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源 ◎ 马雁,一团烈酒 | 诗观点文库 | 诗生活网

 

 
马雁,一团烈酒 (阅252次)

韦源

  我认识她的时候,刚刚从会府那一带的二手自行车市场回到学校。那天中午特别阴沉,操场上有些三三两两耍朋友的人在散步消食。我听到有个镇定的女声正在用县播音员的职业性语速介绍一个名叫张楚的歌手,背景音乐放的是张楚的《蚂蚁》。这让我按捺不住地想要去校团委办公室纠正对方的介绍中不清楚和不够准确的部分——在互联网还没有普及整个中国的最后几年,像我这种已经坐着硬卧去了一趟上海,买到了《迷墙》的录像带的人,未免有着难以量化的自我膨胀,何况那年我只有十五岁,怀揣用偷来的自行车换来的一百多块钱,短期目标是搞到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把雅马哈贝斯——简言之,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无比牛逼的专业人士……至少是半个。

  校团委的门是被我一脚踹开的。我的书包里面从来不装教科书,所以我很自信地在两个女生愤怒且震惊的目光中走到她们面前,把书包里的一堆磁带倒在桌上,在她们开口之前,一盘一盘地拿起磁带跟她们说每个乐队或乐手的名字和简单的背景,然后断定她们的简介是“有问题”的……年轻人,难免热血,并且绝大多数时候都会将激情和虚荣画上等号。其中头发较短的那个女生在等我说完之后,非常镇定地说:我爸在六八厂工作,厂工会俱乐部里有一套架子鼓,你想不想要?我认出了这个声音,正是我在操场上听到的县播音员。她非常瘦,但舒展的骨架让她显得很有力气,眼睛的亮度基本上可以使人致盲。我一时找不到话说,埋下头没有开口。她笑了,伸出右手:你好,我叫马雁。

  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

  关于我们的认识还需要补充的是:在我踹开校团委办公室大门之前,她就知道我是谁了,并且在介绍自己之前就说出了这件事。在一般情况下,这是一种荣耀——在今天的我看来,也确乎如此。但是一个年纪只有十五岁、爱好文艺和暴力的青少年,对他来说保有一个遮遮掩掩的秘密比被人认识更能满足他强烈的虚荣心。被转移的话题没有在后面的谈话中被再次提起——这几乎是最大的尴尬了,甚至大于牛仔裤的拉链忘记拉上来。所以我在“一时找不到话说”的时候,其实已经很不好意思了,只是我向来皮厚,脸不容易红。

  顺理成章地,我和她约好了在第二个星期的某天中午潜入六八电机厂工会俱乐部去偷鼓。那是一套生产于上世纪七十年代、锈迹斑斑的五鼓,两个人是拿不走的,所以我也约了当时一起搞乐队的几个朋友同去。这些人后来都有各自的前途:当时弹吉他的X到现在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后来去学了建筑设计,我们时常一起做些事情,他做主体我做环境,或者他把主体环境都做了,我做雕塑;二吉他G有时候也拉二胡,后来读了警察学校,毕业后先去了一个贩毒集团卧底,后来立功、调到市局,再后来因为参与组织黑社会性质的诈骗集团被抓了,现在在服他八辈子都服不完的刑;鼓手A是重庆人,因为脾气不好被取了个外号叫“开水”,这个人后来吃药吃挂了,是个粉友,在当时这简直就像是吃饭一样普遍。

  说回偷鼓。我们约在我经常销赃的会府自行车二手市场见面,我顺便又带了一辆车过去。我是把那辆自行车的前轮绑在我的自行车的后架上骑过去的,马雁帮我讲价,于是那辆自行车卖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价:一百二十元。我们卖掉车之后买了两包烟,还没有抽完第一支,其他几个人就来了,于是我们就一起出发。现在想来,五个青少年一路说说笑笑去偷东西,其实可能早就暴露了。不过当时我们的关注点完全不在事情执行层面的可行性估量上,只是满怀舒畅地去行动,连志在必得的心思都没有。在俱乐部门口,马雁展示了她毫不软弱的腿力:就像是对我踹开校团委大门的报复,她腾空、收腹,然后一脚蹬在包着人造革皮面软包的双扇门上面,力量很大,链条锁应声而断,她也随着最后一动向后飞去,尔后右腿迅速向后蹬地,站稳了。这一系列动作让我顿时肃然起敬:这不就是传说中在街头群架中修炼出来的正面直踹腿吗?县播音员撩了撩微乱的额发,上前去拔掉锁销,把门推开,说:就是右边最里面那一套,别看中间那套,那是新的,拿走了肯定要遭。我们于是一拥而入,开始往外搬那套落满了灰的架子鼓。七十年代的人的确实诚,五件鼓,每一件的尺寸都比一般的大了一圈,沉重无比。我们分了工,我将底鼓用就地找到的绳子紧紧缚在背上,再在自行车后座上夹一个军鼓;X拿上了一桶二桶,G将三桶四桶拿上,踩镲和吊镲拆开来用绳子缠成一捆,依旧夹在后座上。马雁因为之前出力很多,并且情报也是她提供的,所以她就只是拿了底鼓的踩槌。

  我是当时我们就读的那所中学唯一的应届美术高考生,学校的美术老师对我很好,给我配了画室的钥匙。于是那里理所当然地成了我们放鼓的地方,后来还成为了我们排练的地方——这让学校的老师在我读书的那两年里噩梦不断。相应的,我虽然比较不受管制,但我在专业课的学习上还是很勤奋的,否则我早就被开除了五百次以上了。那天我们把鼓运到画室之后已经差不多快要开始上下午的课了,于是大家就散了。我没有去上课,打了一桶水把整套鼓擦了一遍,然后画了一下午的素描。那天是那一年春季的最后一天,天气非常热,我晚上去了城外的沙河游泳。

 

