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子 ◎ 在变异中创生:新诗写作的当代性特征 | 诗观点文库 | 诗生活网

 

 
在变异中创生:新诗写作的当代性特征 (阅977次)

森子

 


  当代性在两个维度上展开,一个是时间线索,另一个是空间范畴,新诗也只有在这个时空体中才呈现出它的当代性面目。在时间体系中,新诗有近百年的写作史,在断裂与危机中不断创生与前行,或许正是因为有了危机意识,新诗才有了今天的成就,新诗早期写作者对新诗前途的担忧,在今天看来虽然已经不能成为主要话题,但我们有理由向这种忧患意识致敬。不可否认,或者说我们愿意承认新诗写作还有诸多问题尚待解决,期待一代代诗人去实践、去探求,也许正是因为未完成——这一开放的领域,我们才有更多的写作空间和创新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我们写作的意义,我们写作的特质——当代性,当下存在的未来指向,区别于五四时期的诗人、40年代的诗人、朦胧诗人,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新诗当代写作的意义所在。在时间的残酷性上,断代是伤口,是在伤口上冒险,也是一份特殊的礼物,在与现代性的重叠、交错中,当代性是时间赋予我们确立“我的时代”并唱出“自我之歌”的礼物。
  时间性的礼物是多样的,甚至是悖论的,但当代性是优先的,“不是历史优先于当代,不是未来高出于当代,恰恰相反,当代使历史成为真理,当代使未来成为现实。”让怀旧成为追求真理的鞭子驱赶我们向前,让未来成为我们的写作现实。“只有当代性才具有能动的知识描述,一切知识的描述都需要通过当代性得到重新描述,得到重新评估。”这样,我们才有机会、有可能在原创性的基础上发现、创新前辈诗人,而不是亦步亦趋的尾随;如此,我们才有可能把想象作为一种现实,获得未来的青睐和赞许。这样,在现实世界对诗歌的“压扁”过程中,我们感受到的就不仅仅是个人生活的被压扁,而是获得一种宇宙意义上的圆满——就像银河系精美又浩瀚的托盘。在被所谓生活“压扁”的同时,我们获得了诗歌的体操——旋转,从线性运动转换到螺旋上升的精神运动。更进一步说,是诗歌的想象力在创作生活,与诗歌创新的生活相比,社会生活是较低级的生存方式,虽然诗人能够在较低级的生活中以他的笔化腐朽为神奇,但诗人的使命是创造更美好、更高级的生活。这至少是理想的一张支票,但诗人愿意为此而行动,创造一种新的诗歌文化。虽然当下的诗歌文化如此不尽如人意,但把这不满意当作一种动力,强过无所谓的态度。
  当代性首先是行动性,就写作行为来说,它是在进行中展开的,这与那些已经中止的写作者自然不同。当然,已经中止的写作者,他们的作品有可能影响、参与我们的当代性写作,但他们不是创造的主体,主体是我,我在写,我在创造,离开了我这个主体,一切都不复存在。这即是说,当我说出我,我就具有当代性、当下性以及对未来开放性的指向。已经中止写作中的我不是能动的我,需要被激活,需要被当代性所激活、重新阐释,使其历史意识激进化,这个我才会获得共存的生命意义。虽然有人说,这不是个诗意的时代,但确定当代性就必须确认:这是我的时代,我们的时代,要接受时代的限制,即使反抗当代性也是感受到了这一限制,而没有时代限制所激发的任何超越都无从谈起。也正是时代的限制提供了当代性诗歌写作的一些特征,如从意识形态对抗转向个人书写的创造力,90年代市场、物质对诗歌写作丰富性的影响,新世纪10年多元写作的状况,经济高速发展、信仰失衡、不平等、对权力和财富的崇拜、道德情操的腐化所造成的各种现象等等,都可能内化、刺激诗人的新诗写作,生存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的改变,是刺激当代诗人形成不同于以往诗人写作特征的要素之一。