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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山东中青年诗人的写作为考察中心 (阅69次)

赵目珍

直逼新时代内心的话语生成
——以山东中青年诗人的写作为考察中心
 

  内容提要:时代是文学发生、发展的中心,文学围绕着它不断演进。因此,不同的诗人在文学演进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写作方式和写作角度的采择。身处新时代环境的宏阔背景之下,诗人们在进行创作时所具有的内在心理机制也因人而异。山东这一特殊地域的青年诗人在远离扰攘与回避运动和主义诗学的同时,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直逼新时代映射下的内心叙写的方式,体现了对当下时代活力和有效性的追寻。

  关键词:新时代 内心 话语生成 山东 青年诗人

  霍俊明在评价《山东30 年诗选》的《漶散时代坚卓的诗歌半岛》一文中曾经言说当今诗坛的基本情态:在我们的这个无限加速的虚幻时代,中国诗坛的现状从表面上看繁荣有加,而实际上其内部却是涣散无力的。而且“在越来越失衡的漶散时代,在越来越多元的所谓个性突出的文学时代,诗歌写作中重要的文化、历史、地理结构被有意或无意的消解掉了”“只有以山东、广东、湖北等极少数的几个诗歌省份为代表的文坛以其整体性和独具个性的文化结构、历史积淀和美学征候成为突出的文坛景观”①。文章从整体上肯定了山东诗歌发展的良好态势。进入新时代以来,山东诗坛的确出现了不少有实力的青年诗人,其中以路也、朵渔、宇向、赵思运、王夫刚、孙磊、江非、轩辕轼轲、徐俊国、邰筐、寒烟、辰水、老四、冷吟、韩宗夫、李云、忘川、成学新、爪哇岛、雨兰、韩簌簌、赵大海、海湄、崔金鹏和徐颖等为代表,他们在大的时代环境中具体而微地演绎着各自的作品,并且代表了诗歌发展的良性势头。

  中国的诗人们曾一度以“个人化”书写和“非个人化”书写两种方式来处理写作, 然而时代的变异总会或多或少地给文学文本的产生制造出一些或利或弊的条件与机制。刘勰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②时代是文学发生、发展的中心,文学围绕着它不断演进。因此,不同的诗人在文学演进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写作方式和写作角度的采摘与选择。当然,身处新时代环境之中,诗人们在进行创作时所具有的内在心理机制也因人而异。不过,山东这一特殊地域的优秀青年诗人们在远离扰攘与回避“运动” 和“主义诗学”的同时,似乎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直逼新时代映射下的内心叙写的方式,这一方面与山东地域独特的半岛地理结构有关,但认真地考究起来也不尽然。

  山东诗人、诗评家赵思运在接受《文艺争鸣》杂志社访谈时曾经谈到20 世纪以来在物质与精神双重畸形的中国社会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的知识分子精神的事实。“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应该是双重超越的,一方面作为学人,比一般人更敬重学术,更具知识; 另一方面作为公民,比一般人更具良知,代表公民的良心发言,肩负起干预现实的使命。双重超越后的精神内核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而且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对灵魂的真诚的深层体验以及对这种体验进行表达的勇气”③。

