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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新诗:重构形象的障碍 (阅589次)

罗振亚

 

  在中国的文体格局中,诗歌一直居于正宗和核心的位置。可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商品经济大潮的空前冲击,现实生活的日趋散文化和大众文化学历教育的“合力”挤压;诗歌和诗人一同被逐渐边缘化、矮丑化,甚至一度沦为生活中有无均可的点缀,影响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正基于此,21世纪以来,诸多具有责任感的诗人为从困境中突围,进行了一系列重构新诗形象的努力。他们自觉规避八九十年代诗歌的两种倾向——过于高调地贴近时代的“大词”书写,和过于高蹈地疏离人类的“圣词”书写,通过发掘日常“此在”诗意的“及物”选择,重建诗歌与现实的对话机制,提升写作伦理的品位;告别朦胧诗之后运动式的集体抒情风气,注重文本的体式、修辞、语言等各个艺术环节品质的打磨与配合,使诗坛在“怎样写”的技术水准方面获得了大面积攀升;以生长媒体、创作主体、诗学风格和地域色彩等多元因素的呼应,催生诗坛百花齐放的艺术状态,将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精神落到了实处。应该说,21世纪新诗的形象重构一定程度上确立了自身的新质,获得了再度“出发”的可能。但是,必须承认,新诗迄今为止远未从低谷走出,表面喧嚣的背后还充满着本质的悲凉,诗歌圈内的“回温”之“热”,相对于诗歌圈外的“淡漠”之“冷”而言,有如自欺欺人的精神挣扎和抚慰。或者说,21世纪新诗形象的重构是有限度的,因为遗留问题“积重难返”,重构方法也并非完全得当,距离成功还任重道远,其障碍更应该引起充分的警惕。 

  首要障碍当属拳头诗人和经典文本的稀少,这是困扰中国新诗若干年却始终悬而未解的老大难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世纪诗人乃屈原、李白、杜甫们的不肖子孙,他们向内难以和经历过人生盛宴或横刀立马伟大感受的前辈诗人比肩,只能与恢宏的黄钟大吕无缘,向外无法同马雅可夫斯基、洛尔迦、惠特曼等世界性诗人抗衡,令自己的民族骄傲。即便相较于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冯至支撑的20年代,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艾青领衔的30年代,穆旦、郑敏、李季代表的40年代,郭小川、贺敬之、余光中、洛夫担纲的五六十年代,舒婷、北岛、顾城、杨炼、江河主打的七八十年代,也都相形见绌。前面论及的不同阶段,都拥有标志民族和国家诗歌精神高度的天才代表和偶像时期,输送出《凤凰涅槃》《雨巷》《金黄的稻束》《乡愁》《致橡树》《有关大雁塔》等许多曾经轰动一时的“动态经典”,那些天才、偶像的相对稳定,可视为他们所处阶段诗歌繁荣的象征。那么,新星迭涌、众声喧哗的21世纪,在诗艺水准获得整体提高的背景下,又境况如何呢?我们痛彻地发现,在贡献拳头诗人和经典文本方面,21世纪新诗明显逊色于前几个时期,它恐怕还不如刚刚过去的八九十年代,80年代,尚有西川、海子、翟永明、于坚、韩东等高手胜出,90年代还也推出了伊沙、侯马、臧棣、徐江等中坚力量。而在如今十年即可造就一个文学时代的十九年间,像朵渔这样诗魂健朗、襟怀广博的诗人,和那种让人读后顿觉天高地阔、饱含穿越时空魅力的文本,在诗坛显影的屈指可数。优秀的诗人和好诗人不断登场,经典诗人与大诗人却依旧寥若星辰,成长缓慢。而十足的才子气背后大手笔空缺,“群星”闪烁的同时却少了“月亮”的光辉,大师级诗人、“动态经典”特别是“恒态经典”严重匮乏,即便诗坛再怎么热闹,也只能说是繁而不荣的表现。此间的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下半身写作、中间代诗歌、第三条道路、低诗歌等创作群落的理论和理想,看上去不可谓不高远,可惜像空响的美妙的“风铃”,鲜有诗人能够抵达其预设的高度。如此说来,读者对诗坛和诗歌的疏离早晚会成为一种必然。 

