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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方到空间:新世纪诗歌的地理视角考察 (阅843次)

冯雷


   摘 要:随着全球化、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平面的地方概念逐渐拓展为立体的空间概念。交通工具、通讯手段的变革以及由此造成“时空压缩”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审美感受,也丰富、拓展了文学研究中的地理视角。以这样的问题意识进入新世纪诗歌,除了景物描写、地方差异之外,还会触碰到性别、阶层、族群等问题。探讨这些问题,不但有助于纠正文学研究中过分倚重时间维度的偏颇,也有助于深化和完善对于现代性的认识。
   关键词:地方 空间 新世纪 诗歌


  近些年来,地理与文学、特别是现当代文学、现当代诗歌的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引起学界的注意,以杨义、张清华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不断拓展学术边界,尝试建构和完善“文化地理学”、“文学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以及“新诗地理学”等,尽管各自的焦点、方法、路径不同,但其问题意识却大体相近,即力图清理并阐释诗歌与地理之间的关系。而从近些年的学术成果中也隐约可以看到从“地方”向“空间”、从传统的文学地理学向后现代空间批评的学术转型。
  传统的文学地理学主要研究和地理环境有关的人文活动,尤其重点关注“在哪里”、“什么样”和“意味着什么”。而伴随着全球化、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平面的地理概念逐渐拓展为立体的空间观念,交通工具、通讯手段的变革、升级使得人口流动更趋频繁,“时空压缩”正成为一个显在的事实。西方学者逐渐转而认为空间不是一种只客观的物质存在,也是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是人类实践和生产的对象与产物,是与人的创造性相关的主观存在。他们主张要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多元混杂的社会关系权力关系进行讨论,就不得不对多维指涉的空间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地方(place)是倾注了人类经验、欲望、记忆的场所(locale),这些情感不但包含着个人化的意向,而且还承载着集体的文化认同,是“在场”(presence)的;空间(space)是文化与社会关系的产物,是“缺场”(absence)的,体现为虚拟、抽象的物物关系。段义孚从经验、感受的角度出发,认为“地方”是亲切的、熟悉的,“空间”则是陌生的、有距离的。所以,当代语境乃是“空间、时间和社会存在的三方辩证关系,对历史、地理和现代性彼此之间的关系进行改革性的重新理论化。”因此,空间批评也就应运而生。
  对于新世纪中国诗歌来说,尽管许多诗人争相标榜“先锋”,但是美学上的暴动没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轰轰烈烈。传统的寄情山水、“相看两不厌”式的创作模式并未过时。当然,如果把一些作品放在社会关系的网格中来考察的话,那些个人化的表达则可能不仅仅是地域差异的问题,和不均衡的社会—政治—文化关系也存在密切相关。而且,在新世纪的诗歌里,诗人们也普遍更加关注自己的生存境遇与文化身份,许多诗歌问题实际上被社会关系支配,同时又生产出社会关系,从而成为了空间问题的有趣注脚。


