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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公共性”问题的学理背景 (阅728次)

向天渊



一、新诗“公共性”命题的提出

作为诗学命题,新诗“公共性”的明确提出,至今不过四年左右的时间,可谓一个崭新的学术话题。其诞生的直接契机是2008年出现的汶川地震、南方雪灾等严重自然灾害以及西藏冲突、奥运风波、金融危机等重大社会事件。围绕这些突发性的灾难与事件,诗人们创作出大量既不同于1980年代排拒主流意识、也不同于1990年代个人化乃至于极端个人化、更不同于世纪交替之际消费至上且娱乐至死的诗歌作品,让广大读者强烈感受到久违了的诗歌与人民、社会、民族、国家之间的密切关联。理论界自然也捕捉到这种趋势。就在随后不久的2009年4月,一批学者、诗评家汇聚首都师范大学,围绕“诗歌与社会”这一主题,针对“5.12”地震诗潮、打工诗歌和底层写作等现象,就诗歌的公共性与自主性、诗歌的社会功能、诗歌如何面对重大社会问题、当下诗人如何自我定位等诸多议题进行广泛讨论,并于会后发表网络版《“诗歌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其中,赵薇《九十年代以来的新诗写作与公共性:对“地震诗潮”的再思考》、罗小凤《公共话语与个人话语的多重互嵌:从“地震诗潮”看当下诗歌的社会功能变向》等论文从多个方面探讨了新诗的公共性问题。此外,《人民文学》杂志社从2009年9月起连续三年举办了三届“诗与公共生活论坛”,与会诗人、学者结合当前诗歌现象,从诗人自身、新诗文体、题材取向以及受众素养、传播方式等多个方面入手,探讨诗歌与公共生活的多重关联,呼吁诗歌有效地介入公众生活。

与此同时或稍后,还有其他学者阐述此一论题,如吕进在《新诗诗体的双极发展》、《自由诗要守住中国诗之为中国诗的“常”》等论文中,都明确提出“新诗需要在个人性与公共性、自由性与规范性、大众化与小众化中找到平衡,在这平衡上寻求‘立’的空间。”①又比如,孟繁华在《文学该怎样进入公共论域:关于底层写作》一文中也强调说:“文学的社会性和文学性不应也不会构成矛盾关系。所有的经典文学如果没有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它的经典性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又如何能够进入公共论域呢?如果仅仅潜心于‘纯文学’,文学就只能在小圈子里流传和欣赏。”②还有赵勇的《文学活动的转型与文学公共性的消失》一文,对1990年代以来文学公共领域一蹶不振、作家放弃知识分子角色而退守自我、私语化的文学开始流行等现象及原因进行了描述与分析,并颇为悲观地指出:“在当下的现实语境中,文学公共性一旦消失,对它的重建将十分困难。这不仅是因为文学远离现实之后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穿透生活、阐释世界的能力,而且也因为文学知识分子在许多方面已不再具有发言权……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当今的文学与文学活动已失去了生成公共性的基础。”③该文发表于2009年初,作者所看重并深感欣慰的是1980年代文学公共领域的“活跃”和文学公共性的“疯长”,没有也许还未来得及关注地震诗潮、底层诗歌等引起公众强烈反响从而具有明显“公共性”特征的创作现象,但其对文学公共性消失的焦虑却并非杞人忧天,仍值得我们予以高度重视。或许,新诗“公共性”问题的提出能够成为重建“文学公共性”的一个良好契机,并非像赵勇所说,只能到文学之外的经济、法律、历史、哲学、社会学、传播学乃至于科学界去寻求重建的基础。
 
二、麦克里希、艾略特、朱自清的相关阐释

就在新诗“公共性”话题浮出水面并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之时,我们转而发现,早在1940年4月,朱自清就翻译了美国学者阿奇保德·麦克里希的文章《诗与公共世界》(1939)。按照麦克里希的说法,“三十年前,公众世界是公众世界,私有世界是私有世界,这是真的;三十年前,诗就性质而论,与公众世界绝少交涉,也是真的。但到了今天,这两种情形并不因此还靠得住。……和我们同在的公众世界已经‘变成’私有世界了,私有世界已经变成公众的了。”④不仅如此,他还认为:“需要解释的事实,不是只有少数现代诗人曾经试过,将我们时代的政治经验安排成诗,而是作为这种努力的现代诗人没有一个成功的——没有一个现代诗人曾经将我们这一代人对于政治世界的经验,用诗的私人的然而普遍的说法表现给我们看。”⑤显然,麦克里希转弯抹角地提出了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那就是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私人世界”与“公共世界”之间已经不能截然划分出一条明晰的界限,而如何通过“诗的私人的然而普遍的说法”去表现一代人对于政治世界,也即所谓“公共世界”的经验,是现代诗人面临的巨大挑战,即使是像“叶慈”(Yeats,又译为叶芝)这样伟大的现代诗人,在麦克里希看来,“也不曾将现代的政治世界经验‘当作’经验表现”。⑥七十多年过去了,麦克里希提出的问题至少在中国新诗创作中仍未获得恰如其分的解决。