  的确,当代知识分子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可怕的精神症候正被赵思运所言中。幸好,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诗人,赵思运在他的诗歌中继续实践着他所认同的这种“知识分子精神”。2012 年12 月31 日,赵思运曾作《断章》一诗。诗评家刘波曾经指称赵思运的新诗史论具有“冒险精神”,很多人不敢或不屑于去涉猎的领域,他往往能提供极富个人性的精辟见解。赵思运的诗与其新诗史论著一样,也往往如此。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常有为时代担当的精神,《断章》一诗也不例外。写阳光,写烤地瓜,写摊大饼,表现出对“太平盛世”的关注,然后动笔一转,从民刊《今天》走向“今天”,开始洞察新时代的“秘密”。这或许是阅读者所不曾料想的。不过,表现对时代的担当却正是知识分子的“使命”④。 赵思运就是选择了做一个关注时代和社会的诗人,这从其近年的两部诗集可以看出。当然,他的诗歌不仅体现出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在写作的路数上也极具个性。他的诗带有绝对的先锋气质。有研究者评价他的诗很“黄”,很“暴力”,有很强的冲击力,这只是看到了其诗的表面。其实,赵思运的诗在“黄”与“暴力”之下,埋伏的是犀利的思想和戛戛独造的批判。他对制度和文化有着挑剔的眼光,他往往解构掉一些看似非常普通的事态、场景,让你感受到日常的深刻; 有时也以细节性的“暴力”铺张来故意烘染“悲剧意味”,让你心头不安;有时虽然很“黄”,但又十分注重美感。他的诗属于口语化风格,但亦能有所节制,有时还留有余白悬想,让你回味其中。

  朵渔是第三代诗人中的佼佼者。他主张“诗人不应该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诗人应该回到时代的现场中,而不是自我边缘化……诗人必须领受一项道德义务”⑤,他的这种观点与赵思运所秉持的“知识分子精神” 是一脉相承的。为此,读他的诗,必然要为他诗中所蕴含的思想性和思辨色彩所感染与折服。他的语言有力度,有韧性,使诗本身呈现出一种弹性的力量。有研究者认为,他将思想性和语言修辞进行了良好的对接,“他拒绝一切平庸的表达”。同时,对于诗歌写作他持有一种“羞耻感”,他说自己的“写作伦理基本上是对羞耻感的某种回应……就是这样被无可名状的生命本能激励着,心怀恐惧上路,仿佛前方有伟大的事物就要出现”。⑥ 朵渔对诗歌写作保有自觉性,他是一个注重“挖掘”的人,“把深远挖得更深一点”是他写作的一股原动力。就比如他在诗歌《夜行》中试图要昭示的:“我看到一张周游世界的脸/ 一个集礼义廉耻于一身的人/ 生活在甲乙丙丁四个角色里。// 我们依然没有绝望/ 盲人将盲杖赐予路人/ 最寒冷的茅舍里也有暖人心的宴席。”从其诗歌中我们总能看到时代的内心状况,尤其是“温暖”的特征基本上都在其诗中有所显现。

  诗评家吴玉垒曾经指出,“诗歌中的王夫刚,似乎与轻无关,似乎与媚无关,似乎与逸也无关”。他的诗歌极有价值,能够“在每一个路标缺失的地方发出人类需要的声音”⑦(《愿诗歌与我们的灵魂朝夕相遇》)。从某种程度而言,真正的诗人都是为良心而写作的,他们都认同“诗依旧能够保持它愿意保持的品质,依旧能够局部地无愧于漫漫时光赋予它的超越自身的光荣”⑧。近年来, 王夫刚写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诗篇,《异乡人之死》可作为一个代表。王夫刚笔下的“异乡人”并非加缪小说全然意义上的“局外人”, 但他们俨然同一处境,因为他们都和这个世界形同陌路。不同的是,“局外人”因感到对荒诞世界的无能为力而对这个世界不抱任何希望,对一切都无动于衷;而“异乡人” 虽然感到了对此一世界的无能为力,但对此荒诞世界还存有诉求。他有自己的希望。诗歌的第一贡献在于反映了特定时代境况的存在,从而揭示了在那种荒诞状态下生存的某些“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异乡人”是一个被“故乡”和“异乡”都放逐了的人,但他还没有被这个世界彻底遗弃。与小说家要故意展现出荒诞性的“力量”不同,诗人为我们确认出新时代的“良心”,诗歌从始至终贯穿了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的悲悯意识。王夫刚曾言:“生命的轮回充满辩证意味, 一代代人不会因为生命的了无新意而排斥生命,拒绝生命。” 因此,他能在一个生命的尽头对生命表现出一种超乎想象的“留恋” 和眷顾。阿多尼斯说:“我写作,是为了让唯一能浇灌我内心的泉水继续流淌。”这“浇灌内心的泉水”,我们是否可以称之为“诗歌的良心”?⑨

