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浩 ◎ 泰戈尔《失群之鸟》译序 | 诗观点文库 | 诗生活网

 

 
泰戈尔《失群之鸟》译序 (阅712次)

傅浩

 



  一

  印度诗人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Ravīn dranātha Thākura, 1861-1941)的小诗集《失群之鸟》(Stray Birds, 1916)是我的第一部完整译著,但三十多年来一直置之陋室,不曾正式公开问世。
  1977年,我上初中二年级,才开始学英语。一年后,先严请来朱国屏老师在课外教我英语语法。朱老师是刚刚刑满释放的右派分子,先严时任校长的西安市八十八中学聘用了他,他教我似乎有点儿报恩的意思。朱老师英语水平很高,授课简明扼要,不久我就学完了全部英语语法,随即开始尝试用英语创作诗文,翻译中国古诗和外国诗了。1980年上高一的时候,由于偶然得到郑振铎译的《新月集》,读了觉得喜欢,我就托已调至陕西师范大学的朱老师从学校图书馆借英文原本。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朱老师为我借来了英文版《泰戈尔诗与剧作合集》。我迫不及待地用两天时间抄完了其中的Stray Birds原文,然后就开始翻译,自七月十一日起,至八月四日止,不到一个月就译完了全部三百二十五首诗作,标题最初译为《迷途群鸟》。由于此前正好看过《冰心文集》,译诗就模仿《繁星》《春水》的长短句分行形式,措辞也颇“文艺”。例如,第一首是这样的:
 
夏日里迷途的群鸟
飞来我窗前鸣唱
而又飞离。
没有歌声的
秋天的黄叶
叹息一声飘落那里。
 
  完稿之后,我挑选了一些较得意的译诗投寄给《诗刊》《星星》《百花洲》《长江》等文学杂志,但均无果。
  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看到本系学生自办的文学刊物《缪斯》,我就选了十五首拿去投稿,很快就登出了。从此我在系里小有诗名,引得几位爱好写诗的同学来访。我们一同创办了小小诗社,交流作品,自印诗集,后来还接手了《缪斯》的编辑和发行工作。然而,除此之外,我的泰戈尔诗集译稿(继《迷途群鸟》后,我还一口气选译了部分《吉檀迦利》《园丁集》《情人的礼物》《采果集》《横渡集》《新月集》《游思集》等)再也没有机会发表,就尘封起来了。
  直到今年八月初,在完成了梵语诗集《偷情五十咏》的译述之后,有了些余暇,就想把自己早已无意发表的少年译著再修订一番,拿出来问世,一来是为了纪念初学英语时那段永远都不会逝去的青春和已逝去的老师,二来是有感于有人说Stray Birds汉译多得满天飞,但至今尚无令人满意的译本,以及又有人说某新译本是迄今为止最好中文译本。前者是主要原因,至于后者,我没有对照原文阅读过大多数译本,自然不敢妄议,只是提供自己的译本,敬待识者评判而已。
 