  后来我才知道,听点摇滚乐只是县播音员的业余爱好,她的主业是码字,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写作”。码字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需要从事它的人投入大量的精力和专注力,它主要由两个部分的行为组成:一是阅读,二是写字。我在看到她写的文章和诗歌的时候被狠狠地震了一把:谁在少年时候不曾觉得自己是特别的、唯一的和最不可替代的呢?我自己也时常偷偷摸摸地码些字,满心以为自己就是中国的兰波。可是当一个人看到在自己努力了很久的道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站在路边的人,漫不经心地说“你怎么才来”的时候,那种难以言表的羞愧足以让即使身处青春期的人也生出死亡之心。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刺激也不啻为一种共鸣:终于能够跟人说起厄普代克了!并且不用担心对方随心所欲地将其与西德尼谢尔顿进行比较。马雁在看书这件事上有着异于常人的热情,意即,除了自己看得非常认真,也要求她的朋友要认真看,或者和她绝交。于是为了继续我们看起来有点伟大的友谊,我从那时起决定认真看上几本书。这样做的好处是,我终于意识到“领会精神”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反智主义行为;这样做的坏处是,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参加排练了,在X连续三次大发雷霆之后,我被开除出了乐队。被开除这个事情后来成为我的一种人生习惯,直至今天。昨天我去X那里开会说起这件事情,他总结到:所以你看我们一起做事这么久,我从不劝你来我这里上班,你属于那种雇佣不能的人。其实我算什么雇佣不能,最多就是德性不好,县播音员才是真的雇佣不能——在之后的许多年,她企图通过自己卓越的工作能力证明这个看法是错的,有时候甚至为了肯定自己的判断而刻意吹嘘自己的上司以及自己和上司之间有多么融洽,但工作能力和对雇佣关系的接受度到底还是两回事。这种事情在她刚刚步入码字界的时候就发生了。我记得在九八年写给我的一封信上她曾提到“……写尼采,千字十五元,一想到就要对自己曾师从的人物从精神上进行一番骚扰,未免惶惑”。虽然实际上类似的活儿在那时我们谁都没有少干,然而一直在观察和反省事件本身的却仅有她,庸碌如我们者都更在意书商给出的单价和结款的时间流程。

  事实上我说偏了。马雁的写作行为,或她自己称之为“有效写作”的行为,其实完全集中在严肃的诗歌、小说和散文写作上,但你从旁观者的位置上是看不出来她对于严肃写作有什么热情的,甚至在这些话题被提及的时候,她会下意识地用话语进行回避——这是她乃至她在成都的朋友们与人交往的习惯,就像一个公开的秘密,大家都不提起,大家都知道。在外人这可能是一种奇怪的感受,因为这种习惯让想要讨论严肃写作和刻意回避讨论严肃写作都成了必然尴尬的行为,甚至等不及周围的朋友露出不屑的神情,自己就已经羞愧难当了。然而我们习惯这样,有一个没有被说清楚的原因:这样的习惯将保持写作在一个创作者心中的位置不动摇。当交流被预设为无效的,写作的价值就会更多地由自省出发的写作行为来实现,而不是夸夸其谈。但马雁最早其实并不是一个掩饰自己的人,当然也不是一个习惯张扬地表达自己的人——她可能让人觉得出乎意料,那只是因为她无法找到一种恰当的渠道来对自己进行最适合的描述。

  她开始有这种习惯,可能和她开始写诗有关,我是说她开始“有效”地写诗的时候。大概在我开始学习贝斯弹奏的时候,马雁认识了一位当时的校园诗人。该诗人后来不怎么受所有朋友的待见,不过那时候大家都还小,分辨能力有限,容易被一些看上去具有死亡气息的漂亮所迷惑——人好像都这样,在生命里最旺盛的时候往往喜欢死寂之物。客观地说,该诗人——让我暂且称他为L,因为我会说他很多一般意义上的坏话——还是比较讲江湖道义的,在我漂泊在外的整个青春期,他的房子不止一次地成为了我的临时落脚点。不过在马雁看来,这并不能成为对其写作水准进行判断的一个参考值,她曾在某篇文章中说到过自己的怀疑:“……但是内心里面我还是有点怀疑他装神弄鬼,不就没工作吗?晚上失眠写点日记,白天没饭吃就睡觉”。在最初,我是对她的怀疑精神持怀疑态度的,我总觉得L应该还有可取之处。几年之后,当我发现L的作品和个人爱好总是指向“都市”、“夜”、“酒吧”、“白衣胜雪”、“长安”……的时候,我有点受不了了,终于开始佩服马雁的怀疑精神。不过幸好,在关于马雁的故事中,他的戏份不多,主要集中在某个发起于雨天的打麻将的场景。那次麻将活动是L发起的,席间马雁结识了在整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的成都乃至大部分四川地区真正意义上的诗歌领袖杜力。我认识杜老师要更早一点,当时L和我去老川大西门(老共和路上那个门,不是现在科华路上那个)的兰州馆子吃拉面,约到了杜老师一起。杜老师给人的整体感觉是淡定——异常的淡定,绝非现在的青年们可以相比,真的有一种泰山崩于眼前而不为所动的气魄,清瘦的脸庞上,轮廓含蓄的五官近乎精致。这个端坐在木制小板凳上的人仿佛用身形定义着“儒士”和“诗人”这两个词。我们小声探讨了一阵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造型艺术和大范畴艺术之间的关系,他突然问我:你知不知道博伊斯?我觉得你有点儿像他。多年之后在我知道这个练空手道的德国人是谁的时候,我不是很满意这样的定义,不过因为是杜老师说的,就算了。至于马雁,最初和杜老师相见的时候,她甚至不愿意说出自己在写诗这件事,而杜老师一贯含蓄,在女生面前会时不时地矜持一下。在整个打麻将的下午,老红砖房窗外的府南河浊流翻滚,混合着楼下锅瓢碗铲的碰撞声,使阴晦的天空显得更阴晦了。她就在这种隐晦中好整以暇地和杜老师说起了工厂子弟的生活:一群小孩在夏天里翻墙逃票去游泳,偷西瓜,以及因为与外表不符的高战斗力而被同院的小孩尊为“马司令”的事情。蒜薹、洗脸盆和毛巾的气息扑面而来,感动了从首都回到西南小城不久的杜老师,他习惯性地捏着下巴:你应该把这些写成一部小说。县播音员下意识地笑了。我当时在想,她会不会有一种和我知道她在写作时同样的心情呢?这个想法让我忘了自己手上捏着一张炮牌,于是杜老师成功地胡了一把清一色。在当时,这大概算是写作者之间一般性的接头方式。杜老师是诗歌团体“幸福剧团”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很多愿意从事艺术创作的年轻人——当然也是我的思想引导者。后来杜老师每次在喝茶布道的时候,他都会问起马雁:你的那个同学,马雁,她在写东西了吗?

