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言宏 ◎ “足以自成一个国度”:关于沈苇诗的札记 | 诗观点文库 | 诗生活网

 

 
“足以自成一个国度”:关于沈苇诗的札记 (阅2032次)

何言宏

 

  沈苇自一九八八年奔赴新疆,算起来已经二十多年。沈苇系湖州人氏。湖州濒临太湖,依傍天目山,气候温润,风光秀丽,是江南著名的丝绸之府和鱼米之乡。由这样的温柔富贵之乡而投身西北,个中的因由以及其中的精神历练和艰难苦楚我一直没有问起过沈苇,但读沈苇的诗,读他差不多自“出道”以来所发表的所有诗作,我能够感觉到他对自己的“奔赴”从无悔意。对他来说,正是由于当年的“奔赴”,以及他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间对于新疆的广泛游历与深入,才造就出一个现在的沈苇。现在的沈苇在中国的诗歌界——乃至于整个的文学界——都是一个非常重要和独特的存在。新疆这片广阔的大地需要得到诗性的书写,也需要得到充分和有力的精神表达。在整个中国,以至于在整个亚洲的版图上,新疆都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行政区划,而是一个有着非常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自然特征的伟大区域。它的风光、它的自然、它的历史文化和广大民众的精神与生存,迫切地需要一个歌者来绘写与赞咏。对于这样的任务,来自江南的沈苇却承担了起来,几乎是责无旁贷和矢志不渝地充当起了这个歌者。我们难以说清这到底是新疆选择了沈苇,还是沈苇选择了新疆。我们毋宁说,这只是一种相遇,一种几乎是宿命般的相遇。而且我认为,无论是对沈苇,还是对新疆来说,这种相遇都是一种幸运。对于沈苇来说,新疆是他的“第二故乡”,正是新疆给了他以新的生命,他在很多场合都曾真诚地作这样表白。说实话,无论是谁,如此来理解自己在其中度过了人生宝贵年华的土地,都是一件极为正常的事情,因此我说,对于沈苇来说,他与新疆的相遇,肯定是一种幸运;但是对新疆来说,沈苇的“到来”,如果我们说成是幸运,这似乎会显得有点僭妄,有点冒犯,沈苇也可能并不很认同。因为面对新疆这片广阔的大陆,我们惟一具有的精神姿态,就应该是谦卑,或者是沉默。但是沈苇,他却选择做了一位歌者,歌者、诗人、赤子之心······这些我们经常会同时想起的字眼在我们读到沈苇的关于新疆的诗篇时,也经常会同时想到。因此在这样的意义上,新疆应该很幸运地感到,它能够拥有这样的歌者,尤其是拥有一位来自作为遥远“异域”的江南的歌者。某种意义上,我甚至是将这样的拥有看作是一次捕获,一次足以显示新疆之魅力的成功的捕获。不过我这样说,仍然没有完全说清楚沈苇与新疆——这个实际上就是被称为是“西域”的所在——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我们应该很明确地认识到,新疆对于沈苇,仍然是一个他者。沈苇这个来自江南的书生与才俊,正是通过对新疆的广泛深入,不断塑造和形成着他的新的自我(也许,这就是耿占春在谈到沈苇时所说的“自我的地理学”?),沈苇之对新疆的自然、历史、文化和新疆民众的精神与生存的每一次接近与深入,都对他的主体自我有所丰富和有所发明。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新疆就是沈苇的精神资源,一个博大、深厚和永远不竭的精神资源。在一首题为《克制的,不克制的》的诗作中,沈苇曾把自我对象化为诗中的“你”,这样来总结和反思自己的新疆经历:

在沉寂和安详中度过一些时日之后
在游历了沙漠并拥有一张沙漠的床榻之后——
 
你是一座干燥的四面漏风的葡萄晾房
而心依然挂在体外,任凭风吹日晒
像一件苦行僧的袈裟,破烂不堪
会的,会有一件新的袈裟,一颗新的心
这是你向尘世最后的乞讨
这是时光屈辱的奖赏
……
尽管灵魂修修补补,但足以自成一个国度
……
  与沈苇的很多其他作品不同,这首诗有一种令人讶异的沉痛与反讽,但也因此获得了冷静。我们不知道沈苇的沉痛与他的反讽因由何处,但我深信,这些年来,对自己的灵魂“修修补补”应该是沈苇的主要事业,而且在实际上,我以为对每一个从事精神事业的人来说,修补灵魂都应该是他的主要功课,对于沈苇来说,则更是如此。在这首诗中,我最重视的,是“但足以自成一个国度”这一诗句。这一沉痛后的转折无疑是安慰,揭示了一种相当可贵的精神真实。“足以自成一个国度”,喻示着相对于广阔的外部世界,相对于新疆,沈苇的精神和他的灵魂,实际上自成一个独立的王国。这一王国也许“像一件苦行僧的袈裟,破烂不堪”,破败、分裂,但仍有它非常强大的主体性。
 


  前面我说过,对于沈苇来说,新疆就是一个资源,一个深厚博大和永不衰竭的精神资源。“漫游大西北,仰望中亚巍峨的高山,/我寻访一个地区的灵魂,学习福乐的智慧。/漫漫帛道供我们上下求索,去了解一点/生的秘密,爱的秘密,力与美的秘密。”(《新柔巴依·32》)沈苇对新疆这“一个地区的灵魂”的“求索”和“寻访”,目的是要“了解”和“学习”其中的“秘密”与“智慧”,这种主体意识时时清醒。比如他在《在奥依塔克冰上行走》这首诗中这样写道:“奥依塔克:群山中的凹地/一个高原襁褓,土库曼摇床/用来迎接一个人的孤旅和新生/我向着阿依拉尼什冰山行进/如同一名远道而来的朝圣者/五体投地,匍匐冰面/而冰山巨型的白色宫殿/徐徐升起——/它是,也一定是/心灵和自然共同建造的圣寺/继续超然于时空之外”。在原始广大的自然面前,诗人对于自然的“朝圣”不仅形成了自然的圣感,而且也因这圣感获得了自我的“新生”。徐徐升起的巨型冰山——这白色的宫殿和伟大的圣寺,实际上是由诗人的主体心灵和原始自然所共同建造完成。诗人的新疆游历,不仅使他“不可避免地成为自然的/一个小小的部分,一个移动的点”,而且也使他“像蛇那样,在度过又一个冬天之后/蜕去耻辱和羞愧的皮壳”(《自白》),不断地获得全新的精神生命和精神启示,从而实现自我的“新生”。
  沈苇有一组体制较大的关于喀纳斯湖的组诗《喀纳斯颂》。在这首诗中,诗人以流畅曼妙和纯净透明的音乐般的旋律,歌唱了著名的喀纳斯湖。对于诗人来说,喀纳斯湖就像是圣母,给予着诗人精神的洗礼——“喀纳斯,当我轻声念诵你/盛大的风景转过身来——如同仁慈目光下的一个襁褓/再一次,将我轻轻托举、拥抱/风景的爱意,被风景的四季承继/在风景的心情和表情中绽放/在喀纳斯摇床上,我愿意变成/景物中遗弃的婴儿,用一声啼哭/去发言,去赞美、咏叹/去参与湖水的荡漾、群山的绵延——风景俯下身,贴近我脸颊:我啜饮它,也被它深深啜饮……”——这是《喀纳斯颂》纯净庄严的开篇,每一次阅读,我都仿佛在重新融入喀纳斯湖,接受它那盛大风景的神圣洗礼。《喀纳斯颂》的第七首《林中》经常被沈苇单独发表。我曾领略过春天的喀纳斯湖畔树林中各种草木混合形成的醉人芬芳,但对其中雪意的时刻,却无缘感受,《林中》所记,恰正是喀纳斯湖畔树林中的冬景。这首尺幅简短、仅有十行的冬令小品因为其“大地无言,雪就要落下来。此时此刻/没有一种悲伤配得上万物的克制与忍耐”这样的诗句而让我印象深刻。在严酷的冬天,万物因为它们的克制和它们的忍耐而保有和体现出自己的尊严,在这样的坚韧面前,个体的悲伤真的会显得苍白与渺小,正是从自然之中,特别是从这里所绘写的“严重的时刻”中,我们会获得力量,获得非常深刻的精神启示。在生命的很多严重的时刻,我们所需要的,恰正是这种克制与忍耐,以及这种克制与忍耐中的自我的尊严。
  有时候,哪怕不是在高山,也不是在荒漠或名湖,而只是在一株非常普通的石榴树下,沈苇也能获得启示,获得一个全新的“自我”——“盛夏。石榴花火焰/在高于头顶的地方绽放/混合正午的阳光粒子/涌动起伏,拍打低垂的天空//躺在石榴树下多么清凉//我感到了一点独处的幸福//阳光和尘埃打在树干、枝叶间//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仿佛是什么在提醒:/过去的好时光正悄然重临//失去的一切又回来了/在茂密的枝叶间闪烁/突然垂挂下/一只只沉甸甸的红石榴”(《石榴树下》),这种完满、充实与火红的沉甸甸的自我的重新获得是一种多么令人陶醉的幸福!在沈苇众多的“自然诗篇”中,《石榴树下》尤为我喜爱。和很多人一样,沈苇的《开都河畔与一只蚂蚁共度一个下午》也为我所喜欢。但与《石榴树下》所具有的满足甚至是喜悦不同,这首诗的基本倾向却是悲悯,是在这种悲悯之中对于自然正义的感激与尊崇——“太阳向每个生灵公正地分配阳光”,这里,不仅有诗人对于人与蚂蚁同属生灵的醒悟与认知,更有一种谦卑,一种人在自然万物面前所应具有的平等不妄的精神姿态,而阳光的照耀,又使这种姿态特别美好,特别地具有精神的光辉、人的光辉!
  沈苇有一首风格上比较特殊,更加接近于“生活流”的作品《阳台上的女人》。一般来说,我们很容易被其中的色情意味所诱惑与撩拨。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这首诗的主题仍然是自然——起码很大程度上写的是自然。这是因为,正如作品所指出的,诗中的女人实际上是被阳台所“虚构”,是“种了几盆沙漠植物”的阳台虚构着这个令人迷惑的女人。“她的身体封闭着万种柔情”,但“她的呼吸”,却“应和着远方、地平线、日落日升”。诗人的瞬间情欲,实际上潜在地隐含着对沙漠和远方的情感与想像,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阳台上的女人》是我们对诗人进行情欲的精神分析的绝佳文本。
 