即使你在写风花雪夜,也与古人的心境不同,连空气质量都不一样。另外,新的经验、新语词的涉入也会改变你的写作风格;新的题材、新的问题也会对你的写作野心提出挑战。吃下如此多带毒素的食品,也会以毒辣、刁钻的洞察力审视、辨析我们的时代生活。当然,也不要忘记诗歌是心灵的解毒剂,这也是当代性诗歌写作应该负起的责任,更是净化人们看不见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毒素的灵丹妙药,虽然有些人不相信,但诗人必须为之而努力工作。更主要的是,当代诗歌如何在如此外部环境糟糕的状况下,提供生活的勇气和信心,而不仅仅是怨妇式的抱怨和以毒攻毒、自戕式的写作行为。这也是当代性塞给我们的命题,或者说是生存带来的问题,因为当代性也会受困于当代性,如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曾经支配过的不久前的写作意识,我们还不是从个人幻灭中清醒过来吗?随时间而来的当代性是有局限的、短暂的、易逝的当代性,它确认我们当代写作的特点,另一方面它也会擦去这些特点,在延续变异中滋生出新的特征。因此当代性也不是恒定的,它是流变不居的,只有在写作行动中,我们才有可能捕捉到它的一些甚至有些模糊的时代特征。当代性的统合能力也是超强的,多元性、差异性也是其特点,当代性的写作并非一定加囿于当下的题材、人和事物,你写过去时代题材的作品同样具有当代性,那是当代意识对历史语码的破译与重新书写。那种认为只有写当下的事物才有意义的,是片面的认识,它低估了当代性对超时空想象能力的可能性的诉求。
  那么,变——也是当代性写作的主要特征之一,罗兰·巴特说,对语言的改变是文学的自由力量。用庞德的语调来说就是,不变不行。但很多诗人、评论家认为变不是目的,这里,我要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出发点的问题。他们或许认为有一种东西高于诗歌,诗歌要为某某服务,对不起,没有比诗歌自身要求变化更高的要求。不变,对于诗人和艺术来说就是死!岂止是我们须要变化,杜甫也要有“晚节渐于诗律细”和“老去诗篇浑漫与”之间看似矛盾、实则通透的变通。变即凤凰涅磐,不断更生,诗歌才可能源远流长。变,也会带来拗口,这也是新诗当代性写作的一个征候,全然是优美的、舒服的、易被接受的,不见得是好的当代诗,当代诗就是要让人有一些不舒服,或者说不合时宜之处,太舒服了会产生写作和阅读上的惰性。拗口是新尝试的表征,它可能会带有技艺的痕迹,就像绘画的笔触一样,有人欣赏,有人拒绝。拗口也是一种冒险,是不安全性的写作,是当代性特征有待于完成的、在艺术上的努力和代价,不能“为了‘安全’而牺牲自由”(托尼·朱特)。全然是顺口的舒服的诗作是后退的写作,自然缺乏冒险的当代性。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代性的危险,在获得之前,先失去什么。阿甘本说:“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这样,他才能够“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 因此,不合时宜是诗人、思想家在其时代生活、写作与思考的变数,这变数使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同时代的人,而是个尼采式的狂人或社会学意义上的怪人。
  
