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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诗”的概念及其文化政治——从奚密的诗歌批评实践出发 (阅234次)

刘奎


  胡适在1917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中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1胡适的观念带有文学进化论色彩,同时,也是祖述焦循、王国维等人的相关说法,这重渊源已有较多论者的考证。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开篇就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沿着王国维、胡适的相关说法,明清则有白话小说的兴起,那么此后该是何种文体呢?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发生百余年后的今天,我们回望20世纪的中国文学,何种文体可列入这个谱系?一种答案是新诗,或者说现代汉诗。 
  相对而言,作为文体概念,新诗这个说法显得有些权宜。正如王光明所指出的,“‘新诗’是与‘旧诗’相对的概念,它虽然对本世纪的诗歌建设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但较难显示诗的性质和价值”2。王光明在上世纪末提出“现代汉语诗歌”的概念以替代新诗,并于1997年组织召开以“现代汉诗的本体特征”为主题的研讨会。在王光明等人的呼吁下,“现代汉语诗歌”这个概念现已获得不少学者认可,并产生多部与之相关的学术论著。也如学界早已意识到的,美国学界的新诗研究者奚密(Michelle Yeh),实际上早在用“现代汉诗”(Modern Chinese Poetry)这个概念,其《现代汉诗: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虽然2008年才在中国面世,但英文版——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1917——则于1991年便已出版3。对于奚密所提出的“现代汉诗”概念,已有不少学者谈论其内涵及产生的汉学语境4。笔者由此出发,对不同语境、不同脉络中的“现代汉诗”概念略作辨析,进而讨论奚密“现代汉诗”概念的建设性。 

                          一 

  现代汉诗(Modern Chinese Poetry)这个词汇一开始只是海外研究中国新诗的普通翻译术语,正如现代中国文学(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一样,主要是断代与国别的意涵。现代汉诗一开始可能还较为倾向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如汉乐逸(Lloyd Halt)的《卞之琳:现代汉诗研究》(Pien Chih-lin : a study in modern Chinese poetry)5,即是如此。汉语世界也早有芒克等人创办的名为《现代汉诗》的杂志。奚密沿袭英语世界的传统,用这个术语来指称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诗,并通过批评实践不断丰富这个概念的理论内涵。较之新诗,现代汉诗这个概念有多方面的优势,如它涵盖的地域从大陆扩展到整个华语诗歌圈,正如奚密所说:“现代汉诗’意指1917年文学革命以来的白话诗。我认为这个概念既可超越(中国大陆)现、当代诗歌的分野,又超越地域上中国大陆与其他以汉语从事诗歌创作之地区的分野。”6跨域视野是汉学界尤其是美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如王德威、奚密等人的独特之处,这对中国大陆现代与当代文学研究之间,及大陆文学与华文文学之间畛域分明的格局颇有启发性。对奚密来说,跨域并非是为笼括所有的研究对象而采取的折衷,相反,她是从新诗发生与发展的脉络中,认识到这种综合视野之必要。正如她在反驳兼乐(William J.F.Jenner)和郑敏时所言,“他们也都没有考虑中国大陆以外的现代汉诗,包括台湾自20年代以来的现代诗,以及香港、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华文诗歌。他们抱怨现代汉诗乏善可陈,然而又完全忽视大陆以外的诗人和作品”7。也就是说,于奚密而言,现代汉诗只有包括了大陆以外的其他汉语新诗才是完整的,因为这些地方的新诗创作不仅从精神上延续着新诗革命的精神,从探索经验和创作成就而言更是现代汉语诗歌必不可少的部分,如果忽略了这块,对新诗的任何整体判断可能都是不准确的。 
  除了更完整地涵括新诗创作外,奚密还通过这个概念,实现对现代汉诗革新精神的把握,及对现代汉诗诗学的提炼。奚密的《现代汉诗: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从诗歌观念、诗人身份、诗歌形式及写法等不同方面考察新诗革命所带来的新旧之间的差异。在她看来,新诗最核心的精神实际上就是革故鼎新: 

  如果我们只能选择一个词来形容现代汉诗,我以为那就是“革命”。现代汉诗是一全面的美学革命,企图推翻原有的诗歌成规,包括形式、音律、题材,以及——最根本的——语言。以现代白话来取代文言的主张给予古典传统一致命打击,它也将1917年的文学革命和晚清的诗界革命(由梁启超、黄遵宪、夏曾佑、谭嗣同等领导)明白地区分开来。虽然现代汉诗的第一篇宣言,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并没有使用“革命”一词,但是它在初稿及胡适1917年前后的相关文字里频频出现,更遑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8 