  除了自然,作为沈苇的精神资源的,还有灿烂辉煌的西域文明。在如何理解我们的传统问题上,沈苇曾有过这样的责问:“屈原是一个传统,沙漠何尝不是”(《沙漠端午节——赠树才》)他的很多诗歌,都曾写过诸如楼兰、米兰、鄯善、尼雅和石头城这样的古城遗址。在他看来,沙漠就是“一个文明的大墓地”(《沙漠,一个感悟》),掩埋着伟大的西域文明,因此他说:“在塔克拉玛干深处/我愿做一只蠹虫、一个词/阅读这部浩瀚的沙漠之书”(《麻扎塔格》)他的一首题为《旅途》的诗歌,曾经这样来形容自己的沙漠苦旅——“在旅途上/人很小,太阳很大//当我向着塔克拉玛干沙漠靠近/感到自己正成为沙砾的一分子/而太阳是天空唯一的皇帝/这使我丧失骄傲和自信/仿佛我是来清点各地渺茫的灵魂/因为当旅人的双手随便伸进哪个角落/都能抓出大把大把的苦难/神说,这就是你们的土壤”。“神说,这就是你们的土壤”,诗人显然为有这样的土壤而感到骄傲,这样的土壤浸透了苦难、饱含着悲情,但也覆盖着伟大的文明。在古代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无比辉煌的西域文明,这些文明很多都被掩埋于沙漠之中,也吸引了古今中外众多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探险家们的探究与好奇。沈苇的身份只是诗人,他所能做的,只是以其出色的想象与热情来复活和重建消逝了的文明,而且这种复活和重建,也只能是以一种想象的方式、诗的方式,和语言的方式。我注意到,沈苇的对于过去的复活意识非常强烈。比如在《楼兰》之中,他就曾以飞扬的才情和华美的语言“重建”过已然消逝了的楼兰——

