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龙,任旭岚 ◎ 新中国70年现代白话与中国新诗形式建构研究之检讨 | 诗观点文库 | 诗生活网

 

 
新中国70年现代白话与中国新诗形式建构研究之检讨 (阅672次)

王泽龙,任旭岚

回顾“五四”以来百年新诗的历史进程,现代白话一直是影响新诗现代变革的关键性因素。“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现代白话取代文言正宗地位,成为中国诗歌现代转型的主要元素,深刻地影响着现代诗歌形式的发生与建构。本文拟从语言变革与现代诗歌的发生,现代白话对古典诗歌语言传统的继承、化用,现代白话对外来诗歌语言的借鉴、转化,以及现代白话与现代诗歌形式建构研究四个维度,对新中国70年来现代白话与中国现代诗歌形式建设之间关系的研究加以梳理、评析,为后续现代诗歌语言与现代诗歌形式研究提供借鉴。

一、语言变革与现代诗歌的发生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是从语言变革开始的,诗歌的现代变革承载着实现语言变革与新文学变革的双重使命,同时也是所有文体变革中最难突破的壁垒。五四时期白话新诗革命既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关键,也是文学革命的重头戏。语言的变革,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诗歌现代变革的基础。

“发生”问题是中国现代诗歌研究的原点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主流文学史叙述中,白话新诗作为“五四”新文学开路先锋的身份得到了普遍肯定,但对于现代诗歌发生问题的阐释,常常被置于政治语境之中,被描述为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在文学领域的表现,而关于诗歌形式的讨论多居于次要地位而少有展开。例如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主要从反映现实与超脱现实这两条诗歌探索之路出发,阐明内容对初期新诗在诗体、字句等诗歌形式建构的不同影响和决定作用。[1]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指出,新诗之新并不全在于表现形式上,而在于新的思想内容。[2]该书也因是质疑胡适的新诗主张局限于体裁与形式,而未触及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文学史书写中,中南七院校所编的文学史承认了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涉及内容与形式的革新,肯定了他对语言形式改良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认为他的新诗创作在内容与形式上仍带有“陈旧”气息。[3]李辉英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从传统白话文学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的影响,康、梁维新的影响,西洋文化输入的影响,五四运动冲击的影响等多方面总结了文学革命爆发的原因并高度赞扬新诗为新文学革命攻坚战的“尖兵”。[4]《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以对“五四”新诗运动的介绍为主,上溯晚清“诗界革命”,兼论新诗的批评与反对者的声音,以此简要勾勒了新诗诞生的场域。[5]

到新世纪,出现了一批结合诗歌语言和语言运动来研究现代诗歌“发生”问题的专著。学者们从语言与文学的互动关系出发,以跨学科的视野,结合文化运动、国家政策、学校教育、报刊传媒、翻译介绍等外部条件与原因,对现代诗歌“发生”问题做了动态考察。例如,刘进才较早系统地把语言运动、现代文学与语文教学纳入一个互动共生的文化整体加以探讨。[6]许霆把现代诗歌的发生置于原初语境,突出了急剧的社会变动、中西文化的碰撞、媒体的发展,以及诗人的翻译、创作和理论,对中国诗歌在诗质、诗体和诗语等方面现代转型所起到的推动作用。[7]荣光启突出了“现代”“汉语”“诗歌”三要素间的互动及其中的诗意生成关系。[8]回归文学现场,重审“发生”起点,有利于多视角检视内外部因素对现代诗歌内容与形式选择的影响作用。

语言变革不仅影响了诗歌语言实现由文言到现代白话的转换,还引发了诗学知识谱系的转型与重构。

首先,现代诗歌的命名问题构成了早期新诗寻求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面。“白话诗”“新诗”“自由诗”“现代诗歌”和“现代汉诗”等繁多称谓的流变、并存,是新文学史上诗歌文类的独有现象。“新诗”一词,一直为多数文学史与诗歌史所沿用,而在活跃的文学批评领域,突出现代诗歌语言力量的诗歌命名也开始流行并得到认可。比如,奚密提出了“现代汉诗”概念,试图打破现当代诗歌在时间与空间地理上的分野,将汉语范围内的诗歌创作一齐囊括于内。[9]臧棣则采用了“汉语现代诗歌”[10]。王光明同样主张用“现代汉诗”代替“新诗”,其意在规避后者在概念上的含混与偏颇,呼吁重视诗歌本体问题,认为汉语诗歌的发展必须回到语言和形式的建构上来。[11]陈仲义则对文学史上存在争议的现代诗歌“起点”与“冠名”的种种提法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材料充足、论证有力。[12]无论现代诗歌取用哪种概念,其角度与所指均是有限的;同时,命名问题出现的更迭变化现象,也侧面反映了现代诗歌可阐释的丰富性与现代诗歌研究葆有的活力。

