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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诗歌:权力话语下的悲情演绎 (阅672次)

陆孝峰

 

    现代诗的发展是一条曲折而漫长的道路,其间思想内容、语言、形式、审美理念等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都有所变化,这说明文学不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审美个体,虽然有它自身的话语体系、演变规律,但文学是人学,跟社会、政治、哲学、美学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上世纪初胡适提倡的“写诗如说话,话怎么说,诗怎么写”的白话诗,至今天的新生代诗歌,除思想内容的变化,更多地是诗的形式和诗的审美方式的变化。而这一切源于对“人”的认识的发展,人不仅是社会的人,而且是自然的人;人不仅是可以发现的,也有不能发现的一面,诗歌写作中出现的意识流、潜意识,回归自我等创作现象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什么是人”作了文学的阐释。

    “文革”爆发之时,北岛处于高中阶段,中学没毕业就工作了,曾经也狂热地追逐过“崇高的理想”,他们组织起来,和这些代表特权利益的高干子弟对着干,但生活逐渐地露出人间的真相和生存的残酷。面对强大的政治权力,他不能直接表达真实的内心。他曾坦言自己走上诗歌道路是受食指的影响。北岛说:“我被他(食指,笔者注)诗中的那种迷惘与苦闷深深深触动了,那正是我的朋友们以至一代人的心境。”[1]受食指的影响北岛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食指虽然受到贺敬之、郭小川的革命诗歌的影响,但其本质不同的是,食指能把个人的声音重新带回到诗歌之中。把内心的苦闷压抑和寻求释放的情绪用艺术的方式展现出来,作为对抗权力话语和专制统治的方式之一。但是人在寻求真实自我的心灵绽放之时,也会产生精神的创痛,因为人毕竟具有社会性,必须与大多数人发出同样的声音,成为多声部交响乐中和谐音符,才会处于心灵的平和状态。北岛等朦胧诗人,他们做不到,从本质上说,他们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形成对抗的关系,但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又不得不隐藏这种关系。因为作家创作过程中不仅要考虑采用什么样的创作手法、更要考虑创作对象与它们所处的意识形态之间,与社会阶级权力的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即受到与意识形态相关的生产方式的制约。这就是社会生产方式等外在要素揭示了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2]北岛等诗人不愿完全屈服于权力语语,成为时代政治的传声筒,不愿作现实的妥协,保持个人的尊严和良知,借助于诗歌艺术而委婉地发出了个人的声音,这种个人的声音是微弱的,在情感表达上是有创伤的,因而带有审美的悲剧性特征。

一、权力话语与人性意识

    在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看来,意识形态是指“人们在阶级社会中完成自己的角色,即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社会职能上并因此阻碍他们 真正地理解整个社会的那些措施、观念和形象”。[3]在现实生活中,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都是以话语来达成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话语都要关心自己的有效性。而只要关心这种有效性,就和社会权力挂上钩。[4]不仅是国家机器、法律条文、监狱、司法等具有权力的行使作用,而且学校、工厂等企事业单位也构成了权力相关的场所。它们行使权力的方式跟一般的国家机器使用暴力、法庭和法规等不同,它们不会用铁链将奴隶紧紧绑住,使其不能挣脱,而是不断地通过意识形态的方式向他们灌输某种理念和思想体系,在公民的头脑中建立顺从和功利的观念,并且成为他们自觉遵守的信条和行为规范,并指导他们的生活和实践。[5]伊格尔顿所谓“形式的政治”、“形式的意识形态”诉求终究是政治话语、意识形态话语的再现和表达,它生产出社会权力。也就是说,政治和权力不能凭借自身来达到其目的,但可通过意识形态的话语生产这个中介实现。当意识形态成为一个话语问题,以话语主体对客体对象的建构方式构建自己的领地与领域时,意识形态深深植根于话语权力的结构中,以潜在的方式与社会现实之间保持着非常复杂的同谋关系,而传统视意识形态为虚假表象和幻觉的事实如今已被意识形态成了现实本身所替代,或者说,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权力宰制着现实的一切。[6]意识形态话语的产生始终伴随着国家对于权力的运作,权力运作的方式等同于意识形态的实施。意识形态在一定的理念的指引下,在一种价值方式的驱使下,经过归纳、总结和提炼后形成知识。因此,权力制造知识,知识给人权力。话语是权力的代名词。每一个时代都拥有自己的权力话语,话语是通过权力的方式实现,权力是话语中有效的方式。没有知识的传播和相应的知识领域的建构,权力就无法发挥作用。

