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桃洲 ◎ 诗歌史的功用 | 诗观点文库 | 诗生活网

 

 
诗歌史的功用 (阅778次)

张桃洲



  在很大程度上,法国哲学家利奥塔断言的“历史的分期属于现代性所特有的强迫症。分期是把时间置于历时性之中的方法,而历时性是由革命的原则支配的”,揭示的不仅是一种历史分期的潜在规则,而且是整个现代文学(特别是诗歌)历史叙述的普遍特征,即它大抵以某种线性的时间观为基准展开。分期当然是其中一个显著的表征,新诗出现仅十余年,便有了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草川未雨《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1929)、沈从文《我们怎样读新诗》(1930)等就新诗进程做出划分的尝试。这些著作与其说总结了新诗取得的成就,不如说它们按照某种期许筹划着新诗的未来。
  更重要的是,一部新诗史著总是包含了一定的“新诗”观念。这里所说的观念,就是指新诗历史的书写者如何看待新诗寻求“身份认同”(identity)的过程,把新诗对于“新”的探索纳入什么样的评价体系,其间无疑充满了书写者关于新诗的想象。观念和话语,实际上构成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共同决定着新诗史著的材料选取、结构方式、分期依据乃至行文笔调等叙述要素。综观现有的新诗史著(断代史或分类史)不难发现,大多数未能逸出两种基本观念的缠绕:一种是强调诗学自律,着眼于探索新诗自身的艺术嬗变轨迹;一种是重视新诗生存的外部条件,力图从社会环境的角度寻求新诗更迭的规律。这两种观念其实也见于一般文学史著,产生了两种常常被提及的研究类型——“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这使得关于新诗的历史叙述充满了张力。
  如果说具有历史总结性质的胡适《谈新诗》,还较多地立足于诗艺本身为新诗进行辩护的话,那么从1920年代中期起,伴随新诗内部的自我反思(穆木天、王独清、闻一多、徐志摩等),一种对新诗与社会生活及政治、经济之关系的探究也开始了(这无疑与社会语境的迁变有关),并逐渐成为新诗史建构的依据。早期的新诗史著《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正是如此,该著采用的社会—人生视点,其理论前提便是诗歌对社会生活的亦步亦趋(与此相应的则是“形式”对“内容”的依附),这成了作者据以衡量诗歌优劣、表达一己好恶的视角,因此他讥讽徐志摩、闻一多的新格律诗是“戴着脚镣跳舞的妖怪”,是“死的幽灵的再现”。蒲风的《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鸟瞰》(1934)更加鲜明地体现了这种观念,蒲风借鉴泰纳(Taine)的“三要素”(“人种”“环境”“时代”)说和日本学者的“Ideology”(意识形态)理论,将新诗与“政治经济社会背景”联系起来,认为“文学反映了社会……作家都难能逸出时代潮流的范围”;这一理念左右了蒲风关于新诗的分期:“为什么第三期不因新月派的《诗刊》的出现而名为‘完成期’,更称而为‘中落期’呢?这个解答,一方在新诗歌走新月派的路不见得确当,一方在有意识的诗歌难能公开出版,甚至差不多的文学杂志竟拒登新诗”;也决定了他评价诗人的维度,譬如:郭沫若“在《女神》里,真正反映了中国新兴资本主义向上势力的突飞猛进”,“朱湘代表了贵族地主的必然的命运”。这种诗歌与社会(阶级)一一对应的思维和论述方式,是一种典型的社会(阶级)决定论,显示了那个时代的文学反映论的粗浅、生硬的特点。事实上,一直到今天,这种论述的影响并未消除,而是变相地出现在各种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表述中。
  显然,在蒲风等人那里,新诗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被绝对化和本质化了,致使诗歌被视为社会运动的一个部件。这尤其体现在1950年代关于新诗的“权威”评价中。1980年代以降,在强烈的“去政治化”“回到诗歌本体”的诗学努力下,上述对新诗与社会环境关系的本质化理解和表述得到了“纠偏”,某些一度处于抑制状态的诗歌母题和新诗潮流(如现代主义)、流派(如“九叶诗派”)也渐次被挖掘和论述。在此情境下,对新诗的历史观照获得了一种由文学自律观念引导的、具有审美主义特点的、“以‘现代主义’为核心原则的经典性叙述”。在整个1980年代,“自律”的确构成了一种强势的观念和话语,对新诗历史的想象正是在这一观念的渗透下展开的,极大地影响了新诗史研究的格局和面目,这种影响甚至持续到1990年代的一些新诗史著。
  不过,进入1990年代以后,在社会、文化均出现重大迁移的情形下,1980年代审美主义的诗学自律观念渐渐捉襟见肘,其“历史势能”有被耗尽之虞。在1990年代众声喧哗的驳杂语境中,不仅新诗创作和研究受制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而且新诗历史的书写也面临着这些制约。正是面对历史语境的转换,研究者开始考虑历史语境之于新诗史研究的重要性及其可能影响,并探索新的研究路径。就当代新诗史写作而言,洪子诚、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初版)显示出了某些值得留意的迹象。著者虽然“无意对在社会思潮作用下的诗歌潮流,作过多宏阔的理论阐发”,但也表现出了一种颇为显明的意图,即是探讨不同年代的诗人“受囿于诗歌环境及诗人自身精神结构而难以回避的不足”,进而“勾勒出它(指新诗——引者)在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心理)的推动与制约下整体的发展状况与态势”。
