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祥 ◎ 重新建立诗与人的联系 | 诗观点文库 | 诗生活网

 

 
重新建立诗与人的联系 (阅726次)

杨庆祥



  我们今天重新面临五四的命题,也就是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演变,我们的新诗传统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高度秩序化的存在。小冰的写作就类似于古典时代的填词游戏,但它是一种缺乏“对位”的游戏,是当代写作的一个极端化并提前来到的镜像。在这个意义上,当下写作正是一种“小冰”式的写作。如果我们对这种自动的语言和诗意丧失警惕,并对小冰的“习得”能力表示不屑,有一天我们也许就会发现,小冰的写作比我们的写作更“真”,更富有内在的冲动。AI的写作是一面镜子,可以让人类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写作已经穷途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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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再次提及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的一个天才创意:让不同时代的伟大作家隐去身份,坐在一个圆形房间里同时写作,最后当他们交出作品的时候。福斯特的结论是:这些作家虽然属于不同的时代和阶层,但是在小说的写作方面却有“通感”。福斯特的创意是为了佐证他的“艺术高于历史”的观点,他认为艺术可以战胜“年代学”并有其自身的法则,但即使在这样斩钉截铁的观点背后,他也充满了矛盾,他发现这些作家依然通过其写作呈现了强烈的个人性,而这种个人性,其实又无法完全与其“年代学”进行切割。
  如果将福斯特的设计进行一个小小的改造,这个方案就具有更多的意味。我们假设更多作家都在圆形房间完成了其作品,然后我们凭借其作品一一辨认出了这些作家——狄更斯和伍尔芙、托尔斯泰和歌德、奥登和策兰、李商隐和顾城……这个时候,当我们兴高采烈地请这些写作良久的作家们走出圆形房间时,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走出来的并不是这些作家本人,而是一群长得一模一样的AI机器人。
  也就是说,在20世纪福斯特的圆形房间里,作家们的写作依然通过其个人性获得了辨认和区分度,但在21世纪的圆形房间里,作品在风格学和修辞学上还是“个人的”,但作家却是“同一个人”,作品和作家之间的有机联系完全被切割开了。21世纪的福斯特的圆形房间类似于一个思想(写作)的实验,甚至可以媲美柏拉图的洞穴场景。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意味着什么?这对我们时代的(诗歌)写作和思考提出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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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假设并非异想天开,我们可能都还记得2016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人工智能阿尔法狗战胜了数个国际一流的围棋高手,4比1胜李世石,3比0胜柯洁。这一事件构成了自启蒙运动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人类挫折——围棋作为人类文明和智慧的标志之一,被AI击败了。但是,还有一些坚守着人文主义立场的人认为基于“计算”的围棋比赛的失败并不能代表人文传统的失败,至少,代表人类智慧和文明的最高级的产物——语言,还没有被AI掌握。语言似乎成了人类文明最后的一座庇护所,似乎可以在极其表面的意义上印证了海德格尔的那句名言:语言是人类的家,诗人是其守门人。
  然而,科幻作家早就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事实,以语言的“习得”和“交流”为书写题材的科幻作品层出不穷。无论是外星人学习人类的语言还是人类学习外星人的语言,这都暗示了一种“语言至上主义”。从本质上说,这依然没有摆脱人文主义的传统,我自己也曾深陷这种传统的知识型之中,认为可以“习得”围棋的阿尔法狗却难以“习得”诗歌这一人类语言复杂的综合体。但是很明显,我的这一判断失误了,由微软公司开发的另外一个AI——小冰,开始“写诗”了。在最开始的阶段,小冰“学习”了几十位中国现当代诗人的作品,创作出了第一批诗歌,这些诗歌结构不完整、情绪不连贯、语言生搬硬套。但是在经过对更多的诗人诗作学习后(小冰一次学习的时间只需0.6分钟),我非常惊讶地发现,小冰的诗已经很难被辨认出来,比如下面这首发表在《青年文学》上的诗:“隔着桌子/阳光晒我的手指/我的每一个愉快动作/都听我诉说虚无时间的感受/你必然惊异/泥土和种子的沉默/所以它在那/在爱/我梦见了一棵开花的苹果树/什么颜色的花都有/一个人伫立在风中/等待大地上的灾难。”
  如果抹去小冰的名字,我们完全可能认为这是由死去的或者活着的诗人写作出来的,这个诗人可能是戴望舒、徐志摩,也可能是你或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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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写的诗是“诗”吗?这个问题类似于,机器人是人吗?或者稍微退一步,机器人有自我意识吗?从“出身”讲,机器人并非新事物,但AI却也不是纯粹旧相识。确切地说,它是旧的新事物,是技术和哲学的结合,是工业和想象的交集,是一个大写的“I”。对机器人意识的提问已经跨出了传统文学的边界,涉及到对“人”的重新的认知和界定。即使是在纯粹诗学的范畴内,这依然构成了一个迫切、甚至是对整个诗歌史的提问。
