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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布鲁姆:一个读者的胜利 (阅531次)

育邦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年7月11日—2019年10月14日),出生于美国纽约。作为美国当代极富影响力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教授、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诗歌批评、理论批评和宗教批评三大方面。在1959年发表了第一本书之后,布鲁姆一生出版了40多部著作,包括《影响的焦虑》《影响的诗学》《西方正典》《影响的解剖》等20余本文学批评。1973年的代表作《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在美国批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誉为“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具原创性和最富煽动性的一位文学批评家”。


  终其一生,哈罗德·布鲁姆都是一名孜孜不倦的读者。布鲁姆有着广泛的读者基础,不仅全方位地占领了全世界作家、评论家的书架,而且成功进入广大文学爱好者的阅读书单,被认为是“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有原创性和最有煽动性的一位文学批评家”。他是经典作品的守护者、辩护者和鼓吹家。这也是他的批评写作得以赢得众多读者的最重要原因。他是大学教授,一辈子身处象牙塔,但他的阅读、他的视野和他的研究几乎都是与大众读者密切相关的。我以为,他所获得的令人羡慕的读者缘是对他几十年如一日专注于阅读的奖赏。我相信,哈罗德·布鲁姆之所以成为一个响当当的品牌,归根到底是一个读者的胜利。当然,我们也服膺他是一位称职的艺术批评家,就是托尔斯泰所说的那种能够“引导读者深入艺术本身,穿越无尽关联构成的迷宫,乃至最终触及支撑艺术内部关联的法则”的批评家。
  他是经典读者的典范,对经典文学作品阅读充满热情。只要打开他的书,你就会发现他对于文学的热忱是一种叫人上瘾着迷的麻醉剂,令人如痴如醉,欲罢而不能。我几乎看过所有他写下的书(中文译本),即便有时候他写得不够深入,有些观点我也不敢苟同,但是布鲁姆完全沉醉于他钟爱的作家精心营造的氛围中,在作评论时又时时展示自己敏锐而睿智的个人魅力,这一点,几乎没有批评家与之匹敌。他把自己彻底地投入到阅读事业之中,他是一位“独孤读者”,以至于我们能感觉到:只有在文学阅读中,他才如鱼得水、如鸟归林,他的身心才是酣畅淋漓的,他的情感才是激情澎湃的。 从七岁起,孤独的处境和自我丰富的需求就使他成为一名专注的读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一直以来他是“用人性来读,用全部身心来读”。他说自己小时候举止笨拙,平衡感不强,通过阅读伟大的诗歌意外地获得某种重生。他是史蒂文斯诗中“把读者变成书”的神奇读者。他的书《如何读,为什么读》也是一本堪与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相提并论的阅读圣经。在晚年,布鲁姆越发看重文学鉴赏,认识到文学批评的主要功能就是鉴赏,我们阅读文学作品也是“为艺术而艺术”,亦即包含D.H.劳伦斯所说的“为人生而艺术”。虽说文学批评是个人的行动,但他学会了与公众接触,为更广大的读者而写作。他写下《文章家与先知》《史诗》《短篇小说家和作品》《诗人与诗歌》《剧作家与戏剧》《小说家与小说》等完全面向大众读者的作品导读。