  她当然在写东西,一直都在写,只是那时她还不习惯和诗人们扎堆,但总是通过我获得相关信息,暗中研究着幸福剧团各个作者的文体规律。她真正和杜老师等一众诗人们正式开始有效的交流,其实开始于她读大学之后的第一个暑假。那时候我已经将自己的身份成功洗底,从一个滚青回归到自己的本行——绘画上面来。

  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个不那么闷的夏天的下午。当时我和杜老师已经混得很熟了,我们是一起去的培根路三哥的茶铺,照惯例点了两碗三花,杜老师照惯例开始打传呼约朋友,我没有照惯例稳坐不动,而是给马雁打了电话:你来不来?你来嘛,杨首株也要来。杨首株是我最早认识的成都滚圈里面的人。他父亲是川音作曲系的教授,可是他却在老作曲家的小琴行里面用打鼓的力气在钢琴上砸出激流金属的节奏型,常常引得二楼那位大热天也把衬衫扣得一丝不苟的小提琴教授抓起鸡毛掸子冲下楼来扬言要当场废了他。那位小提琴家是拉舒伯特的。但其实大音乐家杨首株和我们混熟,还是在他认识了杜老师之后。当时的情况是,我也考上阿坝师专了,他则拿到了中国音乐学院的通知书,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有在一起JAM过了,他的一头狮鬃也剪成了光头,逢人就大谈斯特拉文斯基和钢琴调音技术。由于我热心的宣传,马雁当时对杨首株有些感冒,很愿意和这位传说中的作曲家兼钢琴调音技术工人见上一面。她简洁地说:好。时间地点?我说是培根路三哥的茶铺,她很懂行地回应:哦,客厅,知道了,二十分钟。这时候萧瞳也短裤背心地来了,哗啦展开一份体坛周报开始认真研究当天的体育新闻。萧瞳具备和杜老师一样的资历,他也是幸福剧团的发起人之一,热衷于一种名叫足球的运动,经常在幸福剧团内部发起踢足球之类的活动。从血缘上来说,他和马雁比较接近,他的舅舅还是叔叔——记不清了——是正宗穆斯林。当然诗人萧瞳不是穆斯林,他只是在外貌特征上具备一个泛突厥人的所有特征:骨点清晰、精致的额骨,深度均匀的眉弓骨,直而薄的鼻梁,以及马雁描述的“形状优雅的瘪嘴”。萧瞳气质高贵,喝一碗三花的姿态就像是在品极品高山茶。我跟他打了招呼,并告诉他杨首株和马雁也要来的消息,他应了一声,估计还在研究欧洲杯,没有回过神来。杜老师已经打完了电话,坐回到藤椅上,跟我说起一部名叫“发条橙子”的电影,于是我只好回之以《猜火车》,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我其实想跟他请教一下弗罗斯特的。

  不过十分钟,我看见戴着牛皮宽檐帽的光头作曲家杨首株慢悠悠地从巷口走过来了。他腋下夹着一本很厚的书,手里提着半个装在塑料袋里面的西瓜。杨首株其实不爱喝茶,只是喜欢大家在一起喝茶这种调调,每次出现,他的标准配置是两包希尔顿香烟加大瓶的可乐。走近的时候,他脱下帽子扇着风:这几天气温开始上升了,哎,好热。然后坐下,扭开大瓶可乐。我心想,那你为什么非要戴这顶帽子。然后有人突然在我背后“嘿”一声,把我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马雁来了。她朝我的速写本上看了一眼:又在鬼画桃符。我“哦”了一声,指着还在揩汗的光头作曲家给她介绍:这就是杨首株,搞作曲的。马雁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直到杨首株停下动作,伸出自己的右手:你好,我是马雁。作曲家下意识地也伸出右手和她握手,光是骨节粗大的手指,都快要把马雁的手掌淹没了:你好,我是杨首株。他的声音在胸腔里洪亮地共鸣着。杜老师转过头向着茶铺里面喊道:三哥,两杯三花……哦不,一杯。萧瞳看着他们俩,说:坐,坐下来说。

  那天下午马雁没有带她的诗稿来。但其实除了幸福剧团的一群诗人,一般谁会把手写稿随身带着呢?所以关于诗歌的话题在被发起之后的二十分钟之内迅速结束,马雁最后说到她的某个计划:准备就她的了解和理解写一写四川诗人和他们的作品,分析一下写作行为和文字风格。整个交谈过程中,弗罗斯特始终没有出现在大家的对话中。大概停顿了一分钟,杨首株突然说:我最近看到一本不错的书,叫做《中国密教》……他把刚才夹在腋下的那本厚书拿出来放在桌子上,然后是长达两小时的读后感演讲。演讲期间,萧瞳继续研究欧洲杯;我则开始研究杜老师的头颅的结构;马雁看上去听得很认真,不过据她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当时她的整个感觉“跟中暑差不多”;只有杜老师在认真听,时不时还发问,如“那其实跟印度教的关系更紧密,对吗”、“坦特罗教的仪轨形态似乎已经很完整了”之类。后来吃晚饭的时候,马雁回家了——可以理解,她是穆斯林,本来也不是很方便和我们一起吃饭。剩下的人晚上去了一个叫张哮的朋友家里,把别人窖藏了好多年的几坛酒一扫而光——具体是几坛我也记不清了,总之我第二天是在培根路的马路牙子上醒来的。

