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东 ◎ 圣者骆一禾 | 诗观点文库 | 诗生活网

 

 
圣者骆一禾 (阅573次)

陈东东

(本文为《今天》121期“骆一禾纪念专辑”文章之一,因文库编辑器容纳不了原文的字数,对引文部分略有删减,全文以“今天文学”公众号为准。)

 聖:通也。从耳呈聲。式正切。
     ——《說文解字》【卷十二】【耳部】
 
1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出道的那些诗人,大概都知道瓦莱里1927年某次演讲说过的一个段子——印象派画家德加也写诗,有一次他问马拉美:我弄不懂,这首小诗,我怎么就写不成,其实我脑袋里装满了思想。马拉美回答:不过,德加,写诗靠的是词,而不是思想啊。瓦莱里又特别指出,马拉美的“这句话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教训。”
 
1987年(算起来,刚好是瓦莱里那次演讲之后六十年),骆一禾写了一篇题为《美神》的长文,其中有几句话,像是专门针对那个“重要的教训”而发的:
 
当没有艺术思维中一系列思想活动作为压强和造型的动力时,固有的词符是没有魔力的,必须将它置入一定的上下文语境中(这置入的力量前已所述:生命自明),它本有的魔力才会像被祝颂的咒语一样彰显出来,成为光明的述说,才能显示其躯骸,吹息迸射而有其身。这一叙述的过程,实际上与我们所有的思索,所有超出自我、追蹑美神、人类思乡的精神活动,乃是一种同步的过程,而不是绝缘于这一切的,思想也不是诗之外的一种修养。在什么思想水准上写作实质上是决定写出什么样的诗作的,这就是诗的精神和艺术的关系。
 
区别于热衷发明的语言和将创造让给词语以提炼音乐的马拉美,骆一禾显然更看重思想活动和精神活动对于诗歌的决定性作用。他稍后在同一篇文章里又说:“语言创造的用心不在于去寻找一种新词的捏造或仅是寻找词汇的新组合,也不在于使用某种修辞格,如:词语性活用、词位倒装、变形、通感等等。”他强调瓦莱里演讲的那个段子相反的一面,实在也包含着重要的教训。
 
骆一禾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出道的那些诗人中的一位,我在这里将他跟比他大一百多岁的法国诗人马拉美扯到一起,除了上引那些话的针对性,还因为瓦莱里在那次演讲里对马拉美的一些讲述,让我联想到了骆一禾。瓦莱里说马拉美“重新塑造了他作为社会的人,塑造了大家所见到的那个人,就好比他重新塑造了自己的思想和语言一样。他很奇特地给我们树立了重新创造自我的榜样,树立了自然人品经过深思熟虑重新熔铸的榜样。一个人,能够按计划构想并且完成自己的思想、行为、作品,总之,构想并完成自我存在的全部形式,就像马拉美那样,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呢?”我觉得,这几句话也多少适用在骆一禾身上。当然,瓦莱里这么说,基于他对马拉美的熟悉程度,而我认为它们也许能部分移给骆一禾,却主要由于对他的阅读(我所听闻的骆一禾,也是我对他的一种阅读),以及跟他的一面之缘。
 
1988年晚夏有那么几天我在北京,听说参加诗刊社第八届青春诗会的诗人正集中在鲁迅文学院。因为一同参加过前一届青春诗会,西川就跟我说:“咱们去一下,把他们都见了吧。”尽管那些诗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但我知道其中有骆一禾,也就很想过去见。这之前我刚读到他那篇阐发其“情感本体论(亦称性灵本体论)的生命哲学”诗观的《美神》,对他的文章和见识都很佩服;我也听西川和老木多次提到他,感觉他在他们中间处一种“可为人之仪则”的位置。八十年代的许多诗人很愿意想象诗歌江湖,骆一禾再加海子、西川和老木这四个从北京大学毕业的诗人,曾被唤作“北大四才子”;老木以编辑诗选、参与活动而为人知,另三位则以诗见重,又被称为“北大三剑客”。骆一禾还是《十月》杂志的诗歌编辑,主持的“十月的诗”栏目,在我看来,在当时的官方刊物里最具诗学眼光和构筑的雄心,刊发了西川、海子、昌耀等人规模不小的长诗和组诗。西川说他把我1987年写的一首一千行的长诗《夏之书》推荐给了骆一禾,我也很想听听骆一禾会怎么评点……
 
我跟西川、老木一起去了鲁迅文学院,直奔骆一禾住的那个房间。门敞开着,但见他在窗外传入的鸟叫声中独坐——一年后的一篇悼文里我演义说“他在倾听——鸟啼。虫鸣。黑夜落幕的声响。”实际上那时离天黑还有好一阵子。跟我所想的不太一样,他长得南方人模样(我当时并不知他的祖籍是浙江临安),微笑的面容甚至还有点儿女相,见我们进来他即招呼一起坐,样子沉静,嗓音沉稳,说话沉着,很有说服力地一下让我觉得骆一禾就该是这个样子的。聊了没几句他对我说:“你《夏之书》里那个‘趺坐’很了得……”,又说这首诗还在排队。我心想这好像有点儿敷衍,而他已经在谈论海子,就没有接口再说什么。后来我从他夫人张玞的来信里得知,骆一禾专门抄写过《夏之书》……原来他的确是很认真的人。他的言谈语调却多各式幽默,比如西川曾跟我讲起,有个想在《十月》杂志发诗的人打电话讨好骆一禾,说他家环境一定特优美,门前一定有个花园什么的,骆一禾回说:我家门前就一臭水沟……而那天西川提到之前成都诗人万夏到北京,回去后写信说自己跟北大“三剑客”见面是“三英战吕布”。骆一禾听了就笑道:“那我武艺差点儿,就算刘备吧。”
 
骆一禾给我谦和大度的印象,据说他更有博闻多识,谈诗论道言语滔滔的一面。我想到他的写作气象宏大,高屋建瓴,“武艺”实在一点都不差——不过他自比刘备也很有些道理,显然他是个主脑,有着要去成就大业的英雄气概,弘毅宽厚,知人待士……我忘了我当时有没有顺着这种诗歌江湖的路数一路想下去……
 