  我有一套秘密的游戏卡片,每一位作家对应着一种动物,譬如福楼拜与蜥蜴、卡夫卡与甲虫、纳博科夫与蝴蝶、博尔赫斯与老虎、巴别尔与马,今天我欣喜地发现又增加了一张新卡片:布鲁姆与雷龙。布鲁姆是传播经典文学的布道者,他写下一系列关于经典的福音书,评论家M.H.艾布拉姆斯认为:“读他的评论就像在读石火电光般的经典”。他不愿意与平庸的作品为伍。在功成名就的晚年,他语气平淡地告诉我们:“我快七十岁了,不想读坏东西如同不想过坏日子……我们肯定不欠平庸任何东西,不管它打算提出或者代表什么集体性。”他只热爱经典,而对流行文学和通俗文学嗤之以鼻,对于哈利·波特和斯蒂芬·金,他给予的是鄙夷的目光。他自嘲却无不得意地说:“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我可以说是一种幸存的古迹,一个恐龙,我尤其喜欢与和蔼的怪物雷龙相比。”
  面对经典,布鲁姆时刻向“发现的无序”和“无序的发现”敞开怀抱。他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具有一定随意性,率意而为,偶然的契机会触发他写下一本书。他体察到众多作家的“焦虑”,他得意于自己的“误读”,他深入探究伟大作家的灵魂,他沉溺于不朽作品之间关联的迷宫……
  他一辈子都是大学教授,但他憎恨“学院派”,他把那些用社会化与历史化观点解读文学作品的批评家都归入“憎恨学派”——他们憎恨文学,而不是热爱。他反对用“政治”的目光、带着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去阅读文学作品,因为在此情况下,作家和作品都成为某种畸形的产物,为“暴力话语”所控制,不再具有文学的生命与活力。奥斯卡·王尔德言:“在艺术中,一切都重要,除了题材。”其中的“题材”,言下之意,正是贴上各种主义的标签、众多历史与社会观念先行的题材。托妮·莫里森,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裔美国黑人女性,她以抒写黑人生活与情感见长。她亦曾要求读者不从个人角度而从社群的视角看待她笔下的人物时,布鲁姆对她也毫不客气:“我听到一种绝对化的意识形态,所以我回到我在本书开始的论点:为服务于任何意识形态而读,等于根本不读。”他拒绝从道德、哲学、社会学层面解读作品,倡导审美批评,强调文本的创造性。他只关心那些不朽作品中对于恒久不变事物的深刻体悟。
  他难以忍受纷繁变幻的批评时尚,在很多人看来,他是个实足的“保守主义者”。卓越的批评家约翰逊博士无情地告诫批评家:“清除你头脑里的虚伪套话。”布鲁姆在此基础上,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清除你头脑里的学院虚伪套话。”他的批评不仅是知识(作家与作品)的分类与归纳、文本的重述与阐释、社会学的拓展或研究,而更重要的是一种启迪:一场场诗意的激荡,一次次发现自我与未知世界的邂逅。
  哈罗德·布鲁姆热爱诗歌,他洞悉诗歌中许多不为人知的的奥秘,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成为一名诗人。他是我所知道的对于阅读诗歌充满无限激情而不是诗人的唯一的一个怪人。他说,对那些我最爱的诗人充满了无可救药的激情。他是莎士比亚门下最为忠实的“走狗”,他有时欢快地自称是“布鲁姆·崇拜莎士比亚·雷龙”,莎士比亚是他所构建的诗学大厦里无可撼动的国王。
  批评家必然要对很多问题发表观点,当然也包括好诗歌的标准,他对诗歌提出了三个要求:超群的美感、认知力和智慧。他厌倦对诗歌进行政治文化分析。对于美国诗歌,他抱有更为深切的体认,就向我们对待唐诗一样。惠特曼从世间万物中发现美,宽广坦荡而又浑然天成,布鲁姆以惠特曼作为美国诗歌的船长。他以“美国灵魂”贯穿于他对美国诗歌的评述和缕析中,并实现其内部关联。同时,他又极其警觉地意识到美国文学必须从“美国宗教”与“美国灵魂”中走出来,才能实现文学的超越性。他的同胞和批评界同仁苏珊·桑塔格也作如是观,她认为文学引导她“逃出民族虚荣心的监狱、市侩的监狱、强迫性的地方主义的监狱、愚蠢的学校教育的监狱”。
