,老板没有叫你压断手臂,是你自己不小心,与老板无关,出一半医药费是老板心眼好”10。但越是如此呈现她们的无觉醒,越流露出诗中“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疼痛”。许强的《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罗德远的《蚯蚓兄弟》、郑小琼的《铁》、徐非的《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启事》、彭易亮的《第九位兄弟断指之后》等诗,也都呈现了打工生活的“疼”,这是工业文明带给打工者的“痛”和“苦”。
打工、底层诗歌中的疼痛不仅仅是身体、生理上所承受的“痛”,更是精神上的痛。打工者们在承受着断指、受伤、残废、死亡的身体之痛的同时,也承受着屈辱、迷惘、绝望的精神之痛。五金厂、纺织厂、玩具厂、印刷厂等为打工者所提供的工作环境都是工业流水线,这些精细分工的流水线严重扼杀了人的创造性,将人变成机器上的一个零件,成为一个没有个人感情、思想的“单向度的人”11。郑小琼对此进行了思考:“在装配工厂的两年时光里,我这样看到进车间的女孩子们一天天变成流水线中的角色,变成流水线的一部分。我和她们一样,在逐渐丧失自我,有时会因丧失而感伤, 因感伤而痛苦。但作为个体的我们在流水线样的现实中是多么柔软而脆弱,因为这种脆弱与柔软让我们对现实充满了敏感,这种敏感是我们痛觉的原点,它们一点一点的扩散,充满了我的内心,在内心深处叫喊着,反抗着… …”12她意识到那是一种耻辱:“我内心因流水线的奴役感到耻辱,但是我却对这一切无能为力,剩下的是一种个人尊严的损伤, 在长期的损伤中麻木下去, 在麻木中我们渐渐习惯了,在习惯中我渐渐放弃曾经有过的叫喊与反抗,我渐渐成为了流水线的一部分。”于是她在诗中写道:“我们习惯了在耻辱的罅隙里生存/放弃曾经的理想,信念,内心/你借助着冬日独山的光与雪/辨认黑暗中游弋的文字/追随良民与鱼群,在时尚或者/专栏的戏谑中,如愿以偿地/做一个充满耻辱却是孤独的人”(《耻辱》)。诗人们还书写了打工生活对留守儿童的心灵伤害,《一个留守孩子的日记》:“今天上数学课/老师打了我两次粉笔头子/特准。第一次是因为一个女人从窗外经过/我看入了神。第二次是她返来/还是从窗外经过,我看入了神/老师骂我小小年纪不学好/他不知道她走路的样子/太像我的母亲了。”“留守儿童”是伴随打工潮出现而在农村形成的一个普遍社会现象。年轻的劳动力纷涌进城市打工,高强度的劳动让他们无法在孩子带在身边进行照顾,只能将孩子留在老家交给老人带,很多年轻人一生下小孩待其满月就外出打工,许多孩子自婴儿起就成为了“留守儿童”,只有在过年时才能短时间与父母在一起,长期缺乏父母之爱,缺失正常的家庭伦理关系,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这种“痛”或许是最为噬心的痛,一经写出便抓住大家的共鸣神经。
灾难题材中,诗人对“疼痛”的书写主要是精神上的疼痛。灾难中,亲人的离去是最大的痛,这种痛对于大众而言显然是具有震撼、噬心作用的。《孩子,快抓住妈妈的手》之所以引起轰动,其实是诗行间用最朴素、最平静的语言传达了人间骨肉分离的至痛,虽然作者故意平和、平静、淡然,但越是压抑的情感,其爆发力越大。笔者在一次讲座中播放此诗的朗诵,一位观众在下面痛哭流涕,捶胸顿足,使我不得不中断播放。讲座结束后问她,她说是诗中那种痛触及了她,她也有过丧子之痛,那种人间最大的痛袭击了她,让她情不自禁。因此,灾难带给死者的是一时之痛,而留给生者的却是永远无法抹去的精神之痛、心灵之痛。