一、诗歌作为人文地理坐标

  “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中国的古人凭借着超群的智慧很早就注意到地表自然形态或微妙或显著的差异,他们适应自然、改造自然也欣赏自然,在自然深邃而绚烂的怀抱里想象世界、感知自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与那些知名的或不知名的山川草木的对话已经沉淀成为民族的集体记忆。
  故乡、居住地往往是人们最熟悉的地理环境,和古人一样,新世纪以来许多诗人都曾描绘过自己身边的风土人情,许多诗人名声大噪或多或少都和他们对地域景观的呈现有关,诸如雷平阳、王单单描写云南,沈苇和南归之前的杨方讲述新疆,又如庞培、潘维、吴少东等在江南吟唱,辰水、轩辕轼轲以及进京之前的邰筐、入海之前的江非在山东临沂抡酒拉呱,慕白反反复复为浙江文成代言,等等。虽然这些诗人们抒写的题材大多都非常广泛,但他们声名鹊起也未见得就和自幼浸淫其中的山山水水没有关系。
  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诗人迁居异地之后好像并不再热衷于描写新的地方环境。比如像生长在江苏南通的戴潍娜,她的第一部诗文集就命名为《瘦江南》(2012),后来她进京读书、游学、工作,渐渐地融入北京的文学圈,新近还成为了“截句诗丛”的一员,个人创作也从富于地域特色的抒写转向女性气质更为鲜明的自我对话、诘难,“试图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早期的江南气息已经难寻踪迹了。相比较戴潍娜,江非在家乡生活的时间要更长些,山东临沂的“平墩湖”几乎成了贴在他早期诗歌上的一个标签。定居海南之后,江非则明确地体认自己“不是一个到了何处就写何处风物的人”,他的创作,诸如《面对一具意外出土的尸骨》、《铁锹传奇》、《逃跑的家伙》等,强烈地呈现出一种面向社会、历史的挖掘意识。为什么当诗人们进入创作的成熟期、完全有能力更加从容地调配词语和想象力的时候,却不再倾心于地方景致了呢?这恐怕是因为新迁入的城市虽然别具一格,但在情感方面毕竟与故乡不能等量齐观,且诗人的创作渐入佳境,写作视野也日渐宽阔,“诗文随世韵,无日不趋新”也是人之常情。再有,诗人们迁入的往往是二线、一线城市,但是在全球化、现代化不断扩张的过程中,这些大城市的地方性却大多显得面目模糊。一百年前的“京味儿”、“海派”如今看来更像是历史遥远的回声。越是欠发达、欠开放的城镇,其地方色彩反倒越鲜明些,而越是摩登、现代的城市,无论是外在景观还是内在精神都似乎越是趋于同质化。的确,在全球化、一体化的文化视野中,文学的地域风格之间的差异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那些东方的小姑娘们[在她们所说的法语中]如此欣然地接受了并且精彩地复制着法兰西的幻象与旋律”。所以在类似萨义德“想象的地域及其表述”中,许多诗歌作品其实不仅仅是对个人记忆、情绪、想象的标记,更是现代、乃至后现代语境中各个民族珍贵的人文地理坐标。
  和上述这些诗人的兴趣转移到乡土以外的其他领域形成对照,还有一些诗人则对旅途中的人文、自然景观颇为瞩意,有的研究者将其概括为“旅行视野”,认为它已经成为了新世纪诗歌的一个基本面。多多、王家新、蔡天新等都堪称这个方面的代表。颇为活跃的青年诗人中,小布头(王洁)早年以小说创作为主业,进入新世纪重拾诗笔,有将近三分之一的诗是写个人旅行的,体量非常大。被冠以“自然诗人”的李少君行走天下,在“诗学的生态主义”中深耕,《南渡江》、《西湖边》、《青海的一朵云》等等都记录了漫游的脚步。冯娜有感于进藏的见闻而完成了随笔集《一个季节的西藏》(2014),以首师大驻校诗人的身份客居北京期间,天坛、玉渊潭、潭柘寺、戒台寺都曾点燃她内心的诗意。以《天下龙门》、《过黄河》等为代表,杨方也有许多作品是拜沿途景物所赐,她在诗集《骆驼羔一样的眼睛》(2014)里还专门以“流水词”为题把这些诗歌收为一辑。
  无论是作为归人书写乡土,还是身为过客记录行程,这些紧扣地理的观察和想象无疑值得重视,它们接续了古人游历山水的情怀和遐思,使得山水、建筑、遗迹等景观更富裕人文气息而成为地方人文地理坐标。不过让我更感兴趣的是,在戴维·哈维看来,在资本流动、积累加速的过程中,空间阻隔被层层打破了,在电报、火车、飞机、电视、网络等等纷至沓来的背后隐现着的是“时空压缩”的现代性事实,其结果则是如我们业已目睹的那样,许多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在一点点被蚕食和吞噬。地理区域的概念正逐渐从文化、历史和地理意义中解脱出来,而被重新整合到由形形色色的物象、人文构成的功能网络里,构成了新的文化空间。


