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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读与传承:奥登《在战时》与1940年代中国诗歌 (阅370次)

姚丹

 

本文准备细致地考察奥登《在战时》十四行1938-43年之间进入中国的整个过程,对一些重要的史实做出辨证。重点放在卞之琳翻译所“择取”篇目型塑出的奥登诗歌形象与原作之间的错位,从中国诗人生成的新的诗歌形象——农民兵,探讨创造性误读的正面意义。
 

一、“最初的”十四行与“欧洲的愧疚”

1938年2月16日,英国诗人奥登与小说家衣修伍德结伴抵达香港,2月28日由香港到广东,随后由广州北上,3月8日抵达汉口,在汉口稍作停留,与蒋介石和宋美龄见过面,也与蒋的德国军事专家交换过看法。3月15日离开汉口,经郑州、徐州,到中国抗日前线,一个多月后回到汉口,两人还到过西安、南昌、金华、温州等地,最后于6月12日由上海踏上轮船返回欧洲。尽管大多数时候,被中国官员、文人和英国人所包围,但奥登路途所经所感,还是促成他后来不少诗作的诞生。离开中国九个月后,1939年3月在英国出版《战地行》。这本书包括了奥登的27首总题为《在战时》的十四行诗(以下简称“战时十四行”)和一首长诗《诗解释》,以及衣修伍德的战地日记。两个月后,美国版发行。“战时十四行”被门德尔松称为“奥登1930年代最深刻大胆的诗作”,而且“那可能也是那个十年中最伟大的英语诗歌”,他认为“比起《西班牙,1937》,它具有更高的境界,更强的道德凝聚力,想象力更丰富,诗味更浓”[1]。奥登这些诗作,是在欧洲二战全面爆发前夕的现实压力中,在其个人由马克思主义转向宗教的思想转型过程中,对战争展开的具体考量与抽象思考,他的27首十四行,有不少是对人性的“总体性”思考,只有少部分是直接写到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而中国诗人对奥登“战时十四行”的接受,恰恰是从这少部分诗作开始的。

奥登与衣修伍德离开汉口赴津浦北段采访观察将近一个月后,于1938年4月20日返回,21日,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陈西滢,国民参政会议员杭立武,举行茶会招待二人,出席的还有冯玉祥将军、剧作家田汉、洪深等人。奥登朗诵了一首十四行,由洪深译为中文。4月22日,汉口版《大公报》报道了这次招待会,并发表了奥登题为“China Soldier ”的英文原诗及洪深的中译。这是奥登“战时十四行”中第一首见诸报端的。

在上海,由邵洵美主编的《自由谭》,也于1938年12月1日发表了这首十四行,这一回明确标出诗名《中国兵》。

    下面分别是刊登于《大公报》的洪深译诗,和刊登于《自由谭》的邵洵美译诗:

远离文化的中心,他被派用在疆场;
无贵无贱,同已将他忘却, 
在一棉衾之下,此人紧闭眼角
而消逝了。他将不再被人谈讲,

当这战役写录成书的时候;
头颅未带着重要的学识死去;
说些陈腐的笑话;他像战时一样无趣;
名字也如他的容颜不复存在人的心头。

欧洲的教授,尊贵的妇人,公民们,
恭敬这个青年,虽不为新闻记者所知,
他在中国已成尘土,好让你的女孩子,

可以安居大地上,决不可能
再受凌辱在狗类之前;好让那有水池,
山陵,房舍的地方,也还可以有人。

(洪深译)

远离了文明的中心,他完成了使命;
他的长官和他的蚤虫便将他放弃;
在棉被窝里面,他合上了他的眼皮
冥然而长逝。当这一次伟大的战争
 

将来编成书籍,他也不会被人提及;
他的脑壳里并没有带走什么资料,
他的笑话陈旧,做人像打仗般枯燥;
他的名字和他的容貌将永远消失。
 

啊,欧罗巴的教授们,主妇们,平民们,
请向这一位青年致敬。你们的记者
并没注意,当他在中华变成了尘埃;
 