  一个诗人的写作——包括对诗本身的、传播文本的甚而上升到经典进入文学史层面的,等等——要想进入一定的状态,必须要发掘一种在普遍写作中突显个性的优势。这种发掘一般以人的情趣、禀赋而定,同时兼与后天的个人史有关。老四的诗歌,在山东诗人以及“80 后”群体中都耀示出了自己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注重特殊个体体验在欲望方向的开掘与理性反思,这一类诗歌着意突出对个体“本真”的反省,深入剖析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同时在二者的冲突中反观自我,锤炼驯服欲望的本能, 这一类诗作以《见光死》和《谋杀时间的旅程》最为典型,尤其是《谋杀时间的旅程》,深具奇崛的想象。这是诗人登济南长清开山时的感受,以及有意识地对人性幽黯意识的洞烛。此诗读来并不复杂。前半截写登山,后半截写到山顶后遭遇到自己的前半生,以及由此带来的无限焦灼,并为之内省。诗人背负“西西弗斯”,实际上便是背负一个“沉重”, 这个“沉重”便是潜藏在诗人人性深处多年的那个幽暗意识,它极易导致人内心的压抑, 以至于造成精神的极端“焦虑”。“这么多年了,时间总是在空气的打压下/ 变得飘忽不定”,这说明潜有此幽暗意识的主体始终没有摆脱其中的困扰。由此看,诗表面写登山,其实是借写登山来写内心无法规避的焦虑与内省。⑩二是注重特殊个体体验在“史” 的方向上的开拓与融合,既表现个人特性, 又突出社会性和历史性,对新时代下的故乡有深刻性认知。这一类诗歌,深深打上了老四个人史及其家族史和山东地方文化史的烙印,比如写“爷爷百年诞辰”,写自己的“乌托邦”,写“河流史”,写“博物馆”,写“山楂林”“茶棚村”,都有个人家族和故乡村庄的影子。老四的这些诗篇将个人微观的人生体验与具有宏大视角的“史”的叙述结合起来,但并不刻意烘托“大”,或者单纯来渲染“小”,而是将二者很好地平衡起来,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综合性的审美构想。

  陈超曾经指出:“在有效的诗歌写作中, 不存在一个能够为人们普遍‘立法’的精神总背景,诗人天然地反对任何整体主义来干扰与阻挠个人精神和言说的自由。”尽管陈超接下来要指明的用意是:“诗人通过创造自我的言说方式,挽留个体生命的尊严,在一个宏大而统一的生存环境里,倔强地为活生生的个人心灵‘呐喊’。” 11但我想接着他的所谓“言说的自由”来表达另一种意见。那就是,当一部分诗人自觉地以诗歌为依据在努力地完成诗歌所要求的对知识分子的道德义务的同时,有一部分诗人正在个人的自然时空与生命宇宙中进行着或疼痛或愉悦的抒情。而这也正是对新时代精神状况反馈之一种。