2
 
1981年10月,骆一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第三个年头开始不久,他写了一首《桨,有一个圣者》:
  (略,原文见今天文学公众号原始出处。)
“圣者”之神圣在于“用一只桨/拨动海洋”,以使“蒙昧的美景”“充满了灵光”……“圣者”更“灯塔一样”“引导”(“拔动”)“我”——“鼓起我张满的帆”,去“认识且启示海洋”(以使“蒙昧的美景”“充满了灵光”……)。诗写到“像他手中的船桨”而告结束,诗意却又回到“用一只桨/拨动海洋”的起始——“我”作为“桨”的“拔动”,又将“灯塔一样”“引导”另外的“我”“认识且启示海洋”,以使“蒙昧的美景”“充满了灵光”……那么,可以设想,“我”也会是“圣者”,“神圣的人”也曾有“灯塔一样”“引导”(“拔动”)他的“一只桨”;骆一禾展现在诗中的这个场景,有着连续不断的进程。那是下一个波浪接续上一个波浪的循环涌动,让人想到阴阳相生,日夜往复,生命周行,世界轮回。
 
要是去考察骆一禾是在怎样的时间意识里展现这进程的,也许,就更能从这首短诗窥见他宏阔的诗歌观念、构想和企图。骆一禾区分过三种时间:物理时间(以分秒、时日、年月为度量)、历史时间(以朝代、时代交替为度量)和命运时间(以文化、文明兴灭为度量);诗中设置于进程的这个天明场景,在这三种不同的时间里,显示的意义强度和深度会很不一样。而几乎从写作的一开始,骆一禾就以文明为背景对诗歌进行周密的思量,他所选择的路向,跟八十年代同在写作的那些诗人大相径庭——将自己的事业和使命跟以诗歌去处理循环涌动在时间里的文明主题关联在一起。在他看来,诗歌与文明互为因果,文明之生即诗歌之生,反之亦然。
 
几年以后,1985年6月(那时他已任《十月》杂志的编辑),骆一禾在一篇文章里说:“斯宾格勒认为人类文明一如人生,也有它的春夏秋冬,有它的诞生、成长、解体与衰亡……”——要是找来骆一禾所写的文章,你会发现他差不多在每一篇里都提到了斯宾格勒这个名字,想来他确是很受这位德国历史哲学家的影响——参照斯宾格勒和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论著,骆一禾认为我们正身处某个旧文明的末端那种“挽歌、诸神的黄昏,死亡的时间里”,但这也让我们身处一种新文明起始的“新诗、朝霞和生机的时间。”很难说1981年的骆一禾已有了这样的看法(北大读书期间,他就从校友朱正琳那儿听说了斯宾格勒,读了台湾版译本《西方的没落》),不过,《桨,有一个圣者》所描绘的进程中的天明场景,不正该是“新诗、朝霞和生机的时间”发生之一刻?其动机——那只桨拨动海洋的动机,则是忧患于朽败的旧文明——骆一禾称之为“大黄昏”或“文明之秋”。
 
“这种文明之秋,”他说,“也许正在远东华夏文明中进行。诗人正企图通过史诗去涵括本民族的精神及历史,殊不知大树已朽,乡土中国带着自身的沉疴,从基本构造上,已很难对世界环境作出有力的回应。……鲁迅说:这是一个大时代,其所以大,乃是不唯可以由此得生,亦可以由此得死,可以生可以死,这才是大时代。他所说的乃是五四时期,中国文明在寻找新的合金,意图焕发新的精神活火。而这一努力,迄今尚未完成,中国的有志者,仍于八十年代的今日,寻找自己的根,寻找新思想以冲刷陈腐的朽根,显露大树的精髓,构成新生。”1981年骆一禾二十岁,他写的这首十五行短诗,已经透露出这样的气息,这样的消息,这样的滋息。
 
如此反观“圣者”的主题就更有意味。在这首诗里,“圣者”包涵启示和灵光,这便是灯塔的比喻;而那个桨的比喻,将行动置入了“圣者”的概念。“圣者”合启示、灵光、行动为一体,并且行动是第一义的(诗题中“桨”被列在“圣者”之前):由于桨拨动海洋这样的行动,才有所启示,才充满灵光,才建起灯塔,才又引导行动……而这既是骆一禾的生命塑造,也是他对诗的要求。当骆一禾去做一个诗人,就努力于人跟诗的合一,生命跟诗的合一,他“感慨”一位朋友“视诗为生命的象征”,自己则认定“诗作为精神现象乃是生命的世界观”,使我们“获得生命的自明性”。“圣者”之圣展现为连续不断的进程,这个以行动为第一义的进程,同样展现生命和诗。当它又是命运时间这广大视野里的展现,这首小诗就该被读作微型史诗,或一首巨型史诗起于青苹之末的开头。
 
3
 
在《美神》里,骆一禾提到他“印象原生的第一个地区,那是靠近大别山脉的淮河平原上一个金色的三角地带,由罗山、息县和西华组成的丰饶的土地:那里终年可以吃到大米,然而仍是落后的,因为那里不出别的粮食,发过大水,人们成片地溺毙,采石为生,排外情绪强烈但一口饭也要分半口给流浪者和乞丐,那里的人们把北京去的学生都看作是毛主席身边来的人,一种叫作冰瓜的香瓜只需轻轻一击就甜得粉脆,粉脆地甜……”他大概在读小学的时候到了那个地区,几年后才又随父母返回北京。
 
骆一禾进北京展览路一小正逢文革,被视为“狗崽”,状态颇多压抑和紧张——据说放学途中往往有孩子袭击“狗崽”,逼得骆一禾成了短跑高手(以至在北大期间,他的百米跑速度仍然令不少同学惊艳)——不久他家被拆散,被发配去生活条件跟首都相比极其伧劣的外省农村。然而对于少年骆一禾,这却也算一件幸事,因为不必担心再遭追骂甚至追打了。他多年后写进诗论的那句“那里的人们把北京去的学生都看作是毛主席身边来的人”,透露的大概正是他当年在乡下感受到的小小转运和小小荣光。头一天送他去当地小学校读书的老保姆翟阿姨有一个说法:“一禾来了,整个教室都亮了!”
 