从此他的土地配你们的女儿钟情;
从此他不再在狗跟前受辱;从此
有水有山有房屋的地方;也有了人。

(邵洵美译)

上面两首译诗的基本内容大体一致,其中有两处值得注意。一处是邵洵美直接译为“他的长官和他的蚤虫便将他放弃”,而洪深的译文则稍为曲折一些:“无贵无贱,同已将他忘却”,但并未译成“穷人与富人联合起来抗战”,这是历史事实。[3]另一处,是笔者更为看重的,是第三节有一句“欧洲的教授,尊贵的妇人,公民们,恭敬这个青年,虽不为新闻记者所知”,是后来正式出版的《在战时》中所没有的。这两句诗在诗集中被修改为:“他不知善,也不择善,却如一个逗点,增加了意义。”这两句修改前后,在情感状态、修辞风格和意义指向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初稿是一种呼告式的直言要求,对象是欧洲人,情感激越;而后一句则平静,是一种冷静的判断。据衣修伍德《战时日记》介绍,奥登4月21日朗诵的诗,是20日为一个死去的中国士兵而写的。而据邵洵美的后人介绍,邵洵美是经美国朋友帮助,从奥登那里得到诗稿的,在离开中国之前,奥登诗作原貌大致如上。从原初的诗作中,我们能够更直接地感受到奥登所怀有的“欧洲的愧疚”。

    奥登写作此诗是1938年4月20日,此时欧洲的情况已经十分危急。1937年9月英法与德意签订《慕尼黑协议》,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利益,暂时获得了“永不投入彼此间的战争”的和平承诺。1938年3月12日德国武装占领奥地利。此时,奥登正在汉口,衣修伍德日记中写道,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时,“The bottom seemed to drop out of the world”[4](直译为:脚下好像被抽空了)。此前,在广东沙面一次聚会中,当奥登与衣修伍德被问到英国是否能够制止(欧洲)战争时,曾出现过“令人尴尬的沉默瞬间”[5],奥登与衣修伍德尴尬的沉默,是欧洲知识分子良心愧疚的自然表露。从慕尼黑协定之后,他们恐怕已经对英国政府能够制止欧洲战争缺乏信心了。

3月12日奥地利被占,英国并未有所行动,而是很快承认了德奥合并的事实,这些都在撼动着奥登的底线。对于英国(欧洲)的绥靖,奥登是厌恶与鄙视的,后来他写《1939年9月1日》一诗,其中有“那些聪明的希望/吐出这个卑下虚伪的十年”,布罗茨基指出,“那些聪明的希望”指“所有那些为欧洲的法西斯主义铺平道路的事件”,包括:“和平主义,绥靖主义,西班牙,慕尼黑”等等[6],这样的解释是令人信服的。顺着这条思路,奥登在中国发出“欧洲的教授,尊贵的妇人,公民们”的呼吁是很可理解的。这种呼告式的表达,表明奥登的预设读者是欧洲人。奥登此诗,前半部分是对卑微的中国士兵的写实,“他远离文明的中心”,暗喻士兵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死时身上有跳蚤,裹在一条棉被里,说明没有得到足够的,有卫生保障的看护和治疗;他也不了解什么重要的军事情报或道理,为人也不生动幽默,其死亡如尘土。这都是中国士兵普通的卑微的实存。但这卑微的肮脏的士兵,却在为英国的暂时的和平出力,也就在这个意义上,在对比中,中国士兵的静默的意义凸显了。“从此他的土地配你们的女儿钟情”也就顺理成章,包含着一个西方人对于东方的谦卑。