  二

  《失群之鸟》的躯壳是英语,但其精神是印度的。何况,这部诗集中有一部分诗作还是诗人译自自己的孟加拉语诗集《碎屑集》(Kaṇikā,1899)的呢。所以,在把它翻译成汉语时,如何体现其印度精神,是我刻意关注的。
  众所周知,印度教信仰多神,不似犹太-基督教信仰唯一神。其中天神之首因陀罗汉语一般意译为天帝或帝释天,他不是最高神;最高神是所谓的三相神,即司创造的梵天、司保护的毗湿奴、司破坏的湿婆,汉语一般译为大神。而犹太-基督教的唯一神汉语有两种译法,一为神,一为上帝。印度教的大神是人格神,有多种多样的化身或分身,可以扮演不同性格角色,而犹太-基督教的上帝是非人格神,无形无相(三位一体是后来的发展)。传统上,印度与中东地区的信仰和文学中都存在一种特殊的人神关系,即信徒可以把所敬奉之神任意想象为父亲、母亲、情人、向导,甚至敌人等人格形象,并对之作出相应的情感表达。泰戈尔在这部诗集中表现的就主要是暗喻式的人神关系,而非单纯的人人关系。诚如提名泰戈尔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英国作家托马斯·斯特支·莫尔所指出的,泰戈尔诗歌的独特题材就是“对神的爱”。泰戈尔的信仰虽不囿于印度传统宗派,但也不离于印度传统观念,例如诗集中就涉及三世、轮回、诸世界等这些印度特有的宗教-哲学概念。因此,把“God”或“gods”或“Lord”译为“上帝”,显然是不妥的,这易使人联想到犹太-基督教信仰。把“Master”译为“主”也同样不妥。在印度神话中,大神湿婆还是音乐舞蹈的创造者,所以,在有关音乐的上下文中,把“Master”译为(音乐)“大师”也许比译为“主”更贴切。
  相应的,这部诗集中有许多诗作是诉诸第二人称的,多采用祈使句式,所表现的内容多为祈求、呼告、教谕、倾诉等,也就是罗曼·雅各布森所谓的具有“意动功能”的信息,而这正是传统印度教毗湿奴派虔敬诗的特色之一。这类诗通常具有近似咒语的效果。在许多情况下,说话对象或曰受话者应理解为神或神的各种人格化身,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人。即便有的这类诗句中并没有使用任何表示说话对象的宾语或呼语,也应理解为是对某个隐含的第二人称受话者发话的,例如第二百零六首、第二百零八首、第二百一十七首等。印度传统诗中的人物性格多呈类型化,而少个性化。泰戈尔的作品无疑继承和体现了印度传统诗的许多特点。
  梵语中有一类复合词,旧译持业释,是由两个同位语名词构成,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名词修饰名词的修辞手法。这种手法随着佛经翻译也早已进入和影响了汉语。例如:“柳眉”“杏眼”,意思分别是形状像柳树叶的眉毛,形状像杏核的眼睛。两个名词并置,中间无需“之”“的”之类的介词连接。梵语之于印度诸多方言(或俗语),犹如拉丁语之于欧洲各国俗语,影响自不待言。泰戈尔所用的孟加拉语与梵语一脉相承,自然会有类似的修辞手法。这种复合词译成英语往往变成以介词“of”连接的两个同位语名词组成的名词短语。那么,再译成汉语时就往往可以还原梵语或孟加拉语那样的复合词结构,直接并置两个同位语名词,而省略“之”或“的”之类的介词。例如八十一首中的“flame of darkness”就应译为“黑暗火焰”,而不该译为“黑暗之火焰”,因为两个名词是同位关系,而不是所属关系;诗人以火焰喻黑暗,是说黑暗即(或如)火焰,而不是说黑暗有火焰。又如第九十九首中的“coin of life”以译为“生命钱币”为妥,译为“生的钱币”则不佳,也是同样道理。
  梵语诗一般四句一颂,大多每句音节数量相等,中间停顿,无韵。结构相当于汉语近体诗的四联八句。据说汉语近体诗的发展确曾受到梵语诗学在某种程度上的影响。孟加拉语诗想必更是如此。用英语诗律来衡量,《失群之鸟》中的诗作可以说大半是散文诗,小半是自由诗。后者采用分行排列的形式,应多为源自孟加拉语的译诗,故大体保留了原诗的体式,虽说不求节奏整齐。这从诗句结构和意义的对仗即可看出。有时,一首诗的内容只是原诗的半颂。例如第五十三首和第一百七十二首就是从同一首孟加拉语原诗析出的。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拙译就尽量向更远的源头、想象中的孟加拉语原作看齐,做到形式比英语原作(实际上也是译作)更工整。
  除以上诸法之外,还有一种方法可以或多或少给译诗增添一些印度风味。我们知道,汉语中有大量词语是在古代佛经翻译过程中创造的,例如“世界”“观念”“实际”“现在”等等。近代以来,佛教文献也逐渐译入英语,由于梵语等原文文本失传,有些是从汉语转译的。久而久之,有些名词术语渐渐形成了公认的固定译法,例如以“sorrow”译“烦恼”,以“liberty”译“解脱”等。那么,从英语译泰戈尔诗作时,适当采用一些本来就是从印度文化输入的这类外来词语,自然会产生相应的联想效果。例如第二百零三首中“all worlds”一语,拙译为“大千世界”,较诸别家所译的“整个宇宙”,就更契合印度人的概念和说法,也就更有印度味儿。又如第二百四十二首中“reach the shore”一语,拙译为“抵达彼岸”,而不是“到了岸”;第二百四十九首中“heaven's flowers”一语,拙译为“天界的繁花”,而不是“天上的花朵”。这些都会给人以与印度文化相关的联想。