  新诗的革命性,不仅在打破已成经典的格律诗传统,更在于强大的古典传统之外另立新的传统。奚密在为《现代汉诗》中文版所写序言中,依然坚持认为:“现代汉诗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它勇于在古典经典传统之外另辟蹊径:从诗人何为到何谓诗,如何诗的反思,几十年筚路蓝缕,引发了多少争议?又开创了多少新局面?现代汉诗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对诗作为一个形式与内容之有机体的体认与实践:没有新的形式,哪能包容新的内容?没有新的文字,哪能体现新的精神?所谓现代,所谓先锋,如此而已。”9可以说,奚密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诗革命不断遭到内外质疑的情形下,自觉捍卫新诗精神的少数海外学者之一。 
  奚密对“现代汉诗”的研究,不仅在于重新将新诗革命历史化,重拾新诗精神,更在于她对现代汉诗诗学的探索和提炼。新诗遭遇的最大问题是当它抛弃旧体诗的形式之后,如何还能称之为诗,即“当现代诗抛弃了格律、文言文和辞藻,它如何被认可为诗?”10如果撇开古典诗这个强大的美学传统的“影响的焦虑”,反过来看,这正是新诗的创造性所在,即“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一种致力探究诗歌核心,在传统规范以外为诗定义的高度自觉”,“尽管现代诗人没有一个普遍性的价值系统和一整齐同质的读者群,他们却拥有探索诗之内质的充分自由”11。新诗对新价值和新形式的探求,虽然历时尚短,但从奚密的研究可以发现,实际上已有不少的成就。如《现代汉诗》一书中讨论的“跳跃性诗学”“环形结构”等,以及《走向一种噪音诗学:从胡适到夏宇》(Toward a Poetics of Noise: From Hu Shi to Hsia Yü)所勾勒的从胡适到夏宇的“噪音诗学”12,《“变调”与“全视镜”:商禽研究》("Variant Keys" and "Omni-Vision": A Study of Shang Qin)对台湾诗人商禽“变调”诗学与超越传统形式及现实的“全视镜”视角的探讨13,等等。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批评等不同角度,探究并丰富了现代汉诗这个概念的理论内涵。 

