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 ◎ 非常时期与“抒情诗人”——抗疫诗潮的社会阅读与内在命题 | 诗观点文库 | 诗生活网

 

 
非常时期与“抒情诗人”——抗疫诗潮的社会阅读与内在命题 (阅617次)

霍俊明


 
日常生活是生与死之间的一场谈话。(博尔赫斯)

  随着近半年来关于抗疫题材的诗歌大量涌向,尤其是自媒体空间的迅速推动和扩散,"抗疫诗潮"已然形成。那么,对于非常时期来说,诗人应该对谁说话?诗人该对谁负责?诗人的表达如何才能充满效力和活力?这种种疑问与歌德的《诗与真》以及西蒙娜·薇依在1941年夏天的吁求发生了遥远的呼应。


  时下正热的"抗疫诗歌"不乏优秀的直抵现实、直击灵魂的作品,也充斥着大量的新闻诗、见闻诗、口号诗和标语诗。诗人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诗歌的"个人功能""社会功能"与"内在功能"尤其是语言功能应该是同时抵达的。诗人既是"现实公民"又是"时间公民"和"语言公民",诗歌是诗学和社会学的融合体,是时代启示录和诗学编年史的共生,因此并不存在纯粹封闭意义上的"纯诗"或"现实主义的诗"。

  显然,对于具有高度社会效应的题材和主题写作来说,我们往往是处于社会阅读的整体情境之中,而文学本体的内在命题和审美要求则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忽视或压制。但是,需要纠正和强调的是诗人的社会行动和诗歌的内在秘密并不是冲突、违和的。恰恰在很多伟大诗人那里,这二者是时时共振和彼此激活的。如果以这两个标准来衡量当下中国诗人,显然很多诗人并不具备双重能力——同时具备了社会能力和写作能力。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着诗人与生活之间的特殊关系。显然,这是一个近乎枯燥而无解的老话题,但是我更相信讨论这一话题在当今写作整体情势下的必要性。尤其是在"诗人"的社会身份、文化角色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在诗歌观念以及生活边界都同时发生了剧烈变动的时刻,"诗人与生活"还有诸多话题并未真正有效地被我们认真关注、辨析、思考以及讨论。

  2020年4月4日春寒之夜,我读到了封城73天之久的湖北诗人哨兵写于全国公祭日当天的诗作《清明公祭,闻警报志哀兼与残荷论杜甫》。当读到"我越老 // 山河就越像杜甫,每一爿败叶 / 都是残骸,每一根枯梗 // 都是遗骨。而公祭警报 / 一声紧过一声,一片残荷 // 坐湖,就是一群杜甫 / 围着各自的暮年,遥跪 // 一样的长安乱",我的内心霎时被无形的手攫住,为之震撼并迎受到了同样的阵痛、割裂与虚无、枯败之感。无疑,这就是一个诗人和生活在感应、回响中建立起来的语言事实和精神化现实。它们最终汇聚成的正是超越时空的伟大精神共时体,正如夏可君在评论哨兵的这首诗的时候所说:"杜甫这个名字已经烙印在历史盛衰的转折时刻,成为祖国历史诗意的唯一签名。"(《一群杜甫的安魂曲》)

  值得强调的是,即使是灾难、疫病等非常时期,诗人的社会能力和写作能力也并不是主次关系,而是平行关系,二者具有同等重要性。而曾经的教训则是整个社会文化界在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诗人的及物性的同时不同程度地忽视了语言、技艺和修辞的同等重要性。

  说不出的快乐浮现在它们那/人类的面孔上。这些似鸟/而不是鸟的生物,浑身漆黑
与黑暗结合,似永不开花的种籽//似无望解脱的精灵/盲目,凶残,被意志引导

  以上诗句出自西川当年的代表作《夕光中的蝙蝠》。

  这只漆黑、怪异、丑陋、恐怖、盲目、凶残、不祥的"蝙蝠"再一次倒挂在人们面前。

  西川诗中的"蝙蝠"让我想到了画家戈雅的《产生妖怪的理性之梦》。人类的诸多疾病往往与动物有关,"人类疾病源自动物这一问题是构成人类历史最广泛模式的潜在原因,也是构成今天人类健康的某些最重要问题的潜在原因。"(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

  总会有不祥和恐惧时刻的到来,而任何一个时代一个时期的诗人都必须接受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挑战。

