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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至死:恶搞诗歌的传播学分析 (阅664次)

胡登全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几千年来优秀的诗人和诗歌群星璀璨,铸就了传统诗歌的辉煌。但是中国新诗,自文学革命以来,近百年历程,一路坎坷。1925年,鲁迅就曾指出:“说文学革命之后而文学已有转机,我至今还未明白这话是否真实。但戏曲尚未萌芽,诗歌却已奄奄一息了,即有几个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寒风中颤抖。”[1]诗歌的个性解放和灵欲结合,是五四时期确定的人性抒情,这本该是新诗创作的优秀传统,但是在诗歌实践中,却出现了种种负面效应。建国后,尽管也出现过如归来者、朦胧诗人、第三代诗人等的一些优秀作品,但是总体而言,新诗创作水平令人堪忧,尤其进入大众传播时代,诗歌的人性抒情往往畸变为“滥情”,“娱乐至死”、恶搞。怪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大众传播(与媒介文化、消费文化共生)是一个尤其重要的因素。

No.1媒介传播:文学变迁的重要影响者
  人类的任何活动都离不开媒介的传播。迄今为止,媒介经历了几大变革:语言(口语)媒介、书写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以广播、网络、电视、手机为主的大众传播媒介)。每一种媒介传播形式都对文学的样式产生了直接影响。对此,大名鼎鼎的传播学家兼诗人、文学分析家麦克卢汉在其名著《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就以媒介为主线梳理了西方三千年文化史。麦氏认为,在媒介的变迁中,文化经历了四个嬗变:第一,最初的口语媒介的传播形成了“听觉冷文化”;第二,书写媒介的传播形成了“视觉热文化”;第三,印刷媒介的传播形成了“视觉高热文化”;第四,现代社会电子媒介的传播形成了“听觉—触觉文化”。
  同理,文学场域的生态与媒介传播生态息息相关。梁启超先生曾在《饮冰室自由书》中指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报章、学校和演说”是“传播文明三大利器”。梁先生对报章媒介作用的认识和世界文学史实是一致的:在中国,报刊的出现使一大批古代文体转变为现代文体,在欧洲,“在一个半世纪中,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展开的。”[2]
  在媒介化生存的地球村,媒介帝国的影响力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它“通过主宰休闲时间、塑造政治观念和社会行为,……提供了象征、神话和资源等,它们参与形成今天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多数人所共享的文化。”[3]。在此过程中,文学必须与大众传播联姻,才能繁荣。比如,孔孟庄子、宋清汉史等国粹曾经备受冷落,引发了众多有识之士的文化忧虑,尽管政府和教育界采取了多种形式力图让国学得获得公众关注,收效一直甚微。但是《百家讲坛》凭借其强大的电子媒介手段,在极短时间里意外激活了无数人对国学的兴趣,对国学精神和涵义的探讨及论争席卷全国。同时各种少儿读经班、“孟母堂”、国学院、国学讲座以及国学博客圈等都开展得如火如荼。近年来央视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河南卫视的《汉字英雄》以及2017年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的热播再次证明了媒介对传统和经典的巨大复苏力。
  值得注意的是,大众传播作为双刃剑,一方面,它会推动文学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它也会生产、摧毁、改变和招安文学样式。即,媒介的生产常规、生产偏向影响着文学的生态系统。

No.2使用与满足:受众趣味影响着文学的传播
  文学作为产品,也是生产与消费的结合。在非大众传播时代,生产大于消费,文学生产更多体现了“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作者主观创造性,受众的能动性和影响力有限。但是随着传播技术的发达,人类逐渐进入消费社会,公众产品都是以消费为主导,消费引导着生产。重视消费者的使用与满足,是所有产品的必然发展方向。
  所谓使用与满足,源自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一个传播学术语,其大意是,(1)人们接触媒介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特定需求,这些需求具有社会和个人的心理因素;(2)接触媒介的前提条件是,第一,接触的可能性;第二,媒介印象;(3)根据媒介印象,受众选择特定的媒介或内容开始使用媒介;(4)使用以后,不管是否满足,都将影响到以后的媒介接触行为。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对媒体及内容具有主动的支配能力和选择能力。简言之,能否满足受众的需求是衡量传播效果的基本标准,
  在这种(媒介)文化和消费转向中,文学生态也悄然发生变化。以作为文化研究起源的文学批评理论为例,经历了“作者——文本——读者”的重心转移。早在20世纪60年代康斯坦茨学派创立“接受美学”(也称“接受与效果研究”、“接受理论”),其代表人物姚斯就提出“读者中心论”:“读者不仅仅是被动的部分,或者仅仅做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4]之后,接受美学在美国进一步发展,形成“读者反应批评”流派,其代表人物费什提出“诠释共同体”。诠释对文化研究有直接影响,其体现就是伯明翰学派的霍尔模式(《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以及费斯克提出的“读者解放运动”。
  文学批评者们的观点和传媒的发展是一致的。传播技术越发达,读者/消费者/受众的地位越重要。2006年底,所有与互联网有接触的人都收到一条信息:祝贺!“你”成为了《时代》周刊的“年代人物”。同时,这一期的周刊封面是电脑的一个键盘和显示器,显示器是一面镜子,读者可从中看见自己的面容。这传递出一个信号:信息时代,“你”——受众(读者)就是上帝,只有得到受众使用与满足的产品才能获得生存。
  换言之,当今的传媒活动基本都是市场活动,各传媒机构之间竞争白热化,竞争的对象自然是受众。受众即市场,是媒介机构的基本观点。在此观点之下,收视率(类似说法如点击率、发行量)成为媒介常规。而收视率往往是由受众的审美趣味决定。在文学场域,读者的作用愈发显著。他们对作品的接收和传播决定着文学的基本生态。跟着受众走,受众是上帝,同样存在诗歌领域。