                        二 

  当奚密面对西方世界对新诗的批评,起而重申新诗精神时,中国也出现对新诗革命的质疑,不少学者进而提出“现代汉诗”以替代“新诗”,奚密所提的“现代汉诗”概念也被国内学者作为提倡现代汉诗的理论呼应。但如果仔细辨析的话,双方的“现代汉诗”在具体内涵方面还是有些差异。王光明对“新诗”概念的反思,是从诗歌本体出发的,在他看来,“站在诗歌本体论的立场,面对20世纪中国诗歌的历史和发展,‘白话诗’与‘新诗’这两个概念,固然反映了历史和时代的合理要求,但也包含着语言认识和中国诗歌寻求现代性过程中的迷思。最简略地说:‘白话诗’时期,追求的是‘白话’,‘新诗’时期追求的是‘新’,两个时期的重点往往都在诗的外部而不在诗歌本身价值的追求上”14。 王光明所指出的早期白话诗在语言主张上的激进性、二元论,理论认识上的局限、白话诗运动的实用主义色彩,思想视域中的维“新”情结等,不可不谓切中早期白话诗运动的弊病。这种反思可视为世纪末对世纪初新诗运动的回望,是带着新的焦虑的反思,意在从形式美学的角度建立新诗的诗美学。 
  这种反思的声音,并非偶然产生,既有港台的资源,同时也与新时期的思想氛围密切相关。仅王光明论文征引的资料,便有林以亮《论新诗的形式》《再论新诗的形式》、吴兴华《现在的新诗》、胡菊人《论新诗的几个问题》《文化反刍:中文革命与依萨·庞德》、余光中《谈新诗的语言》等港台资料。其中吴兴华《现在的新诗》虽然于20世纪40年代在北平发表,但其主要影响却要等到新时期被重新发掘。而影响更大的当属郑敏的《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的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郑敏在20世纪40年代步入诗坛,是当时颇引人注目的现代主义诗人,1949年曾出过《诗集:一九四二——一九四九》15,新时期作为“九叶”诗人重新受到文坛关注。但让人颇为意外的是,这样一个从现代诗阵营内部走出的诗人,却对早期的新诗运动作了最激烈的否定。在她看来,胡适一代因为对语言理论认识不足,才会以激进的态度否定文言,不仅形成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二元思维模式,同时也导致白话诗迟迟未能走向成熟。16郑敏的批评当然不仅仅是针对诗歌而言,而是带着对“极左”思潮的文化反思,不过因为她的诗人身份以及她的批判对象,新诗被当做了主要的标靶。 
  对于郑敏的批评,国内学界有两种不同的回应。一是以王光明为代表的学者,在反思新诗这个概念以及该概念所蕴含的文学进化论、二元思维等内容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批评范式和诗学术语,以建构更平和中允也更贴近诗歌形式特性的诗歌美学,如《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便试图以新的标准重写诗歌史17。另一类是以臧棣为代表的诗人学者。与前者对新诗理论的重建不同,他对新诗及其美学机制作了历史性解读,并试图捍卫新诗所代表的价值立场和美学体系。臧棣对相关质疑的最早回应,也是在由“现代汉诗百年演变课题组”于1997年召开的“现代汉诗的本体特征”研讨会上,他提交的论文《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对类似“新诗的‘不成熟’盖因于它所采用的语言同古典语言的断裂”的观点做出明确的回应。臧棣认为,这类责难将现代与传统的对立相对化了,也就说,忽略了现代性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对传统反叛之上的。更为关键的是,并非只有诗歌语言如此,中国的思想史乃至社会结构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甚至可以说,新诗的反传统是与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化,以及东西文化碰撞等变化牵连在一起的。臧棣从现代性的视野出发,指出“新诗的诞生不是反叛古典诗歌的必然结果,而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不断拓展的一个新的审美空间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18这个观念,在他后来写的《“诗意”的文学政治 ——论“诗意”在中国新诗实践中的踪迹和限度》一文中表达得更为清楚,即新诗与旧诗虽然都是汉语诗歌,但二者在诗歌本体层面就并不相同,如果用“诗意”这类带有超时空色彩的概念谈论二者,反而会模糊新诗较之旧诗的异质性。或者说,即便是谈论诗意,新诗的诗意正是建立在对古典诗诗意的拒绝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单以古典诗的诗意来要求新诗,无疑于缘木求鱼。19 
  从这个格局来说,奚密的现代汉诗概念,从地域范围而言与王光明等人的提倡一致,但从理论内涵而言,反倒与臧棣的观念更为接近。尤其是在新诗的诗意是要在古典诗的范式之外重建这一点上,臧棣与奚密的观点基本上一致,二人的细微差异,可能主要在面对西方现代性时的中国文化主体性这个问题上。 