1961年2月骆一禾出生的时候,他那曾为国家计委副主任的父亲骆耕漠,已被调往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政治经济学研究组的组长(退掉了标配给他的小汽车,开始骑自行车上班)。那是因为受到“潘(汉年)扬(帆)集团”案的牵连——以后每逢政治运动,骆耕漠便会挨整挨斗。1964年,骆耕漠由于旧案及支持孙冶方,包庇张闻天、顾准等“新问题”,在“四清”运动中以“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嫌疑”遭猛烈批判,1965年到周口店劳动。“文革”中骆耕漠被“贴标签”、抄家、游街,1969年11月,又随经济研究所去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劳动三年。骆一禾的母亲在物资部工作,那时候则下放到相邻息县的罗山县,骆一禾与他的几个姐姐及老保姆翟阿姨,只能全都跟着母亲……1978年以后,骆耕漠才又恢复了部长级待遇,先后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顾问。
 
骆一禾是骆耕漠最小的孩子,取名“一禾”,有“一禾发千枝”的期待。父子俩感情深厚,常常切磋;据说,当有人来家里向骆耕漠这位经济学家、学部委员请教的时候,骆一禾会去旁听,偶尔还会一起交流。有一次西川谈起骆一禾,说他父亲是“中国财会制度的奠基人……骆耕漠和顾准的思想据说是影响了薛暮桥,薛暮桥影响了邓小平,所以后来有了我们今天改革开放这个局面……”这讲得或许稍嫌夸张——西川想说明骆一禾的写作跟他颇有来历的家庭出身大有关系,觉得骆一禾诗歌的“宏大叙事”与之相应,“他看问题从来都是从大处着眼,因为他们家看到的问题都特别大,所以宏大叙事就宏大叙事吧。”
 
骆一禾用功的往往正是他所谓的“背景诗歌”,不过他也有纠结个人经历和经验,细节真切具体日常的诗。1987年9月,他写了一首《首遇唐诗——纪念我的启蒙老师和一位老女人》,讲诉他早年的乡村生活情形,他的启蒙,他受到的最初的诗歌教育:
 
  在那个年代
  我是怎样得到唐诗的呢
  是在淮河两岸枯水的乡村里
  一个私塾先生的宝书中
  他开始说诗
  他竟至不能讲完 而抚摩着
  我的脑袋

  ……

  先生一世只收集了五种唐诗
  先生看我如看幸福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 先生身体健康
  摸我的脑袋 口称娃儿
 “好娃儿 讲完书了……总有一天讲完
  那会儿就教不着你了……
  天下很大大如诗
  放手去闯 莫结秀才
  结识几个有本事的英雄”
 
诗的最后一节写道:
 
  乡村大道的两侧
  栖息着黄土坟墓 队队上擎一只粗碗
  麦田投往天边
  前方是焚烧石灰的土窑
  学诗的尽头是火红的窑火
  而
  直去东方的坡道下面
  滚动着雨天之后的急流
 
这首诗朝向虚构,却更多回忆录的成份。它说出了另一个出身,平行重合于西川所谓骆一禾跟普通人不一样的那个特殊家庭出身。很可能,穷乡学诗的童年和少年经历、启蒙者和“老女人”翟阿姨会对骆一禾更加重要,这使得出现在他笔下的诸如土地、荒山、平原、树林、青草、野蜂、布谷鸟、果实、石头、地平线、村庄、农人、河的旷观、汗水淋淋的马匹、仓库、夕阳……乃至“应该承认/我们的城市是美丽的”——这些八十年代的诗人最爱用诗歌擦亮的言辞,都有其过往和内心生活的来源。尽管在河南农村只短短几年,但“学诗的尽头是火红的窑火”,这让骆一禾在其“印象原生的第一个地区”的出身变得深沉。
 
要是去为他1981年写下的那首短诗里的灯塔/圣者代入一些名字,无名“而抚摩着/我的脑袋”说“好娃儿……那会儿就教不着你了……放手去闯……”的乡村教书先生,就该并列于对但丁说“孩子,我已经让你看到了时间和空间的火焰,其余的我什么都看不见了”的维吉尔,以及,串在金链上的那些相应的名字。

4
 
在骆一禾的又一番回忆里,他开始读唐诗则是在1976年,他初三,从河南农村回北京已经有几年了。“那时候,”他在一封信里说:“基本都是靠手抄,至今留有一本二百页的手抄本,到了今天,还可以看出我对自己评价的一个依据:我的诗一开始就和朦胧诗有不同的起点。李白对我的影响很大。”骆一禾还提起,有一天“海子来玩,我们重叙往日。海子说他以前的诗作大都没有留下,我于是拿出过去抄的七本诗和六本写的诗,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我们有同感的是,当时读得比较多的浪漫主义诗歌,至今还是我们的营养,对他影响比较深的是雪莱,而对我影响深的是莱蒙托夫,拜伦和济慈。所以在北大,后来也有人评论我说是一个跨阶段的人物,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指的是我1983年以前的诗。而重读我的旧作,在1979年之后,这里面,浪漫主义的短命天才们,当然是我的启蒙老师。”对于“朦胧诗”,他则“是以浪漫主义诗人,唐诗和性灵为底色去接触它的,开始就有意去判别它……”。骆一禾作此回顾,是在1987年之后,那时候他早己发出对“朦胧诗”一代诗人“彼辈可取而代之”的“豪言壮语”。他又说:“朦胧诗和五十年代的诗歌一样,是我们所要对待的传统之一。”
 
不过,无论是在承继或反背他之前的传统方面,骆一禾都没有像跟他同时出道的许多诗人那样,赶往唯恐更新换代得不够先锋的那条路径。他的所谓“跨阶段”也许曾短暂地跨进过先锋的行列,但终于迈向一种史诗性的写作。
 
尽管他觉得到1983年他二十二岁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对自己写作风格和道路的确认,然而他并未立即全力以赴。他写诗十年,《骆一禾诗全编》的诗歌部分八百多页,从1979至1985前六年的诗歌篇幅却只有一百三十页不到。他把1984、1985两年称为自己的“沉思期”。在他看来这是个“渡河时期,要么淹没,要么有另外的命运,要么有一个总的成型,有新的质地。”那正是“第三代”旗帜被祭起、比“朦胧诗”一代更年轻的诗人们喊出“pass北岛”的口号、四下串联、各种地下诗刊层出不穷、各种派别诗群雨后春笋般冒头、诗歌主张标新立异、写作实验和写作革命仿佛每天都在翻着花样的年月——1986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上的“现代诗群体大展”,呈现的正是这种虚张缭乱的繁荣局面。骆一禾则对很多北京的诗人朋友说:“还要再拉开距离,完成自己的大构思。”在书信里,他写道:“我感到必须在整个诗歌布局的高度上,坚持做一个独立诗人……”
 
1986年,他有一首标题下注出“写给自己”的诗,《闪电(一)》:
 
  大地昏沉
  注视着城市在脚下飞去
  我斜跨着播种者的步子
  当然
  我杰出的思想旋转着
  向四周抛撒出
  热情 雨水和冰凉的葡萄
  是不可能看不出的
  ——一团酷似我的黑暗
  无声无息
  只有在它即将进入我的时候
  它突然明亮
  在我的漩涡中消失了
 