    对于处于非常特殊的“文革”时期的朦胧诗人们来说,写作就是为了争取自己的话语权,在生存斗争中争得一席之地。北岛与新中国一起诞生,“文革”十年刚好处于青春期,他1969年当过建筑工人,后在某公司工作。1970年写诗,80年代末期移居国外。而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已经形成了“政治权力”控制知识话语的时代。民主党派和知识界人士不敢讲话了。而北岛等诗人在权力话语的意识形态中,个人被意识形态固化到“听话”、“绝对顺从”的角色,谁反对当时的意识形态,谁就会遭到批判,甚至人身迫害。权力话语成了控制他们行为方式和言语方式的一种专制工具。到了“文革”十年,专制权力发展到顶峰,人们的全部生活都被政治所覆盖,权力话语成了控制人们的意识形态最有效的武器,谁拥有权力谁就拥有话语权,谁要使话语能操控人们的思维和思想,谁就必须拥有权力。权力话语成了统治人们的意识形态的中心话语。权力制造的知识成为压抑人性的工具。当人们生存中诸多的生活层面,如“真”、“爱”和“美”都被权力话语所遮蔽,生活的多声部被挤压成单一的声部独唱时,生活就会出现激烈的阶级斗争、相互的批判以及只要手中握有权力就有绝对的话语权的状况。每个人都成为了公共的人,每个人的意识都成了公共的意识,如果个人从群体中分离出来就会遭到排斥、否定甚至打压。作为对权力话语持批判、怀疑和否定的北岛,必然会把自己从群体中分离出来,个体与身处社会的矛盾一直存在着。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生产方式虽受到一般意识形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仅仅在于文学文本如何有效利用语言,而在于如何利用特定的语言与一般意识形态相关联。因为一般意识形态的矛盾通过语言进入到文本内部,进行审美意识形态的筛选,对文学产生影响。当然,在转换过程中,可能出现文本偏离意识形态的现实,使文学生产方式和一般意识形态生产具有不统一性。[7]面对权力话语下的人性扭曲,北岛用诗歌表达出个人对于这种权力话语的反叛、否定以及力图超越现实的精神世界。北岛的“国内诗歌作品最主要的是表达一种怀疑、否定的精神和在理想世界的争取中,对虚幻的期许,对缺乏人性内容的苟且生活的拒绝。对于社会、人生的弱点和缺陷的批判,希望达到人类社会的普遍本质。”[8]

    面对这种被强权意识所控制的主流话语,诗人又是怎样表达自己的人生信仰、价值理念和人性追求呢?

    诗,是寺。是一种坚定的人生信仰。是人类的精神家园。鲁迅先生关于文学的最初起源就谈到了诗歌, 它是富有节奏音韵地表达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被称为“ 杭育杭育”文学。它遵从人性的最原始欲望,表达朴素真挚的情感,它与真善美是合于一体的,它与虚伪是势不两立的。诗歌的永恒话题是爱、自由和正义。文革十年,是非不分、黑白混淆。一切以政治权力话语为言说方式的意识形态,戕害了无数正义和良知的知识分子。正直、善良、人性被摧残殆尽,奸邪、丑恶和无知制造了一场又一场的人间悲剧。以自我为中心的权力悲剧,不平等的等级秩序让世界变成一座人间的地狱。北岛提出:“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杨炼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作为民族的一员而歌唱,但我更首先记住作为一个人而歌唱。我坚信:只有每个人真正获得本来应有的权利,完全的互相结合才会实现。”舒婷说:“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障碍必须拆除,面具应当解下。我相信:人和人是能够互相理解的,因为通往心灵的道路总可以找到。”这种个人的声音无疑是文学中最为人性的言辞。但人性的声音始终与当时代表民族、国家和集体声音的主流话语发生剧烈地冲撞,从而产生矛盾冲突,悲剧自然产生。诗歌是人类寻求精神家园而开出的痛苦之花。它在保护自己的内心的同时,又在呵护每一颗受伤的心灵,它不竭力与强权意识直接对抗,但又以温婉高贵单纯的心灵隐射现实和不公的世界。它的含蓄和唯美让一颗普通的心灵变得更加高贵,它的唯美让我们更贴近真、善和美。