  在当下人们普遍认为抒情远离诗歌的时代,山东的部分青年诗人却在抒情这条道路上走出了他们的足迹,表现出对新时代下个人内心的关心。这部分青年诗人以冷吟、韩宗夫、忘川、赵大海等人为代表。冷吟认为: “缘自生活底部的、来自灵魂深处的,具有较高思想性、艺术性的,具有实际内容和实际意义的(诗歌),无论是阳春白雪或下里巴人都能接受的。” 12所以他的《风穿过尘世》(组诗)可以写如枫叶的浣衣女子和用乌黑手法揪住大地耳朵的乌鸦构成的“深秋”, 可以写遗忘的“一场雨”和“记忆中的雪”; 他笔下的“二月”可以让你心动不已,“四月” 的表情则也可以一派纯净。与冷吟的恬淡情怀一样,韩宗夫“打开手掌上的阳光”送来温暖的诗意,在大地之上,让人欣赏鸽子花开的绚丽,让人感觉云雀刺向天空时的疼痛。忘川的《练习》(组诗)精于捕捉生活中的简单场景,而将攘往熙来的新时代作为宏阔的背景,不动声色的表情、冷峻的色彩以及睿智的光芒,在诗行中自然地闪现着。成学新的组诗《秋思》,写秋天带给人们的金黄的感觉和无穷无尽的想象。而崔金鹏笔下的春天,却因为人的不同,有了直逼内心的独特感受。他们看似都在远离外在现实洪流, 然而亦游刃于新的时代洪流中,通过对存在和语言文化的解剖来抵达对生命的呈现。在《徂阳镇的夏天》中,冷吟写道:“她大笑而去。一阵小风/ 轻轻掀起柳树的裙角儿。徂阳镇的夏天/ 多么干净。多么稳妥。注定不会有奇迹发生。”这是对最素朴的生活场景的表达,然而也是最恰如其分的时代表达, 它不掺杂半点虚构与夸张。诗本身就是生活, 生活的,也就是时代的,也就是诗的。

  韩宗夫写“手掌上的阳光”看起来也只是一己之得的快乐性生存,但这生存是喜剧式的,正如夏海涛在评述韩宗夫《手掌上的阳光》时所言:“没有人可以比时间走得更远。但是,每个人都可以伸开手掌,看阳光的舞蹈,体会生命的温暖。”13 没有人会处心积虑或者想方设法地去拒绝阳光以及它带来的温暖。这诗里的意志要实现的正是人类共同对于美好生存的正当性追求。这样的诗歌即是有价值、有判断和有指令性的,它没有偏移诗歌原初“对存在的敞亮”这一新时代重要本质的叙述。崔金鹏的《立春》: “雪,嘎然而止于门外/ 春果断的出人意外// 蓬乱的桃花动作轻快/ 时节发亮的句子长短抒怀// 城市生硬的紧跟节拍/ 故乡,温雨在怀。”以及《寻找春天》:“我一如既往的寻找/ 从开始雪的地方,寒冷里或是/ 冰层的暗流之中/ 我让希望与生命同在/ 在每根骨头上敲打,不留半点的倦怠/ 我的心脏适时发芽// 一粒春 暖暖的/ 潜伏于我的灵魂深处。”前者充满了喜出望外、轻快、欣喜、歌唱与温情,后者充满了寻觅的倦怠与简单的失落,但是春的暖依然让人充满信心。无论诗人在诗中展示的悲喜程度有多大,这一切都是基于内心深处对自然的爱与坚毅。

  赵大海在《向南》中说道:“粮仓里怀孕的种子、小河里白鹅挺起的脖颈/ 整齐向南/ 一定是谁吹了口哨,村庄一夜间/ 向南。”他的组诗《向南的村庄》,字里行间渗透着对村庄的人性之爱与深度关怀。诗人的叙述冷静如冰,主体的“我”超然于叙述之外,但是那吹着口哨的大地之神却被诗人深深地潜藏在了被遮蔽的人文气息当中,细细审视这期间有价值的人性之“根”,你仿佛能感受到那“吹响口哨的大地之神,跃上草垛的生命火焰,在村庄的静中闪动着永恒的光芒”。在诗人的诗中,“向南,是一种精神指向,那里既是来路,也是终点”。14在当下新时代情境对村庄的疏离中,诗人在非常朴素的语态中泄露出了自我隐藏的人性力量。诗人爪哇岛这样表述诗歌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是灵魂登高的梯子,心灵的另一个出口。”15 因此,除了对自然进行向往和对具有精神价值的“村庄”进行掘进之外,对个体生命和生存体验加以“深耕”, 并且进行冷静的抒情更能显示出一个诗人对“时代内心”的观照。爪哇岛的组诗《这些风 那些事》,在“加了盐的风”和“闪动着瓷器光芒的往事”中歌唱着原本属于诗人自己的事情。应该说,一个真正良知未泯的诗人是不会放弃对生命和生存的深度体验和观照的,越是在最日常化的细节里越是能发现诗人硬质的思考。“行走人世,不断地被某些风拐一下/ 碰一下,无人地带/ 小心地摘下面具,躺在草地上/ 用辽远的蓝天,那些遥远的梦/ 淡淡地疗治心中无处诉说的创伤/ 让我们低下来,低过每一粒尘埃/ 让我们静下来,和每棵细草对视/ 让我们和泥土说话,跟一只沉默的虫子/ 聊天,让我们躲开那些风/ 那些事,把一些破碎的瓷片/ 小心地拼接起来。”那些往事,在诗人的低吟中, 被通过默然的语调揭开了深藏的元素,它们逐渐变得清晰和让人悸动,最后变成了我们每个人梦中曾经经历过的往事。他的诗显示出了诗人良好的诗性表达,含蓄的叙述在生活的细节中被展现得更加完美:有隐微的感伤但是不存在颓废的感受,轻盈的表达里带着一步三摇的美感但是丝毫不显得轻浮;同时,诗人的情绪里还透露出了较强的理性色彩。从这些看,诗人的诗歌已经达到了中年期的成熟质地,并且这一成熟的质地在组诗中被保持了较好的平衡。