变的姊妹是新——出新。无须过多做诗学上的解释,不出新,不感受新奇、新颖,孔夫子都不答应,这样的生活有必要继续下去吗?虽然有“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物”之说,可是越是重复无聊的生活就越让人充满对新的一天的期待。“日日新”仍然是或必须是写作的信念,这信念也许在佐证“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物”冗长状况的非常正确,并使其转型,非常态化,至少不服从行动的重复性的桎梏。即使你重复昨日的劳动、思考、写作,但你仍然认为这是非同凡响的,不一样的,因为“新”必须在“旧体制、体裁、形式”中诞生,否则重复(哪怕是音乐性的)也会失去意义。“日日新”就是要生发出一种新的目光看世界,在期待之中进入写作。“日日新”欲克服的即是惯性,为惯性安上刹车装置,就像为流水设置蹦极的瀑布,断绝,也是新的冲动的体现,姿态自然也不会一样。姿态不一样,写作的面貌才能不一样,因为谁都知道冗长是难免的,命定的,反抗这一命定的渊薮,就是要不断地出新。当然这也不等于是对新的角逐,而是把创新作为写作的内在驱动力。
  无新意的诗自然不值得一读。如果不出新,写诗的奇迹感从何而领会?新也使你区别于你的前辈诗人和同辈诗人,从出新这一路走下去就是独特(就风格来说可能比新重要,就世界观来说比新略低),就像当代性要区别于现代、后现代,无差异的写作那是写作班子所干的事。诗人强调自我的独特、唯一并不是自大,而是对自我的认知应该像对宇宙的认知一样神秘而丰富。当代性的变异即是出新、新颖不同以往(但不抛弃以往,并怀有过去),当代性鼓励新诗成为未来的现实,以想象力的达成为目的。而当代性要求的独特,即要求你的作品具有文学史的价值,就是要求你具有超越当代性的价值,这是令人激动的,也是极高的写作要求。
  另外,我们也应当看到,当代性不停地在取消先前的当代特性,也就是说,你仅仅具备当下的当代性远远不够。那后援来自哪里呢?来自时空并置、生命共存的魔力场,就写作来说是指我们与往昔那些不朽的文学作品的关系,艾略特说:“现存的各种不朽作品形成了自身的一种理想秩序,这种秩序又因为在它们之中引进了新的(真正新的)艺术作品而被修改”。新诗加入了对这一理想秩序的修改,虽然这一修改行为以断裂、对抗为出发点。这一理想秩序超越历史和时间,与我们共时共存,使其自身更具有当代性。
  五四以来的新诗主要受西方文学和诗学观念的影响,在行动上切断与中国古典诗歌的联系,那是一场激进的新文化运动。就其结果来说,这一伟大运动影响深远却不令人满意。新诗从诗体上看,这是中国诗歌体例演化的自然结果,但这次却与以往不同,它不单是诗体之变,更是超出诗体演变范畴的一次革命,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然而,不管自信还是不自信,我们必竟操持的是汉语,即使是断裂过的汉语,她还是我们的母亲,而且我们有天然的义务让我们的母语优雅、漂亮、精神焕发。在汉语写作类型中,诗人应负的责任最大,要求也更高。这里强调母语的重要性,即强调诗歌的本土性,它蕴含在当代性之中,我的时代、我的生活自然以在中国的生活经验为主。当然也不局限于这一经验的地域性,更主要的是汉语在这个全球化时代的经验。你若不在中国生活,但依然用汉语写作,你可以通过世界性获得当代性,这是另一条途经。从历史的视角上看,新诗的发生是中国历史演化、文学自身发展和西方文明碰撞的一个结果,也许有人会说新诗是混血儿,这也没什么,它由此而获得了世界性。这也使得我们谈论新诗的当代性时有了世界性的视野,应当说新诗自降生以来一直就有世界性的视野,而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固有的诗歌标准,这是现当代汉语诗歌与魏晋南北朝诗歌、唐诗宋词的不同之处。如今,回过头来,清点我们那个封闭的有局限的宝库,我们已经不再像五四时期诗人那么激进,可以静下心,用混血的腔调翻译先辈的作品,这是有原创性的“翻译”,也是以当代人的眼光来重新描述、重新认识。这样,古诗以生命共存的方式参与到当代写作之中,古典诗歌也在理想的秩序中被当代诗歌作品修改,并接受当代性的挑剔和识别。如此,历史语境与世界性一起在当代性中发挥作用,当代性在变异中不断确立、不断被改写,当代诗歌就此而获得了创造性的活力,并以此区分我们这一代诗人与前辈诗人的不同,在确认我的时代、我们的时代的前提下。
  


  来源:网络 编辑:赵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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