  作为批评家,他热爱诗学与想象性文学,只从审美的立场进入文学,他构建了一个被广泛认同的西方经典作家谱系——《西方正典》。也许,这是一次冒险,他只选取了二十六位伟大作家。T.S.艾略特作为隐秘的导师,为《西方正典》的成功注入了关键的灵魂与精神,他的《传统和个人才能》给予布鲁姆最为精确的启示。可以说,布鲁姆既是艾略特的传灯者,也是他的掘墓人,他对浪漫派诗人的研究解构了艾略特形式主义批评美学在美国学界的绝对统治。艾略特说道:“任何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都不能独自具备完整的意义。他的意义、他的鉴赏也就是他和过去的诗人和艺术家关系的鉴赏。你无从将他孤立起来加以评价;你不得不将他放在过去的诗人或艺术家中以便比较和对照。”在《影响的焦虑》中,布鲁姆发明了他的一件批评玩偶——台瑟拉,他提出:艺术史的线性链接,无论纵向还是横向,都是由前辈艺术家和今天艺术家的相似性链接在一起的。布鲁姆是美与语言艺术的忠实信徒,他说,只有美引领我们上升。因而他遴选出的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也正是遵循这一简单却又苛刻的原则。当然,我们在《西方正典》中也看到一颗“孤独的心灵”,布鲁姆在其“序言”中说,审美批评使我们回到文学想象的自主性上去,回到孤独的心灵中去。他对于这些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深入探测的同时,正建立一种强大的“镜像”——映照着他自己的心灵。布鲁姆总是慷慨地把“神性”的鲜花撒在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之上,他虔诚地指认:“我所谓的‘诗人内心的诗人’就是神魔的意思,即一个诗人潜在的不朽,就是他的神性。”
  同时他也敏锐地注意到他所建立的谱系面向未来是开放的,变动不居的,正如艾略特说的那样:“现存的不朽杰作相互间形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艺术作品的介入而受到变更。”
  博尔赫斯在《卡夫卡及其先驱者》中宣称,事实是每一位作家创造了自己的先驱者;作家的劳动改变了我们对过去的概念,与必将改变未来。艾略特强调传统既有过去性,又有现在性,因为传统,诗人置身于与前辈作家同时并存的秩序之中。而布鲁姆在《影响的剖析》中提出一个强悍的观点,一个伟大作者必须要与传统、要与他的先驱和前辈产生竞争势态。他要像撒旦一样“选择一条英雄之路:去经历地狱之苦,去探索在地狱里可能还有什么作为”。即伟大作者必须有所创造。他分析弥尔顿时认为,藏拙、隐藏原型,就是弥尔顿对影响的强力反应。他试图证明《失乐园》的主题就是撒旦与弥尔顿之间的争斗,而《哈姆雷特》则是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之间的争斗。他所热爱的诗人只与最高明的前辈发生正面而隐蔽的竞技。
  在《神圣真理的毁灭——<圣经>以来的诗歌与信仰》中,布鲁姆洞烛了诗与信仰的关系,并从真理与意义的高度上进行了一次形而上的探讨。他深刻洞察到文学只有在人性的立场上才能与神学及宗教抗衡,才能使人的创造与神的创造并驾齐驱。他将崇高风格(并发展出一个强悍的谱系)置于伟大作品的核心地带,崇高风格具有“直接而严肃的摧毁奴性快感的功能”,贝克特、普鲁斯特、卡夫卡、乔伊斯正是具有崇高风格伟大作家的典范。进入20世纪以来,这是人类通过文学探索“真理之道”的硕果,他无不自豪地宣称:我们的花已经凋谢,现在我们是果。最让我倾心的是,他还对诗歌与信仰的对抗性关系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发现这种对抗性正是不朽作品的创造性源泉和竞争性动力。
  哈罗德·布鲁姆,有时偏执,有时宽容,他与所有的伟大作家一样,是一个复杂而又简单的悖论存在。他是一个美国批评家,一个惠特曼式的人物,惠特曼是发现美的天才,而他是发现作品之美的天才。
  从某种意义上说,布鲁姆就是亚哈船长,他终身“猎杀”的“白鲸”就是那些文学经典,而那条白鲸象征着人世与宇宙之美、令人恐惧而又令人神往的未知世界、人们无法用知识去解释的神秘悸动。《白鲸》的作者梅尔维尔说,“人类的伟大不过是疾病”。哈罗德·布鲁姆正是背负某种疾病隐喻的伟大船长,一个引领我们进入浩瀚经典海洋的领航员。
 


  来源:网络 编辑:z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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