其次是关于新诗标准中语言维度的讨论。白话诗不一定是新诗,但新诗一定是白话诗。关于什么样的语言资源、诗语形态符合现代诗歌、新诗的美学要求,学界对此聚讼纷纭。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20世纪4070年代对新诗写作的政治化、民间化和大众化的强调,奠定了当代新诗理论和创作的基调。这一时期,民间资源与古典诗歌传统成为新诗语言与形式学习借鉴的标准与主要来源,诗歌语言的大众化、民间化被抬到很高的地位。到80年代初,关于传统的白话、民间语言、日常口语是否可以成为现代诗歌语言资源,成为了当代诗坛的热议话题。这可以从对第三代诗歌、“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和新世纪的底层写作等的热烈讨论中可见一斑。新世纪以来,《诗刊》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分别在2002年与2008年间就新诗标准问题展开了专题讨论。此外,因翻译带来的诗歌标准问题也受到了关注。辜正坤在强调诗歌的语言艺术性的前提下,讨论了有关诗歌翻译的诸多问题,如诗歌翻译必须是语言艺术、白话不是诗、西方诗不等于白话诗,等等。[13]王家新认为,翻译不仅对于新诗有“接生”作用,翻译,尤其是“异化的翻译”还是新诗“现代性”艺术实践的重要组成,是推动语言不断变革和成熟不可替代的力量。[14]总之,语言的“新”与“现代”,在诗学领域却并不单纯指诗体语言的特性,而是与一种新的诗学标准相联系,是有关新诗诗质的一种确认,它涉及创作主体的文学观和诗歌文本的主题、文体等诸多因素。

相对应地,从语言角度评价反思现代诗歌百年形式建设的成绩与不足,也构成了现代诗歌寻求合法性道路上的重要一环。例如,在20世纪5070年代,诸多批评声音指责新诗语言过于欧化、夹生,八九十年代又开启了对口语诗的争论。郑敏在90年代之初发表的重磅文章《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中,则严厉批评了在白话文及新文学运动之初,其否定传统的过激态度与语言过于欧化的发展趋势,造成了白话诗语以及现代诗歌创作的不成熟。[15]新世纪以来,邓程与郑敏持相近意见,认为现代白话难以实现现代诗歌的格律化。[16]此外,朱恒、何锡章重点分析了欧化的汉语对现代诗歌内外形式所造成的种种冲击并呼吁尊重现代汉语的语言特点建构新诗形式。[17]龙泉明、段从学等人重审了“五四”白话新诗运动与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肯定了二者在解放诗体、用白话作诗上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同时又客观剖析了现代诗歌的“非诗化”现象以及理论倡导上的偏颇。[18,19]

面对20世纪以来语言与新诗形式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学者们纷纷提出了意见与建议。郜元宝立足于现代汉语,对“工具论”与“本体论”[20]、“音本位”与“字本位”[21]、“母语的陷落”[22]等话题发表了系列文章,强调重视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复杂关系并由此改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现状。高玉、姜耕玉、朱恒等指出,现代汉语对现代文学具有规定性,中国诗歌话语形式的现代转换早已实现,而它尚没达到现代化的水平。[23,24,25]现代汉语的发展应重返字本位,确立现代诗歌的汉语形式本体意识,开发、张扬现代汉语的诗性智慧,寻求现代汉语内部各类语言资源与汉语诗性之间的恰当关系,提高现代诗歌的语言水平,激活与拓展汉语表现的诗性空间,实现现代生命诗意的本真实现。刘富华、张红军则强调转变诗歌观念。前者认为,需确立诗歌本体观念,接续吸纳中华文化和古典诗歌语言传统,实现现代诗歌的现代化[26];后者通过阐释现代文学观念与现代汉语的互动共生关系,力图为现代诗歌语言文体形式的健康发展寻找内在理论依据[27]

有关语言变革与文学革命双重变革关系的宏观梳理,这部分成果集中展示于新世纪以后。许霆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中形成的国语即现代汉语,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规定了现代文学的现代特征。白话文话语中心地位的确立,带来的不仅是诗歌形式与表达方式的革命,还引发了关于文学观念与审美观念的现代变革。他还强调了“文学的国语”与“国语的文学”的互动关系。[28]吴晓峰也谈到了20世纪初的国语运动,确立了重视声音的多元开放的国语理想模式,以及其对新文学文体在体裁、语体与风格等方面所产生的重要影响。[29]朱晓进、李玮则把语言变革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形式间的关系进行了宏观概括,认为语言革命和现代诗歌文体诉求之间的冲突不仅是历史性的,还是本体性的,对“白话的加工”是现代诗歌审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30]

现代诗歌的发展一路披荆斩棘,经历了重重考验,在文学史上逐渐站稳了脚跟,既取得了成绩,也存在问题。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关于语言变革与现代诗歌发生关系的理论性论述较集中,成果颇丰,同时也存在着某些重复性、空疏化的研究;从汉语言演变的历史、从具体语言事实角度讨论白话与现代诗歌发生关系的成果还不多见。谈论语言变革影响现代诗歌形式发生与建构的相对较多,而讨论现代诗歌形式对语言的反作用的较少;如何动态地呈现语言与文学形式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依然是个难题。

二、现代白话与古典诗歌传统

以文言文为载体的古典诗歌语言,具有言约义丰、符合音律、富有人文底蕴诸特点。本文所指的古典诗语传统从广义上讲,既包含诗、词、曲等不同文类,还囊括了雅俗文学,也包括“俗”文学范畴中的民间、地方语言诗歌资源等。自“五四”白话诗开始,现代白话诗语便与古典诗语资源处于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中,古典诗语资源在源源不断地为现代白话诗语提供母乳时,也给现代诗语的发展提出了新问题。