  "现实"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结构,这无形之中会在诗人那里形成"影响的焦虑"。与此同时,它也会打开诗人的眼界进而拓展诗歌多样化的应对方式。无论是从个人日常生活境遇还是从时代整体性的公共视界而言,一个诗人都不可能做一个完全的旁观者和自言自语的梦呓者。当然,我们也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诗歌并不是在所有的时刻都是有效的,我们需要的是有效写作以及能够穿越时间抵达未来读者的历史之作。但是,在特殊的时刻和节骨眼上,如果诗人不写作的话,那么他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担当和效力,尤其是严峻时刻和非常时期对诗人的责任感和社会良知的要求。与此同时,诗人的社会承担必须是以真诚、诗性、语言和修辞的承担为首要前提,即所谓的"诗性正义"。反之,诗人很容易因为本末倒置、舍本逐末而沦为哈罗德·布鲁姆所批评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的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
 


  无论是日常时刻还是非常时期,"诗与真"一直在考验着每一个写作者,"无疑,在今天的具体历史语境中谈诗歌之'真',肯定不是指本质主义、整体主义意义上的逻各斯'真理',亦非反映论意义上的本事的'真实性'。而是指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和生命体验之真切,以及强大的语言修辞能力所带来的深度的'可信感'。"(陈超:《诗与真新论·自序》)
  质言之,诗人既是社会公民又是语言公民,前者不可或缺,后者同等重要,因为只有始终保持语言公民的标准和底线才能使得"诗歌首先是诗歌",然后才是诗歌承载的其它功能。
无论是个人元素,还是自然元素以及现实元素,它们最终都要转换为诗歌中的精神元素。这是对写作者精神视域和语言意识的双重验证,物之表象应该是与心象连缀在一切的,"物,即诗学。我们的灵魂是及物的,需要有一个物来做它的直接宾语。问题之关键在于一种最为庄严的关系——不是具有它,而是成为它。人们在物我之间是漫不经心的,而艺术家则直接逼近这种物态。"(蓬热:《物,即诗学》)因此,诗歌是共时体结构的"语言山河""家国想象"以及"精神指证"。
  艾略特曾经将诗歌的声音归为三类:诗人对自己说话或者不针对于其他人的说话,诗人对听众说话,用假托的声音或借助戏剧性人物说话。显然,这些声音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同时出现,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声音会压过其他声音而成为主导性的声源。无论是个人之诗和日常生活之诗,还是回应整体性历史命题和时代要求的大诗甚至现代史诗,都必须在诗歌本体自律性内部进行和最终完成。
  无论是"诗性正义""诗性的正义"或者"诗性与正义",其前提都是"诗性"。由此在略显狭隘的层面把"正义"理解为诗人的社会良知以及责任感的话,那么可靠的途径也只有通过词语、修辞、经验和想象来构成诗歌的品质以及诗人的人格和精神肖像,而非单纯凭借伦理道德以及公共现实预先具有的优先权而僭越了本体意义上的"诗"。
  就"诗性"与"正义"平行关系而言,"诗性"也并非就被偷换概念成了"纯诗""不介入的诗"的说辞。无论是从"诗言志"与"诗缘情"并行发展的诗歌传统而言,还是从诗人很长时期内作为启蒙者、文化英雄、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的身份而言,诗歌都有责任通过美善、道义、法度和良知,对公众、现实和时代发声或表态——当然前提仍然是"诗性"。
  诗歌起码不是(不全是)道德栅栏的产物。米沃什在谈论波兰诗歌的现实题材时强调"它是个人和历史的独特融合发生的地方,这意味着使整个社群不胜负荷的众多事件,被一位诗人感知到,并使他以最个人的方式受触动。如此一来诗歌便不再是疏离的。"(《废墟与诗歌》)
现实必须内化于语言和诗性。从长远的整体性历史维度来看一个时代也只是一瞬,但这一瞬却与每个人乃至群体、阶层和民族发生着极其密切而复杂的关联,"诗人——同时代人——必须坚定地凝视自己的时代。"(吉奥乔·阿甘本)如果一个时代的诗人没有对显豁的时代命题以及现实巨变做出及时、有力和有效的精神呼应和美学发现,很难想象这个时代的诗歌是什么样的发展状态。从精神世界的维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说,诗歌形成了一种穿越时间的传统。我们所期待的,正是能够穿越一个阶段、一个时期、一段历史的经受得起时间淬炼的精神传统和诗学传统。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特殊的诗歌"发声学"机制,而在疫情状态下"现实话语"和"当代经验"被不断强化。在诗人与空间和公共世界的互动上,如何把个人的现实经验转变为历史经验,如何通过赋形和变形把个体的真实通过语言的途径转化为历史的真实就成为诗学和社会学的紧迫命题。
  总会有突如其来猝然降临的严峻时刻和非常时期,甚至灾难的可憎、可怕的面目和携带的危害、后果会超出人们的想象极限。
  新型冠状肺炎的疫情就这样来了,给所有人以猝然一击。每一个人都在盯着手机屏幕看疫情的最新动态,看着地图上颜色的加深,看着那些数字的更新以及数字背后的惊心动魄。