(二)“孤独”
当下的生存方式就是让人感到无比孤独的。虽然网络时代人们的联系方便了,但人却越来越孤独,正如一句诗所言,“世界很大,你的语言很少”(也瘦:《你,或这个世界》)。由于新媒体的碎片化,人们对手机、网络的依赖症,使人与人在现实生活中联系、交流少了,人与人之间更冷漠,更难走进对方的内心,人更感觉孤独。尤其是网络诗歌的作者们,每天都要面对没有生命的电脑屏幕,长期离群索居独居斗室,每天生活在一个狭小封闭的空间,无法不感觉孤独寂寞,孤独甚至成为网络时代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
同时,当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状态也让人容易孤独。当下是一个商品、经济社会,利益成为人际交往的纽带,人都成了极端利己主义者,缺少情感、真情实义,甚至亲人之间、爱人之间、朋友之间也是如此,斤斤计较,耽于算计,人与人之间冷漠、麻木,使人容易产生孤独感。
这种孤独感被许多诗人都感受到、捕捉到并写入诗中,如巫昂在《儿童牙刷》中将人与人之间互相不信任、淡漠的隔膜状态进行了呈现;熊焱的《这人间到处是病人》:“多年的邻居跟我素不来往/多年的朋友因为利益跟我反目为敌/多年来我面对他人的落难而幸灾乐祸”则呈现了人与人之间冷漠、自私、狭隘而产生的孤独;朵渔的孤独则让自己在自己的城市“流亡”:“出门,独自走进/黄昏的光里。光阴刺眼/一格一格的人群/皆与我无关。安静/也只是丛书般的安静/我在自己的城市流亡已久”(《咖啡馆送走友人后独自走进黄昏的光里》);扎西《每个人都有一次孤独的远行》、王九城《城市沙漠》、晶达《孤岛》、巫昂《到处都是寂寞的生活》都对令人窒息的孤独进行了呈现。不少“80后”诗人呈现了他们的孤独,如郑小琼直接呈露:“水流漫步走向夜晚,黑暗中,我向它/寄存一颗异乡人孤独的内心”(《水流》),熊焱则“一个人饮长夜的黑,饮离乡的愁/饮我多年漂泊的苦和忧”(《孤独是一把钥匙》),徐萧“用雨水,丈量孤独的距离”(《栖止:赠M》),都呈现了他们对孤独的深刻体验。
对于这种孤独情绪,人们试图通过爱情来稀释或摆脱。李元胜的《我想和你虚度时光》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引起,其实就是因为他击中了大家普遍的情绪:孤独。余秀华的诗被王家新认为写出了“过剩时代的饥饿感”(王家新,见网络诗选博客),这是一代人普遍存在的一种精神上的饥饿,一种源于孤独而产生的饥饿。余秀华的争议颇大,尤其是那首《穿过大半中国去睡你》产生不小的负面影响,这首诗其实传达了她情感缺失的孤独。而这种孤独,是当下时代许多人共通的情绪、感觉。其实,不惟余秀华如此,不少诗人都试图通过身体写作的极端方式稀释孤独,如巫女琴丝的《秘密》、郑小琼的《情欲之歌》、陈衍强《色戒》、小引《情色的节奏》、胡茗茗《有关身体的一些反应》等。

(三)“漂泊”
打工者从家乡出走,又不属于城市,他们最容易感觉到“漂泊”,刘虹诗歌《打工的名字》中的第一节:

本名 民工  
小名 打工仔/妹  
别名 进城务工者  
曾用名 盲流  
尊称 城市建设者  
昵称 农民兄弟  
俗称 乡巴佬  
绰号 游民 
爷名 无产阶级同盟军  
父名 人民民主专政基石之一  
临时户口名 社会不稳定因素 
永久宪法名 公民  
家族封号 主人  
时髦称呼 弱势群体

如此繁复的命名恰恰证明他们在身份上的“无名”状态,他们不仅在居所上漂泊不定,在身份、命运上都是处于漂泊不定之中。北京专门有“北漂”族,前不久出版有《北漂诗篇》。这批“北漂”族有部分人属于农民工,但更多的是为了追逐自己的梦想,主要是作家、画家、艺人等,北京能提供给他们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平台,因而他们放弃在家乡的优越生活和工作,到北京寻求发展,他们也经历过农民工那样的物质困境和精神困境,但他们的梦想不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他们中不乏事业、生活上的成功者,都拥有在京城的“漂泊”体验,都被划入“北漂”一族的范畴。

此外,“80后”总体上被称为“漂泊的一代”13,因为他们出生与成长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正是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渡时期,由此“80后”们得以耳濡目染当时的各种政方针、策、举措对社会带来的“震荡”作用,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今承受这种“震荡”带给自己的影响。“80后”中无论是直接打工的还是求学的,都走上了“出走”之路,大多数“80后”远离故乡,处于“漂泊”之中,正如王彦明指出的:“历史的纵深背景,将80后这一代的成长历程,置入80年代这个宽阔的背景,是一种机遇,它关乎教育和信息接受等重要的层面。这个快速而动荡的背景,塑成了80后诗人‘漂泊’的精神状态。这是一种生命的常态,在诗歌里,得到了极大的呼应。”14