我们知道,朱自清并不擅长翻译,该文是他仅有的几篇译作之一,被作为唯一的附录放在《新诗杂话》(1947)的最后。就在这部被作者自称是“爱不释手”、“敝帚自珍”的诗论著作里边,我们看到朱自清写于1941至1943年之间的几篇文章,如《抗战与诗》、《诗与建国》、《爱国诗》、《北平诗》、《诗的趋势》、《真诗》等,在内容上都与麦克里希的文章存在明显的关联。比如就在《抗战与诗》(1941)一文中,朱自清评价艾青的《火把》时说:“这篇诗描写火把游行,正是大众的力量的表现,而以恋爱的故事结尾,在结构上也许欠匀称些。可是指示私生活的公众化一个倾向,而又不至于公式化,却是值得特别注意的。”⑦这种“私生活的公众化”的发现与提出,与上述麦克里希所谓“公共世界”的“私人的然而普遍的说法”,从两个正相反对的维度揭示了诗歌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形成相反相成的呼应与共构。在《诗的趋势》中,他更是多次大段引用《诗与公共世界》之中的文字,并就麦克里希提出的“负责任的,担风险的语言”、“真诗”等问题展开论述,而且还敏锐地指出:“我国抗战以来的诗,似乎侧重‘群众的心’而忽略了‘个人的心’,不免有过分散文化的地方。”⑧这些认识同麦克里希的论述一样,已经充分地涉及到今天我们仍需予以深度辨析的诗歌“公共性”与“个人性”之关系问题。

除此之外,我们还得提及T·S·艾略特。作为世界级的诗人与诗歌理论家,他的声名与作品由茅盾于1923年8月引入我国,经过吴宓、叶公超以及赵萝蕤、王佐良、袁可嘉、周煦良、曹葆华等学者、诗人的译介,到1940年代末期已经变得众人皆知,而他对新月派、现代派、九叶诗派的诗歌创作及诗学理论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也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这里要谈到的是《诗的社会功能》一文,该文最迟也在1940年代的中后期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⑨艾略特在文中明确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诗人是否用他的诗来宣扬或者攻击某个社会观念这无关紧要。假如诗人所反映的恰好是他那个时候大众所持的观念,那么拙劣的诗也可能会风靡一时,但是真正的诗不仅经受得住公众意见的改变,而且经受得住人们完全失去对诗人本人所热烈关注的问题的兴趣。”⑩这种有关诗人与时代观念及公众意见之关系、“真正的诗”应该具备超越公众兴趣之品质的论述,都是极为深刻与辩证的认识,对中国新诗的启迪是毋庸置疑的。当然,艾略特的诗学观点比较复杂甚至不乏自相矛盾或者说依违两可之处,雷纳·韦勒克就曾指出:“以前艾略特捍卫过一种强调艺术自主、‘诗歌纯一’的观点,一向持论反对将艺术与宗教、艺术与道德混为一谈,反对马修·阿诺德和美国人文主义者,但是后来却提倡双重批评标准:一方面为艺术标准,一方面为道德-哲学-神学标准。”11他对中国现代诗学的影响自然也显得繁复多样,但他有关诗歌社会功能与艺术特性之关系的辩证阐释,仍然是我们认识中国新诗“公共性”与“个人性”之关系问题的重要理论资源。
 