  在我的心地里
  躺着一排修长的银钥匙
  感觉到此刻透穿我的那种超绝和完美
  并知道我身边那些人
  那满头的黑发和感情
  都不是过眼云烟
  我无法替代
 
  于是
  一场大雨在我的背后轰然坠下
  巨鸟冲天而起
  红太阳在我的心口滚烫翻腾
 
这是自我塑造和自我期许之诗。诗的第一段仿佛五年前那首《桨,有一个圣者》的变奏接续,“我斜跨着播种者的步子”、“我杰出的思想旋转着”(与五年前那首小诗里那句“宛如醒来时旋流的思想”何其相像),同于“用一只桨/拨动了海洋”,但那个行动的圣者已经是“我”;“向四周抛撒出/热情”,令“一团酷似我的黑暗……突然明亮/在我的漩涡中消失了”,也几乎可以跟“蒙昧的美景/就充满了灵光”互换——“酷似我的黑暗”及“我的漩涡”,则让人意识到“我”是因被启示和引导而在黑暗和漩涡里成为行动者、圣者和灯塔的。第二节的前三行,贡献的就正是一个开启的形象——进入“我的心地里”的“一排修长的银钥匙”“感觉到此刻透穿我的那种超绝和完美”。这个形象,加强了这首诗对《桨,有一个圣者》的变奏接续,像是从灯塔/圣者的角度讲述了如何“鼓起我张满的帆”——而这又可以转换成已经是“我”的那个行动的圣者去启示的角度。
 
之后四行,“并知道我身边那些人/那满头的黑发和感情/都不是过眼云烟/我无法替代”值得多留意。这当然涉及“我”与“我们”、生命中的青春、友谊和爱情等等方面,但它更涉及骆一禾“博大生命”的观念——尤其“我无法替代”既可读作“我无法替代”“那些人”,亦可读作“我”是“无法替代”的——第二年他在《美神》里提示:“生命是一个大于‘我’的存在……整体生命中的个人是无可替换的……在一个生命实体中,可以看见的是这种全体意识……”我想,这四行诗也当作如是观:“我”跟“我身边的那些人”乃至所有个体的人都“无法替代”,并且复合集成为“整体生命”或曰“博大生命”,它“作为一个历程大于它的设想及占有者。”而历程、进程,几乎就是骆一禾诗歌的形态(《桨,有一个圣者》是,这首《闪电(一)》也是,他两年后那首沉郁和高亢激越混响的《修远》更是),他对于“生命”的这种设定和指认,也构成了他的诗学基础:“语言中的生命的自明性的获得,也就是语言的创造。”因而,诗,“是生命在说话。”要之,自明于诗中的生命、说话的生命已经不是个体。对此,诗人西渡有非常好的阐明:“也就是说,个体的生命既和无数生命个体相联系而处于一个相互联结的整体中,又在时间方面连接着人类过往一切进化演变的历程,同时作为现时的一个节点而联结着未来。”“我无法替代”“博大生命”,但“我”是“博大生命”进程中的重要一环,亦“无法替代”……
 
5
 
写给自己的《闪电(一)》,也相承了五年前《桨,有一个圣者》的“圣者”主题,并更鲜明地将之置放于“大地昏沉”“大雨坠下”的大时代背景里,更坚决地引向豪迈的行动。可以说,“圣”是骆一禾一生的关键词,“圣”不仅贯穿他的诗歌,也贯穿他的为人。
 
我跟他的交往太少,短暂见面来不及交流,通信则是在海子卧轨后才有那么一两个来回,而且注意力全在海子,但这已经能让我明显感受到他高尚人格的光照。跟他有过接触的人大概都会感受到这种光照,就像张玞所说,当年骆一禾就是以他的人格魅力,给很多朋友造成了深刻的印象,有很大的影响和帮助。她自己也从他那里汲取了一种力量……
 
他的形象,或许是他在北大五四文学社任理论组组长时的样子,每天在学校里行色匆匆,手握一卷稿纸,从一个文学青年那儿到另一个文学青年那儿,策划组织着什么活动;或许是诗友撰文回忆他去朋友家串门时的样子,“轻轻地推门,轻轻地坐下,轻轻地说话,做着一些简单的手势”;要么是登门去他家时看到的样子,“总是在那张桌子前,无一例外地在写。”他带给人表里如一的纯粹和纯净,确确实实与众不同的人格、诗品和学养。而在诸如此类的形象内部,有一个骆一禾首先对自己说话的声音,那就是长诗《世界的血》里的一行:
 
  居天下之正  行天下之志  处天下之危
 
西川说骆一禾“文雅、渊博、深刻、正直、爱朋友,对于世界文明负有使命感。”又说骆一禾“具备真正宜于思想的头脑,并且在他平和的面貌和随便的衣着之下,有着他对于诗歌艺术的严谨态度,对于苦难人生的关注,以及对于宇宙大真理和万物之美的迫切向往。”因而他称“一禾是我的良师,八年来我受益于他,以至在他病逝之后我竟觉得恐怕在我将来的岁月里,再也不会遇到一个像他这样近乎完美的人……”对于海子,骆一禾也起着指引、启发、示范和批评的作用,被海子视为兄长和老师。对于朋友、推而广之对于他人,骆一禾有一个很好的说法:“即使在我停顿的时候,我仍然感到我在继续,这就是朋友对我最重要的意义。这得以使我不是只有一个灵魂。”这说法贯通于“博大生命”的观念。而坚信诗是生命在说话的诗人,也一定令其人品和人格贯通他的生命和诗歌。
 
所以,如西川所述,骆一禾“从他开始文学思考以来一直坚持这种观点”——“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成就高迈的诗歌、宽广的诗歌,必要求诗人以其人格的力量为后盾;……所有属于开辟文学未来的人们,必要求其文学观与世界观的统一:这是由于,就纯文学领域而言,我们目下的种种努力无异于空谷足音,六十年来我们可资汲取的新文学财富不多——比较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前者不是太过丰盛,而是较为苍白。”能够接收的遗产之少,让写作者只能更多地从内在自我汲取力量。
 
如他很早就认识的一位朋友所说,骆一禾像圣者一样的诗品人格是他的一种天性,但他也总是在重新构想和塑造自我,深思熟虑重新熔铸诗品和人格。他自觉的“沉思期”和几乎一意孤行的写作,都是这种塑造和熔铸。
 