  对“受囿”“制约”的充分觉察,是《中国当代新诗史》给人印象深刻之处。因此,其价值不仅在于论者指出的“首次对中国当代新诗发展的丰富实践作出了某种理论形态和知识体系的概括,从而提供了一个认识和反思中国当代新诗发展历史的初步框架”,而且更在于该著作者在处理或建构当代新诗历史时的某种意识,即“‘历史’的重建并非是各种复杂、矛盾因素的陈列,在这一‘重建’中,如何确立‘选择’与‘评价’的位置,来显现叙述者在受意识到历史的拘囿和束缚时对于可能性的思考和争取?”7作为当代文学史家,洪子诚的重要贡献是将一种审慎的态度带入了新诗史研究,他所主张的建立概念与“语境”的多重联系,力求还原社会生活、历史场景的原始生态及诗歌在其中的境遇,借此消除以往历史叙述中的独断论,体现的正是一种类似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观念,对于新诗史写作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
  从表面上看,《中国当代新诗史》看重新诗发展过程的语境因素,似乎重又回到了强调以社会环境的角度观察新诗的路数。其实不然。尽管,一个无法避讳的事实是,当代新诗的生成与发展,不仅始终隐含着对新诗生存权利和价值的重新评价,而且留有当代社会生活的深重刻痕,但在看待这一现象时存在着不同观察者之间视角的差异:是让新诗依附于社会生活、政治、经济等因素乃至被后者所淹没(例如蒲风等人的论述),还是以一种历史呈现穿越新诗同所有这些因素的关系?显然,立足点、视角的不同显示了想象和评价新诗方式的不同。在此,另一部书写当代新诗历史的论著——程光炜的《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初版)——进一步提供了如何处理上述问题的例证。在这部著作及1990年代以来的系列论文里,程光炜颠覆性地重新诠释并运用了“意识形态”理论(全然有别于蒲风等人的方式),打开了进入新诗历史的新的视界。
  程光炜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如果离开了对当代中国这一政治、经济和文化现状的深入考察,就不能说真正‘进入’了当代文学;如果忽略了对各种文艺运动思想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认识,很难说能够透彻了解这一时期诗歌的主题、题材、艺术形式和审美情趣,以及它的历史发展面貌。”(第3页)因此,“对当代中国诗歌发展概况的描述,需要有一个审视政治背景、经济状况的开阔眼光,需要辨析文艺与政治、诗人与社会风气、当代诗与外来影响、作者心态与读者伦理观念等之间的关系”(第4页);“一首诗的‘诞生’实际已进入这么一个阶段:它不仅要受到作者创作能力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其他因素——如社会变迁、价值观念调整,读者、文本和新的阅读关系等的制约”(第350页)。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当代诗歌史》将探询的笔触指向了当代诗歌生成和发展的复杂性,其论述重点是当代社会进程的某些关键“环节”,以及诗歌在这些“环节”的过滤、转述之中所发生的变形。这些见解有一个理论方法的基点,用他自己的表述就是“新意识形态批评”:“在方法上,它构成对以往诗歌史的阐释性阅读,把后者还原为一个不断被阅读的历史过程……它是可商量的、平等的、上下文的、成长中的和反映现代民主悄悄进程的一种话语式样。”“新意识形态批评”超越了旧有的意识形态理论,试图对新诗与历史语境的关系进行重置。
  对于研究者而言,“新意识形态批评”所带来的最重要改变,是使其获得了对于历史细节和复杂性的敏感。在一篇“重读”李瑛作品的文章中,程光炜借助于对李瑛在不同历史叙述中的形象的分析,意识到:“‘历史’不是一个连续的故事形式,而是一个又一个不断更新着的认识层面。历史也不仅仅是文学的‘背景’或‘反映对象’,而多半是二者之间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9在历史叙述的两个本文(可见的第一本文和不可见的第二本文)之间,有一条相互紧张、摩擦的接缝地带,其中关联着“新的意识形态”。这也正是马舍雷所指出的,“一部作品之与意识形态有关,不是看它说出了什么,而是看它没有说出什么。正是在一部作品的意味深长的沉默中,在它的间隙和空白中,最能确凿地感到意识形态的存在”。这样,所有可能发生作用或者产生意义的“节点”,都应被纳入“新意识形态批评”之中予以观照。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新意识形态批评”提供了不一样的想象新诗历史、展现新诗图景的模式。它引入历史语境的维度,以鲜明的分寸感和问题意识,质疑了审美主义和本体研究在新的历史情境中的有效性,重新引发了如下思考:新诗究竟是什么?新诗的历史是怎样的?一种新的“新诗”是可能的吗?这些思考应和着近些年研究界关于“文学性”的反思:何谓文学本身?文学的定义或意义是依靠“文学性”还是某种边界支撑的?纯粹的文学研究存在吗?
  在对自律观念和社会决定论进行双重超越之后,是否还会有一种“新诗史”?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法国学者埃斯卡皮曾乐观地预言:
  文学史也不能因此而死亡。它只是应该同意提出新的问题就行。摆脱掉叙述事件的枷锁,更加关注由自己造出来的语言和文本组成的现实,文学史应该找到比传统(所有的人都一致看到了这一传统已被超越了)遗留给它的方法更灵活也更严谨的陈述事实的方法。
  也许,他表达的只是一个人人都明了却难于实现的愿望。
   来源:《文艺争鸣》2020年第10期 文库编辑:赵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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