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大陆,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新诗的发展道路被确立为“民歌+古典”,民间与古典资源传统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并由此引发了向民歌与古典诗歌学习的热潮。50年代初,阿垅 (亦门) 便在《诗与现实》专门讨论了诗歌形式。他在看待新诗接受民间与古典文学语言传统时的观点值得注意,认为要警惕“语言拜物教”、要区分文学语言与大众语言,新诗不仅要扬弃地接受若干古文字,也要创制大量现代生活的语言并采用若干方言和外来语。[31]公木则总结了古典诗歌样式的四种发展趋势,还提供了采用旧形式、创造新格律、新诗学旧腔等具体的学习方法。[32]1958年,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选的《民间文学论丛之二:向民歌学习》出版,收录了包括柯仲平、田间、袁水拍、郭小川、臧克家等人的重要论文,强调诗人应该向民间文艺学习。[33]1959年的《文学评论》上,也刊载了诸多相关重要文献。例如,冯至《关于新诗的形式问题》号召新诗应继承古典诗歌传统,学习古典诗歌语言凝练、更富有音乐性和形象化的特点,同时也要向民歌学习,借鉴其艺术手法并注意推陈出新[34];沙鸥《学习新民歌》设专章讨论了新民歌语言的准确、精炼、生动、朗朗上口等特点以及口语、“旧词”的运用等问题[35];安旗则结合当时一众诗人的具体诗作,总结了在民族化、群众化新诗形式建设中的成果[36]。六七十年代,新诗在向样板戏学习,发展“革命民歌”“革命儿歌”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独立的品格。彭放在80年代对新诗形式“欧化”的看法具有反思意义,认为用中国民族的白话语言,用普通话的语言结构、音韵、节奏、修辞,用中国人民表情达意的语言方式写新诗,不是“欧化”,否则连白话也是“洋话”。[37]

新时期以来,学界对于古典诗歌资源与民间诗歌资源进行分而论之,研究也向专门化、深化、细化推进。为叙述方便,本文将现代白话与二者关系分开论说,先谈古典诗歌资源方面。对古典诗歌资源进行分时代、派别细化讨论是近些年研究的特点。其中,宋代诗语资源自新时期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葛兆光、李怡、吴怀东等指出,宋诗为白话新诗散文化倾向、以现代白话为诗语、“写实”的诗歌观念等特征,提供了源自传统文化内部的学理支撑。[38,39,40]概括地说,宋诗对现代诗语的影响主要在于形式上的以文为诗,语言上以白话入诗与诗歌观念上的凸显“意义”:宋诗勇于打破声律束缚,倡导“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这势必影响到诗歌在内容上偏重说理议论,促使诗语向说理化、逻辑化发展,而形式上则偏向散文化,这些正对应着现代诗歌的散文化倾向与初期新诗浓重的“说理”色彩;而宋诗引白话入诗,大量使用虚字与助词,不仅使诗歌语言具有通俗、清晰、更具逻辑性特点,也促成了思维方式的改变,与现代诗歌以现代白话为诗语趋向一致;宋诗凸显“意义”的诗歌观与现代诗歌强调“须言之有物”的“写实”诗歌观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宋诗的“散文化”和以白话入诗,与作为现代诗歌品格的“散文化”和“白话化”二者之间异同的研究还有待细化和深化。此外,宋代诗语资源对于现代诗歌发展的正负影响是不断变化的,它对于现代诗歌及其理论建设所产生的实质影响,还需辩证、客观地分析,特别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分析尤为必要。

晚唐诗歌的语言魅力,是在20世纪30年代诗人们反拨白话化、口语化、散文化诗歌倾向时被重新发现的。罗小凤认为,现代诗歌与传统之间是一种“再发现”的关系,其中30年代诗坛上掀起的“晚唐诗热”便是对传统进行“再认识”“再发现”的典型范例。该文剖析了精炼优美、形象含蓄的晚唐诗语的魅力,对何其芳、卞之琳、吴兴华等诗人的影响与启发。[41]杨柳也总结道:现代派诗人对晚唐诗语的借鉴,一是频繁地使用古典意象、语汇入诗,注重在白话中容纳文言词汇,实现现代诗语的雅化;二是借鉴灵活多变的古语语法,以追求陌生化的语言效果;三是汲取古典诗歌的对仗,等等。[42]他还指出,现代诗语在追求诗化时,如果过分拟古、过分注重藻饰、过于隐匿诗意,容易矫枉过正、得不偿失。[42]

“过渡性”是清代诗歌的独特价值。龚喜平从诗体流变的实际出发,对初期白话诗从“新学诗”“新派诗”“歌体诗”发展到“白话诗”这一实现“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进行了较为细致、全面地分析。新学诗的意义主要在于大胆引入了大量新名词,破坏了严整的诗歌格律;新派诗在诗体解放方面的最大贡献是语言趋于通俗化,采用新语句、不避新名词。到歌体诗时期,句式结构与诗歌语言呈现出了一种自由化、通俗化、散文化、口语化的倾向,并表现出一种与音乐结合的趋势;白话诗的出现,则是集新学诗以来现代诗歌发展之大成而质变所得。[43]应注意,清诗的“过渡性”话题值得探究的不只是在于它如何“启后”,关于它如何“承前”以及是否也对现代诗歌的发展具有参考作用,值得关注。