  叙事显然不是我的长项。我的本意是想说一说马雁的写作,一开口却全是陈年旧八卦。真实的情况是:和她的写作相关的一切,其实从来没有在作为诗人们的客厅的培根路舞台上演过。她和诗人们在写作上的交流,更多的是以书信的形式存在着,并且至少在世纪末网络普及之前,这样的交流一直遵循着一种她自己订下的原则:单线联系。她习惯于和单独的一个人进行较为深入的交流,否则所谈之物必须和诗歌无关。例如后来她和杨首株的伟大友谊,就是由她给杨首株做的牛仔布筒裙作为开端,在著名即时战斗角色扮演类电脑游戏“暗黑破坏神2”中持续深入,最终获得全方位升华的。在大学期间,我们时常通信,甚少说到具体的生活,更多的是跟阅读和写作有关的内容——我本来也想和她交流一下绘画方面的体会,无奈很多时候这种技术活儿是无法用笼统的“感觉”来概括的。我可以很荣幸地说:在学校的那几年,除了自己的专业,我生活的三个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与马雁的书信往来。另外两个是看书和长途步行。事实上,绝大多数时候是她在帮助我。一般来说,对话的流程是这样的:我写信跟她说最近在看些什么,我是怎么想的,然后她以一贯的怀疑精神说出她的意见。大一有段时间,我很投入地看《人间词话》,间或读些温庭筠的淫词艳曲,她就很明确地对我提出意见:“就我对你的了解……练西画的人,人间词话之类的,还是少看罢。”我必须说,这是一个明智的意见,因为我并不见长于祖国传统文学,就算偶有涉猎,也是一时兴致所至,绝难持续地研读下去。很多时候我们会随信抄上自己写的诗,然后进行讨论。在这种讨论中,作为非专业码字界人士的我显然是比较气短的。画画的大多不要脸,我其实经常乱说。幸好马雁也不怎么拘这些小节,偶尔我偏得太远,她会婉转地提醒我,现在想来,真是满篇的春秋笔法。

 

1998年4月7日信中手绘至碓臼峪的路线图

 

  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称呼她为“马领导”——估计是00年左右她开始在新青年上班的时候。那段时间我们见面不多,我自己在世纪之交差点把命耍脱,出院后认识了后来的挂甲屯第一散人萧颂和德阳存在诗歌团体的领袖刘泽球。萧颂当时头发还不是很长,挑染着,看起来像个美容美发厅的发型师,但其实是个很认真的人,尤其在说到诗歌的时候。他后来去了北京,开始在诗歌论坛上拳打脚踢,我于是跟着起起哄。我当时一直在两个论坛游荡,一个是诗生活,一个是北大新青年文学自由坛。她当时有很多个网名,最著名的应该是“笑熬糨糊”和“好大的棉花糖”,好大的棉花糖是文学自由坛诗歌版版主,笑熬糨糊则声震诗生活。我发现她不怎么发自己的诗歌,多是和人讨论,或者很有文化地掐架。必须要承认的是,我当时悄悄地以为,一直在故纸堆里面训来诂去的县播音员对现代诗歌已经没有多少激情了,就像她那时以为我对达利已经没有兴趣了一样。这种偏见没有维持多长的时间,大概02年左右,她突然发了一首名为《雨天的茶社(或狮子山茶社)》的诗。这首诗风格剧变,那种深藏在内的酷时不时闪现一下,我仿佛看到一个将巨石挡在身后,艰难地站在山巅的西西弗斯正在向我展示他手中的雪莲花,还笑。这是一首震撼了我很久的诗,除了它的语言成功地攫住了我的阅读习惯,它同时成为影响我审美倾向的重要背景,并再次给予了我恰当的指导。我当时在南充的木老乡做一个外墙装饰工程,每周下山一次采买生活和工程必需品,顺带上一次网写点东西。

  一年之后,我第N次被开除。我去了茂县,在一个名叫徐良的朋友开的小网吧里面帮他守夜。那个月我几乎什么都没有想,每天骑摩托到松潘吃一碗牛杂汤,之后就回到茂县下街的火神庙网吧里继续修炼悟空传。不久后我回到成都,在一个同为装修设计师的朋友家里打秋风,做了几单设计的活儿,卖了两幅油画,就到了四月,天气已经比较热。某天下午接到马雁的电话,说是从北京回来了,东西有点多,让我帮她搬一下。我跟她跑到北门火车站去拿她的托运行李,差点失败——二十多箱打包的书,我只好再跑到西北桥去叫货车。

  当时我还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从北京回来,直到理想主义者范致行也来到成都。范致行是一位英气斐然的诗人,内心严肃浩大,爱好哥特摇滚和低调民谣,擅长写策划文本、励志体文字和杂志卷首语。他告诉我,马雁的母亲病重,正在医院里做放疗。03到04年期间,他和买天让在成都组织了一个做文字工作的团队,我们经常一起做事。有几次我提议我们是不是去看一下马雁的母亲,打电话过去,马雁都一口回绝了。

  成都的诗人们有扎堆喝茶喝酒的爱好,是那种纯粹的喝:除了喝茶喝酒聊天没有别的内容——如果毛豆角也算是内容的话当然是另一说。但即使已经在几年前写出了《试析川派文学(诗歌)与非学院派创作兼论其他》这样的文章,马雁仍然较少参加大家的集体活动,估计家里的事对她影响比较大,出于礼貌,我们也不方便问。我和她平均一个月见一次,有时候也叫上张复生一起。张复生是我们的高中同学,非常擅长于写小说和哲理性文章。如果说杜老师的循循善诱是一种精神上的引导,马雁在阅读方面对我的影响甚大,张复生则至少是我直到现在在文体方面的技术指导。在成都这个场景的另一面,他就像是我的执行导演,而马雁属于那种不怎么听招呼的明星演员……至于我,他们俩随便一个人,随便说一句话都可以把我砸得屁滚尿流——当然,美术方面除外。这段时期,她的兴趣从写作开始向外发散,每每我们见面,建筑总是最终的佐餐良酒。马雁研究某项物事习惯高屋建瓴,从上至下地去了解、理解,融汇贯通;我则习惯从最低级的操作层面入手,逐步升级,梳理体系。这样的两种角度,使我们各自的意见往往完全相左:譬如她习惯称建筑为“伟大的疥癣”,而我称之为“耍水泥坨坨”,所幸我们都很喜欢勒·柯布西耶,所以也不至于吵起来……我很懂事,从不在他面前提塔皮埃斯和高迪。事实上,尽管马领导一直号称自己喜欢维特根斯坦,但她的审美喜好是偏向于永恒性的,这恰好和包豪斯精神中的诉求矛盾非常相似:理论上自洽的逻辑,在现实操作中常常是另外一回事,或者其因果是颠倒的。