二、地方差异的个人化表达

  “人们是坐在速度的上面的。”西美尔认为现代交通工具改变了大城市的人际关系,他说“在公共汽车、火车、有轨电车还没有出现的19世纪,生活中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场景:人与人之间不进行交谈而又必须几分钟,甚至几小时彼此相望。”的确,现代性、全球化的到来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审美感受。或是借助媒体通讯手段,或是直接旅游穿行,无需竹杖芒鞋一日何止千里?地理环境对人的制约和影响已经大为削弱。胡小石先生曾经指出“以地域关系区分文学派别,本来无可非议,不过只适宜于交通不便、政治部统一的时候。”更有学者认为“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之下,再谈文学的地域性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这些看法与时空压缩的现代转型是深深契合的。从新世纪的诗歌实践来看,在“诗歌地理专号”、“区域性诗歌联展”等活动、栏目展示的作品中,总体上因为地域不同而造成的风格差异其实并不明显。当然,自然环境对新世纪诗歌创作的影响依然存在,只是它表现得不再像“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铁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那样简单、粗暴、直接,而是常常和个人经历、地方历史、观念习俗、集体意识等多重因素综合在一起,显得更加“个人化”。
  张二棍是近些年备受关注的青年诗人,他的家乡“就是山西,就是代县,/就是西段景村,就是滹沱河”(《故乡》)。诗人不过是他的业余身份,他赖以生存的工作是大同地质队的钻探工。长期生活在晋南的同乡小说家葛水平形容山西是“高寒、干旱、山大沟深,交通不便”,张二棍生活、工作的晋北地瘠民贫,自然条件就更为严苛。因为特殊的工作属性,张二棍十六七年来“一直在荒村野店,穷山瘦水中”奔走,跋山涉水如家常便饭,有时候连续近一个月与世隔绝,“哪怕一个人躺在床上/蒙着脸,也有奔波之苦”(《我已经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了》),这就是他真实的日常生活。由于长期在野外作业,张二棍特别熟悉那些缄默的植物和微小的生灵,在《大风吹》、《旷野》、《让我长成一颗草吧》、《暮色中的事物》、《听,羊群咀嚼的声音》、《草民》、《蚁》、《雀》等作品里,他描写了许多“单薄的草,瘦削的树”(《大风吹》)以及和那些野草为伍的“羊群”、“蚂蚁”、“麻雀”、“灰兔”、“飞鸟”等。和大部分生活在城市的诗人相比,自然地理环境对张二棍的影响要更大些。他觉得“在乡野、山林呆太久了,真的会把草木当亲人。你高兴的时候,会在草地上撒欢,你无聊时,会在一棵大树下坐到天黑。你想哭,就会跑到崖壁下仰起头来。”他还说“我始终认为,植物有我们永远抵达不了的品质。”环境对他的作用不只体现在意象塑造方面,更体现在对他抒情质地的影响上,而这正是足以将他和同时代许多诗人区别开的方面。抒写草木、植物的诗人不在少数,张二棍诗里的草木却沁着一种小人物的自得与自省,“须是北风,才配得/一个大字。也须是在北方/万物沉寂的荒原上/你才能体味,吹的含义/这容不得矫情。它是暴虐的刀子/但你不必心生悲悯。”(《北风》)草民像韭菜一样“用一生的时间,顺从着刀子/来不及流血,来不及愈合”(《草民》),就连神仙在乡下也是朴素的,“坐在穷人的/堂屋里,接受了粗茶淡饭”(《在乡下,神是朴素的》。可以说,张二棍的诗里,人物和草芥是同构的,借用他《安享》里的一句诗,他们都“散发着的/——微苦,冷清,恹恹的气息”。
  冯娜生在云南丽江,后来在温郁的广州求学、工作、写诗,她对植物很有研究,曾经在一份报纸上开了一个关于植物的专栏。比起张二棍笔下那些籍籍无名、略失单调的小草,冯娜诗歌里的植物要丰富、精致的多,也更富于生机,以植物为题的作品诸如《松果》、《杏树》、《宫粉紫荆》、《苔藓》、《风吹银杏》、《橙子》等等。虽然她笔下这些苍翠的精灵并不直接指涉她身处的羊城,不过秀丽的景致倒也可以视为是南国草木葳蕤的生动写照。在张二棍的诗歌里,“草”是同诗人对生活的感受、思索紧密相连的。同样,多姿多彩的根须和枝叶也正是冯娜追踪、叩问自己内心的一种个人化的方式。“怎样得到一株黑色的百合?/……如同我手上的皱纹”(《短歌》),“我也想像香椿树,信仰一门叫做春天的宗教”《香椿树》,“如果树木不只在春天丧失记忆/它将如期获得每一年的初恋”(《春天的树》)。有的研究者用“精神性植物视域”来概括冯娜对植物的书写,认为植物“是跟她整个的生命态度连在一起”,这是有道理的。而在“生命态度”中,最具有典范意义和辨识度的便是冯娜的“女性意识”。冯娜的诗里,“女性意识”的痕迹非常明显,与翟永明式的“黑夜意识”不同,冯娜的女性意识要显得澄明、温静许多。“每一株杏树体内都点着一盏灯/……/杏花开的时候,我知道自己还拥有一把火柴”(《杏树》)。有意思的是,冯娜谈到“女性”时又常常会提到一种或几种植物,比如在《尖叫》、《魔术》和《短歌》里。或许可以说,在冯娜的笔下,植物不是单纯作为一种地方景观出现的,而是承担着诗人和世界对话的中介功能,使得每一种细密的感受都可以找到一株独特的植物去投注灵魂。
  张二棍、冯娜笔下的草木的确体现了南北方的地理差异,这是显而易见的。更值得深究的是,通过他们“个人化”的表达,我们还可以窥探到更多的内容,比如拿个体对于集体的承担与想象来说,张二棍所处的晋北和邰筐他们混迹的鲁东南差异何在?就女性诗歌的出场策略而言,八十年代的成都和新世纪的广州有什么不同?这些比较无疑是建立在地方的基础上,但显然都不是地域风格能够解释,而是涉及空间视域下的阶层、文化、权力、性别、历史等多重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乡村也好,城市也好,都不只是由交错的经纬确定的一个地点,而是各种复合因素集结而成的立体系统。