民间歌谣作为一种特殊的古典诗歌资源,在早期白话诗发展过程中,是以试图解决现代诗歌创作的困境而进入诗人视野的,它承担着帮助建构现代诗歌、实现创造民族诗的理想。胡慧翼、徐新建、付奎、刘继林、刘继辉等的研究,指出并肯定了民间歌谣诗语资源为现代诗歌建设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具体体现为:民歌一般都以适当押韵却不求平仄的松散的格律诗为主要诗体;民间歌谣流畅顺口,有相对的韵律,形体也较整齐;民歌的内容真实鲜活,接近人民;民歌语言上的最显著特征是口头表达的完全口语化,易于传播。[44,45,46,47,48]由此可见,民间歌谣诗语资源对现代诗歌的现代性精神、平民化品格、语言的大众传播、多样化诗体等的形成和建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歌谣入诗在建设现代诗歌的道路上曾被委以重任,却在实践过程中也遭遇了难以克服的各类矛盾。早在20世纪50年代,何其芳等人便注意到了过分倚重民间资源来建设新诗所存在的问题。何其芳指出,“民歌体”存在着诸如其句法与现代口语矛盾、体裁样式有限等自身的限制,因此“民歌体”不宜成为新诗发展的支配形式。[49]20世纪以来,燕世超、陈泳超、张敏等进一步撰文总结了民间歌谣资源在参与现代诗歌建设时所遇到的问题:在内容与情感表达上,歌谣是农耕时期的产物,歌谣所表达情思的方式是自然、真挚、自由、直接的,这种质朴的特点难以完全表达现代人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和现代经验;在诗歌语言上,民间歌谣语言清新真实,其明朗鲜活的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凝练、内涵丰富的特点存在着差距与矛盾;在诗歌形式上,歌谣自身具有一定格律,它易于限制现代诗歌的形式开拓,而现代诗歌的形式建设应与自身内容相契合;在美学风格上,民间歌谣具有集体性特征,向其过度靠拢难以确立书面文学自身的个性化风格。[50,51,52]总之,现代诗歌在借鉴取用民间文学资源时,应从白话诗语本体出发,在模仿的基础上多方摄取、敢于创新。正如朱晓进所总结的,向古典诗词和民歌学习,最忌简单化,而应该研究古典诗词和民歌与其各自所对应的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与规律,以此为现代诗歌与白话语言系统的关系问题提供参考,从而建立并完善适合于白话语言系统的现代诗歌形式。[53]

以民间文学某种具体资源为对象进行研究的,也取得了一些专项成果,如“方言”研究和“口语”研究。方言,是一种伴随着现代诗歌发生、发展、演变全过程的重要而又容易被忽视的语言与精神资源。颜同林从被遮蔽的方言角度,沿着两条内在线索对现代诗歌进行了重新检视:一条是考察方言在现代白话诗的发生、发展及演变全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所担当的历史使命;另一条则是在方言入诗的情境下,探究因方言自身优劣所导致的各类论争、现象及其内在原因。[54]该文复现了方言入诗在现代诗歌史上经历不断出场与入场、提倡与质疑、诱惑与困惑相互纠缠的钟摆现象,并指出其具体的摆向仍依赖于特定历史时期差异性因素的角逐。他坚信,方言入诗在“升级”诗语系统上,仍具有永不衰竭的内在生命力。[54]全文角度新颖,阐述也较为深入。

在口语入诗问题上,陈太胜讨论了口语与现代诗歌的关系问题,论证了白话成为现代诗语所具有的合理性与自身特点,并将散文化的口语发展成为文学语言的白话这一过程,视为现代诗歌的一种传统加以肯定,也由此回应了郑敏对现代诗歌与白话诗语的质疑。[55]陈亮和黄忱忱也对此话题做了历史化的梳理。前者先厘清了“口语”与其他概念的区别,继而细致考察了口语在参与现代诗歌发生与建设全过程中的角色与作用,并讨论了与口语入诗相关的创作、理论与论争的话题[56];后者侧重从审美的角度肯定了口语化写作自始至终都是现代诗歌写作的一个方向,并辩证地看待了现代诗歌口语化写作中的魅力与弊端[57]。他们均认为,现代诗歌应合理使用“口语”,扬长避短,以开放与容纳的姿态撷取诗歌语言,以开拓诗歌新的表意和审美广阔空间。

现代诗歌在不断反叛传统、化育传统、自主创新的过程中,逐渐建构起全新的文本形态,并建立了独立的现代诗歌形式系统。在目前的研究中,谈“远”传统的多,谈“近”传统的少,比如谈论清诗对现代诗歌形式建设影响的还不够;现代白话深受传统影响,但它自身也在经历着现代变革,古典诗歌资源是如何潜移默化地对现代诗语进行有意义渗透或产生消极性影响的,还有待深入而具体地挖掘;当下诗语状况的复杂性能否从古典诗歌资源中汲取解决方案,如何平衡古典诗歌资源对现代诗歌发展的支援与羁绊,以现代汉语为诗语的语言如何化用传统语言,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

三、现代白话与外来诗歌资源

中国现代诗歌在实现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受到了外来诗歌资源的重大影响。其中,翻译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觑,此处所讨论的外来诗歌资源,主要指经过翻译而引进的西方诗学资源,它不仅直接影响了汉语革新,促成了新体白话诗歌———“一种被翻译逼出来的新体文”[58]的诞生,还全面影响到中国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的革故鼎新。

新中国成立后到70年代间,毛泽东认为新诗的出路在于向民间与古典资源传统学习,新诗需要具备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与民族作风。相对应地,“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和外来诗歌传统受到了排斥,“在5070年代的诗歌接受上基本上是以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论和作品为中心的”[59]499。而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开始在台湾诗坛蓬勃发展并壮大起来,林亨泰创作了带有实验性质的符号诗,受超现实主义影响的洛夫则主张语言脱离日常逻辑和理性束缚从而表达内心的灵动,不过这也招致了学界对其“晦涩”的批判等等。

