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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湜叙事诗的思想价值 (阅726次)

巫小黎


  在西方文学中,有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叙事诗传统。但中国的诗歌却偏重于抒情言志,拙于讲述故事,刻画人物,更不善于描写人物复杂的心理、丰富多面的性格,在浩如烟海的诗歌遗产中,长篇叙事诗,尤其又是具有史诗特征的鸿篇巨制几乎没有。在中国文学中,叙事诗主要为少数民族的民间艺人、歌手所创作,而且以口头传唱的居多,内容大多是充满传奇色彩的民族英雄史诗或是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诗中跃动着原始的生命活力,保留着民族的蛮性遗留。同时,这些叙事诗又是少数民族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记载。如《格萨尔王》、《江格尔》、《召树屯》等,都是很好的代表。在文人文学中,叙事诗的创作却显然贫乏得多。在古典文学里有重大影响和突出成就的叙事诗非常少,而且大多数产生于唐宋以前,如《兰辞》、《孔雀东南飞》等。中国的叙事诗不但缺少鸿篇巨制,也没有西方文学长篇叙事诗的恢弘气魄。
  这早已引起中国诗人的关注,九叶诗派的唐湜对于叙事诗的创作就特别专注。在他23岁时就开始了长篇叙事诗的创作,写成了颇具传奇色彩的长达6000多行的《英雄的草原》,尽管诗人非常自谦地说这是“当时最冗长的诗篇”[1],但如果将诗人的创作实践置于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上来看,这无疑是中国现代诗人对于长篇叙事诗的一次自觉的艺术试验。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上世纪20-30年代,冯至、朱湘、孙大雨等人也有过叙事诗的创作实验,尽管也颇具特色,但影响并不大。后来的艾青、田间、李季、阮章竞等叙事诗创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共和国以后,诗坛还曾经有过一个小小的叙事诗创作热潮,如艾青、田间、张志民、闻捷等一批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走过来的诗人,都曾在叙事诗这块园地里辛勤耕耘过,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共和国的年轻诗人郭小川最主要的成就也是在叙事诗的创作上。可以这样认为,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新诗人们都想在叙事诗的创作上努力探索一条富有民族特色的新路。而今,当我们回头清点历史遗产的时候,我们仍然觉得叙事诗,尤其又是长篇叙事诗的创作过于贫弱,譬如,被称为一代“诗哲”的艾青,他的《藏枪记》就很失水准,是艾青诗歌创作史上的一大败笔。
  叙事长诗创作的贫乏,固然有许多复杂的历史原因,而且可能更多的是非诗因素造成的结果。但是,我觉得,唐湜是一个特例,他没有在文学被异化为政治宣传与政治斗争的工具的非常年代去写《月宫装上电话机》,或者《雷锋之歌》之类。而是把艺术的触须伸向民间和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中寻找创作资源。写出了一批很有特色的历史传说叙事诗和南方风土叙事诗。如《划手周鹿之歌》、《泪瀑》、《明月与蛮夷》、《边城》、《海陵王》、《桐琴歌》、《春江花月夜》、《赦勒人,悲歌的一代》等等,据统计,在一千多行以上的就有20多个。
  唐湜的叙事诗创作尽管也不敢断言就不是主动接受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询唤”的结果,但他的“另类”的面目是显而易见的。共和国成立之后,现代派艺术被斥为“异端”年月,在中国已经没有现代主义生长的土壤,民歌和古典才是诗歌艺术发展的正当途径和合法资源。
  尽管如此,一个真诚地守护诗神的艺术家,他的艺术良知总会内化为他的生命形态与艺术自觉,呈现在一切艺术活动中。故此,唐湜的叙事诗又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