  诗人韩东在《三个世俗角色之后》中曾经概括第三代诗人在极端对立情绪中“试图用非此即彼的方法论解决问题”“一方面我们要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一方面我们又怀着最终不能加入历史的恐惧”16 。在表现形态上,当年的女性主义诗歌也似曾以“群体性”的方式出现,但是韩东这样的叙述显然不适合于山东的女性青年诗人们,因为她们在诗歌上的努力与作为从没有构成近于运动意义的行为或将诗歌打造成在主义化了的层面上安身立命的手段。她们的诗歌都是以素朴的方式实现着自己在诗歌领域的“在场”, 她们以自己最实在的生活方式实现着自己作为自然人的存在,既没有以革命者的姿态在诗坛上掀起暴风骤雨式的改革,也没有怀着强大的功利之心在诗歌中加入个人要融入诗歌史的雄心壮志。正如诗人商震评价路也那样:“在当下,有着旺盛创作力的女诗人中, 路也并不是一个活跃分子。她不张扬,不沽名钓誉,不自恋,不招猫逗狗。她独立,她自如,默默地生活,自在地写诗。她的作品量不大,但每一组作品都是她生活状态、精神状态的有效证明。她不是刻意地封闭自己, 而是她骨子里就有一股孤傲的劲儿,有一种不和低俗苟合的姿态。”17 的确,路也在诗坛上是比较低调的一位女诗人,这正如她平静、质朴但又不缺乏热忱的时代生活:“我就这样孜孜不倦地生活着/ 爱北方也爱南方, 还爱我的破衣烂衫/ 一年到头,从早到晚。” (《我一个人的生活》)然而其诗歌文本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一般意义上的认知局限,她的诗篇《江心洲》《身体版图》《木梳》等已经成为了女性诗歌史上的代表作品。何言宏指出:“路也最大的意义,就是对本真的回归。”赵思运也认为:“路也诗歌的最大意义在于,让我们在高度社会化、物质化、技术化、功利化的语境下,去体悟如何从社会化生存中抽离出来,去感受作为自然的活生生的生命存在。”18 可见,路也诗歌对本真与自然的回归乃是研究界一致的看法。路也本人也谈到了这一点。当然,对于“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与宇宙的关系、人与上帝的关系”,这都是路也在其写作中所重视的。19