No.3娱乐至死:大众传播时代的受众趣味及文学审美偏向
  1932年,著名学者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中指出,对抗独裁的唯理论者和自由意志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尽管他的观点当时未能引起警觉,但随着媒介的发展,赫胥黎的预言逐渐演化为现实。1948年,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媒介“三功能说”:环境监视功能、社会协调功能以及社会遗产传承功能。1958年,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中,将“提供娱乐”增添为媒介的第四个功能。1985年,鉴于娱乐在媒介和公共领域中的飞速发展,波兹曼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娱乐至死》,他认为,赫胥黎当年的警惕一语成谶——“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全球正进入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二十八年过去了,波兹曼的观点在现实中得到全面印证:娱乐狂欢引导着媒介的生产,引导着受众趣味及文学的审美偏向。
  以最严肃的新闻为例。美国有线新闻网CNN是1980年成立的世界上首家24小时全新闻频道,问世时间不长的福克斯新闻频道却后来居上,短短几年收视率一路攀升,远远超过CNN。研究表明,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采用了新闻娱乐化的操作手法。
  信息的娱乐和推陈出新是媒体的生存法则,“快餐文化”成为传播的宠儿。各种媒介以无时无所不在和栩栩如生的方式进入了每一个受众的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的认知。它以信息的海量性和辐射性,使传统的文化场域产生了嬗变,并形成了一系列信息时代所特有的阅读趣味。换言之,娱乐是受众接收文学作品的一个基本条件,也是作品进入传播渠道的先决条件。
  纵观大众传播时代的文学场域,能广为传播的往往是让受众产生通俗性、娱乐性、感官性期待视野的作品。它们有的是从题目上吸引眼球,如莫言的《丰乳肥臀》、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毕淑敏的《拯救乳房》,有的是从文本叙述上给予关照,如陈忠实的《白鹿原》、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最为传统的历史剧(如《康熙王朝》、《武则天》、《秦始皇》)、红色经典(如《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岩》)也在改编中,打上了娱乐烙印。在此浪潮中,娱乐悄然席卷了诗歌的传播。