    奥登并没有歌颂中国士兵,他甚至也不是将中国士兵当作“高贵的野蛮人”。中国士兵并没有像塔希提岛上的居民那样,让欧洲人由他们的内心的安宁而反思自己的“不幸福”状态;毋宁说,中国士兵的内心是没有浮现的。奥登不是东方主义式的,由着发现东方“香格里拉”的冲动,在落后的中国寻找一块可能的净土。相反,奥登现实地,将中国士兵及中国,放在世界战争的秩序中进行考量;整个落后的、静默的中国,就和他的肮脏、静默的士兵一样,在欧洲以外的世界中,承受着法西斯的冲撞蹂躏,并给法西斯以有力的回击。比起文明的英国,以及她的教授们公民们,这是一份实在的艰苦承担。

二、卞之琳的选择——中国农民作为“政治实在”

奥登最初诗作中充分地表达了“欧洲的愧疚”,但卞之琳、联大青年诗人对此一无所知。汉口版的《大公报》关于奥登的报道,似乎在当时并不为武汉以外的中国诗人所读到。因为直到1979年卞之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还提到“据他(奥登)和衣修伍德合著的《战地行》一书中衣修伍德所写的旅行记部分所说,诗中第二行‘为他的将军和他的虱子抛弃’,竟被译成了‘穷人与富人联合起来抗战’!”[7],而从上文中所举汉口版大公报所附译诗来看,洪深并未擅改奥登原作。这实在是一段不应该有的历史误会,而其源头是衣修伍德的《战时日记》。奥登在英国结集出版《在战时》,删去直白的“欧洲的愧疚”,而卞之琳1943年所选译奥登,集中呈现的是中国兵、中国农民的静默的“伟大”,因而奥登《在战时》十四行中原本立足于“欧洲的愧疚”与绥靖主义的自我反思,在卞之琳集中的选译中并未得到呈露,反而凸显的是“中国兵”以及“中国”的形象。

   奥登的“战时十四行”最早在中国的完整译本,是朱维基翻译,1941年5月出版的《在战时》,收录奥登《战地行》一书中的全部序诗6首,十四行诗27首诗,和一首作为补充的诗解释。书前还附有一篇长达36页的引言,详细分析了奥登登上诗坛的时代背景和他的诗艺特点,并逐条阐释了《在战时》组诗每首诗的含义。但这个译本很少为1940年代的中国诗人谈起。

在1940年代,产生影响的是卞之琳的译介[8]。1943年第2期《明日文艺》,刊载了卞之琳选译的奥登六首“战时十四行”。分别是奥登出版的二十七首十四行中的第四、第十三、第十七、第十八、第二十三、第二十七首。卞之琳对自己何以选择这六首诗,并无直白高蹈的解释,仅以“前记”中的寥寥数语,掂出奥登战时十四行中极为重要的新意象——“中国农民”。卞之琳指出,与中国诗歌爱好者所习见的“夜莺”、“玫瑰”或者“死叶”、“银泪”相左,奥登诗歌中没有这些浪漫意象,他的一个突出的新意象,是“从土地取他的颜色”、“山岳挑选了他的子女的母亲”、“在十八省里建筑了土地”——的同一群体——中国农民,能欣赏这一点,才能欣赏“凡是有山有水有房子的地方也应该有人”。卞之琳选译的六首诗中,第一首是直写中国农民的,第三首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首题为“中国兵”的,奥登在中国所写《中国兵》中原有“欧洲的教授,尊贵的妇人,公民们,恭敬这个青年,虽不为新闻记者所知”的两句诗,在《在战时》诗集中已被修改,因此卞之琳的译文为:“他不知也不曾自选‘善’,却教了大家,给我们增加了意义如一个逗点”。第四首写伤兵,第五首写到里尔克,探讨诗人在战争中的责任;第二首和第六首,是对中国的赞美与期许。