  首先,读者必须看到,唐湜的叙事诗创作是他诗歌创作史上自觉的艺术探索与试验。他很早就意识到,中国虽然有悠久的诗歌传统,但没有“气势磅礴、照耀万代”的史诗,且为此深感遗憾[2],因此,从20多岁起,就开始了有中国特色的叙事诗创作的艺术探索。他曾说,冯至的《帷幔》、《吹箫人》对他有不少启发和帮助[3],可见,诗人从民间和历史传说挖掘创作资源是由其一贯的艺术趣味和思维惯性所决定的。
  唐湜的历史传说叙事诗虽然取材于历史文献,但是,作者又不拘泥于史料和现成的故事、人物,而是根据艺术规律和表达的需要,充分发挥艺术创作的优势,对那些故事与传说作适度的改造、虚构和加工,充分体现了唐湜独特的艺术追求和富有个性的历史观。譬如说《海陵王》,诗人就坦言:“这篇长诗就体裁说,也许可以说是史诗,却不是完全依据历史来写”,“我是根据当时的情势,当作第二次赤壁之战来写的”[4]。历史上的“采石之战”,各种史籍记载不同,出入很大,对于交战双方的主帅完颜亮和虞允文也有不同的说法,冯梦龙《醒世恒言》有一篇《金海陵纵欲身亡》。小说把海陵王写成一个骄横跋扈,淫乱糜烂,残暴到丧失了人性的魔鬼,而虞允文在有些典籍记载中,则是一个文弱的书生,有人据此认为,虞允文也不大可能成大事,他多半是冒功请偿。但是,作者并不囿于这些资料和成见,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独特的判断。
  《金海陵纵欲身亡》中妖魔化了的主人公,显然有大汉族主义狭隘的民族偏见,故事的背后潜隐着“胜者王侯败者寇”的落后历史观,而且,丑化少数民族(金人)的思想倾向也十分明显。唐湜没有如此简单地处理这些历史人物,在他的长诗《海陵王》中,完颜亮被塑造成一个骁勇善战,桀骜不顺的民族英雄,尽管他仍不免是一个败将,但却突现出史诗的悲剧力量,这多少就具有了改写“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观的意味,充满了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辩证法,体现了诗人对于历史的独到思考。长诗的终结,海陵王与他的爱妃珍哥儿,双双吻颈自尽,让读者自然联想到霸王别姬的悲壮历史场景,大丈夫视死如归慷慨悲歌的豪情壮志,宛如一幅浮雕似的突现在读者面前,栩栩然,呼之欲出。
  这种结局,显然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作者独具匠心的艺术创作。虽然这只是唐湜历史传说叙事诗创作的一个典型个案,但却很有代表性。笔者认为,唐湜的历史传说叙事诗,只是把历史事件当作创作的一个由头,作品中的人物、情节是否符合史料典籍的记载,作者并不十分在意。创作者只是借古人的尸骸赋予其新的内容,表达诗人在是非颠倒的动荡岁月里的历史思考和个人情思,因此,他的长篇历史故事诗,就不能当作“信史”看待。
  唐湜历史传说叙事诗里的人物几乎都是悲剧人物,如完颜亮、蔡伯喈、陆游、张若虚等等。这些人物,性格刚强善良,为人正直,才情超群,但大多又是命运坎坷,遭遇不平,美好青春时光,满腹经纶诗书,都没有用武之地,空有一番热情,却只能付诸东逝的流水。蔡伯喈亡命江海,境况凄苦悲凉,张若虚才华横溢却险遭暗算,万幸之中捡回了一条性命,诗人在作品中流露出深刻的忧生伤世,感时忧国的悲悯情怀。《春江花月夜》里奸险阴毒的宋之问,为了个人利益,嫉妒贤能,充满杀机、处心积虑地阴谋陷害张若虚的情节构架,与当时知识分子为求自保而相互构陷的残酷现实,有某种相同之处,可以说,这首诗是诗人的悲愤之作,虽然取材于历史传说,但读者仍然可以感受到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奸臣当道,危机四伏,小人得势,好人遭殃,布满离乱之像,构成了唐湜历史传说叙事诗的基本叙事框架和整体风貌,这正是诗人主观情绪和现实感受的艺术升华。唐湜是“九叶派”诸诗人中命运最为坎坷者之一,1957年错划为“右派”,之后,又被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在灾难和厄运面前,诗人仍然高昂着尊贵的头,始终坚守自己的艺术良知,坚信正义与邪恶,真理与谬误,美与丑,总有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一直在默默地守护着缪斯的尊严,用自己的生命去点燃诗坛的圣火,与命运作最顽强的抗争。