  山东“70 后”女性青年诗人当中,如今声名较著者当属宇向。诗评家曾指称她的诗歌作品“能有效挖掘自身的直觉、痛感和超验的思维”,将新的时代境遇和内心境遇中的自我进行有效开拓,就比如她通过镜子对自己的观察与审视:“镜子中的那个人比我痛苦/ 她全部的痛苦和我有关 / 她像为挑剔我而生 / 像一个喜好探听别人隐私的婆娘。”“镜子中的那个人比我痛苦 / 她为与我一模一样而痛苦 / 为不能成为我而痛苦。” (《痛苦的人》)这可能与其作为女性的一面有关。从语言上看,宇向的诗歌介乎口语与非口语之间,但正是这样一种“似是而非” 的平衡,使得其诗歌在表达上独具个性。从情感节奏上看,她的诗歌又介乎激情与冷静之间,时而有决堤之险,时而又平静如水, 但是对于力度的把握又显得理性,符合以诗来运作意识流动的特征。从呈现方式上看, 她的诗歌常常将日常体验与思想性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很符合她个人“在写作中勇敢地表达内心的真”“不放纵内心”20 以及“对怀疑感兴趣”21 的个性。无疑,无论是路也的低调还是宇向的坚持,都呈现一种直抵时代之中个人内心的书写。正如宇向所言:“我写作,我仍在为自己建构个人岛屿。” 22

  在山东的女性诗人们那里,较常见的一个主题是基于对内心“疼痛”和“不安”的逌然表达。李云、徐颖、海媚、雨兰等人的诗篇就体现出了这一点。李云的《鹤顶红》说: “我还知道它飞过后/ 我就衰败了/ 我的血液再也不是血液/ 是一瓶鹤顶红。”“当诗歌和女性相遇,必然会产生令人痛楚的战栗。她的《鹤顶红》组诗中传递出的纯美、疑虑、困惑和挣扎,让阅读者体会到诗人那敏感而脆弱的爱,正仿佛神滴落的眼泪……”23 还有徐颖的组诗《你唤醒了沉睡在我体内的酒神》,在整组诗歌当中,诗人一直保持着一种紧张不安的状态:“谢谢你给我一罐蜂蜜/ 谢谢你唤醒沉睡在我体内的酒神/ 救我出来, 让我坐在一棵向日葵下/ 给你写信”“我们是一个锅里炖着的土豆”“井越来越多/ 地上的洞穴越来越多/ 他挠了一下头/ 感到了一些困惑”“亲爱的,你不能因为它们的模样变了/ 就叫不出它们的名字/ 你应该还能认出它们,那时的浮力”,徐颖的诗歌有着细腻的内敛、直觉和略带微颤气息的品质。夏海涛评价她“母性的低语,女性的温柔, 有时候比雷鸣更震撼,因为她带来的是深入骨髓的痛感和爱”24 ,很有说服力。徐颖的诗歌在沉稳的叙述中节制感很强,她比较注重前面的铺叙和结尾处的张力处理,技艺比较娴熟。此前,曾有诗论家认为“无名的紧张”应该是诗人灵魂中应当保持的一种良好的写作状态,徐颖的组诗对这一观点作了较好的阐释。这种状态其实也正是一首好诗产生的重要源泉。同样,女诗人海湄也在她组诗《向日葵的颜色》中以单纯的视角传达着伤心之词。《菊与我》和《向日葵的颜色》通过菊花和向日葵这两个普通的意象来写干净的童年给自己带来的纯净忧伤,《伤心之词》则借一匹马引发的往事来写情感上引发的内在伤悲。《水是诚实的》和《我倾心于泥土》从“水”与“土”中生发出回忆中的酸甜与涩咸。海湄的诗歌明显带有着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感伤,隐忍的文字中夹杂着内心奇妙的战栗,心境透过质性的叙述和简拔出来的意象烙下永恒的色彩。她的“疼痛”从不会带来疯狂的歌唱,而常近乎“是框,轻易地带走了昨天”那样淡淡的“憔悴美”。与海湄不同,同是女诗人的雨兰在疼痛方面的表达总是带着震撼的“美之力度”。对于文学艺术来讲,文字只是一种载体,但是它的功能又不仅仅是载体这一工具论所能传达的,因为从字的看不见处它传递着诗人内心的隐秘。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在《为什么不》中,雨兰写到:“为什么不热爱身体里那滚滚的隐痛和暗疾/ 把她们抬高到幸福的位置/ 然后看她们完成惊心动魄的蝶变// 为什么不继续孤独/ 任性下去,向深处挖掘/ 我们就做繁殖词语的人/ 在文字里不停地搬运丰美的灵魂。”在《小兽》中,诗人以眼泪换出小兽的星星,以疼痛换出小兽的幸福;在《流年》中,诗人喊着一二一,让更多的疼痛在胸口集合。在当代的女性诗人中恐怕很少有能像雨兰这样在她的文字中种下这样孤独而绝望的“疼痛” (《风寂静下来》)。那么,诗人为何如此钟情“身体里那滚滚的隐痛和暗疾”,并且还力主要“把她们抬高到幸福的位置”呢? 我们在这里不能窥视到雨兰诗歌诞生的原初形态,因为随着文字的延伸和诗人情感的有效灌注,诗歌的意义被放大和无限增值了。其实,在生命的诗性特质和现实之间,诗人总是会处于矛盾和悖谬之中。在《桃花年年开》一诗中,诗人写到:“时间尖利的牙齿咀嚼着我/ 我用痛苦 更新着自己 / 这与生俱来的忧郁/ 多么不可救药。”这是诗人组诗中最触目惊心的句子,时间的尖利使得诗人不得不进行残酷的蜕变,其悲剧性的意识不言可知。有诗论家说,诗是一种对话,一种与时代的对话,与内心的对话,好诗多为诗人情不自禁的呼号。而且对于“疼痛”来讲, 愈是独语愈成有力的对话,于是这“疼痛美” 便成为诗的最丰美和最不朽的价值。