写这首《闪电(一)》的时候,骆一禾也在筹划,为他任诗歌编辑的《十月》杂志开设“十月的诗”栏目,1987年初,这个栏目正式推出。在为之而写的引言里,骆一禾以“我们”的名义说:“某种感撼人心的东西骤然变为能听见似的,从而体验今人的生命。这诗歌不是心智一角的独自发声,而是整个精神生活的通明与诗化,它熔铸剥凿着现代意识,直到那火红而不见天日的固体呈现于眼前,新鲜而痛楚。”原稿有个副题:“一份短提纲”,并特别标明“中国当代诗坛最简明的、也最富于雄心的纲领”(显然是对“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上铺天盖地的那么多宣言的一个回应),依据的正是骆一禾的“情感本体论的生命哲学”之诗观,表达了骆一禾欲成就一种非个人的“大诗”之雄心。其最后那句话,跟《闪电(一)》结束那句“红太阳在我的心口滚烫翻腾”可以对照着读。
 
写给自己的短诗和以“我们”的名义为中国当代诗歌说话的提纲,一定跟骆一禾“沉思期”里“在整个诗歌布局的高度上,坚持做一个独立诗人”的思索有关。西川说,“沉思对于一禾是至关重要的。他在沉思中听到了血涌,并起立歌唱。”“巨鸟冲天而起”,恰是骆一禾“沉思期”过后的写照。
 
6
 
从《骆一禾诗全编》,能非常清晰地看到他“巨鸟冲天而起”的高速且不断加速度的写作:1986年,九十多页;1987年,一百六十多页;1988至1989一年半不到的时间,一百四十多页短诗外加二百八十多页、七千多行的长诗。如此推进的愿景和动力,可以略写为骆一禾1987年《汉诗一束》里的一则:
 
  当脚掌证实心脏的时候
  那是一条伟大的道路
  一种新生
 
这三行短句的标题——“中国文艺复兴”。
 
“中国文艺复兴”,也即骆一禾所谓“中国文明在寻找新的合金,意图焕发新的精神活火”。这个早于“五四”即已开始的进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一个“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新契机,所以(如前所引)“中国的有志者,乃于八十年代的今日,寻找自己的根,寻找新思想以冲刷陈腐的朽根,显露大树的精髓,构成新生。”骆一禾说自己“是有所思而燃烧的,因为我的诗以及我个人,是在辽阔的中国醒来,在1980年代初期一个多思的早上醒来。”正好踏入这一进程。
 
而骆一禾所意识者,他踏入的这一进程更是处于“挽歌、诸神的黄昏,死亡的时间”和“新诗、朝霞和生机的时间”这“命运时间”“可以生可以死”的节点。于这么个节点觉醒于新生的“文化的历史活动”,对他而言,就像斯宾格勒指出过的,“一如自然史的发展要创造出它的顶点一样,创造出它的血肉之躯:不能代之而生、不能代之而死的生命个体。这个顶点其一由无数个体生命的实体构成,其二是时间性的,即同时含有过去、未来和现在,它由此而不是一个止境,不是一个抽象体,也决不是自我中心的狂徒,而是文明史与史前史的一种集成状态:这个历程交汇于他的体内,它所有存活的力量也就在于它聚集了运作……”
 
这就使得“在整个诗歌布局的高度上,坚持做一个独立诗人”不可能是一个人的事情。西川回忆说:“一禾曾有一个宏大的构思,那就是海子、我和他自己,一起写作一部伪经,包括天堂、炼狱和地狱。”可见骆一禾对“整个诗歌布局”的考虑,及于一种共同的“无名写作”性质。在1987年写给一位诗友的信里,骆一禾则从另一方面讲到他所希望的可能性:“这些年,其实写诗有成的诗人,也差不多都出现了,这种局面在今后的十几年内大概都不会有,这就是众人‘在场’,于今后乐观的唯一一点就是:更高的诗歌成就在优秀诗人的互相激发间产生的可能性。”并特别提到“在这种局面里,诗歌的创作意识,发生质变……”于是,“十月的诗”栏目设计的“最富于雄心的纲领”和它所发表的大篇幅的长诗和组诗,应被视为骆一禾对这种局面的创造,并不仅限于呈现。
 
骆一禾最后三年半不到的“巨鸟冲天而起”,正是要溶汇进那“博大生命”的“血肉之躯”,其方式则是以其高速的写作让“那些生者与死者的鬼魂,拉长了自己的身体,拉长了满身的水滴,手捧着他们的千条火焰,迈着永生的步子,挨次汹涌地走过我的身体、我的思致、我的面颊:李白、陶渊明、叶芝、惠特曼、瓦莱里……不论他们是贬谪的仙人,是教徒,是隐士,是神秘者,是曼哈顿的儿子,或者像荷马一样来自被称为Linbo的监狱,他们都把自己作为‘无名’整个注入了诗章。”
 
我想,如此视野、格局、抱负和使命,令骆一禾唯有选择史诗性的写作。哈罗德·布鲁姆说:“史诗——无论古老或现代的史诗——所具备的定义特征是英雄精神,”而“渴望创造不衰的想象,也许就是伟大史诗的真正标志。”骆一禾英雄气概的“注入”,要为自己找到相应的形态。
 
1989年4月,在他为海子的长诗《土地》所写的序言里,骆一禾说海子“引入了繁富的美和幻象的巨大想象力,从而形成了他对诗歌疆域的扩展,他挑战性地向包括我在内的人们表明,诗歌绝不是只有新诗七十年来的那个样子。”实际上,那个突破新诗固有模型的策动者和全力实践者,恰是骆一禾自己;如果说这种写作对他构成挑战性,那就是一种自我挑战。也是在那篇序言里,借谈论海子,骆一禾概括说明了由他和海子率先(至今少有后来者跟进)在汉语里着手的“大诗”之要点:一,不是一种终结、一种挽歌,而带有一种朝霞艺术的性质;二,代表了人类创造性的积极方面,本身是行动性的;三,更多地是百科全书式的繁复总合与不断丰富,但没有放弃构造、造型力;四,走一条将格式塔式的完形能力与内心对抗、潜层深渊中的现代主义主题合拢的道路。而在指出海子的“大诗”写作“充满了危险”甚至“潜伏着毁灭性”的时候,骆一禾也指认了自己的如此写作“冲击极限”的不可能性:激情方式与宏大构思之间的根本冲突,天然条件或精神环境的缺失……
 
但是,就像赞叹海子“力行了他的诗歌理想”,骆一禾也坚定不移地投身于其中。同样是在谈论海子的时候,骆一禾告诉人们:“先不要说赞同或反对罢,因为这世界上还存着不属于表态之列的价值:认识价值,而许多新艺术之初都未必易认同而又分明是可认同的。”二十二年以后,在一次对骆一禾诗歌的研讨会上,张玞则说:我真正想赞美的是,他在那个时候敢于做这样一件事情。