三、“北漂”诗歌:底层经验的空间差异

  地形、水文、气候、物种等等,这些对于文学的发生和塑造当然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但是仅从这些角度入手去讨论分布、风格等问题,恐怕并不能真正触及现代性语境下,文学与外在环境之间丰富、多样的关系,因为它忽视了“地理”这一概念的深刻变革。地理大发现以来的自然探险不仅发现了新的大陆,更重要的是把世界连接为一个整体,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改变了世界格局。“空间关系的急遽重组,空间障碍的进一步消除,其最终导致的后现代新地理形势的出现,影响到政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试想如果没有《海国图志》(1842)、《瀛寰志略》(1849)打开眼界,那我们可能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所以,伴随着各种虚拟关系的建立、组合,传统的平面地理研究已经转向立体的、多维的空间研究。列斐伏尔在他的研究中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把空间视为是一个抽象的社会性—政治性的存在,“政治经济学变成了空间的政治经济学”郝景芳的《北京折叠》(2016)所讲述的其实正是一个“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北京。从这种视角来看,新世纪甚至现代以来的许多文学现象、文学事件不仅呈现出地域差异,也表现出空间差异,还可以从空间化、层次化的角度进一步加以观察和解读。
  新世纪初年的“打工诗歌”、“底层写作”、“民生关怀”,这些命名所指涉的对象既有交叉重叠之处,也有各自独特的部分。人们对于打工诗人和他们的生存境遇报以关注,实际上呈现了社会转型时期,以人口流动为前提的人与城、城与乡之间的复杂矛盾。以郑小琼等为代表的打工仔、打工妹们,他们每天从事着高强度的手工业制造工作,“在炉火中歌唱的铁,充满着回忆的铁”,他们自己也像一块铁一样被生活所锻打。郑小琼们的作品里积郁着痛楚、悲凉,几乎是站在绝望的边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地域的角度来看,这种情绪的弥散是以广东为策源地的,而在两千公里之外的北京也聚集着一大批被冠以“北漂”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的作品风貌和南方的工友们却似乎不大一样。而且,虽然是讲述北京,可是其中却既没有八百年帝都的雍容和大气,也没有市井街头的京味儿。
  人口统计数据显示,较长一段时期以来,“北京流动人口文化程度居全国之首”,根据2016年的研究数据,北京的流动人口中大专以上学历占比达30%,要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北漂诗人当中有不少都是高校毕业的“小白领”。珠三角的“外来妹”们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大多从事低端的手工制造业,如果离开嘈杂的车间和简朴的宿舍,他们恐怕只能折返回乡村去务农。而对于不少“北漂”来说,北京则未见得是一个没有退路的选择。只是,从“逃离北上广”到“逃回北上广”,这个“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预言似乎正说明,北京不只意味着生存,还意味着认同和追寻。“北京诗人们到河北,我在最高级的宾馆宴请他们/我觉得他们都住在皇宫里”(王秀云《从北京到文成和从文成到北京不是一样的距离》)。在许多人眼中,北京是一座被重重魅影笼罩的“梦想之都”,但并不是所有的朝圣者都能如愿以偿——“有些人的梦想坐在车里/有些人的梦想飞在天上/有些人的梦想在地宫里日夜疾驰/而有些人的梦想破碎如尘埃洒落一地”(小海:《梦想之都》)。北漂们的作品里同样充斥着劳累、卑微和沉重之感,但总体上似乎没有南方打工仔们的那种尖锐的疼痛。或者,如果说南方的打工诗歌细述了生存的切肤之痛,那么北漂诗歌则道出了梦想如断线的气球一般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我们搭坐地铁和公交几个小时,来到公司/习惯性地刷卡、微笑/打开电脑,开始一天的工作/不得不承认,这是我们最光鲜的一天”。只有在工作的时候才是“最光鲜的”,下班之后则又要沦为“蚁族”,“日复一日地为生存而奋斗着/我们活过,像从未活过一样”(杨泽西《北京地下室之蚁族》)。又如沈亦然的《书橱:腹中自有江山》,“我身扛江山跨越江河/与你一起/从乡村来到京都/从北三环迁至东六环/又从黑格尔到尼采、从叔本华到萨特/越过了李白、波德莱尔和兰波/遇上王小波、余华、海明威和卡佛/……/转眼间/你已大腹便便身怀六甲徒增负重”。诗人是循着那一串伟大的名字千里迢迢来北京追逐文学梦想的,然而“转眼间”梦想却被庸常的生活所覆盖,真可谓“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可尽管如此,谈起在北京扎根的经历,不同年龄段的“北漂”们却又显得无怨无悔、矢志不渝。2015年开始“北漂”的“90后”孤狼说“我不知道它有什么好,我只知道从我来到北京以后再也离不开了。”2000年抵京的“80后”李成恩相信“北京是一个大熔炉,把一块破铜烂铁扔进来都会哧哧冒烟,把你锻造成一把好刀。”1995年就进京的“70后”沈浩波谈到“随着年岁渐大,故乡感日渐趋弱,因此漂泊感也日渐趋弱。何处不是家乡?何处不是漂泊?”2008年来京的“60后”王秀云感言“北京,你没有理由离开,也没有理由留下。”2012年进京的“50后”苑长武认为“漂在北京,也是北京人。”北漂诗人们像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所描述的“浪荡游民”一样混迹于社会各行各业,但却普遍表现出对北京的向往、眷恋与认同。这种感情在南方高温、潮湿的车间、工棚里似乎是体会不到的吧。
  自然,“北漂”们的诗歌并不足以代表新世纪人们对于北京的文化想象。北京是名流汇聚、土著繁衍的一线城市,是与“外省”相对的首都,更是日益国际化、与伦敦、纽约比肩的国际大都市。在这重重叠叠的政治经济关系的掩映、交叉之中,事实上也正显现出空间与地方的对峙。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这种对峙也可以被拆解为是资本与劳动的差异,启蒙与被启蒙的区别。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又该如何来寻找和看待地方的意义呢?