  在山东的女性诗歌写作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韩簌簌这位女诗人对诗歌话语的建构与突围。乐黛云先生在归纳女性意识时曾将其分成三个层面,其中第三个方面的文化层面强调:女性意识应“以男性为参照,了解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特殊处境,从女性角度探讨以男性为中心的主流文化以外的女性创造的‘边缘文化’及其所包含的非主流的世界观、感觉方式和叙事方法”。25韩簌簌在其组诗《大风起兮》后面曾有一段独语言说其对自身的观照:“就这样一路走来,一路将硌痛自己的砂从鞋子里慢慢移除。当人流都涌向打折区,面对等距离的车速,我们眼神忧郁,并担忧春天和花朵们会突然染上霜寒。深灰色的我们,却常常把郁郁葱葱的绿泼到山脚。就这样,与心中的圣地形成恒定的守望之势!”其实《大风起兮》首先隐含着女性对男权主义话语的颠覆与解构问题。在西方乃至东方,女性一直“是在逻各斯中心话语包围中被扭曲、被吞没的生存客体”。女性作为“他者”,处于“缺席”和“缄默”的地位,“不是被否定,便是不存在”。因此埃莱娜•西苏宣称,写作乃是一个生命与拯救的问题。她还声言,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尽管在新时代的语境之下, 女性已经完成这样的使命,但是不可否认, 韩簌簌在这里仍然进行着历史的颠覆。首先,在诗性文本中精心构造的“她”已经正大光明地进入了文本。尽管她的诗歌当中还传达着“既不要泛滥地绿,也不要肆无忌惮地红”这样看似不坚决和犹疑的惶恐,但是向来被作为传统女性修辞结构的“花朵、母亲或者充满欲望的野兽”在《大风起兮》中已毅然决然地被焚烧殆尽了,它们被异化或者是神气十足的敢于反抗的女性形象堂而皇之地取代了:“作为入侵者,她素有自己的矜持/ 手里的坚果有着霜后的白”“就这样告诉春天吧/ 她依然不打算开花。”在历来被扭曲的女性形象中这可以算是对女性轰轰烈烈的生命力度美的较高性突围与建构。虽然没有人知晓这样强势的女性话语能够维持多久,但是女性话语与男性话语从对抗到制衡的时代已必然要来临了。其次,她还在诗中探讨了女性非主流的世界观、感觉方式和叙事方法的问题。这一点可以从诗中的“她” 已被异化成罕见的形象来解释,而近乎故事化建构的以第三人称女性作为主体的全角度叙事,也颠覆了传统女性诗歌的定义,有新时代女性诗歌书写的独特气质。