  马雁有一个习惯,就是把自己对知识的研究和个人生活的价值取向等同起来。这直接影响到她的生活。在03、04年期间我们之间的种种关于建筑、社会学意义上的城市、雕塑、绘画的交谈之后,她终于在05年时决定把自己的房子拿出来作为一张期待创作展现的白纸。我当然非常乐意在一套住宅室内设计里面倾注自己对“伟大而不变的真理”的所有理解,方案前后改了三次,全在做减法。到最后,装饰结构面已经退无可退,再进一步就成了清水房了……于是着手施工。我非常在意所剩无几的那层皮的效果,亲手做了木制作部分的漆水效果和乳胶漆调色,这件事情让与我合作多年的项目经理很是郁闷,不过因为是我做的,他也就算了。入住之时,马雁召集了幸福剧团的儿童诗人们去玩,号称当天下午的活动的主要内容是“赏菊”。菊花是她临时在小区门外的花店买的,插在玻璃瓶里面,统共只有三支,还都是同一个品种的五爪金龙——不过当然,大家的兴趣也不在那几朵敷衍了事的菊花上面。一直声称自己要装房子的李兵不断打听各种建材、家具的价格、售卖地址和装修的基本施工方法,领导则气度雍容地坐在单人沙发上侃侃而谈,耐心解释,仿若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的装修专家。我的注意力被她拿出来的三张碟子所吸引,分别是《上帝之城》、《人的城市》和《黑猫白猫》。鉴于领导一贯的如狱之威,我没敢开口找她借,后来自己去春熙路那家地下影碟店买的。

  当天下午没有人说到诗歌。

 

2002年在北京出租屋

 

  在那之后,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见面。这也是自然的,人总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就像每个乡村非主流总有自己的帮要混。再次见到她的时候是在一次幸福剧团例行的茶话会之后的聚餐,地点是在肖家河的皇城坝牛肉馆。她进门的时候我几乎没有认出她来,她瘦得脱形了,整个人像小了一圈。坐下之后,也没怎么吃东西,甚至也不怎么说话,但一开口就一口气说完。其实我并不意外,只是那时候自己过于自信,满有把握地以为这是领导的性格所致,还建议她睡前喝牛奶之类——现在想来,多少有些后悔自己的无知。对于自己表现出来的些微反常,马雁没有做解释,只是比平时离开得更早。她走后,朋友们八卦的心开始活泛开来,小心翼翼地猜测着这种变化后面意味着怎样的生活变化——我想,这可能也是值得后悔的。那段时间,她已经从博瑞集团内刊部辞职,去了文旅集团下属的大熊猫基地工作。

  我在那一年里攒够了人品,接手一个规模较大的专业会所的室内设计,搞完之后,挣了一笔钱,弄了一套小房子让父母住,自己则住在他们在水碾河的老房子里——然后迅速辞职,彻底脱离装修界,终于过上了向往已久的昏天黑地的艺术生活。那段时间有很多人住在水碾河,有时候马雁也会来玩,总是抱怨找不到坐的地方。这和我奇葩的卫生习惯是分不开的:我一般在过年的时候打扫一次房间,然后就等下一次过年的到来。

  身为幸福剧团的成员,大家都习惯了偶然的聚会。07年底的一天,本来只是因为诗人廖慧一时兴起的邀约,结果幸福剧团的成员们来得出奇的齐全,连万年不露面的沈映辉都出现了——萧瞳说,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奇迹。马雁是吃过晚饭才来的,她这次看起来精神不错,一坐下就和萧瞳聊起了胡兰成,她说她最近可能要写一篇比较长的稿子,是关于《小团圆》的。我和李兵相互开着玩笑,说了些琐事。间或我转头望着窗外,万年青叶子在惨白的灯光下显得苍翠,一些雾气在枝叶间缓缓穿行。萧瞳突然中断了关于文人禅的谈话,说到《幸福剧团》第四期的事情。多年前大家就曾经讨论过第四期的出刊事宜,在那次聚会上,马雁和李兵成为第四期的编辑,还当场划定了拟选诗人的名单和作品,很积极地记在一张信皮的背面,并约好一个月内集齐所有稿件开始审校工作,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直到这次聚会这个事情才再次被提起。领导仿佛痛定思痛,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步骤和剧团的活动安排:在QQ上面建立一个幸福剧团的群,开一个专门发成员作品和活动通知的博客,至少每个季度聚一次,就作品进行讨论和研究,并进行文字记录。这些都是非常务实的实施办法,获得了成员们的一致赞成,大家还各自顺着这个思路进行发挥:我提议作品形式可以不局限于诗歌,因为成员里既有画画的,也有搞电影编剧的,还有民谣歌手和建筑师;沈映辉马上想到了将每次聚会的文字记录集结成某种文体特殊的书籍;廖慧说应该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聚会场所;萧瞳认为每次聚会喝酒与否是一个大问题……总之,气氛热烈,其乐融融,深夜大家离开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当晚参加了一次不同以往的具有建设性的聚会。我甚至觉得这是在杜老师远走北京之后最有意义的一次聚会。

  我以为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哪知这次马领导还真认真了起来。一周之内,她建好了群,申请了名为“幸福剧团”的博客,并将每个成员的个人博客链接到位;紧接着,她接连在群上发布幸福剧团最近的活动安排,并在幸福剧团的博客上连续更新了三篇作品。作曲家杨首株很吃惊,发文称“第一次发现马小姐变阳光了”。我也陆续在博客上发了些文字,有诗有影评,其实都难入方家法眼,算是凑个数,或者摇旗呐喊。

