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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学与新诗知识——以陈仲义为例 (阅998次)

方文竹


                                       
  

  常规是,“知识”与“学”的区别和联系在于前者是对于某门类过去或现成事实和现象的信息存储,只是知识与信息不同,按照柏拉图的经典定义,知识为得到辩护的真实信念,这里有“真实”和“信念”之义。但是,知识的层级无论怎样拔高,它的信息功能是其基础性保障,因此,知识应是信息、真实和信念的合一,往往体现于文化遗迹、媒介流通和主体认知视野;后者则是前者的“知识考古学”,是对于其规律性的探寻结晶,形成抽象性、规范性、理论性和体系性,并表现为学科形态纳入社会传播和体制运作系统。   
  从“知识”到“学”的推进不仅是内在发展的必然、认知的必要和未来的必需,也是开拓、提纯和提升,人类理性的落实和人类文化的归宿。不仅是破与立,也是探索与建构的对应和统一。
  百年新诗作为“学”和“知识”皆为年轻现象,因而也有更多的特例。合奏于新诗知识的应变,新诗学的建立伴随着百年新诗的成熟或半成熟状态,面对大量的诗歌作品、批评(论争)、流派、现象、作者及回溯、进化与反进化,成熟之前的累积更为丰富、波动,是存在与逻辑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是后天的。因此,新诗学有着更多值得探讨的事情。
  西方自古希腊始,“诗学”已有二千多年历史 。在我国,唐人郑谷《中年》诗“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出现“诗学”。狭义的诗学仅指诗歌这一体裁的美学规范及其理论体系。但是,新诗学并非诗学之分支、归属或阶段学、学科次级形构,两者各有其不同的对象、范围和问题意识等。新诗学与如西方传统中统称文艺理论的广义的诗学显然更非合辙,“诗”在德文Dichtung还含有“写作”“创作”“虚构”“编造”等义。另外她与海德格尔说明世界缘构形态的“存在论诗学”也不同。新诗学在“诗学”前加了一个“新”,大为不同。新诗学之“新”在于自己特定的时空、学科范式、内容、话语方式等。在社会生存的背景下最为现实的区分在于,两者之间各有其不同的学术体制、专业配置和资源利用。当然,新诗学与诗学尤其与狭义的诗学也有相关之处,如两者的美学性质、体裁共性、语言本位等。需要提醒的是,两者之间非生硬的现成、借用、挪移,而是有机化的相交、重合、互文,不是吞并而是对话,如诗学的发展需吸取新诗学的新养份,新诗学的建构依靠诗学的普遍规律。
  “普遍规律”意味着什么?意即新诗学的建立要有一整套自己的理论体系、逻辑起点、命题链结和民族特色,其中要有一套自己的专业术语、特定概念和范畴,一句话,她是“学”。当然,这就要求通过特定的概念和范畴进行限定、稳定、固定且与开放、多变并存而收缩自如。
  下定义严格来说就是把一个概念包含在另一个更高的概念之下,所谓“种加属差”;但哲学中许多概念都是最高概念,没有更高的概念可以用来对它下定义,但可以进行阐明。新诗学需要高高在上的最高概念,她是在种属上较为低下的概念的逐级提升。
  与重建形而上学传统不同,语言分析哲学认为真命题、真值判断都是从语言上讲的,至于对象是否存在,是无关紧要的。这个说法同样值得考量,虽然不顾事实和“知识”,但是却是“学”科建设的必经之途,稍有一丝不慎会引起整座大厦的倾圮。术语(范畴、概念)辨析是一项十分艰难而无比重要的工作。可以说,一个术语对应于其后的庞大事实,对于年轻或尚待建立的新诗学更是如此。新诗学必须贡献出自己的体系框架,一系列范畴、概念、命题,她直接关系到新诗学的性质、逻辑起点、研究对象和方法、意义以及发展规划等。
  新诗学与新诗知识不同的是,她高高在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运行,是新诗知识的形而上学,是给新诗合法化的保障和防护内衣。为什么说新诗学的成立保证了新诗的合法性?新诗学是和新诗知识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水到渠成的表现,证明了一种存在的合理性;严密的逻辑体系一旦成立,不是你想攻破就能攻破的。