7
 
在1988年的第八届“青春诗会”上,骆一禾以《修远》为题写了一首不短的诗,尔后又写了同题的另一个稿本。我首先读到的是他的第一稿,在编辑《倾向》第二期“海子、骆一禾专号”时,将它和张玞寄来的另一稿(注明是“定稿”)一起选入。跟许多人一样,我喜爱我首先读到的第一个稿本,而这并非由于先入之见。不知骆一禾作何考虑,他的第二稿把近一百行的第一稿砍去了差不多一半,且将一种铿锵乃至澎湃的声音乐调凝滞固结,诗意也变得有点儿涩噎。而读过《修远》第一稿的人,都会为其刚健沛然,淋漓酣畅,交替着昂扬与顿挫的抟力歌唱所动容。据说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有些年轻人大声诵读《修远》竟至泪流满面;据说比骆一禾晚六年进北大中文系读书的戈麦(被认为是一个拿起笔就写得非常成熟的天才诗人,1991年9月24日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曾把《修远》一诗复印下来,贴在床头,反复诵读。我猜想他们读的也都是《修远》的第一稿。
 
西川说骆一禾的“写作和做人被‘修远’这两个字表达出来。”这也是对这个诗人有所了解的不少人的看法。然而,以《修远》为题、以“修远”为主题的这首对于认识骆一禾格外重要的诗作(它也对八十年代诗歌和百年新诗史意义重大)却不易索解,其峥嵘的诗歌思想,往往为散布于诗行间的诸多词语和形象迷雾缭绕。这或许跟骆一禾写作的语言策略有关——曾经在附于致友人书信的一则读诗笔记里,他借谈论海子的写作,再次说出他自己的方式:语言是散文式的,以减轻考虑负担;语言构成取决于句子和句子之间敏感在强度上的和弦;不是以句子为单位,而是以语境或语流为单位;专注于精神体验,而语言是第二义的;语言感觉得益于把象形文字复归到原形来看……而这实则也发明了语言。在我看来,骆一禾以《修远》展现的倾向于发明的语言和从中提炼音乐的创造性,已经使它成为了不可(无须)释义而只应反复咏赞,倾听其沉郁豪迈声音的诗——那么,有必要把这首不短的诗的第一稿抄录在此:
 
 (略,原文见今天文学公众号原始出处。)
 
8
 
《修远》的框架不脱《离骚》那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题和诗中的道路意象、迈步行路的诗人形象,也正出自屈原。屈原一向就是骆一禾的灯塔/圣者,经由“修远”这个词,骆一禾致敬了以屈原为代表的文明史上那些伟大的圣者,其中当然也包括将屈原那行诗题写在《彷徨》扉页上的鲁迅。这首诗的背景,跟骆一禾的许多诗一样,恰是他所引述的鲁迅所谓“可以生可以死”的大时代背景。而骆一禾的语气是那么坚定,仿佛已经没有了彷徨。《修远》第一节里“是这样的道路  是道路/使血流充沛了万马  倾注在一人内部”两行,跟前面引录过的骆一禾《美神》里“这个历程交汇于他的体内,它所有存活的力量也就在于它聚集了运作……”这样的表达相互发明;第三节“想起方向的诞生/血就砍在了地上”两句,也颇能道出骆一禾“寻找新的合金,意图焕发新的精神活火”的诗歌精神。血是生命的象征,也是生命本身,血也是诗歌之喻;“砍”字则可感那大力(不,简直是暴力)的歌唱——海子有句,“阳光打在地上”,由此亦可见他跟骆一禾的相互影响——《圣经·约伯记》说:“寒冷出于北方”,又说:“金光出于北方,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被黑夜说出的“北”而又“北”的这么个方向,便有惩戒、受难、砺炼、获救等多重意蕴。当然,“北”更是指引——“完人和戈矛  雅思与斧钺/在北斗中畅饮”……
 
骆一禾显然谙熟《圣经》。西川记得1982年他们第一次见面,骆一禾即跟他谈论《新约》四福音里有关彼得三次不认耶稣的事;邹静之也说,与一禾相识,最初的惊异是他可以把新旧约的原文背出来。其诗歌的事象和象征系统,征用《圣经》不在少数。我甚至感觉(只是感觉,并未论证)骆一禾诗歌语言的节奏、用辞和口吻,也多受和合本《圣经》的影响——这倒适合他跟海子、西川的那个伪经计划。
 
1988年11月30日,在给西川的一封信里,骆一禾说他正在写长诗《大海》的第五稿,另外在整合一部长诗《世界之书》。“《世界之书》的开头是《修远》为引子,它是道路和‘道’的互为投射。”作为长诗的引子,《修远》或许有点像序曲,暗示情节,引入和打开。其有不可索解处,大概也跟后来骆一禾将它独立出来,没有纳入长诗有关。
 
“沉思期”之后,骆一禾的写作几乎就全部倾注于长诗。《世界之书》主要来自1987和1988年所写的十五首诗,后来这部长诗改题为《世界的血》,更是纳入了此前五年所写的二十首诗。大概,在《世界的血》的整体结构布局尚未从脑海里浮出之前,骆一禾着手去写的许多短诗就已经有了或朦胧或明确的朝向一部长诗的方向感。不妨说,骆一禾的短诗写作都是为他最后两部长诗准备的。将写好的诗作整合成一部长诗的时候,骆一禾说:“近来读到福楼拜的一段话,‘现在我写成了各个部分,我可以肯定其中有无与伦比的东西,但这样反而不行,各个部分太固定,不宜于连接,所以又要把固定得很好的各个部分拆松’——这好像是无休止的,永不陷落的特洛伊或君士坦丁堡。”——不知道他的《修远》第二稿,是否攻坚战后遗下的云梯或投石车——这场攻坚战的规模巨大,他的规划,是要从两千三百行扩展到三千五百行左右,将那二十首诗的材料构筑成整体。
 
在写给西川的信里,骆一禾详细讲述了他这部长诗的设计、写法、主旨、思想背景、材料来源、三种时间的展开和生命实质的探索等等。他说:“这首诗在我的写作里也是个里程碑,它以古典式的‘开端——展示——高潮——再现——结束’为横向布局,以一个建筑物和圣徒传合一的象征体系为价值隆起的构造,使抒情歌唱为它们所承截,在主体建筑四周有次要建筑并置于自然环境之中,在‘气’元素中展现主题:‘博大生命’。”这哪里是去攻陷一座大城,简直是要建造一座大城!仅就其雄心而言,不只在骆一禾个人的写作史上,而且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算是里程碑了。
 