  事情在一个月之内就被打回原形。为了给自己鼓气,我们将每季度的聚会定名为“幸福剧团的公演”——也是为了让大家认识到事情的重要性。结果我们的第一次“公演”(也是最后一次),最重要的人物马领导就没有到场,第二重要的人物萧瞳和第三重要的人物沈映辉也没有来,成员们来得也稀松零落——理由也很充分,那天非常冷,在下雪,大家怕冷。我倒是觉得这种行为充分体现了幸福剧团一贯的精神,所以认真地为第一次公演做了文字记录并发到幸福剧团的博客上。直到昨天,该记录的浏览量为7次。

  512刚开始的时候,我完全是懵的,以为成都四处都在进行地铁试车,心想这试车怎么老不完,直到看到工行的大楼开始裂缝、几张落地玻璃随着震动爆成一地渣子——才反应过来:遭,是地震。当时很多电话打不通,马领导的电话直到下午五六点钟才拨通。她的声音在那头显得很远:我没事,现在和我爸回来拿点东西……不,我们不会住在家里,我们去亲戚家,他们家是平房。她说她可能会去汶川,让我把想要找的人的名字发给她。我的确非常担心我那些还在阿坝师专教书的老师们——下午曾几次打通汶川县委办公室的电话,但一直没人接。我把名单发给她,也嘱她一路上要小心,她以一贯的不在乎口吻回到:总之你别呆在室内,我先去准备了。——在马雁,这是一种隐语。早年,她曾长期用将自己撇开的方式来显示一种“讲究实际”的钢性,事实上是不愿意太矫情地表达对朋友的关心,或者其实她不愿意让朋友觉得自己欠她太多。后来这样的行为就成了她的习惯。

  地震过后没几个月,她因为和同事之间的矛盾升级为肉搏,因此从文旅集团辞职,去了《读城》杂志做编辑部主任。我当时的女友张璐也在那家杂志做编辑,马领导是她的直属上司,于是马领导表现得更像是领导了——这样说的意思不仅仅是对两个人之间工作关系的描述,也包括马雁对张璐个人发展情况的关注。在某个下雨的傍晚,马领导端坐在四川大学三十七度水吧的烂沙发上,冷着脸热心地为张璐撰写必读书单,并仔细询问着对方的阅读习惯和个人喜好,提出建议,分析取向。我坐在旁边像个废人——不过当然,我也习惯了。后来我们说到各自对未来的期望,她显得非常放松,说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看过除诗歌理论之外的文学类书籍,主要在关注克鲁泡特金、哥老会历史和无政府主义;近期的想法是获得一些普遍意义上的身份认同,然后找机会出国去游历一趟,再回来时可能会涉足政界……政治一直是我的知识空白区,但为了配得上身为马领导的朋友的身份,我勉强问了问她这样的计划的原因,她突然很坚定地说:因为我是一个狂热的理性主义者。

  ——我早就说过,领导一句话就可以把我砸得屁滚尿流,此为明证。

  其实关于这次见面,还有一些情节是我不确定的:譬如那天到底下雨没有、时间到底是傍晚还是晚上。当时有几个搞音乐的朋友在一旁打台球,有点闹,水吧养着的那条名叫雨果的狗老想往我身上窜,音响里还放着让人疲倦不已的“乱星”乐队的专辑——这一切让我当时的信息接受能力极为低下。事实上,这样的场景在当时让我回忆起许多年前的某个下午,马领导和我去买一盘录像带的事情。那天下午是阴天,我们要去买的录像带是Pink Floyd的专辑《The Wall》,路旁的小河里浊流翻腾,在阴云低压的天空下显出一种异样的欢快。

  ……但也可能我完全记错了,那天下午应该是有一点太阳的。

  她在《读城》杂志的职务是编辑部主任。我搞不懂这个职务的责任是什么,总之能挣到钱就行。那段时间是水碾河最昏天黑地的一段时间,一套五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里面住着动画师李亚飞夫妇、民谣歌手张小饼、诗人萧颂、我和张璐,有时候张小饼或者张璐的朋友也会偶尔来过夜。既然萧颂在成都,马领导就时不时地发起聚会,吃吃喝喝的事情总是愉快的,大家都比较高兴。有一次我去宜宾做个雕塑,她还去水碾河和张璐做了一次饭——领导的确是高屋建瓴,不过执行不怎么细致,她亲手炒的鸭胗连老皮都没有撕,入口似乎还有点沙在里面。我只好理解为这是为了帮助消化。

  除了幻听严重的时候,那段时间她的生活在逐渐变好:大概是09年年末,她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她的男朋友来了成都,叫我和张璐去宽窄巷子的一丁咖啡喝茶。一丁咖啡的老板叫丁志,是一个皮肤黝黑热爱抽烟的户外运动爱好者。他是马雁的朋友,于是后来我给他做了一丁咖啡的VI,收费低廉。马领导的新男友是一位沉默寡言的广东人,好像叫钟敏杰——我记不清楚了,像极了九十年代港台文艺片里面的男主角:长发贴着棱角峥嵘的颞骨和眉弓,眼睛很大,戴一副黑框眼镜,紧闭着的嘴比较宽,但不怎么厚。那天下午我们坐在成都潮湿冬天的天空下,沁骨的缕缕小风从四面八方往身体里钻。即使这样,这位被马雁称为“钟师傅”的声音实验艺术家在漫长的四个小时中也只说了六句话。我觉得费解的是,他的普通话其实很不错,不知道为什么不愿意聊天。当然马领导的口味一向特别,所以我也就没有问。事实上,在马雁离开之后,朋友们对钟师傅颇有微词——这当然在情理之中,只是我却知道马雁自己的意思里,从未责难过钟师傅。

  在《读城》杂志社干了大概有一年多,马雁接到上苑艺术馆的邀请,前往北京做驻馆诗人,执行一个写作计划——具体是什么我也没问,就像她也从来不问我最近在画什么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开始不怎么提这些事,也不是不愿意提,可能是觉得大家年龄都不小了,这些事情已经不堪说起——喝得比较高或者飞得比较高的时候除外。

  当然她是从来不飞的,我说的是我。

 

手工制作的贺年卡

 