可见,“漂泊”已经成为当下一种普遍的情绪与感觉。在“漂泊”情绪中,无家可归是许多诗人着力书写的一种状态,如“我的家安放在它们身上:震动翅翼/或安息不动//家并非只有一个:处处都有家,但在旅行中/家又一次唤醒我的责任”(王东东《旅行中的家乡》)、阿斐“如你所料,我是一个无家的人/虽然家就摆放在身边/一个盛满家具的房子/挂钟做梦般滴滴答答/蟑螂在垃圾篓里溢出口水/天亮时,阳光将唤醒里面的一切/也将唤醒我,一名兼职父亲和丈夫/而我从来不曾属于这里/也不属于一千公里外的那座村庄/不属于村庄里住着我父母的青砖屋”(《窗外传来婴儿的哭声》)、李晃《我把家安在树上》等诗都传达了诗人无家可归的漂泊感。

诗人们还热中于塑造“现代游子”形象,传达“漂泊”感。“现代游子”们所表达的不仅有对故乡的依恋、乡愁,更出彩的是他们对“回不去的故乡”、“融不进的异乡”的独特体验,在他们笔下,故乡已回不去,因为故乡已将在城市漂泊的他们视为异乡人,而同时他们在异乡又融不进去,尤其对于打工者而言,“进城”其实只是一个幻觉,他们永远是看客和过客:“所谓人人都可进入城市,这仅仅是一个美妙的幻觉,城市的空间是一套等级森严的象征秩序,对于城市,这群进城打工者不过是繁华之外的看客和过客,而不是城市生活的应邀者。”因此,“游子形象”成为诗人们所热中的情绪寄托对象。郑小琼多次直接写到“漂泊”、流浪的“我”,如《雨水》中“我小心翼翼的孤独也正被雨水洗着/明亮而清新  犹如这日益成形的命运/犹如清晨的幸福  也如同漂泊时身不由己的/脚步 全都随着雨水一起漫过清晨”、《二十一点,位置》中“我们缓慢地生存/弯腰,妥协的漂泊,对爱、亲人、朋友/充满了愧疚”、《黎明》中“漂泊不定的岁月,愧对父母与乡恋/啊,原谅微薄的工资,原谅曾经的理想”、《活在异乡的村庄》中“在曾经绿色的耕地的荒凉中/传来两三声古典的蛙语与虫鸣,我才发现它们/和自己一样,一年一年地活在不由自主的流浪中”、《恋歌》中“我经年的疾病、漂泊、逃亡,怀想美丽的错误”,呈现了一个长年漂泊的“现代游子”形象。阿斐、张进步等也在诗中呈现一个“飘来飘去”的“现代游子”形象,如 “我们从南飘到北/从北飘到南/在死后总有一天/我们就这样飘来飘去/谁都没有发出叹息/谁都不愿首先伤感”(阿斐《玫瑰西路》)、“漂来漂去的,/就这样漂来漂去吧。//直到把自己,/漂成了水上的木头”(张进步《漂》)。《感伤》中“一个人站在拥挤的异乡,她觉得如蚁样渺小”、《给予》中“你不肯给我一个家的温暖”“我只是一个路过的外乡人”“黄麻岭,你给我的,只有疼痛,泪水/以及一个外乡人无法完成的爱情”、《除了》中“在异乡,我,一个五金厂的女工/还剩下什么啊!/除了带着自己日益消瘦的影子奔波/我仅仅目睹岁月的鞭子、枕上的憧憬”、《铁》中“我外乡人的胆怯正在躯体里生锈/我,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渴望像身边的铁窗户一样在这里扎根”,呈现了游子们身处异乡所遭遇的排斥、拒绝、冷漠。