四、地方性的错位和融合

  必须要承认,全球化背景下的空间压缩并不是发生在所有地方,当全世界变得天涯若比邻时,还有不少人迹罕至的地方却是比邻若天涯。当北京的地方特色变得面貌模糊时,在那些封闭、遥远的草原、孤岛上,地方身份就能得到清晰的辨认吗?
  中国地域广袤,民族众多,自古以来,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就主要集中在天辽地阔的西部和北部,通常谈到“民族文学”、“民族意识”,人们一般是不大会联想到富庶的内陆核心地区以及“北上广”这些中心城市的。但是新世纪以来,北京市常住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总量一直呈上升趋势,许多年轻的少数民族诗人,比如戴琳、刘阳鹤等因为求学而告别民族氛围浓郁的家乡来到北京,恰恰是在北京学习、生活的时期内,他们才清晰地觉察到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创作了一批显现着民族意识、宗教色彩的作品。在他们身上,我们似乎可以发现地方性有趣的错位和融合。在少数民族诗歌的地图里,北京反而出人意料地成为一个重镇。
  把戴琳和刘阳鹤放在一起考察很有意思,他们年龄相仿、经历相似,呈现出的问题也具有一致性。他们俩在来北京读大学之前一直随父母生活在家乡,对于自己的民族身份可以说是不自觉的。戴琳是鄂温克族,她的家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鄂温克族自治旗。据她说,在当地的日常生活中,她们受到蒙古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的双重影响,但她对后者更为偏爱,喜欢读一些汉语文学作品。上大学之前,她不喜欢自己鄂温克族的身份,到北京读书之后,她还一度想要隐藏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回族诗人刘阳鹤生长在甘肃天水,由陇入京、初学写诗的时候,他的诗例如《假如我有一匹马》(2011)是典型的校园励志诗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刘阳鹤自己也认为,在民族聚居区他不会感到自己与周围环境的差别,不会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着独特文化背景的穆斯林。
  来到北京之后,由于和周围人的差别,他们俩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不约而同地在创作中开始文化寻根。戴琳的觉悟始于一次旅行,她从内蒙古的红花尔基一直到根河、莫尔道嘎去。在红花尔基,鄂温克语和鄂温克族文化都保留地非常好。而在莫尔道嘎,传统的驯鹿业虽然很发达,但是在文化观念方面,汉化却比较严重。两个地方的反差以及沿途的见闻、感受促使戴琳思考自己的命运处境“你不会嫁给一个牧民或者猎民吧”,并写下了《嫁》(2014)和《莫尔道嘎》(2014)。刘阳鹤则是在和本族同胞的交流之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穆斯林的身份的,在北京,他和其他人的差别醒目地凸显出来,偶尔他还会和回族朋友一起去清真寺,渐渐地他对穆斯林文化充满了兴趣和热情,以至于他觉得北京的民族氛围比起西北来还要浓郁。出于内心的冲动,他还曾专程前往有“小麦加”之称的宁夏临夏去致敬,创作了《小麦加游记》(2014)、《同心圆》(2015)等。