    在与意识形态矛盾的调和中,诗人在表达对现实的反抗时,以建立一个象征和隐喻的世界作为诗歌理想的追求。以自然世界象征人类的世界,以“阳光”、“唯美”的事物作为正义的象征,以“黑夜”、“乌鸦”作为黑暗的象征,以“鲜花”、“溪水”、“海洋”象征活力和生机,以“坟墓”、“枯枝”、“暗礁”象征死亡和没落等等。延续着中国传统诗歌的审美理想,诗歌是以“物”说话,通过“物”与“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审美的张力和联想,从而让诗歌的含义从实指走向能指,从诗歌的实际思想意义、字面意义和表层含义走向诗歌的审美意义、情感意义、想象意义和深层意义。诗的基调是悲哀,是人类苦难中开出的智慧和情感之花,诗是迷途的人们、无家可归的人走向安宁、平和、幸福之家园。诗的永恒话题是爱 、自由与正义。

    朦胧诗的美感达成往往是意象与意象之间的联系。期间思维的张力为审美产生造成了很大的可能性。这要从诗歌语言的存在说起,诗歌语言既然是意义存在的实体,又是相关存在的虚性空间,而从实用文体的写作来看,语言的表达含义的工具,它注重的是时间、地点和人物;诗歌作为一种审美文体,它的意义更多地倾向于审美,包括语言的情绪 、节奏、音韵、轻重缓急、色彩画面、想象空间等。诗歌语言的审美张力产生在字面意义和能指意义之间。“自由不过是/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距离”(北岛《同谋》)。从诗歌的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很难理解此诗句的含义,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距离到底是多远?有远也有近。那么自由是什么呢?不被规则、规约或外在的一股强力所束缚和捆绑,这句诗的字面意义顶多理解到这个层面:“猎物和猎人之间的距离决定了自由的程度。”,从审美意义上来说,它的含义更为丰富和深远,自由也是时间问题,只要猎人的枪一打响,猎物有自由就不复存在;只要猎物距离猎人的距离很短,自由存在的可能性就越小。朦胧诗人用意象与意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来传递思想意义和审美意义的诗句是他们共有的审美特征。

二、个人与时代关系的悲情演绎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是孔子关于诗歌的社会作用的文学性的说法。作为人类最为高级的文学艺术样式---诗歌,它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它是人学。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中心,而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人生活于其中,必须产生人与具体社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的社会是指处于特定区域和时期、享有共同文化并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按照一定的行为规范相互联系而结成的有机总体。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是自然环境、人口和文化。通过生产关系派生了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社会,并在一定的行为规范控制下从事活动,使社会藉以正常运转和延续发展。由于社会的运作一定带有一定阶级、社会群体的利益关系,每一个个人要挣脱这种束缚,获得人性最大自由的发挥,这个过程中势必产生冲突,而人性又有一定的差别,真善美假恶丑并存,在这种角斗中,产生了矛盾,矛盾解决的过程中,悲剧自然产生。从悲剧美学的角度来说,它往往使人们走向崇高、优美和完善,提高精神境界、产生美的愉悦,引领人们向着更高更美的境界出发。鲁迅曾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悲剧的产生往往是由于代表社会正义力量或美好力量的事或人由于人为或不可知的力量而遭受伤害或灭亡,悲剧人物的苦难或灭亡往往是由社会矛盾冲突或生产斗争或由于人性的某些弱点引起的;因此,悲剧,作为美的一种形态,它有着极大的审美教育意义。