三、阿伦特、哈贝马斯、泰勒的系列论述

说到资源,我们必须指出,新诗“公共性”话题的直接理论启示,应该是汉娜·阿伦特、尤根·哈贝马斯、查尔斯·泰勒等有关“公共领域”、“公共性”问题的系列论述。

汉娜·阿伦特(1906-1975)以其与海德格尔的特殊关系,在1990年代以来,开始引起我国学者的普遍兴趣,她的论著以及有关她的传记与研究著作至今仍持续受到追捧。1998年,从她的Human Condition一书中节译出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被汪晖、陈燕谷作为首篇论文收入北京三联书店“学术前沿”丛书之一的《文化与公共性》。随后,阿伦特的一系列著作,当然也包括Human Condition(《人的条件》,1958)被译成中文。在《人的条件》中,阿伦特首先将人的活动区分为劳动、工作、行动,“它们对应于拥有生命的世人的三种基本条件。”在她看来,劳动即是人的生命本身,工作是人的一种现世性,行动是人们居世的群体条件。前两者更多地属于“私”的领域,后者属于人际交往的“公”的领域。“劳动、工作和行动这三项活动关注和预见着新生命的不断涌现,并为这些初涉人世的陌生人承担提供和维护这个世界的重任,因此它们始终植根于人的诞生之中。”12正如朱莉亚·克里斯蒂瓦指出的那样:“在阿伦特所有的作品中,生命主题始终牵引着她的思想,有效地帮助她探讨政治学历史与形而上学历史,并且得到了全面的升华与完善。”13这种对饱受威胁的人的生命的捍卫立场,在《人的条件》中显得最为明显,也是她关注“人的活动”尤其是“行动”的重要原因,还应该是在分别讨论“劳动”、“工作”和“行动”之前,用相当大的篇幅梳理社会领域、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三者之关系的根本理由。因为“行动本身是人类独有的特权,动物和神都不具备这一点,只有行动完全依赖于他人的存在。”14具体到公共(政治)领域、私人领域的划分,她依据的是古希腊城邦公民的公共生活经验,所谓“希腊城邦国家的兴起,意味着人们获得了除其私人生活之外的第二种生活,即他的bios politikos。这样每一个公民都有了两个生存层次,在他的生活中,他自己的(idion)东西与公有的(koinon)东西有了一个明确的区分。”15除此之外,阿伦特认为还有一个介于政治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场域,即“社会领域”,而且只有在此领域中才存在以“平等”为其实质的“自由”。当然,阿伦特也对“公共”与“公共性”进行了简单的论述。她说:“‘公共’一词表明了两个密切联系却又不完全相同的现象。”“它首先意味着,在公共领域中展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为人所见、所闻,具有可能最广泛的公共性。”16“其次,就对我们所有人都一样而言,就不同于我们在其中拥有的个人空间而言,‘公共’一词表明了世界本身。”17

经由以上简单介绍,不难看出,阿伦特是从政治哲学、政治实践理论的视角来建构其公共领域理论的。尽管她从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和“人是能说会道的动物”的两个定义中获得启发,将“行动”和“语言”视为人的政治性(公共性)的主要表现,但她并未对“语言”或者说由人的“语言”行为所引发的文学之公共性问题展开论述,从而留下了一个值得深究的诗学命题。不过,就在几年之后,这一问题在尤根·哈贝马斯那里获得了进一步的思考与阐释。

哈贝马斯1961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以下简称《转型》),直到1980年代才受到热烈的关注与讨论,其原因就在于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的传播媒介受到市场与国家的双重控制,导致其性质、功能发生转变,传媒的批判公共性也随之消失,而这正是《转型》一书预见性地给予探讨的重要内容。这本研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之形成、发展、转变与瓦解的著作,在1998年和1999年以节选和全译的方式先后被翻译成中文,促进了学界对我国“公共领域”及“公共性”问题的反思与探讨。就本文所关注的文学公共领域与公共性来说,除零星论述之外,《转型》还辟有专节“文学公共领域与政治公共领域的关系”予以讨论。尽管哈贝马斯关心的是文学公共领域在资产阶级政治公共领域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即所谓“在与‘宫廷’的文化政治对立之中,城市里最突出的是一种文学公共领域,其机制体现为咖啡馆、沙龙以及宴会等”18,“政治公共领域是从文学公共领域中产生出来的;它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加以调节。”19随着公共图书馆的建立、读书俱乐部的涌现、市民阶层阅读习惯的养成,加上报刊杂志、职业批评等中介机制的出现,“参与讨论的公众占有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并将它建成一个公共权力的批判领域,这样一个过程表现为已经具备公众和论坛的文学公共领域的功能转换。以文学公共领域为中介,与公众相关的私人性的经验关系也进入了政治公共领域。”20《转型》对文学公共领域之批判性功能的强调,对私人经验通过文学活动进入政治公共领域之机制的描述,对文学公共领域被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所取代的惋惜,以及对大众传媒的兴起使公众分裂成没有公开批判意识的少数专家和公共接受的消费大众,并由此导致文学公共领域也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之瓦解的成功预言等,都为在当前商业化、信息化、网络化时代中,我们应该如何重建文学公共领域的生成机制,怎样坚守文学公共性的批判立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当然也是新诗“公共性”问题提出的学理背景与深入探讨的思想资源。