  他们俩的这些作品都体现出一种“寻找水源”似的“寻根”的姿态。“嫁”意味着女性要离开熟悉的原生家庭“去”到陌生、有时还很遥远的夫家。“红花尔基前往莫尔道嘎的路上”或许就曾是戴琳的祖先成亲远嫁的路途,而她一路上所看到的“牧民”、“猎民”、“草原”、“鹿王”、“俯冲而来的鹰”或许正是她的祖先所目睹的。那如织锦一般、充满边地民族风情的森林景色对于她“一个来自远方城市的人”来说全都是陌生的。她不由得像崇敬自己的父亲一样崇敬自己的民族历史与民族文化,在她的心目中,父亲是通晓一切的,“闭着眼睛也不会认错路的老司机”,“父亲知道地图之外的事情”。这和刘阳鹤心目中的父亲形象如出一辙,在“向父亲致敬”而作的《为流离于渭河以南而作》(2014)中,刘阳鹤写到“你通晓我所周知的”。在这首诗里,“父亲”是一个被充分历史化了的形象,“灶边的不洁净”和被无业游民绞杀的“观赏鸽”似乎象征了某种因袭的民族偏见与重负,而“父亲”却像“姜太公坐定时”一样,流露着“十三朝古都”博大、肃穆的神情。戴琳的“寻根”之旅首先是一次旅行,所以她一路都在“看”。而刘阳鹤在前往临夏之前已经有所觉悟,所以西行的路上他似乎一路都在面向民族历史思索、参悟。“我们默然/把历史的疮伤写进血迹研究”,“我们被逐渐解构了的/生存史,将悲观主义贴附在宿命论的车胎上”。他的表达也常常表现出穆旦一般受难的品质。
  虽然心向往之,而且崇敬有加,但戴琳、刘阳鹤“寻根”的收获却可能并不尽如人意。在自己的祖地,戴琳很快意识到自己正是鹿王想要赶走的那个“带着油烟味道的异乡人”,《莫尔道嘎》则更像是一曲挽歌,“一切都预示着通晓万物的萨满不会再降临了”,“森林得不到一具完整的尸身”,“皮革制成的小鸟不能再唱一首有始有终的歌”。不但自己无法融入森林,就连森林织锦一般的美景也逐渐沉沦。而刘阳鹤的“寻根”更像是“十八岁出门远行”的一次猎奇。他自己也强调“我无可避免地历经了民族意识觉醒前、后两个不同阶段,当然这里所谓的‘觉醒’是体现在写作意义之上的。也就是说,当我在写作中萌发了对民族身份的思考时,我的写作在真正意义上才开始生效。”换言之,所谓的“生效”其实就是使他的创作迅速渡过了学步期,开始夯筑较为坚实的思想质地。随着他到西安去生活,那些带有民族、宗教风情的创作也越来越少了。
  因为特殊的身份,戴琳和刘阳鹤的诗歌创作很容易被通常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划约掉,而忽略了“北京”对他们的独特影响。实际上,他们的“寻根”都是以对“异乡”和“远方的城市”、对北京的归属感为前提的,反倒是对本民族的祖地和圣地却显得迟疑甚至是抗拒。而且,在他们俩的诗里都有一个非常情感化的细节,都提到了“观光”。在《嫁》里,戴琳意识到自己就像是“被围栏拦在观光区外”的鹿王。在《时间之墟》(2015)中,刘阳鹤面对着历史感叹,“谁若担心承重墙垮掉,谁便是/不解风情的观光者”。似乎至始至终,他们都是外在于民族想象与认同的。那么,在全球化、一体化的时代,他们民族身份的觉醒是否只是在北京“观光”而得的一重“风景”呢?