  悲剧根据其性质、情感和相应的社会效应,又可分为悲壮的悲剧美、悲悯的悲剧美、悲愤的悲剧美和喜剧性的悲剧美。

        (一)悲壮的悲剧美

    具有悲壮美的英雄人物,他们是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代表,往往代表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明知与对方的力量相差悬殊,但为了理想为了正义,甘愿对邪恶势力或不正义的力量进行斗争,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他们自然而然得到人民的景仰,即使时间流逝,但他们的英雄事迹永远让历史记住。悲壮美在北岛的诗歌中同样得到体现。文革期间的“十大历史人物”遇罗克就是一个悲剧人物,文革期间对国民的阶级出身进行等级式划类,有“红五类” 、“黑五类和“麻五类”,遇罗克因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被牵累也成为“右派分子”。遇罗克的大部分作品因“出身问题”而被退稿。1966年2月13日,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和机械唯物论斗争的时候到了》,反对当时甚嚣其上的“阶级论”。1966年7月和《出身论》一文驳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提倡民主和人权。该文被批判为“大毒草”,遇罗克被捕,受到80多次的审查、批判和检讨,最后,于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年仅27岁。

    北岛作为其好友,为其写下了二首诗《宣告---给遇罗克烈士》和《结局或开始—给遇罗克烈士》。北岛在这二首诗中,表达了对遇罗克的赞颂,以及对强权意识的抨击,同时,以自身“英雄主义”的姿态宣告了自我的正义立场和不向主流价值观屈服的挑战精神。作为诗人北岛经历了时代的苦难,经历了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动荡岁月,对正义、良知、光明、崇高有自己鲜明的判断能力,他把对个人悲剧英雄的苦难上升到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并对产生这个悲剧的根源进行大胆地剖析,体现出对现实生活进行改造的勇气和决心。

        宣  告 
                ——给遇罗克烈士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空里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9]    

  诗歌《结局或开始--给遇罗克烈士》以第一人称的视角,以英雄自我的立场,发出了对那个时代的“价值观”的批判以及为正义和真理不屈不挠的精神。“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我是人/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在摇篮的晃动中/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在草地和落叶上/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我写下生活的诗/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10]这是对人性的大胆呼唤,如果一个时代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给予,何谈英雄!这是对民族的担忧,对国家的担忧。

    在《结局或开始---给遇罗克》诗中,诗人又用“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公开地掠夺/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去”这样的诗句表达对人性中真善美的追求。对专制权势的愤怒和嘲讽,对弱者和善良的同情。“太阳”在人们的心目中,一般是“正义”、“光明”和“永恒”的意象,象征着党的恩情如阳光雨露般的滋润。在这首诗歌中,取用它的反讽意义。一向在人民心目中像太阳一样的党,却成了人民恐惧的对象,它不但没有给人民来光明,相反却以“光明”的名义进行掠夺,“光明”成为了“黑暗”。“太阳”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对人民施以暴政,人民却是像小绵羊般地忍受下来。北岛这首诗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现状,它是压抑和悖谬的,是残忍和荒诞的,政治话语的极端化,造成了权力意识的过份集中,这种权力意识却窒息甚至泯灭了人性的多元化倾向,容不得不同观念的存在。如果说鲁迅是在20世纪初期对中国存在的问题通过作品来进行披露的话,那么北岛就是继承了鲁迅的批评方式对他所没有揭露的问题加以补充,北岛通过他的诗歌来表现出中国社会依然存在或新产生的问题。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也是暗示的艺术。它用多种意象、象征和隐喻的方式揭示当时社会的黑暗面,彰显人性的真善美,以对比、沉思和回归内心的方式进行救赎,把内心强大的力量倾注在读者的阅读之中,其间形成的悲剧性阅读效果起到了情感的震撼力和内心净化的作用。悲剧的形成是通过强权意识的专制、暴力与人心的唯美、弱小的落差和对比产生的。