  事实证明,人间烟火依旧有它的迷人之处。马领导在北京搞创作的日子我正忙着装修房子什么的,我们联系很少。据郭庆说非常清苦,其间也发过一次病,从楼上跳下去把腿摔断了。后来陆续有些朋友去看望她,于是看上去似乎有些愈合了。不过后来她回了成都之后,开始热衷于发起麻将牌局和大小饭局的时候,我明白了:现世的安稳还是需要的,哪怕像马领导这样像烧不尽的烈火一般的人物。

  她回来后,我们最开始见面是在北书院街喝茶。当时还有一个叫马志勇的朋友在,好像是研究历史的,历史我也不懂——基本上我什么也不懂,所以就只是坐着喝茶,和他们一起打麻将。其实麻将我也打不好,我主要是以奇烂无比的牌技给其他所有人制造成就感。不过我一直觉得这是一种本事,因为每次打牌我是必须到场的,有种当嘉宾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我的房子装好后,马雁去过一次。当时应该是11月份,已经是2010年的冬天。她带来了一小盆杜鹃花作为贺礼——她就是这么讲礼貌的一个人。我、张璐和她坐在貌似高级的布艺沙发上扯着一些闲篇,房间里前所未有地干净着,天光从白色毛玻璃透进来,照得整个房间近乎天堂了。在此之前,我其实从未想过自己会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那天隔壁的职业中专很知趣地没有放广播和那些糟音乐,很安静。我们养的小猫菲比似乎也感觉到了那种安静的气氛,同样非常知趣地没有上蹿下跳,而是躺在马领导怀里撒娇。马雁给菲比照了几张相。她谈起装修,很有兴趣的样子,并且开始对房子的装修挑毛病:什么家具和整体颜色不搭,洗手池好像有点大……之类的。然后又说到自己也想装房子:她想要干净敞亮的大空间,要有书桌和能随时打包带走的简易家具,以及我装的那种实验室的洗手池。天气开始冷了,我给她和张璐泡的是红茶。她穿着黑色的呢绒大衣,逆光坐在单人沙发上,房间里的反光使她的神情变得柔和起来,似乎是从未有过的那种柔和,使人想起流砂,或者河流。说起花的时候她开始兴奋起来,邀约我们周末去三圣乡买花,或者还可以一起吃饭。后来还说到春节的时候去某个小县城游玩……是的,到今天,这个计划已经永远无法实施了。

  几天之后,她应约来找我和张璐,开着一辆她刚买的始终挂不上三档的二手夏利车,我们上路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出过门,就像后来张璐和我分开之后曾形容我的那样:一个坐在电脑面前腐烂的胖子。于是这种非盈利性质的出行显出一种很可以被期待的样子。周六的清晨很安静,加上我们是往城外走,一路上胎噪成了主要的背景音。花市比我预想中的大很多,各种当季不当季的花在市场上各家各户的铺面里娇脆欲滴。我们选花,选花盆,选花锄和营养土,仔细聆听老板们向我们传授的经验然后争取在走到下一家铺面之前将其忘得一干二净。我在整个选购的过程中抽掉了三支烟,被塞了一脑袋各种种花的常识,有些是我以前知道的,有些是我没听说过的。马领导很意外的没有冒充内行发挥明灯传统,选择了和我们一起聆听的方式来和多位花店老板交流。中午的时候,我们从花市对面的一条小路往里走,经过了著名的许燎原的工作室,转了个弯,到了一个青年旅馆式的露天餐吧——听起来不错,但在冬天的成都乡下,这样的露天餐吧几乎就是对耐寒能力的最大考验,何况当天没有太阳,是个阴天。我们随便吃了点小菜,对着墙上粗制劣造的各种民族风说些琐碎的事,渐渐地就说到了她和钟师傅已经分开了的事情。她并没有很大的情绪波动,我知道,和梦想一样,感情早已千疮百孔到不堪说了。她说到一直以来自己都是在情感上受到照顾的一方,而这一次恐怕是不同的,这次是她在照顾对方——但她认为自己是不懂得如何去照顾对方的。

  我发现,这天下午阴冷的空气像是某种尖锐物,左右荡开十多年的时间,划破那些精心编织的掩饰,露出湿被套一样的过去。我看到了两个十多岁的少年在府南河边上交换读书笔记的场景。九十年代的府南河边污泥遍地,滞重粘脚,而他们似乎并不在乎已经浸湿的袜子,甚至在此之后的所有黑暗的经历都破碎在浅灰色的天边了。弱音小号在河对面的待拆建筑物里某一个红砖的隔间响起,小时候抚摩我们颅顶的帆布袖口沾着油污的大手和场坝上无序堆放的钢材木料。那时候的阳光非常难得,却并不鲜见。

  马领导是敏锐的人,她可能发现了我表情上细微的变化,于是转而开始说我。她的口气诚恳而空洞,嘱咐我要好好生活,肯定了我在画画这件事情上的耐性,但鲜明地指出我一直以来在世俗利益上急功近利的心思。这是唯一一次她当面对我从事的工作持肯定态度的评述。我保持着笑容,悄悄在心里生出高兴与惭愧。和以前不同的是,那个时候我已经通过一些学习,知道了自己的有限,并试图尽量保持一种接受的姿态来面对一切。

  那天是2010年12月12日,她在回家的路上谈到了自己可能去上海工作的意向性计划,口吻中略有对当下自身状况的失望。

  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就是我们最后的会面。

 

2010年在电子科大校园内

 

  我在草稿的提示里将这部分内容标注为“去上海为她送行”。但事实是,我很难将去上海的过程叙述出来。在这一刻,我有种突然脱力的感觉:若是将2010年12月31日到2011年1月3日这几天的过程巨细靡遗地写出来,其实对她而言难说不是有伤害的;若是简单地带过,又是对她的灵的不尊重。

  无论怎样,这种事情都是无因的心绞痛。

  2010年12月31日中午12点56分,我庆幸自己当时还挂在豆瓣上。一位名叫邹景岚的朋友突然给我发豆邮,称“急事找”。实话说,因为我有点不祥的感觉,但没有想到情况会那么严重。在邹景岚跟我说起她从酒店楼上飞身而下、她的朋友张舒惠正在派出所做记录的时候,我脑袋轰地一下炸了——但居然抱着侥幸地问:那么现在在哪家医院呢?朋友在电话那头沉默半晌,轻叹一口气:不,已经去世了。接下来的对话我有点记不清楚了,大概就是商量着赶紧去找她的父亲。