No.4娱乐和恶搞:诗歌的异化传播
  “恶搞”一词源自日本,基本含义是“出乎寻常的恶意搞笑”。它往往通过夸张、变形、戏仿、拼贴等反常规的手段对有巨大影响力的名人名著、典籍典故等进行最大程度颠覆,达到无厘头“搞笑”的目的。恶搞文化,衍生于网络,最初以游戏的形式从日本传入台湾,旋即成为台湾BBS网络新文化。之后,这种媒介文化经由网络传到香港,继而流行于中国大陆。2005年,胡戈创作《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对陈凯歌的电影《无极》进行恶搞,引来无数网络围观,它引领中国网络视频恶搞进入鼎盛时期。之后如《春运帝国》之于《黑客帝国》的恶搞,《芙蓉姐姐传奇的一生》之于凤凰卫视《文涛拍案》的恶搞。在娱乐和恶搞的受众审美需求中,诗歌也不能幸免。
  1996年,沈浩波发表《一把好乳》:她一上车/我就盯住她了/ 胸脯高耸/ 屁股隆起/ 真是让人 /垂涎欲滴/……嗨,我说女人 /别看你的女儿/现在一脸天真无邪/长大之后 /肯定也是 /一把好乳。诗歌一经发表,就激荡了文坛和媒体,其眼球效应吸引更多的诗人和媒体加入类似的诗歌创作和传播。2000年,沈浩波与他人一起创办了《下半身》诗歌刊物,“下半身流派”由此形成。中国当代诗歌步入娱乐庸俗化势头明显。2006年,被网友戏称为“口水诗”的“梨花诗”横空出世。梨花体是赵丽华的谐音,其一反传统诗歌的“炼字”“意境”“韵味”等要素,转而追求诗歌的“出口成章”,如《傻瓜灯——我坚决不能容忍》: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张无忌》:张无忌和赵敏接吻/赵敏把张无忌的嘴唇/给咬破了/有关这一吻/电视上处理的比较草率。鉴于赵丽华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的身份,其诗作引发了众人对诗歌的新的娱乐恶搞潮。许多网友以嘲讽恶搞的笔调仿写了大量的梨花体诗,更有人取“丽华”谐音成立“梨花教”,封赵丽华为“教主”。
  娱乐和恶搞对诗歌的侵蚀发人深省。诗歌作为最古老的文学样式,是文学中的文学,是最高的语言艺术,是对人类心灵的抒写和对精神家园的守望。进入娱乐至死的大众狂欢时代。诗歌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王者风范和文学桂冠地位,受众疏离导致诗人备受冷落,是诗歌的一种现实。为迎合娱乐时代的受众趣味,一些诗人和媒体共谋,产生了诗歌的异化传播。
  从受众来说,身陷快餐文化包围,在纵情享受高智能化的技术成果的同时,精神世界日趋枯萎,主体意识减弱,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人”,在高强度、快节奏的压力下,内心产生巨大的空虚和焦虑。为排解这种主体意识的模糊,不少受众亟需用娱乐甚至刺激的文化产品来减压和寻乐。这就必然导致诗歌接受方式的变化:传统的“读”和“想”被消费文化的“看”和“听”取代,如琢如磨的的审美品鉴被碎片化、浅阅读的娱乐消费取代。因此,这类诗歌每次面世,总能捕获众多受众的注意力。
  从作者来说,他们往往通过制造媒介事件,争取自己的曝光率,曲线证明自己及诗歌的存在。媒介事件是指由政府、团体、企业等组织或个人以大众媒体为渠道,向受众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传播的事件及其过程。美国历史学家布尔斯廷认为这种经过设计而刻意制造出来的、适合传媒报道的媒介事件就是“假事件”,并重点剖析了为各种竞选服务的媒介事件。媒介事件的突出特点是,突破空间局限,使受众直接参与到事件中,并通过“加冕”营造一种全民参与的互动仪式,在这种仪式中,“仪式性+新闻性+参与性”能够提供共同关注的焦点。比如,先锋诗人杨黎曾通过媒体宣布“自囚”一年,进行极限创作;另一位先锋诗人雪马也曾高调宣称斥巨资,招募处女模特。这些媒介事件中,最具传播效应的是苏非舒的裸体诗朗诵。当年梨花体诗歌风波中,围绕“反赵派”和“挺赵派”,诗坛纷争不断,数十位诗人以“支持赵丽华,保卫现代诗歌”为口号举行了一场诗歌朗诵会。最后一个上台的重庆籍诗人苏非舒为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仅此而已》,在女友帮助下当众脱光衣服。“裸体诵诗”这一仪式性的表演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大量受众以不同形式不同观点参与讨论,诗歌、道德、行为艺术,成为舆论的焦点。通过这次轰动性的媒介事件,之前不为大众知晓的诗人苏非舒,因裸体诵诗被警方拘留而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其倡导的,之前默默无闻的“物主义”诗歌[①]也一时成为社会和诗界的热点。
  从媒介来说,为迎合受众趣味,必须随时把握大众的文化需求,了解大众的文化心理,与受众群体形成紧密的互动传播。在此过程中,大众既是诗歌这类文化产品的消费主体,又是引导媒介发展的上帝。为满足大众的审美趣味和日新月异的现实变化,媒介必须通过永不停歇的产品“创新”来吸引大众,必须在迅速、新奇、感官和娱乐的理念中适应大众的审美期待。它不需要时间的检验,也不需要理性的思考,“一次性消费”是其生存的理念。因此媒介在收视率魔棒指挥下,乐于关注此类诗歌,甚至很多时候媒介就是这类诗歌的催化器。
   当年的“下半身写作”、“梨花诗”、“裸体诗歌朗诵会”、以及近年的“乌青体”(2012年)、“啸天体”(2014年)诗歌等构建了迥异于传统的媒介景观。一些诗人像表演艺人,一些诗人把诗坛当成娱乐场、说书场,他们热衷于类似于行为艺术的仪式性表演,以极端的方式孵化一些所谓“先锋”性的诗歌团体与流派,以白话打油体甚至戏谑颠覆的方式把诗歌当成吸引大众眼球的功利性工具或者信手拈来的“回车式写作”。诸如此类,不少诗歌在娱乐恶搞的冲击下,走向异化传播。