  当然,新诗学的“高高在上”仅指层次和建构,而非价值层面即新诗学不可对新诗和新诗知识自以为是、任作非为和指手划脚,更不能画地为牢;而是对新诗和新诗知识有益地对话、梳理、总结、引导等,她不是结论,而是对于新诗和新诗知识的进一步打开和指向。
  新诗学当然是一种知识,是新诗知识的提纯与总结、衍生、升华等体系建构形态,换句话,新诗学是新诗知识的生成性表达,是将新诗知识转换成专业知识和关于新诗知识的知识。与新诗学的知识品格不同,新诗知识包括一切与新诗有关的文本——作品、作者、流派、活动、现象、国际交流、社会背景和影响、教育体制及其评述、论说、接受史等等的统称,其形态是一种信息,或通俗意义上的信息总汇,它仅提供新诗事实,具有散漫、个案、混杂、档案等特征。但是,它是新诗学建构前的必经阶段,为新诗学提供大量可靠的“资料”,可谓“供血站”。总之,新诗学不是新诗知识的添加与凌驾,而是两者形成了一种解释学循环式的建构方式,一方构成另一方的存在,另一方需要这一方的供应,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双方在循环中渐次壮大、丰盛、相互依存、成长。
  其中我们还应看到:新诗→新诗知识→新诗学,这是一条完备的必经之途,说严重点,有无新诗学是新诗和新诗知识是否合法化的前提条件。
                         


  新诗已经百年,涌现众多优秀作品和作者,伴随新诗进程的新诗理论探索有着怎样的学术面相?是否承担起跟随创作步骤,一边观察与总结,一边抽象与提升并建构起以自身为目的之“学”?此乃时代的命题和职责。潮涌潮落,风云变幻。学术的精灵始终若隐若现,难以把捉。这里,不妨以80年代末一直追踪当代新诗的潮讯和辙痕、硕果累累的资深实力批评家陈仲义先生为个案,略作剖析,以构画出一幅大体的新诗学地形图,对于梳理和说明新诗知识与新诗之两者特征、关系纠结、重合以及新诗学的建设具有典范和启示意义。
  就时间长度、发展形态来说,作为特殊学科的新诗学不一定是体系(事实上任何体系都是相对,因为一旦形成体系,却成为永恒的固定的。或许海德格尔论存在状态用了一个“悬而未决”颇能表达这个特点),却是支架,或说体系的投影。陈仲义的《现代诗:语言张力论》(长江文艺版2012)正是这样一具有力的支架。他从一个角度或真问题,采用大量参考文献,详细、扎实,有理有据地延展下去,展开诗学理论的艰难长征,最终“自铸伟辞”,“拨开现代诗语丛林中的老藤新蔓,更为本位地探视其生长。以此楔入张力诗学的根底,确立张力作为现代诗语的标杆,提供进入现代诗语和研究现代诗语的有效途径” (《现代诗:语言张力论》“内容提要”)。为此,陈仲义找到了该著立论的方法论,从一条独特的路径出发,个我式地确立整个新诗学研究的方法论,这就是从一个强有力的角度入手构架造屋,从而显得地基牢靠,墙体扎实,经得起推敲、撞击。在目前如此“啃”下功夫的实在不多。
  “张力”为元点即逻辑起点或原点,实则张力“元理”(《张力》后记)。《张力论》虽说远远不算一部完备的现代新诗学体系专著,但已经开辟了通向新诗学的新途径,并预示着广阔的前景和可能性。话又说回来,纵使陈仲义现在拿出了一部规整正宗的新诗学专著,反而说明了其限制了发展的路数,裹足难行之窘状。
  陈仲义原先的新诗论著只是做准备,或主要是研究新诗技法之类如《现代诗创作探微》(海峡版1991)《现代诗技艺透析》(台湾文史哲版2004)等,或专注流派如《诗的哗变——第三代诗》(鹭江版1994)《中国朦胧诗人论》(江苏文艺版1996),或透视专题如《中国前沿诗歌聚焦》(中国社会科学版2009)《百年新诗  百种解读》(安徽文艺版2010),如放眼港台《台湾诗歌艺术六十种》(漓江1997)等,只是为新诗学建构前的片断、截面、专题、角度等“零部件”的有益掇拾,“应该建立在活生生的原创经验基础上”。其中《扇形的展开——中国现代诗学谫论》早就预示了“学”的雏形。至此已经在创作论、诗人论、诗潮论、方法论、本体论等全面试刀描图、搭建、观瞻、修整。其实只是到了《现代诗:语言张力论》才真正建构起现代新诗学。我注意到书名“现代诗”的隐意,这是一种深层而准确的把握,“诗人的天职在于与语词搏斗”,这句话尤其适合新诗的境遇与特征及其文化命运,将“新诗”置换成“现代诗”已经表达了其中的含义。
  陈仲义针对“长期以来置身于内地宏大学术的叙事氛围,动不动就以‘世纪’‘世界’‘中国’‘民族’大冠名”现象而痛心,陈仲义正是善做细功的学术雕刻师,切实地楔入百年新诗知识的纹理,但是,细功也正是“学”本身所需要的。诗歌形式美学,几乎是他耗尽了所有的心力在浩瀚的新诗知识中所找到的新诗学构架,“张力”显然是其一条主线,准确而丰富,具体而实际,本位而到位。到了《蛙泳教练在前妻的面前似醉非醉》(作家,2013)等,显然是对“张力论”的补充和强化,其形式美学的学术理路则更加清晰。