这部长诗在1989年3月以《世界的血》为题定稿,共两千八百行左右。骆一禾又再次申说:“《世界的血》主要的主题是‘生命’,我以为‘太初有言’、‘太初有道’、‘太初有为’三境界的深处是‘太初有生’,这是我长诗的精神线索之一。”这也是他一生写作的一条精神线索,其“博大生命”的前提在此。这部长诗的开头,后来用了二十六个分章缀成的“飞行(合唱)”(第一章),骆一禾说明写的是“万灵相抱具有同一价值”。这一“飞行”最终落向第六章(最后一章)“屋宇(穹顶)”(骆一禾自己说明是“伟大生命的现身,它的价值的诗化”)而告完成。张玞专门撰有《大生命——论〈屋宇〉和〈飞行〉》一文,认为飞行代表了人类的超越,同时也是最本质的生存,……屋宇是一个理想的空间:明天。历史和命运在这里温故而知新。屋宇也是伟大的创造和伟大的压迫之间已铸造的烈火与青铜的艺术。……《飞行》与《屋宇》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精神历程……在飞行和屋宇的巨大气象中,所歌唱的乃是人之博大生命。这就是一禾所崇尚的、有时也还可以称为哲学的:性灵本体论。这说法来自骆一禾本人:“这部长诗介于人伦宇宙的境地,又还不是宇宙本身的诗作,属主体诗歌,而不是背景诗歌,另外,我的诗歌形态在这里是抒情方式锲入完整长度的,它也由性灵本体论决定。”
 
9
 
《世界的血》采用对称结构以呈现骆一禾想象或曰幻想的“生命结构”。仅看其中章节的一些小标题,诸如“飞行”、“狂飚为我从天落”、“世界之一:缘生生命(孤独动力)”、“大黄昏”、“黑暗”、“生存之地”、“大地的力量”、“世界之二:本生生命(恐惧动力)”、“天路”、“世界的血”、“梦幻”、“日与夜”、“屋宇——给人的儿子和女儿”,就能想到那是如何将一种“思想活动作为压强和造型的动力”去充注其诗的。当年在《世界的血》尚未正式出版的时候,读过《飞行》和《屋宇》两章,我曾说:“《世界的血》是中国自新诗运动以来的第一部真正的抒情史诗。诗人骆一禾用他那辽阔的歌唱把生命升华到了天空、火焰和海水的透明和纯净之中。”读着这部长诗,你确乎能感到它深沉庞大的思想结构和生命结构如热气球般打开,几欲胀破称之为诗歌的形体,缓缓向上:
 
我梦见望穿时空的气象
越过屋宇
闪电内部有一头狮子拖曳金书和谜底
身上长满岩浆
适逢晴朗时光闪耀的海洋
我所创立的屋宇和艺术
头顶有朝霞穿过狮子  过海而来:
不惧死亡者
必为生命所战胜
 
这部长诗结束在启示录般的嗓音里。
 
跟《世界的血》同步进行的《大海》,长达五千多行,采用波澜阵阵涌起的结构;虽然他前后写了有五稿之多,收入《骆一禾诗全编》的却仍是一部未完成的残稿,计二十歌,第二十一歌“化血斧运过欲望之国(黑潮。赤潮)”有题无诗。不知在骆一禾心目中,最终完成的《大海》会是个什么模样。据西川回忆,骆一禾“谈到过他的另一部长诗的构思。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写出一座城市,在大海之下——其规模大约与十六世纪意大利多米尼克派僧侣奥凡·康帕内拉所描述的‘太阳城’有某些相似之处——只有穿过大海的人才能抵达这座城市。”《大海》或许正是骆一禾当初谈到的那部长诗,从现有部分来看,其基本情节线索跟他对西川所讲的很相似,也是潜入海洋、深入海底、进入海底之城……不过《大海》里被骆一禾描绘的海底之城——“金币地帝城”跟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恰又相反,是一个恶的渊薮。比如:“这金币地帝城的都属扎在人性之中/……露出无耻的金子和退化的金子/炫耀的金子  社会的金子/……在金币地帝城中,怪物拎着死火……”(《大海》第十八歌)——这大概涉及“金币地帝城”所表征的人性中的贪婪吧。
 
在《大海》的第二歌里,骆一禾单列一节,醒目地写道:
 
澎湃吧,大海
我所迷失的
乃是命运的道路
 
这的确很容易让人想到但丁《地狱篇》第一歌那著名的开头。但丁地狱的圈层,差不多正是以人性七宗罪来分布的,骆一禾塑造的“金币地帝城”除了贪婪,也还表征其他各种罪孽;并且,以一阵阵波澜为结构的《大海》,也可视为以一圈圈放大的漩涡为结构的《大海》,而这跟但丁地狱篇那个漏斗状的漩涡结构也相仿;两部长诗的主角,也都是在幻游的状态里说出迷失、寻找和穿越之见闻、思量和行动的——长诗中的骆一禾比但丁更艰难也更勇敢,并没有一个维吉尔那样的圣贤引导;他甚至是一个与恶竞斗的英雄——也许可以说,《大海》中的“我”既是行动者,也是行动者自己的领航人(这似乎真就把骆一禾史诗的开头推到了1981年的那首《桨,有一个圣者》)。那么,有理由将骆一禾的“金币地帝城”类比为但丁的地狱;有理由将骆一禾的《大海》类比为但丁的《地狱篇》——西川曾说起的骆一禾想让他跟海子一起写作的伪经里,就包括了天堂、炼狱和地狱的构想;而据张玞回忆,分工由骆一禾去做的功课便是地狱部分……
 
这样类比起来,《世界的血》就成了骆一禾的《新生》——所谓“属主体诗歌,而不是背景诗歌”——《大海》亦只不过是一个更其宏大的诗歌计划的开端。然而骆一禾的写作却结束于此……那么我是否可以说,骆一禾是八十年代(回头来看,那是当代中国多么非常的一个十年期)里一个正欲起草自己《神曲》的但丁——一个还来不及成为但丁的诗人;他完成了《世界的血》,留下了以《大海》为基础的诗歌万神殿的施工现场……他在二十八岁英年早逝,让我们失去了可能的但丁。
 