灯盏亮了,罗布泊的大路通四方
楼兰的火,楼兰的粮
楼兰美酒迎远客,一路风尘到雅丹
 
雅丹的城啊,敞开的蜃楼
国王的灯盏抱怀中,国王的火种撒边疆
高高祭台下,七个女儿舞蹈到天亮
当然,往昔难追,如此华丽的复活和重建只能是一种悲剧性的想象,所以在最后,诗人只有面对名城毁弃、幻影破灭的真实——
黄昏沉落,灭顶的狂欢在逃亡
沙从天空倾泻而下,覆盖了楼兰
楼兰楼兰,你正隐身于哪一个时空
向着我们神秘地微笑?
 
破碎的花瓶,散开的木简,被风带走
挽歌之手抚摸楼兰的荒凉
哦,楼兰,思念与想象能否将你复活?

  毫无疑问,“思念与想象”绝无可能将楼兰“复活”!但如果我们全面阅读沈苇的试图重建与复活古代西域文明的众多诗篇,就会理解他为什么要明知其不可为地而执意为之?
  正如我们刚才所引述的《楼兰》一诗对于楼兰古城的想象性重建所显示的,沈苇的“西地想象”实际上包含着对于我们当下文明的深切忧思。在他的想象中,西域文明是一种海纳百川和包容众美的开阔大气的文明。所以在《喀什噶尔》中,沈苇慨叹十一世纪时的喀什噶尔“突厥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交换内在的信物和光芒/正如小径交叉的喀喇汗花园/慷慨的百花交换各自的芬芳”;在《鄯善》和《沙漠残章》中,又赞叹当年的鄯善“包含了视野中的东西南北”,“为西方来的使团、东方来的商队/修通西域的路,架设瀚海的桥”,从而使得“东方和西方在这里找到了/相互进入对方的通道和跳板”(《鄯善》),形成了一种诗人所“期待中的大融合”(《沙漠残章》)。“大融合”是沈苇的一种相当明确的文化理想或文化理念,这不仅表现在他的一些复活与重建西域文明的诸多诗篇中,还很突出地表现在他的《无名修女传》中。《无名修女传》写的是瑞典女传教士二十世纪初在西域传教多年无果而客死在返乡途中的悲壮故事。正是在这首诗中,沈苇提出了“综合的上帝”这样的说法,在他后来的题目便为《大融合》的诗作中,这样的说法又一次被强调。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在文明的核心部分即宗教问题上,沈苇也持有着综合开放的文化态度。我想这正是西域文明——这新疆往古的历史文化精神——滋养了沈苇,塑造了沈苇强调“融合”的文化性格。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切·米沃什曾经以希腊诗人卡瓦菲斯为例来强调我们深思过去,“并通过移情,穿透往昔世代的灵魂和全部文明的灵魂”,以认识自我和确立希望与未来的重要价值。沈苇的对于西域文明的回访与重建,恰正具有同样的意义。
 