        (二)悲悯的悲剧美

    在表达对社会黑暗现实的不满和愤怒之时,诗人更多地关注对自己和他人的怜爱,不能让这种焦灼、愤怒、气闷毁灭了自己心中的憧憬和向往,身陷黑暗,心向往黎明。悲悯意识的产生源自于诗人对自己及他人的宽容,抑或是宽恕,人性的弱点在夸张自我中暴露无疑,但已经发生的错误,希望不再重演。《太阳城札记》表达了悲凉处境中,人可以活出自己内心的纯白。“文革”期间,“太阳城”里的人们精神信仰缺失,陷入了盲目的拜神年代。“太阳城”成了黑暗城。爱情是“荒芜的处女地”,自由是“破碎的纸屑”,青春是“孤独的桨”,和平成了“残废者的拐杖”,艺术“显现在打碎的镜子上”,太阳城里的一切,在诗人看来,既是破碎的又是荒诞的,既是不可想象的同时又是伤感的,诗歌用比喻的手法道出了诗人孤独、敏感而又感伤的内心世界。[11]既是对世界的感伤,又是对自我怜惜。不捅破、不激烈、不彻底,这样的审美状态达到了愤而不怒、怒而不怨的心理审美,因此是悲悯的。从一定的创作理念上来说,符合中国古典诗歌“中和美”的审美范畴,“哀而不伤、怒而不怨。”

    《随想》一诗,是北岛全部深刻思想寄寓的地方。以意象贯穿的方式作为时间的纵向顺序,象征中华民族发展的全部历史,有血、泪,有苦难、有挣扎,也有幸福,整首诗看似平静,内在却有一股不可言说的爆发力。好似暗藏着一只猛兽,它随时都有可能跳出来,咆哮于山林间,给予世人以号召,催人去战斗。在叙述一个民族诞生、崛起以及所经历的种种磨难背后,却隐藏着的是一颗不甘现状又无力改变的悲悯之心。以一颗柔软而悲悯的心灵触摸中华民族的痛处,泪水与希望同在,呼唤与挣扎同在。“只有道路还活着/那勾勒出大地最初轮廓的道路/穿过漫长的死亡地带/来到我的脚下,扬起尘土/古老的炮台上空一朵朵硝烟未散/我早已被铸造,冰冷的铸铁内/保持着冲动、呼唤”。最初的梦想总是新鲜而富有希望的,那条道路还活着,它勾勒出大地最初的轮廓,给予我们最初的梦想和动力。这样的道路穿过了漫长的死亡,经历了诸多的曲折和磨难,给予我们希望和绝望,这是一条让中华民族崛起的道路,也是一条新生之路。这样的道路穿过无数死亡和奉献的区域来到了“我”的脚下,扬起灰尘是催促着“我”踏上去,去完成先人还未走完的道路。北岛对当时不体恤民情,只是搞权力斗争的社会现状表示愤懑,诗人想要去改变这样的现状,虽然被束缚但是不会放弃斗争的行动。因为有千万的先灵作为他的后盾为他指导,他无所畏惧,他要去战斗!

    范仲淹因嘱而作的《岳阳楼记》,也是以反映强烈的主体忧患意识为主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这里继承与光大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忧患意识,但又摒弃了儒家思想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滑头哲学,在进退皆忧而先天下忧的信念、责任和操守中,把儒家的忧患意识更加崇高化和理想化了。[12]而北岛反思“文革”的多篇诗歌中,也贯穿着一种超越儒家思想的“大爱情怀”。由悲剧而产生的忧患意识也是北岛诗歌中鲜明的主题。悲剧已经产生,但对于一个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的诗人,他更为关注的是一场全国性的灾难已经发生,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再让悲剧再次重演。这在他的多首诗中都有这种艺术性地再现。《雨夜—给F》、《走吧》、《同谋》和《红帆船》等。“走吧/落叶吹进深谷/歌声却没有归宿/走吧/眼睛望着同一块天空/心敲击着暮色的鼓”,暗示着悲剧已经结束,但人们内心的余毒还没有完全澄清,北岛内心是充满惶恐和不安的,他要逃离这样的处境,却又摆脱不了内心受到伤害的阴影。“我们不是无辜的/早已和镜中的历史成为/同谋”,这种带点自嘲式的忏悔,一方面害怕“左倾”思想再次重演,另一方面又提示了人性鲜为人知弱点。自私和懦弱的人们虽然深受“左倾”思想的毒害,但一旦悲剧重演,很有可能变成随声附和的同谋。在悲悯的同时,又对人性的愚昧和弱点感到失望和忧心。

    作为北岛本人在面对现实,正视灾难时,消除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敢于正视一切不幸和有可能来临的全部艰难和严峻。“到处是残垣断壁/路,怎么从脚下延伸/滑进瞳孔里的一盏盏路灯/流出来,并不是星星”(《红帆船》),对待未来不要消极的等待,不要盲目的乐观,而是要大胆地思考,积极地改变。“明天不在夜的那边/谁期待,谁就是罪人/而在夜里发生的故事/就让它在夜里结束吧”(《明天,不》)