    奥登诗歌中,并没有将中国士兵与中国农民作为一体来看待,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奥登在中国所见士兵,并未给他以农民的联想。奥登在写中国士兵的时候,并未明言他们是农民,他们很多人年纪也就在15岁左右,更像奥登所钟爱的“学童”,他曾经询问汉口版《大公报》的记者:“中国此次作战的军队中,究有多少学生参加?”[9]可见学生参军这一问题是他关切所在。而对中国农民,奥登的确也有过“伟大”的评价,“在前方,我曾看到许多农民,在田里播种,虽然枪声很近,甚至虽有炮弹落在他们的前后,可是他们还坦然地工作着,这种镇定,恐怕只能以‘伟大’二字来形容了”[10]。奥登对娃娃兵是同情痛惜,对农民是敬佩,这在诗中是看得很清楚的。而后来中国诗人,却写出了多首明显从奥登学艺而来,但都以“农民兵”为主题的诗,主要还是由于卞之琳选译的影响。

卞之琳选取六首诗中,第一首就是直接写中国农民的。第二首,则是写中国的。这两首可以放在一起,能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下面分别是卞之琳所译第一首和第二首。

他停留在那里:也就被监禁在所有中。

季节把守在他的路口,像卫士;

山岳挑选了他的子女的母亲;

像良心,太阳统治着他的日子。

 

他前头那些年轻的从表在城里,

走着他们的快而不自然的途径,

什么也不信,什么也不大在乎,

当一匹中意的马一般对待外路人。

 

他很少变,

而从土地取他的颜色,

长得就像他的那些牛,那些羊。

 

城里人以为他吝啬,以为他简单,

诗人感泣而从他见出真实,

压迫者把他举出来当一个榜样。

 

当然是赞美,让歌声起来又起来,

歌颂盆里或脸上开出的生命,

歌颂植物式忍耐,动物式可爱;

有些人曾经享过福;也出过伟人。

 

还是听早晨的悲哭,明白为什么;

城市陷落了人倒了;“不义”的志愿,

从没有失势;所有的王霸还总得

用相当高贵的名目,来统一谎言。

 

历史用悲痛与我们的轻歌对垒,

乐土不存在;我们的星球孵出来了

有望而从未证明过价值的族类;

 

敏捷的新西方不大对;了不起而错了,

这个被动的花似的民族也就是,

任他们长久在十八省里建筑了土地。

第一首毫无疑问是写农民的,因为至少出现了两处与城里的对比。与城市相比,农民是慢的,不变的,生活狭隘单调——“被囚禁在所有中”,农民性情被动驯服——像牛羊,然而他却让诗人感泣,让压迫者把他树为榜样。第二首,很难说是写中国农民,毋宁说是写中国的,与“敏捷的新西方”不同,这个民族是被动的,但他又是“有望的”、“花似的”,因为他们建设了十八省的成绩,所以中国是值得期待的。如果说新西方是城市,那么古老的中国也就相当于农村,中国也就是世界城市中的“农民”,或者用奥登在《诗解释》中所说的,是卑贱者,但恰是卑贱者“多少世纪以来做出一切重要的事情”。这就是奥登的现实主义,他没有寻找乐土,寻找乌托邦。但他充分肯定了中国悲痛付出的意义。也因此,他赞美“动物般的忍耐,植物般的优美”的中国美德。

    按照魏斐德的说法,在近代之前,中国的农民没有获得过自我的“政治实在”,他们是由知识分子来塑型的。在见诸文字的形象中,农民有两重性,一方面是勤俭的理想化的农民形象,另一方面是叛逆的,是“负重而沉默寡言的牲畜”,会“间歇性地攻击主人”[11]。五四新文学以降,农民大体还是这两种类型。“农民的发现”是五四新文学“人的发现”的重要构成要素,但五四小说中的“农民”形象,是启蒙精英审视批判的“国民性”的载体,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1930年代沈从文笔下的农民,则被当作民族品德光辉的代表。中国现代小说中农民形象的变化轨迹,依然是与古代对于农民作为美德、作为缺陷的象征相联系。新诗中的中国农民形象则相对不那么鲜明,早期新诗中,刘半农、周作人、刘大白的诗歌中也有农民,有传统“悯农”精神的余绪,但农民不是诗歌的重心。农民形象成为诗歌的中心,大约还是从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开始。此后,抗战军兴,也是艾青一再地书写着中国北方的农民,他的短诗《手推车》,“彻响着北国人民的悲哀”。无论是鲁迅、艾青或是沈从文,他们对农民是有态度的,可以说在乡土文学中,农民是被批判的愚昧的国民性代表;在沈从文《边城》那里,他们又成为美德的化身。但在奥登这里,似乎是“无态度”的,特别是,当他把那种呼告式的“恭敬这位青年”改成“他不知也不曾自选‘善’”以后。