  从丰厚的著述内容看,陈仲义的新诗研究不虚浮,但也不粘实,其突出特点是将新诗学与新诗知识融汇一体进行仰观俯察环视,多角度、多层次地对于百年新诗进行把脉和理论梳理,其最终目的仍是新诗学建构的巍巍大厦,现今我们已欣喜地展望到自成体系的雏形。特别指出的是,再巍峨的大厦也需要一座坚实的地基,这就是“学”的逻辑起点,为此,陈仲义正是从“张力”下手,以此核心范畴作为新诗学的逻辑起点,建构张力诗学,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诗学体系。“张力,在现代诗接受的分化、离散、震荡的潮流面前具有一种平衡的调节‘把关’,不仅可能成为现代诗文本内在的、缜密的‘管家’,同时也可能成为现代诗接受的、尽职的‘守护神’。”① 这里,“张力”被作为现代诗语的标杆,可谓取径小、出口大,基础扎实,本位牢靠,具有可操作性、可论证性、可实施性、渐进性等特点,加以引申和扩展,完成可以生长成一个合格的新诗学术体系,为新诗学的建立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尝试。有道是,一个大思想家大学者一生只为追究一个词。可以预见,陈仲义完全可以“张力”一线串百珠,言简意赅,蔚然大观。
                     


  陈仲义几十年丰富的新诗批评和理论建树给予我们什么启示呢?
  新诗学是新诗知识的水到渠成,或说,新诗学是新诗知识“逼”出来的。新诗学是新诗美学自身的回收、精炼和熔铸。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新诗在哲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众多人文学科中找到位置、熔铸自身并不断壮大,并在中∕西、古∕今的对应与摇摆中确立自己的坐标,并对很多百年争议的问题作出自己有力的对话与应答。
  以上只是总体轮廓式的勾勒,其实,新诗知识的扩充和新诗知识的建构需要大量心智体的操作:淘金,细辨,打磨,标识。新诗就像一件银器,在批评家和学者的手上把玩和经营。陈仲义正是这方面的罕见高手,面面俱到而又提纲挈领,独自成色。
陈仲义所选的新诗作品极具代表性,且分析得细致,可谓典型的新批评细读式。不同的是,立足前沿和现场,陈仲义的新诗解读不是就作品论作品、就诗人论诗人,而是评理结合,上下一体,极具理论性,同时侧重于新诗的诗艺本体。这就为新诗知识的落实提供了可靠的保证,而新诗学的嫩黄幼苗正是在新诗的肥沃中破土而出。
  其实陈仲义的新诗知识实践属于新诗传统形成的高层运作,是一种深层次的新诗知识奠基行为,这与大众传播和体制作用方式不同,我认为他是真正促使新诗合法化、理论性的助推器。延伸一点说,陈仲义从源头上促使新诗的经典化和代表性诗人的确立。事实上必须经过经典化和代表性诗人确立之后,新诗学才会成立。新诗经典提供新诗的运行规律,她是新诗知识的重要完备形态,新诗学建立的直接前提。是时候了!百年新诗的经典化形成、成熟诗人的队列、命题累积和时间长度等尤其是写作实践和文本积累等呼吁新诗学的建立并为新诗学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可靠的保证和可行的方法。   
  也就是说,新诗学是新诗研究和新诗知识的一种发展阶段上的必需。新诗学与新诗研究和新诗知识不同。以新诗知识作为对象的后者可以称为新诗批评或新诗史(段落史)研究,虽然它同样需要一定的逻辑起点、价值观念、研究方法和体制方式。但是,大量的新诗研究,形成了“百年新诗,百种解读”(陈仲义)的格局,难免巨量、芜杂、散漫,急需新诗学的建构,而处于中间阶段的新诗研究和新诗知识更是新诗学建立的前奏,更依赖于新诗学的路径引领、价值取向和方法运用等。
  两者无层级之别,但也有紧密的种属联姻,同属新诗“家族”。相对来说,新诗学较为抽象,新诗研究较为具象,后者为前者提供材料,前者为后者亮起明灯。在主体的人格建构上,新诗学研究者与新诗研究者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当然,像陈仲义这样优秀的学者将两者集于一身尤为可贵,并能爆发出更大的新诗学术能量。