同时,诗人们还反复以“风”、柳絮等意象呈现漂泊状态。“风”所象征的是漂泊不定,对此郑小琼曾表达:“它更代表我那时生活的状态,无所来也不知所去”“像‘风’一样四处飘荡,那种无所依的感觉特别强烈,自己本身就是一阵贫困潦倒的风,不知身在何处。”15郑小琼对如“风”般漂泊不定的体验极为深刻,如“风吹着她们奔波流离的命运”(郑小琼《风吹着》)、“风中的树木、纸片,随风摇晃起伏/它们不由自主的姿势多像我/一个流浪在异乡的人/在生活的风中踉跄”(《流浪》)等;罗雨笔下也多次出现“风”意象,如“我在北国的风中/遗失了回家的钥匙”(《雨中忆江南》)、“一程又一程地漂泊与出走/编制一个个命运的环/在异乡的风里,我飘成一朵苍白的柳絮”(《我并不在这里》)等,呈现了漂泊无依、无所依傍的心境;艾华林在《幻象》中写道:“除了风之外,我的心中没有别的什么了/在深圳漂泊的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寻找着一个温暖的词语  命运能给我的就只有这些了/我幻想着有那么一天/能像树叶一样乘风而去,乘风而来”,都是漂泊异乡的“现代游子”们“漂泊”状态与漂泊心境的真实写照。“柳絮”亦是诗人们热中用以传达自己“漂泊”感的意象,如罗雨笔下:“每夜的梦里,我亲眼目睹/另一个我站在对面,对我说:/‘你的家在何方?’//我的家在何方?/我不知道,但我并不在这里/脚所站的地方,生了根,发了芽/柳树一样地临水而居/但柳絮,终归是要飘走的”(《我并不在这里》)。

此外,诗人们还表达过“愤怒”,如郑小琼:“起身吧,我们的愤怒与怨恨”(《胃》)、雷平阳的《贫穷记》《采访纸厂》《暴力倾向》、许强的《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罗德远的《刘晃棋,我的打工兄弟》、王夫刚的《暴动之诗》《粥中的愤怒》和田禾的《路过民工食堂》等表现出的愤怒。江腊生对打工诗人的愤怒情绪做过专门研究,他通过打工诗歌的意象“感受到的是一种情绪的愤怒”“浸慢打工者自身的由底层发出的愤怒情绪”16。诗人们还表达过“绝望”,如郑小琼的“而萧瑟的故乡,原本更令人绝望/揣着的是时代带给我们的阴冷”(《说出》)、许强的“溺水者对一根稻草 绝望中的渴望”(《现场招聘》)、谢湘南的“背对他/我将是一个绝望的死者”(《过敏史》)。他们还表达过“挣扎”:“活在人间挣扎着灵魂,赐予我死亡却还让我挣扎于临死的人间/我从濒死的瞬间打捞着我裸躯/啊,在哑寂间,灰褐的天狼星/凄凉而空虚的海……啊,渴……啊,痛……啊,抽搐……啊,快点/啊,怨……啊,恨……啊,绞……/软弱的肉体在像野兽一样嚎叫。”(《挣扎》)此外,他们还表达过“耻辱感”“虚无感”“忧伤”等,这些感觉都是具有“噬心”作用的。

三、“噬心”的原生态叙述

现代化进程中多少被遮蔽的残酷现实,没有亲身经历过或目睹过的人是不会理解那种痛苦、绝望和愤怒的。而这些真相,用什么手法呈现出来能给人以最大的震撼?打工诗人们选择的是原生态叙述,他们将现场的各种细节如实呈现,如同拿着摄像机对准打工者的生活现场似的,直击人们的眼睛和心灵,带来真相本身的震撼,而非经过语言、技法加工的震撼。郑小琼也曾以“摄像头”表达她的写作状态:“诗歌本身有生存状态上渗透的可能性,而我只是把这种生存状态呈现了来,像装了一个摄像头,点击视频画面就出来了;或者把它回忆出来,在过往中,有点像从一支队伍里被点名者自动出列一样。一首诗歌的产生便是我摸着生活记忆的一记旅行。”17许多打工诗人都采取了“拍摄”的方式将生活录进诗歌,他们认为这种方式能呈现生活的真相,这种真相是被遮蔽了的。对此,郑小琼也指出过,她认为夏榆的作品“那种诚实的原生态的叙述让我感受真相构成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给人的内心造成的震撼,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18。其实不惟夏榆的作品是一种“诚实的原生态的叙述”让人感受真相构成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给人的内心造成的震颤,打工诗歌、灾难诗歌、草根诗歌等新媒体语境下的很多诗都善于采用一种原生态叙述呈现真相。这种没有任何虚饰的叙述方式所呈现的是真相本身,还原了事件的现场感、原生态,使真相具有“噬心”的力量。如许强《今天下午,一名受伤的女工》:

惨不忍睹……
伴随着许多女工的尖叫

血糊糊的指头像脆生生的
萝卜 被齐齐斩断
命运在一秒钟之内开了个太残酷的玩笑
十八九岁水灵灵的青春啊 在瞬间
给双眼 蒙上了一块厚重的黑布

血  流了
一地
伤口是麻木的 毫无知觉
头脑是清醒的 剧痛难忍

(工伤:只有在木厂工作过程中或在维护本厂利益的情况下,因发生意外而受的伤,才属工伤。违章操作不属工伤)