卞之琳在1943年对奥登的“他不知也不曾自选‘善’”,没有做出详细的评价,但是在三十六年后,他则有比较详细的说法:

例如,写一个中国兵的这首十四行诗,当然认识不全面。我国在1938年就已经有无数在党与非党领导下的英勇抗日士兵,何尝不知‘善’也不曾选择‘善’,只是奥顿自己没有亲眼见到而已。但是这用在奥顿亲眼见到的当时‘中央军’拉夫去打战而委弃给炮火和饥寒、疾病以致献出生命的‘大兵’场合,鉴于他们即使知‘善’也由不得自己‘选择’的实际情况,又何尝没有相当的真实性?至于‘知识’,农民自有知识分子所没有的‘紧要知识’,当然也不能排除我们知识分子自己,由于多少年来的人为灾难,即使至今也确乎还太缺少知识的事实。[12]

卞之琳三十六年后的评价仍可视为他当年思路的某种浮现或者延续。或者说,大体可以了解在当时,卞氏所理解的“善”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的。“善”是为正义而战,卞氏认为中共领导的军队,早就具有这样的自觉了。而国民党士兵,仅仅是没有能力去选择而已。这样的说法放在1940年代的语境中,还是有些问题的。毕竟,奥登所见的国民党士兵,都是在抗日战场上与日军正面作战的,并无与共党内战而“不善”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奥登所谓“善”主要不是指为“正义”而战。奥登的“善”具有反讽的意味。他说中国士兵不知善,也不择善,是在与欧洲对比的前提下展开的。在奥登眼里,聪明的欧洲是知“善”的,却最终没有为“善”。

    从人性的角度而言,按照同为英国人的休谟的观点,“一切德行”“只是由于善良的动机才是有功的”,行为“只被认为是那些动机的标志”;动机更重要,“一个善良的动机是使一种行为成为善良的必要条件”[13]。在英国(欧洲人)那里,能够使“我们的女儿”免受屈辱的行动,自然是一种有利于人的德行,这是中国士兵的牺牲在奥登眼里的意义之一。没有“现代”知识,没有“世界性”视野的中国士兵,他的参战动机未必会与英国、与欧洲有关,因而他的为“善”又是不自觉的,若以动机决定德行的话,这也就算不上“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奥登说中国士兵“不知善,不择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英国首相张伯伦等人的绥靖政策原也是为了使英国(欧洲)免于在一战之后,再陷入战争的浩劫,这原是“善”的动机。但这善的动机,却一再地以弱小民族的牺牲为代价,因此,从这个层面看,英国人的“善”却可能是自私的,恶的。因而,中国士兵的不知,反可能是无私的,高尚的。而在奥登眼里,更为巨大的“不善”,是以“至善”之名,要求民众放弃自由以服从国家利益;这样以善的名义所建之国家,则可能是警察国家,如他在《诗解释》中所言:“把真理交给警察和我们吧;我们知道善;/我们能建立时间磨损不了的至善的城,/我们的法律将永远保护你们像环抱的山”[14]奥登是在“无态度”的态度中肯定着中国士兵的牺牲与付出。但是他说中国的士兵不知善,是在欧洲伪善的背景中展开的。而中国的接受者,却在一个比较浅显的,即中国士兵“无知”的层面上,去理解奥登所谓“不知善”。农民似乎还没有开化,没有基本的文化知识,自然就不会有能力去理解“善”,选择“善”,因而发明了一个语汇“愚笨”。这其实是建立在对奥登误读基础上的一种变化。