结 语

  无论是隐性的沉静,还是明亮的喧嚣, 这个时代对于诗歌来讲都仿佛是一个崭新的境遇。它使得原本在此前文坛上曾经一度被边缘的诗歌场有了一种重新被释放的契机。喧嚣的环境中总有些安于时代内心的守望者,总有沉浸于暗夜的“孤光”与“萤火” 以潜行的方式为诗坛带来些希望与生机。霍俊明认为,山东诗人30 余年来的书写是“平静的、自足的”,“这平静的、自足的、以地域性和诗歌为本体性依据的”群体性呈现在诗学研究上有着重大的意义,它以一种地域性的视角折射出中国诗坛“个人化”书写和“非个人化”书写的整体布局。从精神层面而言,山东的青年诗人们“在面对个体生存和整体时代时沉潜下来,以一种自足、朴质、拙沉的雕塑感质地承担起不能承受之重和不能承受之轻以及由此产生的‘质疑’立场和自省精神”26 。他们的诗歌体现了对新的时代活力和有效性的追寻,他们的表现是令人欣慰的。

注释:

① 26霍俊明:《漶散时代坚卓的诗歌半岛》,《中华读书报》2009 年7 月22 日。

②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文心雕龙注释》, 周振甫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476 页。

③朱竞:《双重畸形的二十世纪—访赵思运》, 《边与缘—新时期诗歌侧论》,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 年版,第245、248 页。

④北残:《时代与个体》,《特区文学》2013 年

⑤朵渔:《诗人不应该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2009-2010 中国新诗年鉴》,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428 页。

⑥朵渔:第十五届柔刚诗歌奖“受奖词”,http://blog. sina.com.cn/s/blog_4a10100601000849.html。

⑦吴玉垒:《在每一个路标缺失的地方发出人类需要的声音—关于王夫刚和他的诗》,《百家评论》2013 年第4 期。

⑧王夫刚:《王夫刚诗歌及诗观》,《诗选刊》2014 年第Z1 期。

⑨赵目珍:《“异乡人”与诗歌的良心》,《特区文学》2015 年第3 期。

⑩ 赵目珍:《一首洞烛人性幽黯意识的诗》,《特区文学》2014 年第4 期。

11陈超:《大众传媒话语膨胀时代的诗歌写作》, 《打开诗的漂流瓶——陈超现代诗论集》(修订版),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 年版,第22 页。

12冷吟:《什么是真正的诗歌?》,http://blog. sina.com.cn/s/blog_4b5b19040102w485.html。

13夏海涛:《〈手掌上的阳光〉编者按》,《山东文学》2009 年第9 期。

14夏海涛:《〈向南〉编者按》,《山东文学》2010 年第4 期。

15爪哇岛:《爪哇岛诗观》,《山东文学》2010 年第1 期。

16韩东:《三个世俗角色之后》,《磁场与魔方》,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202 页。

17商震:《路也:自在的行者》,《文学港》2015 年第3 期。

18何言宏、张立群、赵思运:《谈路也》,《名作欣赏》2015 年第10 期。

19路也:《废墟之花—路也诗歌创作谈》,《名作欣赏》2015 年第10 期。

20宇向:《关于诗歌》,《诗刊》2012 年第10 期。

2122宇向:《你知道我是谁》,《向他们涌来》,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151、159 页。

23夏海涛:《〈鹤顶红〉编者按》,《山东文学》2009 年第10 期。

24夏海涛:《〈你唤醒了沉睡在我体内的酒神〉编者按》,《山东文学》2010 年第7 期。

25乐黛云:《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文学自由谈》1991 年第3 期。

[ 作者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6期 | 赵目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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