  经典和大师匮乏的原因很多,其中的核心症结则是创作自身存在的问题显豁,为人诟病。曾几何时,新诗不断地介入现实良知,或引领时代的写作艺术风气。可是21世纪的诗坛危机四伏的丛生病象,已经令人惊诧不已,更别提让诗歌去影响生活了。大量诗人凌空蹈虚,一些对日常现实的“及物”者,又没有触及生活与生命的内核,而误读现实本质的代价和后果,就是文本在不自觉间滑向隐秘情绪和琐屑现象的铺展,多元化的写作景观被悄然置换成小情小调的抒放,生存与本能状态的自我把玩,缺少理性操控的精神病象,同众多诗人、编辑和网络写手在书斋里没有生命感动、思想触发,靠知识和书本“硬写”的智力游戏遇合,自然会过滤或悬置洪灾、地震、疾病、民生、反腐和环境污染等涉及人文关怀的宏大叙事,不可能表现出社会转型期国人的精神焦灼和历史境遇,诗魂孱弱,最终这些文本只能无奈地蜕化为无关生命痛痒、偏离甚或歪曲现实的“纸上文本”与“网上建筑”,为读者提供必要的思想精神向度,产生优秀文本的穿透力和深刻度,当然就更无从谈起了。如“远远望去/独自放风筝的人/像是在天上拴了根绳子/准备上吊”(刘天雨《独自放风筝的人》)。应该肯定这首诗的想象是突兀而怪诞的,比较奇特,说明作者不无创作天分;但却浅淡得不明何为,“日常”固然“日常”,可审美一维却丧失了。不错,诗歌可以表现个人喜怒哀乐的精神世界,但若仅仅耽于本能和生存状态鸡零狗碎的世俗揭示,就和读者毫无关系。另一方面,提供不出思想和精神向度,又要稳固自己在诗坛的地位,就只好在形式维度上做文章,所以21世纪诗人很多都选择去走技术路线。什么能指滑动、互文、零度写作、文本平面化,什么语感推进、断句破行、文本放空、诗图互动,名义上搞语言和技术的实验创新,实则是本末倒置,用技术替代诗歌的言语狂欢,至于一些诗人只为“好玩儿”和盈利而写,毫不走心或“为赋新诗”,就更让缪斯在无形中迷踪为一片同生命、现实无关的竞技场,一种后现代的文本游戏与拼贴。并且,那些手段已无太多新鲜之感,它们在90年代乃至更早的先锋派诗人那里都似曾相识,早被一一操练过。像“口语加上回车键”的梨花体不必多说,像这样状态的诗俯拾即是:“天上的白云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特别白特白/极其白/贼白/简直白死了/啊”(乌青《对白云的赞美》);“镜子里双鬓渐渐花白,一二十年过去了,头顶上/又移来一些白云。白云起先像山峦/像奔马,像积雪,像波涛,后来像情绪不佳的张寡妇/飘上了西山头”(湖北青蛙《白云》)。前者通篇是废话体的语言连缀、口水狂欢,后者在飘忽意识流和蹩脚比喻之外,走向了能指的空洞。可它们居然被一些人别有用心地吹捧,美其名曰探索,作为“好诗”加以推荐,说明诗坛的写作和批评都误入“歧途”已深。由此亦可见出,精神贫血,形式漂移,新世纪诗歌的“太阳”不想在一些写作者手中黯淡下去都不可能。 