  伴随着疫情的加剧,伴随着疫情和救治的博弈,伴随着恐慌与焦虑,伴随着爱心和援助,伴随着空前增强的民族凝聚力,更多的文学机构、新闻媒体、诗歌刊物、综合性文学刊物尤其是新媒体、自媒体平台纷纷在第一时间征集"抗疫诗歌"并推出大量的专辑。

  在封闭、沉闷、压抑的氛围中"我手写我口"成为很多对生活具备敏感触角的诗人的主动选择,而那些"心急手快""一吐为快""不吐不快"的诗人们更是一天数首甚至一天十几首。我身边有很多诗人朋友就在第一时间写了抗疫诗歌——这也是"诗言志"传统的接力,甚至有的诗作在微信公众号推出后点击率量高达数万。当然,也有的诗人朋友非常谨慎而没有动笔,因为他们有各自"不写"的理由。在重大社会事件和重大灾难爆发的时候,总是敏感的诗人们第一时间站出来。据笔者统计,目前已经有几十万首的抗疫诗歌产生,甚至已经有抗疫诗集和诗选出版。

  毋庸置疑,"抗疫诗潮"真真实实地到来了!

  "写"或"不写"以及"写什么""如何写""写出的是不是诗"又成了极其紧迫又焦灼的诗学命题和现实难题,由此我想到了2008年的"抗震诗潮"。

  在非常时期诗人从社会公民和良知道义的角度写诗是必须受到尊重的,这也是诗人不容推卸的责任,但是评价诗歌自有其本体的标准。今天回过头去看当年高达几十万首的"抗震诗歌"能留下来的有几首呢?无论是日常生活流还是巨大事件的历史时刻,无论是奥斯维辛之时还是奥斯维辛之后,任何一个时间都给诗人设置了难题。这一难题或挑战,既是社会学层面的又是诗学层面的。

  当疫情变得越来越严重,公众心理产生巨大波动,当疫情已经改了日常生活的秩序,在"规训与惩罚"中,在"抗疫与救助"中,在"真相与舆论"中,人们开始正视生死存亡,每个人都在经受人性和爱心的考验。与此同时,疫情也考验着一个国家的应急能力和救援能力,纷至沓来的是确诊的人、疑似的人、死去的人、封闭的人、逃亡的人、惊恐的人、旁观的人、造谣说谎的人、哄抬物价的人、制造恐慌的人、戴口罩的人、逆行的人、援助的人、穿白衣的人、累倒的人、感染的人、牺牲的人……他们实际上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给了每一个人包括写作者重新认识生命、人性、疾病以及医疗、民众、社会和国家的入口。正如当年的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中穷尽了"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各种爱情可能性,正如加缪通过《鼠疫》(1947)揭示了各色人等形形色色的心理、动机和不可思议的行为一样,"抗疫诗歌"以及"灾难诗歌"同样应该最大化地揭示现实、真实以及人性、疾病的诸多可能。
 


  问题来了,在严峻的异常时刻我们是应该发声还是应该沉默?我们是付诸于行动还是付诸于笔端?我们是该赞美还是应该批判?我们是该说出真话还是用假嗓子表达?我们该讨伐哪一个真正的宿主?我们该将疫情归罪于谁?疫情到来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而又没有看到什么?我们能说出的和不能说出的是什么?