No.5娱乐恶搞的拟态环境:诗歌衰落的推手
  格式塔派心理学家,同时也是传播学把关研究创始人的卢因在《拓扑心理学原理》中认为,人类环境由实际存在的客观环境和想象中的心理环境构成,心理环境对人类的思维和行为的影响更大。心理环境是与人类认知相结合的在人的认知判断中实际发生影响的环境。信息爆炸时代,信息太多太复杂,个体直接的经验性感知有限,因此人类关于客观世界的认知(心理环境)主要是通过大众媒介间接形成的,这是一种被媒介所生产出来的“拟态环境”。著名传播学者李普曼(1922)在其名著《舆论学》中曾说,“真实的世界”与“人类感应的世界”不同,因为真实世界的环境太大、太复杂、太短暂,难以直接体验,我们必须再造一个真实世界的模型(拟态环境)来简化它,之后才能对之处理。
  在媒介不发达时代,拟态环境主要是对客观环境的模仿和还原(比如胶片相机),这类拟态环境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仿像”和机械复制。但是到媒介高度发达的后现代社会,随着媒介的内爆,仿像与真实愈行愈远,甚至成为独立于现实的纯粹的仿像,即“超真实”:一种比客观环境和现实更“客观”更“像”现实的媒介景观,它展示并规划了人类世界的状态,成为人类认知的教科书。
  关键的是,拟态环境对现实的改造和再生产是在看不见的幕后(媒介内部)进行的,受众看见的仅仅是内爆和超真实带来的媒体景观,因而往往视拟态环境为真实的客观环境。换言之,拟态环境压缩、改造和隔离了真实环境,但我们却将其当成真实环境本身来看待并对之做出行动决策和感情等方面的反应,即拟态环境形成了对真实环境的反作用。日本学者藤竹晓进而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拟态环境的环境化”:客观社会中,某些观点、语言及行为方式等,开初并无普遍性,然而一旦被大众传播放大,很快就会流行于社会。
  媒介大量呈现娱乐、恶搞的诗歌景象,这必然会构成一种诗歌的拟态环境。这种拟态环境展现的诗歌空间,将在极大程度上诱导诗歌受众的审美趣味,并影响到诗人的创作风格。一些诗人或者媒介受到到拟态环境中“诗歌媒介景观”的影响,出于“成名的想象”,纷纷加入诗歌的娱乐恶搞行列。大量普通受众认为,这些“超真实”的拟态环境就是当代诗歌的真实状态(尽管现实中也有很多诗歌精品)。但是,受几千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的文化精神影响,人们必然对诗歌有集体无意识的“期待视野”:诗是笑声与泪珠的凝结,诗是美的天使,“中国诗歌总是期望感人向善,净化心灵。丑恶、淫欲、肮脏、猥琐与诗无缘,这类诗从来被视为‘亡国之音’ ……中国诗人注重人格建格。”[5]因此,尽管受众在第一时间出于娱乐心理可能会围观这些极具娱乐性的诗歌,甚至加入对诗歌的异化传播。但是,热闹过后,诗歌的娱乐恶搞也严重背离了受众对诗歌固有的审美期待,在“使用与满足”的心理范式下,诗人、诗歌和诗坛都将被受众所疏远和放逐。

No.6结语
  以电子媒介为代表的大众传播,是诗歌传播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它改变了诗歌生态和传播方式。娱乐至死的恶搞,对诗歌而言,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异化传播,极大伤害了当代诗歌的声誉及发展。但从辩证眼光看,必须重视大众媒体对诗歌的影响,我们应趋利避害,在媒介和诗歌中发现共赢的机制(比如《中国诗词大会》),使中国新诗在媒介空间寻找到最好的定位,利用大众传播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摆脱诗歌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向伪诗宣战,向商业化和三俗宣战,重建诗歌精神,推动中国新诗的振衰起弊。
      
 注释:
①所谓“物主义”诗歌,苏非舒在《物主义诗刊》创刊词中说:“我们让物周围性、世界性的东西、经历、体验性的内容消逝了。让一个物一直脱到一丝不挂,直到成为对象为止。”简言之,用直接的语言展示事物本质。苏非舒对记者说,在朗诵会当天他特意穿了16件衣服,衣服代表了诗歌中众多的枷锁,脱衣服是“除去诗歌枷锁”。
参考文献:
[1]鲁迅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520).
[2]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张旭东、魏文生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89,(44).
[3]周宪、许钧.媒介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9).
[4]汉斯·罗伯特·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等译, 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24).
[5]吕进.中国现代诗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205).

  来源:《中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3期      文库编辑:赵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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