在这之后,随着政治与文学环境的改变,外来诗歌资源重回大众视野,相关的诗歌批评也随之活跃起来。一部分研究对翻译所引进的现代性对现代诗语及形式建设的影响与意义做了宏观的文学史梳理与评价。邓伟认为,欧化白话现象是“五四”文学语言最为显著的外部特征,它带来了中国文学价值体系与精神特质的现代重构。[60]刘禾在跨语际实践研究中,考察了新词语、新意义和新话语的兴起、代谢及其在本国语言中获得合法性的过程并提到了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 (translated modernity) 这一重要概念。[61]许霆则较全面、细致地剖析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发生在观念、文体、表达、语言和诗形等方面,所受到的外来诗歌资源的影响并对之做出了客观理性的评价。[62]熊辉对译诗与现代诗歌关系做了长期而系统的考察,全面检视了外国诗歌的翻译在文体观念、诗歌语言、形式建构、情思内容等方面对中国现代诗歌文体建设的重要影响与意义,展示了重要诗人与译者在生命意识、精神世界、文化资源以及译诗文体选择与现代诗歌文体建构之间的密切联系,并阐明了译诗对现代诗歌文体影响的合法性以及二者不可分割的艺术关联。[63,64,65]

另一条史学研究的思路在于,重审西方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对晚清及新文学的影响,逐步揭开较长时期被历史所遮蔽的、影响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变的一种资源,以还原晚清语言文学变革的复杂面貌。陈历明厘清并反思了翻译与中国现代诗歌现代性的逻辑生成。他通过爬梳自16世纪以来到五四时期西方传教士的翻译活动,把表征着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现代 (欧化) 白话的出现,上溯至明末清初的传教士翻译活动并揭示了中国现代诗歌的本质是一种被译介的现代性。他还通过考察分析晚清西方传教士特别是以宾威廉的《续天路历程官话》和后来《圣经》文本中的诗歌翻译,重审了现代诗歌起源问题,认为白话新诗的尝试实早于五四时期胡适之辈。[66]袁进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轨迹》中设专编讨论了“西方传教士与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学”话题,认为传教士的活动是“五四”新文学的源头之一,西方传教士在推行欧化白话文、促进现代汉语的形成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67]在诗歌方面,他主要讨论了译诗与现代诗歌的关系,由近代西方传教士的译诗情况,梳理了汉诗的欧化之路以及与外国诗歌的融合过程,由此考察了汉诗的发展特点及走向。[67]

对外来诗歌资源分国别或诗歌派别展开的专题研究成果颇丰。对美国诗歌语言资源对现代诗语的影响研究,有的建立在以胡适为个案的讨论中。谢向红认为,胡适不仅受到以惠特曼为代表的美国近代诗歌的启发,更受到以意象派为中心的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并将美国近现代诗歌对“五四”新诗运动的影响,归结为诗语的口语化和诗体的自由化这两大诗学追求。[68]王光和谈及了胡适的白话诗学理论,对惠特曼自由诗的分段自由、造句自由和诗歌散文化等诗歌主张的借鉴取用。[69]廖七一、陈太胜、郑澈等人则梳理了胡适的译诗从五七言古体、骚体到白话自由诗的转变过程,揭示了胡适诗学主张由律诗转化为白话诗的演变轨迹。[70,71,72]此外,黄维樑还以徐志摩、闻一多的创作实践为例,补充阐释了英美格律诗对五四时期现代诗歌的影响等。[73]

英国近现代诗歌同样为中国现代诗语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诗学资源,学界出现了一批围绕近现代英国各诗歌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对中国现代诗人及群体影响的个案研究。以拜伦、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是中国现代诗歌开拓群体如创造社、湖畔诗社、新月诗派等所吸收借鉴的重要诗学流派。王光和追溯了华兹华斯所主张的“散文的语言”与胡适“自然的音节”论之间的渊源关系。[74]邹建军、覃莉也指出,华兹华斯对自然质朴的诗语的强调,为胡适提供了突破传统诗语的成功经验。[75]英国现代派诗人T.S.艾略特同样在中国诗坛上产生广泛影响,董洪川以新月派、现代派、九叶诗派三个现代诗歌流派为例,梳理了他们对艾略特的诗歌,小至字句意象,大至主题、诗观与技巧方面的借鉴,展示了中国现代诗坛对艾略特从“生涩模仿”到“成熟接受”的历程。[76]

法国诗歌尤其是象征主义诗歌资源,同样备受关注。王泽龙认为,法国象征主义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更突出地反映在诗歌形式本体方面:以纯诗追求为价值目标,在诗歌的音乐美、象征性、神秘美、全官感效果、语言纯化、陌生化、客观化、智性化等各个层面的渗透,带来了现代诗歌更具有现代特征的审美观念的本质变化。[77,78]王珂则从诗体建设方面指出了法国现代诗歌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散文诗体的引进刺激引导了自由诗运动,象征派诗歌的存在直接影响到了现代诗歌的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的建设,纠正了以英国传统诗歌为诗体模式的新格律诗过分重视格律的弊端,促进了现代诗歌诗体的散文化和自由化。[79]

现代白话对日本诗歌语言资源的习得可分为两个主要来源。一个是日本近现代诗歌变革,它持续影响着晚清以来中国诗歌转型。李怡从生命体验视角宏观分析了中国文学发展期中国现代留日作家的不同“日本体验”,对于推动晚清的“诗界革命”、催生中国现代新文学的重要贡献。[80]许霆也爬梳了不同主体在对日本诗歌资源接受上所存在的差异,指出了日本作为西方现代诗歌传入中国中转站的意义与作用,详细阐释了日本的现代诗歌改革,特别是“新体诗”运动对中国新诗形态的影响[62];另一个则是对日本古典诗歌资源的考察,靳明全以郭沫若为例,讨论了质朴委婉、含蓄梦幻的和歌,与雅淡简洁、严格季题、含蓄深远、形制短小的俳句这两种日本传统文学形式,对中国早期诗坛发展的影响[81]