  新诗正在路上。针对新诗的时间限度及试验摸索、文体面貌以及至今仍在众多问题上争论不息等百年新诗知识来看,新诗的问题意识和命题意识至关重要。新诗学脱胎、起源于丰富的新诗实践,一旦建立,必然反过来服务新诗创作,总结、引导新诗创作,并从中找出相关的问题和命题进行理论上的解答和建树。
  什么是问题意识?短短的百年新诗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旧的问题未解决,新的问题又萌生了,可谓问题多多、争议不断。新诗学不是和稀泥,回避问题,而是知难而上,甚至提出新的问题,问题的问题,并以科学的方法论剖析之,虽非一次性解决,但是可以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如新诗体与旧诗体或格律的关系,新诗的薄弱节点到底是什么,时间维度中的政治影响和艺术自律如何定位新诗的坐标系,新诗的具体艺术表现中还存在哪些缺项,“读诗的人比写诗的人多”与“诗歌是无限少数人的事业”如何勾连,新诗能否达到盛唐景况和新诗为何没有古典诗那么高的文学地位,新诗如何进入现行体制的流通运行,等等。
  什么是命题意识?如果说问题意识是寻找和发现,命题意识就是主动出击,自我标榜。新诗学比新诗知识更具有高层性、前瞻性、理论性、敏锐性,必须主动出击,从纷纭复杂的新诗现象和新诗知识中梳理出体现时代特点的新理路并表现为概念体系,对新诗知识和新诗创作具有指导性。具体问题有:新诗的实验性革命性和常态化运行、新诗史格局和新诗发展、对接现代性与艺术自律之间如何协调,处于古∕今、中∕西中间的新诗如何确立自己的身份和运行轨道,在“百年新诗  百种解读”中如何寻找具有审美原点的统一场,学科建设的规范、概念、步骤和话语链,等等。
  问题意识和命题意识并非泾渭分明,视若水火,而相互生发,两位一体,激发学术活力和能量。它的建立呼吁丰富的学术含量、宽阔的学术视野和批判求索精神,实质上是要求一种多元、包容的学术氛围。相应地在学术体制和学科建设上,要重视学者的精神自由度和学科的人文气息。相比新诗知识,新诗学的专业性要求更强、门槛更高(写诗多少带有感性天然自发性,新诗学者则理应受到严格的专业训练)。像陈仲义那样达到对于新诗的全息性观照和思理、文本细部的精致把握并有高屋建瓴的超拔气象的学者,可谓对于新诗知识和新诗学全单照收,让我们看到了新诗知识的超越和新诗学的建构的些许气息。今天的步伐预示着明天的征程和路上的风景。                         
  新诗学理应属于人文社会科学,不仅以人为中心,属人的科学,而且本质上是一种对于真理的求索体系,真理是人的真理,一种缘构形态的境域生成,因而相应地具有她的新诗学的实践品格、社会意识和世界意义,参与社会变革和价值重建的时代潮流中。同时维护新诗的纯粹性和自足性并追求自身的艺术转变,实行社会学与美学的对立统一。 
  新诗学的诞生并非一项浩大工程的完成,而是开启,在路上的旗帜飘荡,是对百年新诗并没有解决的新诗诗体给予可行性地形图的描划、斟酌、位移等。她不是百年新诗的归宿,而是新起点,甚至打破新诗知识的固有秩序和文本编码并在无意中促成“改写新诗史”,当然,她不仅是“诗探索”,更重要的是“诗建设”,因为百年毕竟很长,不能总在“童年”和“青年”中打圈,而应该做一个“青春的老年”,成熟或半成熟、睿智、通达、胸腑万象、应变无穷。新诗学适时而生。她鼓励自身裂变,立意在创新,指归在立场,宁要鲜活的稚嫩,不要完美的成熟,有一种永远在路上的悲剧之美,这样才有可能性的敞开,追求玛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之境界,只会接近,不能达到,答案不是完美的,“作案”本身却是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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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仲义《现代诗接受的审美“离散”》,载《文艺争鸣》2016年第3 期。

          来源:《语言与文化研究》第13辑     编辑:赵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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