加拿大的查尔斯·泰勒(1931—)是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1997年被韩震以《查尔斯·泰勒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一文引入我国,前述汪晖、陈燕谷主编的《文化与公共性》一书也翻译了他的《吁求市民社会》、《公民与国家间的距离》、《承认的政治》等三篇文章,提高了他在中国学界的知名度,而他2003年12月的北京、上海之行则加速了其著作的汉译与研究。但直到现在,我国学者注重的主要是他有关市民社会、现代性、世俗时代、自由主义、社群主义、承认的政治等问题的论述。实际上,泰勒对公共领域、公共性的研究与阿伦特尤其是与哈贝马斯的论述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发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借鉴了英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论述民族主义之起源与散布时所使用的“想像的共同体”概念,提出“想像的舆论共同体”,以此来描述传媒时代因为共同议题结合而成的无形的或者说虚拟的公共领域,它并不具有物理空间的属性,但却能将众多陌生的人串联在一起,从而具有明显的公共性特征。在泰勒看来:“公共领域是透过非直接隶属于政治系统的媒体,或政治立场中的媒体,进行分散讨论的空间。众所周知,蓬勃发展的公共领域是民主的基本条件。这也就是为什么连当代的集权政体也觉得非要装模作样一番,就好像过去曾有过的许多例子一样。然而如今我们了解到,这不仅是因为自由的媒体能够扮演守门人的角色,小心翼翼地检视权力,在它逾越权限时发出警告。这项功能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全部。公共领域的媒体品质与功能,还可以深深决定公共辩论的品质与范围。”21这种对媒体之品质与功能的强调,和哈贝马斯对传媒特性的阐释可谓异曲同工,不仅有利于社会批判精神与政治民主机制的建立,对当今中国文化制度的改进、社会制度的完善、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自然也是重建我国文学公共性不可忽视的理论资源。
 
四、诗歌“公共性”的多重内涵

上述当代西方学界三位大师级人物有关公共领域、公共性的论述主要属于政治学、社会学的知识谱系,但由于他们对传播媒介在公共领域建构中的功能与价值尤为重视,从而给“文学公共性”、“新诗公共性”的论述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启迪,催生出新的学术空间。只要浏览当前我国文学评论家、学者有关此一问题的具体论述,就会发现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在这几位大师那里寻求各自的理论支援。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指出,社会学、政治学与诗学或者说文学理论,毕竟属于不同的知识与话语体系,如何将前者转化成后者,实现更高境界的理论整合,进一步明辨新诗“公共性”与“个人性”的关系,促成二者达致相互促成、彼此共建的平衡关系,是当前新诗理论与创作共同面临的重要挑战。

正因为“公共性”首先是一个与“共同体”、“公共空间”密切相关的社会学、政治学术语,它与社会个体的“个人性”、“私密性”既想反对又同体共生,所以,探讨诗歌的公共性,也就隐含着诗歌的个人性问题。但这样一来,又容易将问题引向纯粹精神或道德的层面,衍生出“公”“私”之别、“大我”“小我”之辨。实际上,诗歌的公共性,不仅仅是强调人文关怀、启蒙精神、苦难意识、底层关注、悲悯情怀、国族想像等,更重要的是要将这些道德、思想关怀与诗学原则、美学理想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它既是内容问题,也是形式问题,既是精神问题,也是艺术问题。再者,诗歌的公共性与个人性并不是彼此否定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促成的共建关系。离开了鲜明且富有个性的艺术表达,离开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关注、对个人生存境遇的体验,所谓对群体、民族、国家的关爱,对自由、公平、正义的倡导与追求等,就会因缺乏艺术感染与美学支撑,而沦为空洞的口号与虚假的抒情。诸如此类的观念与认识,也应该是我们客观考察新诗公共性问题的理论前提。

注释:
①吕进:《新诗诗体的双极发展》,《西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②孟繁华:《文学该怎样进入公共论域:关于底层写作》,《深圳特区报》,2010年8月23日。
③赵勇:《文学活动的转型与文学公共性的消失》,《文艺研究》,2009年第1期。
④⑤⑥[美]阿奇保德·麦克里希:《诗与公共世界》,朱自清译,《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415-416、417、417页。
⑦朱自清:《抗战与诗》,《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348页。
⑧朱自清:《诗的趋势》,《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370页。
⑨参见张松建《艾略特与中国》,《外语与翻译》,2002年第3期。
⑩王恩衷编译《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12月版,第240页。
11[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五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297页。
12、14、15、16、17[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王世雄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2、18、19、38、40页。
13[法]朱莉亚·克里斯蒂瓦《汉娜·阿伦特》,刘成富、陈寒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页。
18、19、20[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珏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第34、35、55页。
21[加拿大]查尔斯·泰勒:《公民与国家间的距离》,《文化与公共性》,第207-208页。

        来源:网络    编辑:赵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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