他既不愿循着当时的主流话语去赶时髦,象闻捷那样去为“革命”的合法性作注脚,歌颂如火如荼的战争,写作《复仇的火焰》,或者用诗歌去为“劳动最光荣”作政治图解。当然,艾青力不从心地去写《藏枪记》,生搬硬套地去“为工农兵服务”,塑造工农兵形象,也不可能是诗人效法的榜样。唐湜始终保留着在1949年以前业已形成的艺术旨趣、欣赏习惯,依然照着自己的思考惯性,与政治意识形态谨慎地保持着应有的距离。用自己的作品向世人昭示了一个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文品格。与1949年以前相比,诗人的艺术风格也许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守护艺术独立的诗学追求却始终没有改变。他拒绝诗歌匍匐在政治的膝下,沦为政治奴婢的堕落行为,直面现实的丑陋和罪恶,用诗歌的形式,悄悄地记下他的生命体验和现实感受,但不是用现实的材料,而是用历史传说,历史上的各种明争暗斗,来暗示现实的残酷和凶险,借古人的言与行,去与“拿蒙昧的浮夸代替理想”,“把自己骑着的可笑的木马/当作太阳的辉煌的车架”跳梁小丑作最坚决的抗争,用叙事历史传说和历史故事的诗歌艺术暗示了一个灾难、荒诞的悲剧时代。笔者以为,这些历史传说叙事诗与《杜子美还家》、《陶渊明写〈挽歌〉》、《关汉卿》、《海瑞罢官》等历史小说、历史剧,以及《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杂文具有同样的思想价值。
  唐湜叙事诗的另一种类型是风土故事诗。这类诗作主要取材于作者家乡的民间传说,如《划手周鹿之歌》、《泪瀑》、《魔童》等。与历史传说叙事诗里的离乱之像大异奇趣的是,唐湜的风土叙事诗写得十分单纯、明快、质朴,富有浓郁的牧歌情调,弥漫着浪漫乐观的抒情气氛,诗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清澈澄明,了无杂尘的清纯。男性雄健,壮美,热烈执着,富有激情;女性柔和,灵动,纤巧,美丽端庄,纯情善良。诗歌的整体风格、基调和人物形象十分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显出柔和与宁静,诗情饱满却又不失之于张狂,情绪激越却又动中法度,那一首首风土叙事诗就像一个个多姿多彩的童话故事,美妙无比,带给人类荒芜心灵以熨帖的慰籍,一如在干旱的荒漠,突然发现一泓清冽的甘泉。诗中的人物,是诗人热爱自由,追求个性自由、思想独立,敢于反抗强权、暴政的人格追求的艺术外化,寄予着身处厄运的诗人的个人理想。正因为此,创作主体内在愤懑和压抑或许借此得到部分释放、缓解,同时也给自己一分宽慰,为活着找寻些许的理由!
  故此,笔者认为,唐湜的历史传说叙事诗与风土故事诗,是诗人精神世界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一个内在的统一体,也是心灵辩证法的最好体现。
  诗评家、翻译家屠岸曾说:“诗人写下的诗,可以说都是通过了折光和透析而形成的自传”,“唐湜的全部诗作,可以看作他颠沛跋踬的一生的心史。诗人所有的遭际和反应都以另一种形式保留了下来”[5]。这可谓是知人之论!
注释:
[1][2]唐湜:《九叶诗人:“中国新诗”的中兴》220页,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年3月出版。
[3]唐湜:《唐湜诗卷》(上)第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
版。
[4]唐湜:《唐湜诗卷》(上)第2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5]屠岸:《诗坛圣火的点燃者(代序)》,《唐湜诗卷》(上)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来源:网络  编辑:赵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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