  沈苇的诗歌经常写到死。他的《归来》、《坠落》、《清明节》、《郊外的烟囱》、《对话》、《吐峪沟》及《一个老人的早晨》等作品,屡屡写到死。这些作品中的死,经常会使我们的生存阴沉起来。比如在《归来》之中,本来一幅父女相携的甜美画面出其不意地被加入死亡,不由得会使我们怪罪和不满于诗人的扫兴与无情。但细一想,正是因为有了死亡的背景,生才显得特别的珍贵,作品中的寻常场景也才不致于单薄与轻飘,从而也获得了特别的重量。类似的还有《一个老人的早晨》和《坠落》。死亡在其中起到了一种反衬的功能,突出显示了生的价值。
  《清明节》和《吐峪沟》是沈苇的死亡意识表现得非常突出的两篇作品。《清明节》中,死去的亲人纷纷归来,他们形貌各异,各具个性而又相安无事地聚集一堂,领取祭品;而在《吐峪沟》中,村庄与墓地此消彼长,“村民们在葡萄园中采摘、忙碌/当他们抬头时,就从死者那里获得/俯视自己的一个角度,一双眼睛”。“从死者那里获得”一个“俯视自己”的“角度”——即是从死亡的方向看,这是沈苇的死亡书写提供给我们的相当重要的“生的哲学”,这样一种生存哲学,我想一定来源于沈苇对已然“沙埋”了的西域文明的想象与思考。实际上,从死亡的方向来看我们的生存,与从死亡了的西域文明来看我们现在的文明,并且从中寻求启示,二者在精神上是完全同构的。而且,沈苇在《楼兰美女》、《去龟兹路上》、《致克里娜·德贝纳》、《废墟》和《古尸馆》等很多作品中,书写过那么多的死亡、那么多的木乃伊和亡灵。在这个意义上,不同于其他很多擅写死亡的诗人与作家,沈苇对死亡的认识、强调与表现,明显地具有独特的“新疆背景”,得到了遍布新疆的很多特殊的死亡(如墓地、木乃伊等)的强化,沈苇自己就曾经说过,其实沙漠,本身就是“一个文明的大墓地”。
  从死亡的方向看,不仅会使生显得珍贵,更会使我们对生变得开阔,变得充满悲悯与包容。在沈苇的《对话》中,答问者的回答所突出体现的,正是一种人不分南北、墙均应拆除的开阔风度。当他面对着“你站在哪一边?”这一我们时常会遇到的问题时,他的回答是“我不站在这一边,/也不站在那一边,/只站在死者一边”。死亡不仅会取消“这一边”和“那一边”的二元对立,更是喻示着二者的最终汇合,使得这种对立十足可笑。答问者的回答不仅有智慧,而且有真理。
  我一直以为,《滋泥泉子》是沈苇的一首非常优秀的作品。这首诗并没有非常明确地写死。但我以为,如果没有诗人从死亡的方向来看待生存,它便很难具有如此深刻和如此动人的善意和悲悯。《滋泥泉子》将诗人所看到的民间生存置放在夕阳之中,这不仅使得作品的画面有一种审美上的凝重,更是体现了这种生存的荒古与无望。夕阳的目光有将别的慈祥,而诗人对待滋泥泉子人的生存的精神姿态,却是“一种隐隐约约的疼痛”,这都有一种深切的悲悯,这样的悲悯在沈苇这里,因为来自于他建基于死亡的生存哲学,尤其具有深厚的内涵。 
  与广阔雄浑和气象万千的新疆的自然、与深厚博大灿烂辉煌的西域文明,以及与神秘无解永恒虚空的死亡相比,沈苇的努力显然是有限的,但是他的努力——即以其诗性与才情充分自觉地书写和表达着西域,与西域的自然、历史与文化交流与对话,并且在其中寻求启示,不仅借以形成、塑造和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主体,确立了一个开阔深厚的自我形象,同时还自成国度,建立了一个他自己的世界。也许,这就是沈苇这位来自江南的诗人在超越地域性的精神与文化局限,而决然和勇敢地超越、提升和拓展自己后,为我们所提供的非常重要的文学经验。
              (2012年7月26日龙江芳草园)
 
  来源:网络 编辑:赵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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