五、结语

  我想无须再去追述中国古典文学中“诗歌与地理”的渊源了,“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等等等等,这些反映自然地理规律、特点、现象、景观的名句已经成为宝贵的历史遗产,不断地被人传诵。而从“地方”转向“空间”,应当说不仅是认识的必然,更是实践的必然。综合苏贾、哈维等的观点,他们认为在西方从19世纪中叶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批判社会思想中,去空间化的历史决定论都居于主导地位。当资本效益无法再通过扩张领土来实现时必然诉诸效率的提升,而“时空压缩”正是提高流通效率的一种思路与方式,“空间上的障碍只有通过创造特殊的空间(铁路、公路、机场、远程运输等)才能被减少。”所以,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一系列现代化浪潮的带动下,空间问题重又引起人们的重视。
  回到中国语境来看,晚清以来,无论是改造实践还是历史阐释大体都是在线性时间观念的支配下展开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超英赶美”、“时间就是生命”,这些判断与口号都共同诠释了追求现代性的紧迫感。而按照哈贝马斯所言,现代性始终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近些年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人们又纷纷讨论地缘优势、区位功能、地域文化,这些也都说明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还在不断地深化与拓展之中。对于当代诗歌的阐释来说,引入、建立“地理—空间”视角,也有助于丰富全球化背景下人们对于现代性的认识。
  (注略)



      来源:《文化研究》第32辑(2018年6月)    文库编辑:赵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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