俄苏诗歌翻译是促进白话诗语成长的另一股力量,普希金、普列谢耶夫、苏里科夫、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爱罗先珂等俄苏诗人的诗作均有数量不一的汉译。毛志文以丰富的史料廓清了俄苏诗歌的汉译全貌[82],李今、陈南先等人的研究主要涉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及十七年间苏俄诗汉译的情况。在苏俄诗歌研究中,普希金诗歌中容纳浪漫美文与现实活词的丰富、精炼的诗语,马雅可夫斯基具有建筑美、音乐美的“楼梯”式诗体,还有伊萨科夫斯基等抒情诗人语言流畅、通俗易懂、具有音乐性的抒情诗等,都广受关注。[83,84]

“误读”和“选读”,是我国诗人在接受外来诗歌尤其是西方现代诗运动影响时所不能忽视的问题。陈琳围绕诗歌翻译与白话诗语建设问题连连发问:在翻译外来诗歌时,该如何平衡异质语言与汉语原貌;翻译对现代诗歌的规范化语体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现代诗语应如何处理与传统的关系;白话语体该如何在外来诗语的影响中保存自身的审美特质等。[85]王东风则从理念、语言、语体、体裁、诗律和功能六个方面对“五四”初期的西诗汉译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对中国现代诗歌的产生与发展形成影响的某一些译本,实为有明显诗学缺陷、没有体现西方诗歌诗体特征的译本,而这些译本最终影响了现代诗歌的构型特征和发展方向。[86]

外来诗歌资源是一座座源源不断支援中国诗歌进行现代转型的富矿,但现代诗歌的发展在各个阶段对外来资源的诉求与表现存在着差异,同时也应辩证地对待外来资源对现代诗歌发展所产生的正面与负面影响。目前对外来诗歌资源的讨论,对欧美和日本等国的关注居多,对其他国家诗歌资源的研究则显得笼统;从具体诗歌文本的翻译谈对现代诗歌形式建构影响的研究成果欠缺;西方诗歌现代文体与中国新诗文体的比较研究不够;外来诗歌翻译研究对研究者的外语能力要求较高,部分学者在阅读文献时多借助二手文献,研究还有待更深入、细致化地推进。

四、现代白话与现代诗歌形式建构

诗歌语言的转型,影响到音节、词汇、语义、节奏、格律、诗体等构成诗歌形式诸要素的对应变化与发展。从诗歌形式发展来看,现代诗歌寻求历史合法性的路径,也正是现代诗歌在现代白话基础上努力完善形式建构、获取独立审美特性的过程。这部分研究在稳步推进中向精细化方向发展并在新世纪后遍地开花。其中,很多基础性的语言形式问题因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而受到重视。

关于现代白话与现代诗歌形式建构关系的文学史论述与评价标准,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带有强烈的时代政治色彩。20世纪50年代初,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肯定了《尝试集》作为中国第一部新诗集的地位,而在论及初期新诗“形式的追求”时,主要介绍了新月派诗人、李金发、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等的探索。[87]60年代一些高校中文系所主编的文学史教材中,如吉林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册) 》第2版与中山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1) 》中,通俗易懂的现代白话被赋予了与人民大众相接近的政治身份,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与文学革命的主张和尝试,连同其政治身份受到了批评与否定,代之的是对李大钊、鲁迅、陈独秀、郭沫若、刘半农、刘大白、闻一多等人新诗尝试的论述。[88,89]此外,司马长风、周锦、黄修己的史著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主张也未及详述。[90,91,92]

作为对文学史的补充,一批从宏观语言诗学视角阐发现代诗歌发展的著述,以专论的形式先后面世。阿垅《诗是什么》较为系统地分析阐释了诗歌的“内容” (天才、灵感、感觉、想象、情感、境界、风格等) 和“形式” (分行、节奏、语言、形象等) 的关系。[93]覃子豪结合台湾新诗,重点就立意、内容、结构、句法、节奏、形象、意境等问题进行了评析。[94]尹在勤则将诗的语言、诗的节奏、音韵、排列分而论之,但未从现代汉语的角度将二者进行推进探讨。[95]简政珍以现象学的思维方式审视语言和文学世界中的现实、沉默、声音、语音、意象、比喻、符号和意识等现象的关系,研究方法新颖独特。[96]柳村的著作设专章对新诗的形式特征、各种体裁的形式特征以及诗歌若干形式问题做了详细的研究。[97]陈仲义介绍了“语感诗学”[98],出版了国内第一部以张力为核心范畴研究现代诗歌语言的专著[99]。陈爱中以发生学为研究视角,将现代白话视为汉语诗歌的媒介,探讨了现代时间与实证思维对诗歌语言的影响并结合实践梳理了现代诗歌语言表述形态。[100]张桃州重视语言和语境问题的“话语”,提供了现代诗歌研究的新“范式”。[101]王光明主编的《诗歌的语言与形式:中国现代诗歌语言与形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也于2014年出版。[102]张卫中还引入了大陆与台湾地区当代文学语言的比较视野,对两岸当代诗歌语言创作实际、语言理论与论争进行了梳理与呈现。[103]此外,还有大量以诗歌流派、作家个体的诗歌语言风格、特色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具体参见刘永红的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歌的诗语形态研究[104],刘景兰的徐志摩诗歌语言研究[105],肖学周对闻一多对现代诗歌形体建设的讨论[106],叶琼琼的穆旦诗歌语言研究[107],张岩泉的九叶诗人语言艺术研究[108],等等。