    中国年轻诗人,在西南联大的这一群年轻的现代主义诗人,所以能经由卞氏的选译,而将农民与兵联在一起,也有很现实的原因。1941年底至1942年底,在西南联大教授自办的刊物《当代评论》上,教授杨西孟连续撰文讨论物价,其核心观点认为在抗战全面爆发五年来,中国农民为国家承受最多,“农民对抗战的贡献,实无伦比”,“农民是我国国本所系”。文章具体谈到农民所承受者,一是“田赋征实”,二是“数百万的战士出自农民”,可以说“抗战以来”,“后方数百万人口生活的维持来自农民,财政上最大的有形税亦出自农民”。[15]农民对战争的坚忍无声的付出,当为联大师生所共知,中国士兵本出自农村,也基本是常识。而将士兵与农人合体,却的确是联大这些诗人们的首创。

在这些写作农民兵的作品中,已在超越五四对于中国农民麻木、愚昧的凝固的定义,而将同情、变化的可能带进诗作中。穆旦所作《农民兵》中写道,“不知道自己是最可爱的人,/只听长官说他们太愚笨”;“他们是工人而没有劳资”,“他们被谋害从未曾控诉”,/杜运燮《草鞋兵》的第一句即歌咏:“你苦难的中国农民”,这些都在直写农民兵的沉默、愚笨,但穆旦也预言:“而我们竟想以锁链和饥饿/要他们集中相信一个诺言”,“但若有一天真理爆炸,/我们就都要丢光了脸面”,而王佐良则提出“愚笨”,“有你我/脆弱的天平所经不住的重量”。这里至为难得的是,穆旦、王佐良等人并没有把自己撇出于历史责任之外,而是认为自己也是为农民所豢养的,也加入了对农民兵有形无形的欺骗——各种宣传。但他们相信农民终有觉醒的时刻。这样将个人揉进历史,承受可能的破碎与痛苦(丢光脸面),是和卞之琳在《慰劳信集》中以欣赏风景的方式对中国农民所进行的歌颂是很不相同的。

三、余论——穆旦的“非中国性”

1940年卞之琳在昆明明日社出版了新的诗集《慰劳信集》,《慰劳信集》是卞之琳1938年至1939年在延安及太行山区“客居”一年的产物,这是卞之琳一生中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诗歌写作尝试,所写人物,包括神枪手、机场工人、地方战士、政治部主任、放哨的儿童、抬钢轨的群众、姑娘、勇士、煤窑工人、农民、蒋介石、毛泽东、集团军司令、空军战士、连长、开荒者等,新诗史上以这样的规模,集中描写这些原本没有什么诗意的“工农兵”,恐怕卞之琳还是第一人。表现对象的扩展,是对原本何为诗,何为诗意观念的自觉的修正。因而,这个意义是重大的。虽然,作者自己在实践的过程中,也许由于个人性格等诸多原因,并未能充分地融入对象生活中,因而给人以将对象“风景化”的印象。在穆旦他们的诗作中,风景化因素的剔除,是对卞之琳的明显超越。