  对于小冰的诗歌写作,即使出于商业化和资本化目的的微软公司设计师,也会“弱弱”地承认其“模仿”的属性。我们姑且不谈模仿、仿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就算承认模仿、仿写是“低一级”的写作,关键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小冰模仿的这么“像”?这么“真”?这么“富有诗意”?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如果我们觉得小冰的诗歌有某种徐志摩、戴望舒、顾城、海子的“味道”,那恰好意味着,徐志摩、戴望舒、顾城、海子等诗人所塑造的诗歌美学,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识性的审美,并构成了一个普遍的标准。
  更进一步说,如果说真正的诗人的写作是一种“源代码”的话,那么,经过近100年的习得和训练,这一“源代码”已经变成了一种程序化的语言。既然我们可以通过“学习”相关诗人的作品获得创作的训练,那么小冰不过是以更快、更强的“学习”能力获得了更多甚至更好的训练,那为什么我们依然很难承认小冰写的是“诗歌”?如果我们不承认小冰写的是诗歌,那是否意味着,我们也可以承认我们经过“学习”和“训练”后写下的“诗歌”不是诗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怎么来理解100年以来的新诗传统,以及它在当下的自我复制、自动化和程序化,以及导致的严重的诗歌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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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强调的是,我个人的智慧并不能对AI的写作进行一种“真假”的判断。但在此时此刻,我们要讨论一个更具体的当下问题:我们时代的诗歌写作是不是已经变得越来越程序化,越来越具有所谓的“诗意”,从而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习得”“训练”的气质?我们是不是遗忘了诗歌写作作为“人之心声”的最初的起源?
  根据宇文所安的研究,中国的诗学系统在9世纪有一次从“内在冲动”向“技艺”的转型,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认为诗人只有放弃自我(的内在冲动),通过对传统的研习和加入才可能完成诗歌写作。这两种来自不同时代的声音分享着一个共同的观念,那就是将诗歌写作从具体鲜活的个人经验和个人冲动中剥离出来,通过“习得”一些“传统”和“法则”来完成写作的延续。这导致了两种诗学后果,一是“技艺至上”主义,这一主义通过启蒙时代以来的技术主义,成为一种不断扩张的、越界的、最后成为垄断性的认知模式和观念模式。另一种后果是诗歌和诗人之间的对位消失了,“内在性冲动”的神秘感和仪式感消失了,诗歌变成了在既有的法则中进行语词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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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新诗革命正是对上述诗学观念的一种反抗和解放。陈独秀1919年发表《文学革命论》,其核心主张便是反对旧体诗的高度秩序化和体制化,试图恢复诗歌写作应有的个人性和历史性。也只有在这个文化谱系中,我们才能理解郭沫若和天狗、艾青和火把、戴望舒和雨巷、徐志摩和康桥之间的对位,这些对位是诗歌作为“内在性冲动”的美学表现,它们在其历史语境中是鲜活的、具体的,因而是带有仪式彩的原创性写作。
  如此看来,我们今天重新面临五四的命题,也就是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演变,我们的新诗传统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高度秩序化的存在。小冰的写作就类似于古典时代的填词游戏,但它是一种缺乏“对位”的游戏,是当代写作的一个极端化并提前来到的镜像。在这个意义上,当下写作正是一种“小冰”式的写作。如果我们对这种自动的语言和诗意丧失警惕,并对小冰的“习得”能力表示不屑,有一天我们也许就会发现,小冰的写作比我们的写作更“真”,更富有内在的冲动。AI的写作是一面镜子,可以让人类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写作已经穷途末路。
  这么说并非危言耸听。我们当然可以举出很多当代优秀的诗歌来证伪我的观点。我并无意指责一个个具体的诗人个体,我反思的是作为一种整体的诗学观念和文化结构。在这样的文化结构和诗学观念中,写作成为一种“新技术”,可以有标准、批量生产、获得传播,并能够在不同的语种中进行交流。与此同时,写作的秘密性、神圣感和仪式氛围被完全剥夺了。写作成为一种可以进行商业表演和彩票竞猜的技术工种。

  因此应该逆流而上,重新在诗歌和“人”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一首诗歌呈现的是一个人的形象,而这个人,只能是唯一的“这一个”,五四新文化全部的命题其实只有一个:立人。而在100年后我们回溯这个传统,发现这依然是一个根本的、核心的命题。
  立人——人正是在不同的偶像前才得以创建自己的形象。上帝之前是木偶,上帝之后是AI。《圣经》里有一个著名的“雅各的角力”的故事,雅各与天使角力了一夜,最后胜利了,我并不认为这是人和天使之间的角力,而是人类自身的角力。人类与AI同样如此,首先是人类自己的角力——不做“假人”,而要做“真人”——这个时候,一种新的原始性就被创建出来了。当然,要获得这种原始力,就必须占有全部的时代、废墟和历史的心碎。
  
  来源:文艺报2020年04月24日  文库编辑:赵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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