  新世纪诗歌的书写形式也潜存着一定的隐忧。民刊崛起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所掀起的写作及传播“革命”有目共睹。低门槛与高产出的双向刺激发酵出网络书写的异常热闹,人人皆可抒情的同时话语霸权被悄然消解,超文本链接与新技术支持下的声、像、图、文配合,敦促艺术的实验、前卫倾向越发强劲,诗坛的民主氛围浓郁,人气充盈,活力四溢,而且引渡出一批优秀写手和文本,伊沙的反讽策略和身体写作,侯马、徐江的后口语精神,余怒凸显强指、歧义的超现实实践,无不如此。像完全从网络平台起家的轩辕轼轲,那首《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心态放松,技术上佳,从语感到味道均令专业作者汗颜,它应了“好诗在民间”那句老话,让人感到和主流媒体互补共荣的民刊、网刊,“藏龙卧虎”。但从另外的角度看,它们又是“藏污纳垢”之地。民刊和网刊不稳定,即时性因素过多,多属短命,不利于经典诗人和文本培育;办刊者的同人、圈子化宜打造群体和流派,也让一些伪诗、非诗、垃圾诗“出笼”,拉低平台的艺术水准;尤其是网络自在的游戏属性,不时把写作降格为段子式、快餐化、无厘头的粗制滥造。如近年盛传的网名“猎户”的自动写诗软件发明,和机器人小冰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的出版,都构成了值得深思的“事件”。尽管它们写作的水准高出诗歌写作者的平均值,“猎户”软件按一定的逻辑关系,将动词、名词、形容词组合一处,每小时写诗417首,一个月可达25万首,速度快得惊人,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冰会写诗还能聊天,在《华西都市报》开设写作专栏,诗集销售全国。可是文本抽离了作者的情感和个性,抽离了抒情主体,还能否称之为诗已是问题,充其量不过是高级游戏而已;如果再指望靠软件和机器人理想地处理人心灵深处微妙的情感和思考,留下的就是一个笑话。最优秀的诗唯有血肉丰满的人才能写出。也就是说,大量网络诗歌缺乏人的灵魂深度和艺术美感,根本整合不了经验同语言间的复杂关系,有速度感而经不住仔细推敲。至于网络写作不时伴生的人身攻击与恶搞那种伦理下移,就更需遏制了。

  除上述新老问题的缠绕,21世纪新诗的形象重构还面临许多需要警惕的具体“陷阱”。如文本的艺术泛化问题。保守说,这十几年里至少半数诗人仍在走传统路数,在男欢女爱、风花雪月、怀乡依旧的题材圈内游弋,星空、河流、太阳、大海、炊烟、麦子等意象被批量消费,一些功成名就的“老”诗人、“老”编辑,始终四平八稳地抒情,技巧圆熟,风格典雅,看不出大毛病,就是属于思想和艺术的“原地踏步”运动,缺少创新的气象。这种取境、谋篇、遣词上的“一窝蜂”倾向非常可怕,汶川地震以来,在铺天盖地的灾难诗歌书写里,写作个体间的差异性、辨识度模糊,结果偶有《今夜,写诗是轻浮的》等少数精品闪现,留下了一堆艺术“垃圾”,90年代开始的好端端的“个人化”写作,又被倒退至“集体抒情”状态。再如作者的心态浮躁问题。真诗人当敛心静气于文本的创造与打磨,可是由于骨子里的多动因子和文学史焦虑情结作祟,许多诗人心浮气躁,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常常迷恋“诗外功夫”,热衷于分享会、研讨会、诗歌节、诗朗诵、诗笔会等活动,片面追求发表数量,轻作品的内在品质提升,不少诗人还因之成了有“精神问题”者。尤其是患上了玄怪的命名综合征,十几年光景就出现了下半身写作、80后写作、新红颜写作、中间代写作、垃圾派写作、第三条道路等近百种主张和群落,数量上远超前半个世纪新诗数倍,集体命名和代际更迭的连绵纷繁,花样翻新,“你方唱罢我登场”,是追新求变的思想外化,但又何尝不是浮躁心态的凸显?不少旋生旋灭的命名,说穿了不外乎低级作秀、炒作的利益“分边游戏”,其效果与经典的积淀是背道而驰的。又如诗坛的事件化倾向愈演愈烈。如今一提起诗歌界,很多读者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贵圈儿太乱”,言外之意即“事件”太多,一会儿是“梨花体”,一会儿是“羊羔体”,一会儿是“诗稿拍卖”,一会儿是“裸体朗诵”,一会儿是谁谁自杀,一会儿是谁谁打架,一会儿是谁谁暧昧,一会儿是张三抄袭……都是花边逸闻,段子演绎,就是和文本品质无关,与诗坛审美走势不搭,同支撑创作的理论商讨绝缘,这种事件大于文本、多于文本的现象本身,是对诗歌的最大伤害,是诗意最本质的流失,长此以往,诗坛将只剩事件而无诗歌,最终吞下“诗将不诗”的恶果。诗歌可以“变通”,但应守住底线,否则无异于“自戕”。

  21世纪新诗形象重构障碍重重,并非意味着其完成遥遥无期。相反,它已找准路向,只要诗人们能够正视现实,拒绝媚俗和盲从,自觉平衡诗歌本体与时代的关系,在宁静从容的心态中创新,实现“重构”的日子就不会遥远,更不会仅仅停浮于一句空话。

 

 
  来源:《文艺争鸣》2019年第10期 文库编辑:z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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