在诗歌语言本体研究方面,李茜对现代诗歌语言的语义偏离做了专题讨论,并从诗歌语言语义偏离的语体成分意义、语义偏离依赖的语境、语义偏离的隐喻理解和语义偏离的美学意义等四个方面展开了论述。[109]王晓生从近现代汉语逻辑性增强与大量双音节词汇的增加两方面,论证了语言变迁是诗歌变革的真正原因。[110]夏莹不仅对现代诗歌语言在词汇选用、句法结构、修辞新变等方面作了梳理,还考察了包括书写方式的变迁、学校教育的推广以及翻译活动的选择等外部力量对现代诗歌语言形态的影响。[111]张媛媛重点爬梳了现代汉语诗歌“陌生化”在词汇、句法、语义等三个层面得以实现的具体途径并指出现代汉语诗歌的种种“陌生化”语法现象是由诸多规则互相影响的结果。[112]张光昕从句法转换的角度,以“物写性”法则概括了现代汉语新诗写作与物在现代性情境里缔结的新型关系。[113]赵彬侧重从语言文字之间的矛盾运动关系,廓清、阐释了围绕现代诗歌语言和形式问题而引起的种种争论与分歧并由此推导出“五四”新诗、新文学的发生及其转型的历史必然性。[114]谢君兰揭示了现代诗歌白话传统与古典诗词的部分构词和语法形态关系,与外语诗歌及其翻译形态的语言结构、修辞方式的关系,以及与民间俗调歌谣里的方言、俗语等白话资源间的密切联系,并从词汇系统、音韵体例、句法形态三个层面,阐释了现代诗歌复杂的生成与建构历程。[115]

近些年来王泽龙及其所带领的学术团队一直专注于诗歌形式研究,较系统、具体地探讨了虚词、人称代词、白话、隐喻、标点、节奏、分行、对称等现代诗歌语言范畴、形式范畴对现代诗歌形式建构的影响与意义。[116]重要论点有:现代汉语虚词大量入诗,打破了固化的格律诗体,重新建构了丰富多变的现代自由诗体[117];现代汉语人称代词的入诗与多样化表现,对现代诗歌的句法、诗体结构及音节节奏、表述视角、诗歌思维等一系列形式变革带来了重要影响[118];中国现代诗歌节奏与标点符号具有密切关系:标点不仅是诗歌语法的一部分,还是文本视觉呈现的重要组成部分,标点的恰当使用有助于把握语意节奏、模拟语音节奏、表现情绪节奏,呈现不同的审美感受,凸显现代诗歌的智性品质[119]。上述研究较深入地细化了现代诗歌语言与诗体建构关系的研究,体现了为建构一个较为系统现代诗体研究的现代诗学体例的努力。

在格律研究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萧三、马凡驼、冯至、何其芳、卞之琳等人纷纷参加了讨论并发表了重要意见,格律问题及其理论研究也由此推向深入。对此,於可训有专文对50年代由《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评论》、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诗歌组等组织的,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几次重要讨论进行了清晰的史料梳理。[120]以专论形式出现的格律研究成果有林庚于2000年出版的诗论结集《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收录了他自30年代起研究现代诗歌尤其是关于现代诗歌格律建设的文章,把对格律的思考常与语言的诗化联系在了一起。[121]丁鲁从语言学出发,注重以语音学为工具,对中国现代诗歌基本理论和格律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122]王志亭则从“民族”视角出发,勾通汉语诗歌古今格律建设,重在梳理与思考如何建立“现代民族格律诗”的历史框架。[123]刘涛对百年现代格律诗学的发生、演进的历史现象进行了全面梳理[124],史料扎实,视野开阔。李章斌多关注现代诗歌韵律尤其是自由诗韵律,主张重审诗歌格律,提出了非格律韵律的理念并把自由体现代诗歌非格律韵律的出现看成现代汉语诗歌史上的重要事件。[125]张建民深入探讨了国语语音、民国韵书和现代白话新诗音韵三者间的互动关系,指出了民国统一的国语语音和编纂精良的民国韵书,变革、规范了《尝试集》以来现代白话新诗的音韵,也渗透到现代旧体诗的音韵实践,而这些实践反过来又推动了旧诗韵的改造、国语语音的推行、方音韵的缩减与民国韵书修撰。[126]许霆侧重于探索自由诗的理论建构,采用黑格尔的“音律”概念,借鉴世界自由诗体发展的理论并结合我国自由诗理论与创作实践,对自由诗体的节奏单元、节奏运动、节奏语型、音义关系和已有的理论建构做了详细阐释。[127]

在节奏研究方面,除了上述在讨论诗歌形式与格律研究中已涉及的外,许可阐发了关于节奏的一般理论和现代格律诗应否讲究“平仄”“轻重”“长短”等问题[128];骆寒超出于对现代诗歌创作效果的考虑,在书中专门讨论了情韵节奏与声韵节奏[129];陈本益提出了汉语诗歌节奏是“音节·顿歇”节奏的观点,继而全面爬梳了自《诗经》时代至上世纪80年代诗歌的节奏形式[130];王雪松的节奏研究认为现代汉语是中国现代诗歌节奏的语言物质基础,汉语的主导节奏模式是一种松紧型节奏,视觉节奏 (语形) 和听觉节奏 (语音) 构成了中国现代诗歌节奏的双翼[131]。此外还有较多关于诗人个体、诗论家的节奏理论及其实践的个案探究。