        (三)悲愤的悲剧美

    悲愤的悲剧美不同于悲悯式的悲剧美,它直接剧烈,情感表达的方式更为大胆。爱憎的情感直接表露在字里行间。“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朝霞/ 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我绝不会交出你。”面对权力、纷争和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诗人还是保护了爱情――这神圣和唯美的情感,也决不因为强权而让它变质。爱情是类情感中最为强烈的部类之一,也是诗歌中反复抒发得最为淋漓尽致的主题。爱情的唯一性就是中国古代诗,通常与婚姻联系起来。当婚姻生活遭到破坏,人生尊严遭到毁灭的时候,为情而怒乃至为情而亡,就成为冲突双方中相对脆弱者,做出的最为勇敢决绝的举动。[13]这既是对古代专制统治的坚决抗争,又是对爱情的维护。可北岛所处的“文革”时代,那是一个灭人性、灭人欲的年代,又有多少人能为爱情交出了自由和青春,要做到这样是如此的难。“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面对社会的不公,良知的失去,人性的扭曲和变异,主流价值观对人性压抑,诗人表达了强烈的愤怒、怀疑和坚决斗争的姿态。字里行间充溢着强烈的抗议和不平,从诗美的角度来欣赏,语言具有一定的气场和存在感,捕捉到诗人自我的呼吸和内心世界,在审美上达到痛快和淋漓尽致的效果。运用象征性的场景,串联一系列的意象组合,想象一幅苍凉空旷而落寞的画面,吸引读者进入场境,展现超越生活常态的诗意和唯美,变平常的反抗为精神的抗衡,“反抗”具有别样的审美意味。“如果大地早已冰封/ 就让我们面对着暖流/ 走向海 /如果礁石是我们未来的形象 /就让我们面对着海 /走向落日”(《走向冬天》)在悲愤之中又保持着凛然的气势和决不苟同世俗的情感价值趋向。 

     “愤怒出诗人”是诗歌创作的情感驱动力,没有情感,诗歌是无源之水,终究是苍白而空泛的,愤怒恰好完成主体战斗精神的最大绽放,其战斗力和个体精神力量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每一颗具有生命力的个体灵魂,都需要被认可,都需要为社会发出一份光和热,在照亮别人的同时也照亮别人,“爆发”是情感的最终归宿,虽然有可能进入灭顶之灾,但诗人愿意这样做。《大学》中曾讲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继承了人文主义的“兼济天下”的理想,他们的愤怒不是出于个人的利益或狭隘的复仇心理,而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个人的理想、抱负和情怀与国家、民族的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具有屈原式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悲剧美感。

    北岛诗歌有自己独特的地方,无论是意象的使用,还是用词的简洁,叙述的严密、字里行间足见精雕细刻。显示出黑色、冷峻、硬性的特色。其思想魅力可以被认为是继承了鲁迅《野草》的孤独精神和悲剧美感。


参考文献:
[1]北岛.失败之书[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290.
[2]蒋继华.社会权力视域下的意识形态生产――论伊格尔顿意识形态批评的演进[J].学术交流,2015(12):46.
[3] (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文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20.
[4] 吕敬美. 权力、话语与意识形态有效性的内在关联.社会科学论坛[J],2013(10):55.
[5] 陈曙光.话语权是一种什么权力.光明日报[N],2015年1月15日.
[6][7] 蒋继华.社会权力视域下的意识形态生产――论伊格尔顿意识形态批评的演进.学术交流[J],2015(12):51.47.
[8] 王亚斌.北岛诗歌夜意象分析.滁州学院学报[J],第11卷第1期,2009(2).
[9] 北岛,舒婷.朦胧诗经典[M].湖北长江出版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10):12.
[10] 北岛.结局或开始[M],湖北长江出版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10):28.
[11] 王亚斌.北岛诗歌夜意象分析。滁州学院学报[J],第11卷第1期.2009(2).
[12] [13]谢柏梁.中国悲剧文学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01.80.


        来源:网络    编辑:赵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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