  这是任何写作者都必须正视的问题,如果只是一哄而上、简单粗暴的急于表达极其简单和表层化的"常识",如果只是假大空地毫无生命热力更谈不上精神能力和思想能力的"热点写作""新闻写作""时感写作",它们注定是无力的、无效的甚至是得不偿失的。从长效的文学阅读和文学评价来说"非诗""伪诗""劣诗"和"浅薄的诗""媚俗的诗""陈词滥调的诗"都是对诗人敲响的警钟。

  诗人的责任既是语言、修辞层面的又是现实感和社会学层面的,对于任何一个总体性的诗人和具有现实感的诗人来说他们都同时维护了这两个责任和要义,"这首诗里有忧心与恐惧 / 哀悼与痛哭、行动与献身 / 更有祈祷和祝福—— / 东湖之水的碧波荡漾 / 武汉樱花的如期开放 // 如果一首诗是一次驰援 / 这首诗应该快马加鞭 / 但别忘了为它消一消毒 / 如果此刻母语感染了病毒 / 一首诗也会呈现新的恶果"(沈苇:《如果一首诗是一次驰援》)。

  在任何情势下写作都是"诗歌之内"与"诗歌之外"同时进行、相互砥砺的过程,只有"现实"而没有"诗"或只有"诗"而没有"现实",二者都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都是不完整的甚至会导致偏狭的认知和窄化的表达。

  尤其是当愈发复杂的疫情和同样复杂的自媒体舆论并置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同时看到了那么多差异巨大的资讯、新闻、故事、心态、眼光以及人生观、现实观和世界观。在此时刻,诗歌必须起到净化和说真话的作用,必须做到正本清源、向善求真,"防疫一天,刚进家门 / 儿子便丢下玩具,兴高采烈地扑过来 / 被我一声呵斥住 / 小家伙愣在那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 去洗手间清洗出来 / 重新抱起他,父子俩啥也没说 // 隔离汝身,溃烂吾心 / 爱,也是一种病毒"(王单单:《花鹿坪防疫记》)。

  任何时代的诗人完成的不只是个体写作,更是公民写作。也就是作为写作者来说,这不仅是现实正义和社会良知,而且是诗性正义、语言担当和修辞的求真意志,"诗人尊重语言的民主,并以他们声音的音高或他们题材的普通性来显示他们随时会支持那些怀疑诗歌拥有任何特殊地位的人,事实是,诗歌有其自身的现实,无论诗人在多大程度上屈服于社会、道德、政治和历史现实的矫正压力,最终都要忠实于艺术活动的要求和承诺。"(谢默斯·希尼:《舌头的管辖》)这包括写作者的个人化的现实想象力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现实和历史是相通的,个人经验、即时性见闻和现实经验应该是能够打通历史记忆和时代内核。从来都不存在封闭的"纯诗",当然也不能以"现实主义"来规范所有的诗歌写作者。

  历史上有很多诗人都认为没有一首诗歌能阻止一辆坦克的前进,因为在现实面前诗人和诗歌往往是虚弱无力、不值一提的,"——这不是诗,因为我没有勇气 / 冲下楼去面对这样的事实""因为在死神占据的地盘上 / 惟有活着本身才能成就一首诗"(张执浩:《这不是诗》)。与此同时,我们又不会忘记谢默斯·希尼所说的诗歌又是充满了各种可能的,包括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诗人的现实责任。切斯瓦夫·米沃什更是强调严峻时刻到来的时候诗人必须是见证者,当然具备与社会对话的及物能力还不够,一个伟大的诗人还必须具备将个人经验、即时性见闻和社会现实转化为普世性历史经验的特殊能力——亦即一个诗人应该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

  显然,越是在严峻的挑战时刻,诗歌越是会被附加各种社会意义和伦理功能,读诗的人也总是希望从诗歌中读出更多的东西,比如"真善美""微言大义""社会正义""时代伦理"等等。而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忘记了在很多诗人那里诗歌首先面对的是自我,或者更确切地说诗歌面向的首先是时间本身,而时间在不同的诗人那里会对应于各自具体的事物或差异性景观——

  在这个世界,我卑微,我名不见经传 / 像一棵草,低身俯就地 / 活着,但我也有亲人、恋人和仇人 / 我也有忧愁、欢乐、悲伤 / 现在我知道,他们 / 和它们,是我手上的十根手指 / 脚上的十根脚趾,没有一根是多余的 // 还有这个世界的飞鸟、树木、泥土 / 野兽;这个世界的喧嚣 / 庞杂、污浊、离乱 / 这个世界的苍蝇、老鼠、蝙蝠、蚊子、细菌、病毒 / 它们隐藏着另一个社会,说着另一种语言 / 身怀另一些我们未知的事实真相 / 让我们时常提心吊胆,惶惶 / 不可终日,但紧接着又将柳暗花明(刘立云:《你,或者我和你》)
 