 
  三

  《失群之鸟》于1916年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在美国纽约出版。其中部分诗作系由泰戈尔本人译自他自己创作的孟加拉语诗集《碎屑集》。这些诗属于深受梵语和波斯语诗歌格言和说教传统影响的十九世纪孟加拉语文学,虽然诗人的英语译文是散文体或自由诗体,但透过内容仍能看出原文格律严整的结构痕迹。另一部分诗作可能作于1916年诗人访问日本期间,大部分有孟加拉语和英语两种文本,小部分是用英语直接创作的。这些诗后来又与1924年作于中国的一些诗合刊于诗集《诗行集》(Lekhan,1926)中。诗人在该书前言中称“在中国和日本,作者被要求在扇面或丝帕上题诗”。
  有人说这些诗“显然”受了日本俳句的影响,这显然是臆测妄语。虽然泰戈尔在其旅行日志《日本游客》(1919)中盛赞日本俳句的简洁凝炼,并且评析过松尾芭蕉的名作《古池塘》,但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看,并无证据表明他在诗歌创作中吸收了俳句的作法。他的这些诗作显然都源自印度传统文学固有的体裁、形式和风格,只不过经过了英语的稀释而已。当然,泰戈尔也深受英国诗歌的影响,据说他最喜欢的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威廉·渥茲渥斯和约翰·济慈。泰戈尔的英语有其独特的风格,是夹杂有传统诗歌用语的半文不白的十九世纪书面语,以英国文学的标准来衡量,显然未臻上乘,甚至有些诘屈聱牙,不够地道。所以,其英语诗可谓质胜于文,有的显然是在翻译过程中造成的损失。
  泰戈尔最初受西方文艺界欢迎以至终获诺贝尔文学奖,都得力于英国伦敦的国际文艺家圈子,尤其是威廉·罗森斯坦以及威廉·巴特勒·叶芝和埃茲拉·庞德等人的大力推介。叶芝曾盛赞泰戈尔的英语自译诗,自称不知道当代用英语写作者有谁的作品堪与之匹敌。他不仅为泰戈尔第一部英语译诗集《吉檀迦利》(1912)作序,而且帮泰戈尔润色过多部英译诗稿,包括《吉檀迦利》、《园丁集》(1913)、《新月集》(1913)等,改掉了其中不少古旧词、倒装句和务求典雅而矫揉造作的表达法。泰戈尔一方面感激不尽,一方面也不无怨言,认为他修改得太过分、太离谱了。多年后,叶芝在会见另一些印度作家时,当面告诫他们应该用自己的母语,而不应该用英语写作,因为除了用母语,任何人都无法带着乐感和活力思维和写作。这是否有感而发,隐有所指呢?不过,《失群之鸟》似乎没有经过叶芝的润色。
  泰戈尔于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术院的授奖评语称:“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这诗出于高超的技巧,并由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
  本书系根据《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英文作品集·卷一:诗歌》(The English Writings of Rabindranath Tagore, Volume One: Poems, ed. Sisir Kumar Das,New Delhi: Sahitya Akademi, 1994, rpt. 2004,pp. 397-435)译出。所配二十六幅插图系泰戈尔本人创作的绘画作品(不是专门为此诗集绘制的),除其中四幅来自互联网外,其余均出自《诗人之画:泰戈尔画作欣赏》(中西书局,2011),承蒙该书主编董友忱先生慷慨授权使用,十分感谢。

 

    来源:《山花》2020年第4期  文库编辑:赵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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