而这一切都由厂部 说了算
而揣着《劳动法》的早揣了红包 躲到酒店
泡桑拿去了

等待她的 将是
什么样的命运呢……

诗人没有任何修饰,以零度叙述的姿态还原事件本身的各种细节、场景,让人如临其境,如感其痛。谢湘南《一起工伤事故的调查报告》中也采取这种原生态叙述方式:

龚忠会/女/ 20岁/江西吉安人/工卡号:z0264/部门:注塑/工种:啤机/入厂时间:970824//啤塑时,产品未落,安全门/未开/从侧面伸手入模内脱/产品。手/触动/安全门/合模时/压烂/中指及无名指/中指2节,无名指1 节/属“违反工厂安全操作规程”/据说/她的手经常被机器烫出泡/据说/她已连续工作了十二小时/据说事发后她/没哭也没/喊叫她握着手指/走/事发当时无人/目睹现场

诗中通过各种细节呈露事故真相,完全是平铺直叙,语言直白,直接呈现,仿佛公安部门对一场工伤事故的调查笔录。田禾的《一个农民工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了》、雷平阳《工地上的叫喊》、彭易亮的《第九位兄弟断指之后》、张守刚的《桥头巷》等诗都是以原生态的无比直接的方式呈现底层打工者的生活真相,类似于新闻播报和现场直播,由此触摸现代性的残酷一面,阐释异化世界。事实上,这些诗人所操持的就是后来被命名为“非虚构写作”的叙事方式。越是看似冷静的叙述态度,越是毫无修饰改动的内容呈现,越令人感受到真相的力量,越让人震撼。

当然,这种叙述方式也遭到不少批评家质疑,如霍俊明便认为“这些诗歌显然是在借用‘非虚构’的力量引起受众的注意,而这些诗歌从本体考量却恰恰是劣诗、伪诗和反诗歌的”19。

不可否认的是,诗人们对“噬心”题材的“噬心”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诗人们对“现实”的关注与介入姿态。狄德罗曾指出:“什么时代出诗人?那是在经历了大灾难和大忧患以后,当困乏的人民开始喘息的时候。”20确实,正是这些大灾难和大忧患所具有的“噬心”力量能成就大诗人。但如何在处理“噬心”题材时让其更具有“噬心”力量和永恒的艺术价值,是有待诗人们对自己的诗艺进行反思和进一步探索的重要诗学话题。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世纪诗歌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研究”(19BZW12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陈仲义:《中国前沿诗歌聚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2、郑小琼语,秦晓宇编选:《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417页。
3、周崇贤:《打工诗歌:时代与情感的特殊记录》,《中国打工诗歌精选2008》,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14页。
4、张清华:《谁触摸到了时代的铁》,《芳草》2007年第4期。
5、王干:《在废墟上矗立的诗歌纪念碑》,《当代文坛》2008年第4期。
6、李少君:《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患上了抑郁症》,《滇池》2008年第7期。
7、谢冕语,《北大教授谢冕批“口水诗”泛滥玷污诗歌语言之美》,《深圳特区报》2011年11月3日。
8、成希、潘晓凌:《郑小琼:在诗人与打工妹之间》,《打工文学备忘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99页。
9、柳冬妩:《打工:一个沧桑的词》,《打工文学备忘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页。
10、郑小琼:《手记13:黄华》,《女工记》,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217页。
11、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重庆出版社2016年版。
12、郑小琼:《流水线》,《黄河文学》2007年第8期。
13、赵卫峰主编:《漂泊的一代——中国80后诗歌》,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年版。
14、王彦明:《一代人的精神脉象——<漂泊的一代:中国80后诗歌>初阅》,《太原晚报》2012年7月15日。
15、何言宏、郑小琼:《打工诗歌并非我的全部》,《诗选刊》2008年第1期。
16、江腊生:《亲历经验的书写和愤怒情绪的泼洒》,《北方论丛》2010年第6期。
17、郑小琼:《郑小琼诗歌及诗观》,《诗选刊》2005年第1期。
18、何言宏、郑小琼:《打工诗歌并非我的全部》,《诗选刊》2008年第1期。
19、霍俊明:《诗歌中的“下槐镇”离现实有多远——读李南<下槐镇的一天>及吊诡的中国诗歌》,《诗探索》2012年第4辑。
20、德尼·狄德罗:《论戏剧艺术》,引自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71 页。


          来源:《新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编辑:赵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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