现代诗歌的格律、节奏等虽涉及音乐性,但现代诗歌的音乐性仍有自己的范畴。现代诗歌的音乐性问题也是现代诗歌研究的一大热点。张入云专门研讨中国现代诗歌的音乐性问题,把诗歌音乐性划分为乐曲音乐性、语言音乐性和广义音乐性三个层次,集中呈现了草创期和建设期的现代诗歌音乐性问题史,取得了对现代诗歌音乐性讨论的初步成果。[132]翟月琴的研究以“声音”代“音乐”,阐释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新诗声音的表现形式、主题类型、意象显现、声音传播等方面的特点,为汉语新诗声音研究提供了参照。[133]张璐突破了现代诗学对诗歌音乐性的现有批评模式,将晚清到20世纪40年代的白话“新徒诗”和“新歌诗”并列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二者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汉语新诗的音乐性。[134]此外,童龙超的研究别具一格,以歌词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实例分析考察了数种诗乐关系以及歌词的文体特征和音乐文化属性等。[135]

在诗体研究方面,一方面出现了一批宏观梳理百年诗体发展样态及其理论的史类著作,如於可训的《新诗体艺术论》[136] (增订本后更名为《新诗文体二十二讲》) 、王珂的《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研究》[137]与《诗歌文体学导论:诗的原理和诗的创造》[138]、吕进的《中国现代诗体论》[139]、许霆的《趋向现代的步履:百年中国现代诗体流变综论》[140]等。而专门从语言角度展开讨论的,如孙绪敏清晰地描画了白话语境下现代诗歌体式发展的总体性线索和阶段性脉络,总结了现代诗歌体式演变的规律、存在的经验教训以及对未来诗歌体式构建的借鉴意义。[141]王佳琴探讨了语言变革对于不同文体在文体功能、文体形态和文体格局转型上产生的影响,还剖析了语言变革对文体渗透这一特殊的文体现象现代转型的作用。[142]另一方面是学界就诗歌语言的变迁与现代诗歌体式的演变关系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例如,散文化问题,自现代诗歌诞生之初便饱受争议,时至今日依然被众多学者视为现代诗歌“非诗化”倾向的重要原因,是现代诗歌合法性危机产生和不断生成的重要根源。这类反思与批评在李元洛[143]、龙泉明[18]、雷斌[144]、王呈光[145]、尹琳[146]等的论著中多有涉及。针对学界对现代诗歌散文化的理论及创作评价不高的现象,王泽龙为之发声,论述了“散文化”存在的合理性、价值意义与必然趋势。该文先对现代诗歌的散文化诗学进行了理论溯源和发展梳理,辨析了学界对散文化理论的种种认知并阐释了其诗学内涵:自由诗体、白话诗语、自然音节、现代诗思。最后他指出,既要顺应现代诗歌的散文化潮流,也要认识到它的价值和不足,以引导现代诗歌的健康发展。[147]

五、结语

语言问题是一切文学问题的最基本内容,现代白话与诗歌现代形式建构的复杂关联还有众多问题需要我们继续探究。在发生学的层面,要从宏观的背景来考察现代白话诗语生成的历史语境,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字改革为什么没有实行白话诗歌语言的现代转换?它们提供了“五四”白话新诗运动怎样的经验教训?与“五四”白话诗语构成了怎样的关系?在发生学的语境中,我们还要考量,为什么诗歌语言的现代白话转换决定着“五四”文学革命成败?也就是要回答现代诗歌的白话诗语地位确立与生成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的决定性意义,这个问题的回应也必须从中国文学历史观念的变迁中,从中国传统的诗教文化形态与历史语境中来讨论。现代白话诗语的内涵也需要我们重新厘清与阐释。现代白话是包含了复杂多元思想语言资源的综合话语范畴,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生命力的白话被白话诗歌吸收,像古代民间歌谣、元代曲子词、小令、话本小说与文言小说开篇诗等,其中包含的白话语言,成为了影响现代白话诗歌语言的重要资源,当然这种对传统资源的吸纳是一种转化与革新中的发展。

现代白话诗歌语言对西方语言的接受是世界科学文明进程与文化开放性现代语境中的必然性选择。中国现代白话从语言词汇到语法系统都接受了西方现代语言体系的影响,这种影响改变了中国诗歌语言形态与诗歌形式、诗歌思维、诗歌文体、诗歌审美趣味,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与西方语言的影响有着重要的直接关系。中国现代白话语言形态建立,还包括对民间话语资源的吸纳,更有在近现代语言运动与文学运动中现代学者与作家现代书面语言的创造。现代白话诗歌语言与中西方关系,是一个复杂而混沌的交织体与融合形态。上述问题都需要我们在白话语言与现代诗歌形式建构问题的思考与探究中逐步阐释。现代诗歌形式建构的未竟使命,将是一个不断探索现代白话如何实现与现代诗歌形式要素有机融合的艰难历史嬗变过程。


 



来源:吉林大学社科学报2019年05期     编辑:倪贝贝

 

联系诗生活 | www.poemlife.com

[返回文库首页]

 

 

©2000-2020 poemlife.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1814899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