                         三 

  虽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容易让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但在谈论新诗时,似乎还是不可避免地要放在东西、新旧(传统与现代)这个时空坐标上,“现代汉诗”这个概念,正是对这两组问题的回应。 
  无论是晚清的“诗界革命”还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诗运动,西方诗歌都是重要资源。与此相应的,是新诗对传统诗歌的激进态度。新诗的这种姿态,20世纪50年代纪弦的要“横的移植”、不要“纵的继承”的说法可谓走到极端。对于新诗的这种文化姿态,诗坛、学界及大众读者从来不乏质疑之声。新时期以来较有代表性的声音除了上文提及的郑敏以外,更早则有美国学者宇文所安的说法,他在1990年的《“环球影响的忧虑”:什么是世界诗》一文中,在谈论世界诗与民族性议题时表达了他对中国新诗的看法。他先是对北岛诗作的可译性有所批评,即北岛诗歌缺乏民族性。在宇文所安看来,“在‘世界诗歌’这一范畴内,诗人仍必须寻求一种可接受的方式来表明诗人自己的民族性”,因而,宇文所安对中国20世纪的诗歌革命评价不高,认为是用西方浪漫主义替代了原本最具民族性的古典诗。宇文所安的说法在海外学界引起了较多的回应,如宇文本意是以维护民族性以反抗西方语言的霸权,但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宇文对中华性的想象反而落入东方主义的陷阱20。差不多与宇文所安同时,郑敏也发表了她对白话诗运动的批判。而臧棣的回应,主要是从现代与传统的“世界历史”视野入手,根据现代社会的心理结构,为现代诗的反传统辩护。在他看来,“现代性”是世界性潮流,中国近现代的变革是这个结构性转换的一环。其次,传统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实际上正是由现代性凸显或发明出来的,“因为现代性本身既是一个无限敞开的观念及其实践系统。在某种意义上,传统的概念、形象、范畴,实际上都是由现代性提出的”。21其三,新诗对现代性的寻求,是晚清以来中国寻求现代性的一部分,是与中国社会结构变化同构,而又先于或者说引领社会思潮的现象。 
  奚密对宇文所安和郑敏的回应,虽然也从诗学创新的角度,肯定新诗所带来的革命性和开放性,但她更强调新诗在向外寻求资源时的转化能力,也就是在效法西方时的抵抗过程,因而,她在回溯新诗的革命精神时,提出的是一个兼具美学与文化政治的问题:“如何在依赖西方先进以发展中国之现代化的同时又必须抗拒西方列强以建立中国的主体性。”22这种类似“抵抗的现代性”的说法,与日本学界竹内好等人的鲁迅研究相通。奚密的很多研究都在试图找到中国现代诗人如何借鉴西方资源,进而建构现代汉诗自身的独特形式,而且这个过程并非单独发生在文化领域,也是与中国社会变革同构的。因而,她对新诗革新中的文化主体性是持肯定态度的:“现代汉诗只是欧美原本的模仿,因此注定了永远落后一步呢?还是,它倾向于某些外来影响因为他们叩应内在对改变的要求,回答类似的问题,解决类似的难题?换言之,现代汉诗只是西方帝国主义文化的被动接受者呢,还是自我转化的能动者?这些年来我始终坚持是后者。”23奚密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变革过程中,在借鉴西方资源时的文化主体性问题的重视,呼应了美国汉学在新时期的转向,即从早期费正清的“刺激—反应”说,到保罗·科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转变24。 
  反抗的主体性不仅是奚密从总体上探讨新诗中西问题的视野与方法,同时也是她思考新诗与传统,以及新诗微观诗学生成的方法。如所谓的“从边缘出发”,也需要部分地置于这种反抗主体的生成视域之中。正如她所指出的,“‘边缘’的意义指向是双重的:它既意味着诗歌传统中心地位的丧失,暗示潜在的认同危机,同时也象征新的空间的获得,使诗得以与主话语展开批判性的对话”25。从这个角度而言,新诗是在新旧、东西的双线上作战,并在对抗与交互的过程中重建其文化性格和审美形式:“现代汉诗边缘化的另一影响是,诗人挣脱了传统规范的束缚,获得更大的创作自由。对个人独立的倡导,表现在诗观上即体认诗是一独立完整的个体,与外在世界相呼应而最终超越其上。”26 
  虽然新诗这个概念的生成有其自身的历史性,但“现代汉诗”这个概念的提出,无疑为当代重新思考新诗出路及建构何种典律的问题,开拓了新的视野。不过,现代汉诗的“现代”是否摆脱了现代性的迷思,还是依旧如新诗的“新”一般,也带有独特的文化意识形态?或许我们只有走出现代性迷思之后,才能认清新诗这个新文体的意义。奚密对现代汉诗的诠释,提醒我们的是,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新诗的发生与发展与现代中国的历史转折密切相关,在追求现代性的步伐中艰难迈进,也在抵抗中逐渐确立着自身独特性。 


注释: 
1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 
2 王光明:《中国新诗本体反思》,《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3 Michelle Yeh, 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191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 
4 张松建:《边缘性、本土性与现代性:奚密“现代汉诗”研究述评》,《九州学林》第2卷第4期(2004年9月)。翟月琴:《奚密现代汉诗研究综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2期。张森林:《抒情美典的追求者:奚密现代汉诗研究述评》,《汉语言文学研究》2016年第3期。等等。 
5 Lloyd Halt. Pien Chih-lin:a study in modern Chinese poetry,Walter de Gruyter & Co.,1983。 
6、7、8、22、23 奚密:《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学术思想评论》第5辑,第17、11、1-2、3、13页。 
9、10、11奚密:《现代汉诗: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奚密、宋炳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21、22-23页。 
12 Michelle Yeh, Toward a Poetics of Noise: From Hu Shi to Hsia Yü,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Vol. 30 (Dec., 2008), pp. 167- 178. 
13 Michelle Yeh, "Variant Keys" and "Omni-Vision": A Study of Shang Q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Vol. 9, No. 2 (Fall 1996), pp. 327-367. 
14、18、21 现代汉诗百年演变课题组编:《现代汉诗 反思与求索——1997年武夷山现代汉诗研讨会论文汇编》,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9、91页。 
15 郑敏:《诗集:一九四二——一九四九》,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版。 
16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的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17 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19 臧棣:《“诗意”的文学政治 ——论“诗意”在中国新诗实践中的踪迹和限度》,《新诗评论》2007年第1期。 
20 参考奚密所引安参斯伯格的说法,见奚密:《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学术思想评论》第5辑,第13-14页。 
24 参考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 
25、26 奚密:《从边缘出发 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7页。

                         (文库编辑:李以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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