  如果只是从诗人的社会责任、正义良知以及对公共空间、现实生活介入的角度理解"诗性正义",我们近乎本能地把杜甫作为表率。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当代诗人正试图重新找回杜甫的"声音"。显然,诗人应该侧重的是杜甫式的个人记忆能力、语言现实感和诗性正义,因为诗人与现实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的模仿或反映,而既是现实关系、伦理关系又是修辞关系、改写关系,"仿佛我得到了一个颠倒的望远镜,世界移开了,一切东西变小了,但它们没有丧失鲜明性,而是浓缩了"(米沃什:《一个诗的国度》)。质言之,诗歌视界中的现实既是修辞问题又是实践问题,这可以具化为题材、主题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可写的和不可写的、允许写的和不允许写的。诗歌的"社会功能"是以语言为前提的,"诗人作为诗人对本民族只负有间接义务;而对语言则负有直接义务,首先是维护、其次是扩展和改进。在表现别人的感受的同时,他也改变了这种感受,因为他使得人们对它的意识程度提高了"(艾略特:《诗的社会功能》)。

  2019年溽热的夏天,在由北京开往天水(古称秦州)的高铁上我一直回想着公元759年天下大旱之际辞官的杜甫流寓秦州时所作《秦州杂诗》的情形。人们习惯性地把杜甫限定在社会学层面的"现实主义诗人",但对"现实""现实主义"的理解恰恰应该是历史化的。杜甫是现实抒写的集大成者,而当代诗人"向杜甫学习""向杜甫致敬"不应该成为空谈,应当像当年的杜甫那样真正地理解生活、想象生活以及再造语言生活,并通过诗歌把个人现实转化成为历史记忆。杜甫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杜甫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他能够一次次重临每一个时代的诗学核心,这是诗人和生活在感应、回响中建立起来的语言事实和精神现实,它们最终汇聚成的正是超越时空的伟大精神共时体。

  诗人应该将日常生活和现实经验转换为诗歌中的个人时间、容留经验和开放式的"精神现实",而非对热点事件、新闻话题和现实生活的表层仿写和新闻套写,"只有在意识到危险在威胁我们所爱的事物时,我们才会感到时间的向度,并且在我们所看见和碰触的一切事物中感到过去一代代人的存在。"(米沃什:《诗的见证》)。

  这不再只是个体时间,而是整体性的现实时间以及历史时间,由此个人经验上升为现实经验和历史经验。质言之,文学必须具有能廓清当下的精神能见度。写作者不能再单纯依赖的生活经验,因为不仅生活经验有一天会枯竭,而且生活经验自身已经变得不再可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但是有些方面,比如精神生活有时候会具有一种历史结构。这一结构不仅指向了过去时,也指向了当下甚至未来。尤其是日常化、生活化的诗人所付出的努力不只是语言观和诗学态度的,还必须以个体的生命意志完成对日常生活的命名,应该关注于"精神成人"与现实的及物性关联,倾心于对噬心命题的持续发现。

  诗人不是镜像描摹式的观察者,也不能沦为事事表态的社会报告。诗歌对应于深层的精神生活,诗人需要借助现实乃至幻象完成对深层经验和内在动因的剖析,这是个人前提的诗歌事件,是精神现象学的还原。诗人还必须对"现实"自身进行检视,因为"现实"并非不言自明之物。个体对生活的理解具有差异性,甚至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现实"会有诸多的附加意义。也就是说,具体到当代"现实"的语境和整体意识、文化情势,诗人所面对的日常现实和修辞的语言中现实都具有难度。强调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以及命运感,这种写作方式在更深的语言、精神甚至生活方式层面印证了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文学作为生活方式"。这也是对诗人和生活真正意义上的维护。与此同时,在象征的层面日常生活又是一个奇异无比的场域,甚至与人之间存在着出乎意料的关系。而真实性和客观性如果建立于日常生活的话,日常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以及认识就变得愈益重要了。

  在非常时期的诗歌写作语境中,尤其是在社会阅读和诗学内在命题的交叉点上,我们还必须意识到诗歌只是一种特殊的"替代性现实"。即使只是谈论"现实",我们也最终会发现每个人谈论的"现实"却并不相同。"现实"是多层次、多向度、多褶皱的,正如陈超所吁求的那样"多褶皱的现实,吁求多褶皱的文本。"在日常经验泛滥的整体情势下"现实"是最不可靠的。唯一有效的途径就是诗人在语言世界重建差异性和个人化的"现实感"和"精神事实"。

  1942年,伟大哲学家和作家加缪在日记中说:"全国人民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诗歌和文学就是这一伟大的发光体!
 
        来源:《长江丛刊》2020年7月/上旬    编辑:赵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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