我想要这么说,跟骆一禾自觉地置身自己于“中国文艺复兴”的背景有关。这种自觉,或许会被认为特别属于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但骆一禾却走上了一条跟八十年代的那些诗人很不一样的修远之路——如张玞所言:“他跟八十年代是有距离的,他有点匪夷所思。……他不只是写诗,他只是用了诗歌这个媒介。他认为中国近现代社会以后需要一个精神的屋宇,我觉得他就是在用诗歌给我们建设一个屋宇。”而这不仅出于一种理念、一种思想、一种哲学、一种历史意识和文明意识,更是出于一种情感,并且这才令他以自身为桨拨动海洋——他甚至只想去成为“拨动”——
 
《大海》第一歌里他写道:
 
渡手说:
人呵人呵,你难道不想成为诗人?
渡手呵,什么叫做诗人?
不,我想成的乃是诗歌
歌是我说出未可知的使命
因此我至为莽昧
歌,这就是带给世界
诗歌带来世界。
与一切而至万灵。
   
《修远》里他写道:
 
  请把诗带走  还我一个人
  修远呐
  在朝霞里我看见我从一个诗人
  变成一个人
 
10
 
1989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骆一禾说“海子的死讯像一捆镰刀射上了我的肝胆……”,可见这突然的打击有怎样的摧毁力!他立即与海子的家人、中国政法大学(海子工作单位)的人一起赶赴山海关。从山海关回来,骆一禾未回家而先去了西川那儿,西川看到他一脸疲倦,头发上、黑色的风衣上落满尘土。
 
对于骆一禾跟海子的关系,他们之间的感情,张玞有一次说,“我也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说,”但她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一禾在海子去世的时候在日记里写道:上帝,你杀死了我自己的一个儿子。”张玞说她记得特别清楚,海子第一次由人带着去见骆一禾,拿出当时写的一首《山的儿子》,“是他特别早的一首诗。他的诗从此被人甄读了、被一个人评价了,这个人就是一禾。”以后骆一禾对海子颇多影响和激励,总是分析海子的诗,尤其在他受打击的时候。张玞一直记得,在她和骆一禾位于皂君庙的家里,海子坐在床头生闷气,而骆一禾在旁边背诵着海子的诗,然后对后者说:“你的诗,多好!”骆一禾曾说起1988年11月他到昌平去看海子,发现海子“已经吃了四天方便面,到了11月,他还没有想起把夏天搭的地铺重新支起……我和妻子就留下住了四天,给他做些饭菜吃……”有时候,骆一禾称海子“是个傻弟弟”。
 
海子的写作在许多方面得益于骆一禾。骆一禾总是为海子的诗歌争取发表的机会是一个例子;由骆一禾率先使用的“麦地”意象很快成了海子诗歌的标志性意象是又一个例子……更重要的,骆一禾的人格光照、精神氛围,他系统化的理论和框架性的构想,对他周边的人们往往起到引导的作用——西川说“骆一禾广阔的关怀对海子我想其实是有影响的。海子就开始思考这种广阔,比如海子的《土地》里就开始有结构了。”要是想到海子写《土地篇》是在骆一禾两年“沉思期”之后的1986年,这种影响就能够更加清晰地感到——当骆一禾致力于格局庞大、结构严整的史诗性写作,海子也转向了后来被骆一禾总名为“《太阳》七部书”的突入史诗背景的写作……直觉到骆一禾对海子的某种决定性,在1989年6月匆忙落笔的一篇悼文里我写道:“我把一禾看成了一个倾听者,一只为诗歌而存在的耳朵,而海子则是嗓子……对于诗歌,歌唱和倾听同样重要,有时候,倾听对于诗歌实在更加根本。”1
 
从山海关回到北京的骆一禾完全投入到对海子辨析性的、乃至创造性的倾听活动中,并且满怀着悲痛——“不是悲哀而是悲痛”——他特别指出。从他1989年4月21日写给我的一封来信可知:他忙于海子的后事直到4月10日;然后立即投入海子浩繁的遗稿,很快大致整理出长诗部分;期间又跟几家杂志报纸商定海子的纪念专页;找出版社争取出版海子的诗集;搞义捐活动;4月7日,他在北大组织海子的纪念朗诵;4月11日,他在中国政法大学演讲海子的写作“我考虑真正的史诗”……那是一种劳碌的节奏——从他留下的几篇有关海子的文章,也能看到他透支脑力体力的紧张状态:4月12日凌晨,写成三千多字的《冲击极限——我心中的海子》;4月26日,写成近六千字的《我考虑真正的史诗(海子〈土地〉代序)》;5月13日,写成近三千字的《海子生涯》……他急于让人们去听见海子,像他那样去倾听——骆一禾贡献给人们的是一个他所听到的海子,他对海子诗歌整体性的把握、勾勒和塑形,细致清晰,表明那是长期注重和思量的结果。这其中也包含着他对自己诗歌写作的总结和设想,对自己的倾听。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那天,有人与骆一禾夫妇谈及死亡。张玞说:“参加我追悼会的人,不许哭,只许笑。”骆一禾在一旁沉默无言。
 
北京已处于风口浪尖,骆一禾也心力交瘁。5月14日凌晨,刚写完《海子生涯》没多久,以一个纠察队员的身份,他在天安门广场因脑出血而晕倒。骆一禾在天坛医院躺了十八天,一直就没有醒来。
 
就在骆一禾倒下之前几天,5月10日和11日,他写下了最后的四五首诗,其诗歌绝笔,是那首短短的《壮烈风景》:
 
  星座闪闪发光
  棋局和长空在苍天底下放慢
  只见心脏,只见青花
  稻麦。这是使我们消失的事物
  书在北方写满事物
  写满旋风内外
  从北极星辰的台阶而下
  到天文馆,直下人间
  这壮烈风景的四周是天体
  图本和阴暗的人皮
  而太阳上升
  太阳作巨大的搬运
  最后来临的晨曦让我们看不见了
  让我们进入了滚滚的火海
 
5月31日那天,张玞看见重症监护室里坐着三个好看的女护士在聊着家常,而骆一禾躺在病床上呼吸有些沉重。这场景让她觉得特别奇怪,“又特逗”。“最后陪一禾的就是那三个人,”张玞说,“实际上就是在等他最后一口气下来,记一下时间。”不久她接到了死亡通知单,为骆一禾擦拭身体的时候她发现,他在这十八天里,长了点小胡子。
 
据说,在北大29楼与30楼之间“德先生赛先生”雕像旁的一次纪念海子的聚会上,骆一禾曾将圣琼·佩斯的一句话高声朗诵:“诗人,就是那些不能还原为人的人”。这跟《修远》里的那几行诗并不冲突。

文库编辑: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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