1947年,王佐良在英文杂志《生活与文字》上发表《一个中国诗人》,这是穆旦研究史上最重要的文章,奠定了此后穆旦研究的基本框架[16]。其中一个判断更被后来者广为引用:“穆旦的真正的迷却是:他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多数论者由此论证穆旦对中国传统的无知,但都忽略了王佐良紧接这句著名判断后面的话:“在别的中国诗人是模糊而像羽毛一样轻的地方,他确实,而且几乎是拍着桌子说话。在普通的单薄之中,他的组织和联想的丰富有点近乎冒犯别人了。这一点也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很少读者,而且无人赞誉。”王佐良认为,穆旦当时缺少读者与知音,是因为在修辞(“组织与联想”)上,他过于丰富以致使别的诗人感到自己的无能(“冒犯别人”);在内涵上,他深刻发露(“拍着桌子”)的事实,同时代的“中国诗人”可能尚未注意(“模糊”)或无力表达(“像羽毛一样轻”),这都是针对着中国诗坛当时的现实来说的。因而,结合上下文,“非中国性”既指称“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也指穆旦对五四以来中国新诗传统的不认可。穆旦在1940年写有两篇诗歌评论,评价的是两位著名诗人艾青和卞之琳。其中也透露了他对中国新诗整体的评价。他将五四至抗战前的中国新诗称作“旧的抒情”,是“牧歌情调”加“自然风景”;而抗战以来的诗歌一则是“枯涩呆板的标语口号”一则是“贫血的堆砌的词藻”。不满于“旧的抒情”,他呼唤“新的抒情”,即 “有理性地鼓舞着人们去争取那个光明的一种东西”,是“情绪与意象的健美的糅合”。在他看来,艾青抗战以来诗歌中颇具“新的抒情”气象,而卞之琳的《慰劳信集》则是一个“失败”。

    奥登是一个旅行者和一个天生的自我放逐者,他希望在异文明中反身观察自己的文化。战争中的中国,不会成为他寻找乌托邦的对象,但还是能够帮助他审视欧洲。在“诗解释”中有这样的诗句:“当我们在一个未受损害的国际地区,/把我们欧洲人的影子投在上海,/安全地行经银行间,显然超脱世外,/在一个贪婪社会的种种碑记下,伴着友人,/兼有书和钱和旅客的自由,我们却/被迫意识到我们的避难所是假的。/因为这使虹口变为一片恐怖和死寂,/使闸北变为哀嚎的荒原的物质竞争/只是一场大斗争的本地区变种;······这只是一个战区,一个阶段的运动,/而那总体战是在死者和未生者之间,/在真实和伪装之间进行。对那从事创造、/传达和选择,并且唯有他意识到“不完美”的/稀见的动物,这战争在本质上是永恒的。/······然而战役在继续:仍未获得的是‘仁’,那真正的人道。”[17]这里有奥登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在上海租界里的歌舞升平,以及他的内疚。但更重要的是,他已经看到“绥靖主义”的失败,意识到欧洲整个卷入战争乃不可避免,他在发出预言和警告。同时,他也在对未来的战争进行定义,认为未来的战争是一种“总体战”。而奥登的“总体战”概念,不是一个事实概念,而是一个抽象概念,是在“生死”、“真伪”、“过去未来”的对立中展开的,在本质上是永恒的,追求的是真正的“人道”。这里包含的思想内涵极为丰富,如果联系奥登思想信仰正由马克思主义转向宗教,那么这一总体战实是人类的原罪与人类的善念之间永恒的较量,在这较量中,凸显个体的承担的意义。

    绥靖主义有其历史合理性,刚刚经历了一战的悲剧,欧洲各民族之间都不愿意再看到大屠杀,因此虽然希特勒势力膨胀,人们怀着“聪明的希望”,希望“一切事情都可以顺利地得到解决”,这是怯懦卑下的,但也是符合人性苟安的私欲。因而,在奥登看来,历史罪责是全欧洲人都应当承担的。在对自己熟悉的欧洲和欧洲人的自我谴责中,中国农民的形象凸显了。一个不了解西方体系之“善”、“恶”哲学内涵的中国士兵,一个并未进入世界“先进”的民族,却为了自身的延续,为着人类的安全,抵挡抗击着恶,成为“总体战”中最积极的一员。而当这一由异国人士塑造的形象返身回到中国语境中,又触发出中国诗人新的“农民兵”形象,这是本文已经谈到的。此外,“总体战”的超越性思考,深刻地影响了穆旦一生的创作,这也是可以结合他后来的翻译、创作,值得进一步展开的课题。也许,在那里我们会看到穆旦“非中国性”真正成熟的形态。


     来源:《新诗评论》2012年第1期,此处有修订   文库编辑:赵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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