  我赶到马叔叔家楼下时正好碰见邹景岚……我很想写“看上去他已经哭过了”,但是没有。这种事情,你甚至都来不及做出情绪反应,无论你经历多少遍这样的事情。确切地说,在这种事情上是无法被训练出一般意义上的情感承受力的。事实上,我们一直在讨论着非常具体的事情:是否马上定机票?到了上海找谁?怎么去派出所咨询情况?……当夜11:点50分,我、邹景岚、张璐、马叔叔在浦东机场下机了。上海很冷,超乎我的想象。我曾在高寒地区长时间生活,一度以为一切东部的气候都是小儿科,一切心理层面的波动都是不起实际作用的,但显然那只是因为我还不曾碰见这样的事情而产生的偏见。我站在立交桥下面拦出租车的时候,觉得自己快被冻僵了。到酒店的时候,张舒惠已经在那里了,王飞、赵岚、张定浩等其他朋友很快也来到大堂。我们登记了住宿,在马叔叔的房间商量了第二天要办理的事情,就各自休息。

  但当然,我们都没有睡。我觉得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坐不稳,于是想到走廊里抽根烟,稳一下神。经过马叔叔房间的时候,明明听到他们(他和王飞住一间房)在里面谈着什么,但第二天马叔叔说他是睡着了的……

  我们第二天去的回民公墓送她走。朋友们是陆续赶来的,到马雁快要下葬的时候,胡续冬终于在虹桥机场落地。我很难想象在这个凌晨一点钟都会堵车的城市里,他是怎么赶到回民公墓门口的。在门口接他的时候,我发现他平日里惯常的幽默已经完全消失。我们甚至来不及握一下手,就急匆匆地赶往内里——马雁的身体已经洗净并穿上了克凡,正等待抬往订好的墓地。现在的公墓已经备有电动车来运送尸体,但抬遗体这一仪式依然需要四名成年男性来完成——把她抬上电动车。胡续冬只看了一眼马雁,看见她去世后消瘦的脸庞、她没有来得及完全闭上的嘴,就忍不住哭了。他无声地抽搐着,泪水慌乱地掉下来,跑过围巾和外套,在地上打成一小滩。过了好久,他的呜咽声才冒出来,非常艰难。然后他站起来抹了抹脸,同郭庆、王飞和我一起,把马雁抬上了电动车后面放遗体的地方。我们跟着电动车往墓地走去,我感到阳光像冰冷的刀反复洞穿我的身体,也可能是风,我分辨不出来那种疼痛来自何方。我走得相当慢。

  总之,从她归真受洗的地方走到上海回民公墓南10区6-9墓位的整个过程,是我走过的最漫长、最艰难的一段路。

  从公墓回到酒店的那天晚上,朋友们聚在一起喝酒的事情。这个事情是我提出来的。我叫上了萧颂、范致行,范致行又叫上了秦晓宇。我们对上海都不熟悉,就随便找了个小酒吧,叫了很多啤酒,自己还带了几瓶高度酒,坐下就开始喝。这可能是身在不同地方的朋友们对抗寒冷的共同方法——我说的寒冷,当然不是指身体上的。我想着要下酒,买了些吃的,但吃进嘴里就发呕,我当时努力以为那是因为白天吹了冷风。在这次喝酒的之前和之后,我没有见过萧颂的情绪如此失控。他几乎是不成声地描述着马雁生前对他的种种帮助,然后把酒倒进喉咙里,然后再掺满一杯。秦晓宇很少说话,沉默着听我们说,然后突然爆出一声粗口。范致行一边保持着微笑哗哗地流泪,一边劝说大家应该相信马雁对作为朋友的我们的信任。

  我们是朋友,甚于家人——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范致行倒下了他面前的第五瓶小二。

  的确,或者我正在将她的离去看成是一种谶的现世映照。我不愿提及的,并不是因为某种失去的痛苦,而是对可能会出现的更多的失去的担心。在我的理解里,读过她的作品的人们记住的是“坐过山车飞向未来”,是“爱劳动的人有爱情”,是“发明词语者发明未来”——是那些依旧从心底催生着各种生命的高密度修辞。至于我,我记住的是“形式大于一切”——这是一种多么奇怪的感情啊,像是战友之间的惺惺相惜,但又有着更多的温情;像是家人之间的默契照顾,但又更加客观;像是朋友之间的玩笑,但又有更多的内心的严肃要求。我认识到一种责任,可能是来自这种情感连接的赋予。

  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李大刚给我留言说,你到底是怕自己忘记,还是不吐不快。我想,其实二者兼有。至于“自己”,早已模糊不清,一塌糊涂了。什么现代性,什么超越的永恒,什么不可替代的娜斯晶卡,一个人能活到下一班车到来的时候,就已经是超能力的体现了。我不是要沉溺于死亡可能给予人的幻觉快感。也许我正在说出的,恰好是个体的人在现代生活中时时面临的真相。朋友,我们表面轻松,内心……我们没有内心。因此我们只剩下了轻松。我们以为更轻松的积毁销骨是解救自己的方式,但那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美好愿望。我们活得很好,世界活得很好,自己在反复死去,我们毫不在乎。

  直到我们观照自己的那面镜子,那一双最善良的眼睛轰然破碎。

  她的一生是烈酒的一生——是一种从表面看去像是水一样的物质及其活动,本质上却更接近火。在我们共同活着的每时每刻,她都准备着燃烧,不断逼近燃点的同时又努力保持着液体状态。事实上,谁打算饮下这样一团酒,以任何方式,都是一种亵渎。因为她甚至毫无所求,甚至连甘愿作为柴禾去完成她的涅槃,也是毫不在意的。在她,即使要燃烧,那也是自己的事情。

  愿至大者能亲和她漫山遍野的如歌的灵魂。

  愿最终的燃烧能绵绵不绝。

       2011.5.22 — 2013.2.21,成都—新疆—成都—北京



来源: 公众号 蜀社 作者  韦源

文库编辑: 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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