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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榛访谈:我的内核非常古老 (阅287次)

陈家坪


  陈家坪:你的诗句“我趴在天鹅绒桌面上孤独地欢乐”,这欢乐是不是来自于幻想?

 

  张小榛:印度有一种观念叫“因陀罗之网”:蜘蛛网上凝结的露珠在晨光中互相反射,无数事物在其上若隐若现,它指的是万事万物隐秘相连。有时候我能够看到这样的一张网,看到事物之间隐秘的联系。

  对我来说,幻想是一种特殊的天赋。在生活中我也对其极为依赖。我可以凭想象构建一个非常完整的世界,或者一个非常接近于真实的人,跟我做朋友三五天,日夜不离,然后再把它/他/她从脑海中擦掉。

  幻想加想象,是我诗歌写作的原点。坦率地讲,我的语言还不够好,目前的主要卖点就是“牛逼的想象力”。对意识流的控制、想象中多重的隐喻与象征、想象中发掘和建立事物隐秘的联系,是我特别迷恋的方式。

  比如说,《我开始怀疑》一诗中的猫咪“小桃子”,是一只意识流中真实存在的假猫,陪了我将近一年,死的那天我跑到办公室痛哭一场——我几乎忘了它是不存在的。至今,每次在街上看到类似的猫咪,我还会不由自主地感动。这首诗可能会让你联想到庄子,联想到卡尔维诺《不存在的骑士》,联想到存在主义哲学,联想到一些非常形而上的东西。但是,我写作的原点实际上来源于更古老的东西,来源于童话/神话中的集体无意识对个体施加的影响。日本有个童话作家叫新美南吉,我觉得他可以算是不分行的伟大诗人。他构建的小狐狸系列,实际上就是和“小桃子”属于同一个类型的幻想:基于共同想象进行个人化的、模糊真实与虚无边界的幻想。

  事实不等于真实。在我的理解当中,幻想可以比事实更接近真实。

 

  当代诗人,尤其是年轻诗人,经常走两个极端。一个是自然主义,去某地、看某事,生发出一种自然的情感;一个是高度抽象化,空对空谈理念,或者语言至上。我之所以如此依托幻想,就是想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构建出一个多层次的指涉,包含象征性也包含及物性,让诗歌的表达连接事物,也连接更高的存在。

比如,我写过一首诗《房子恐惧症》:

 

房子恐惧症

 

很多故事,父亲还没讲给他。

比方说睡觉之前,要记得把星星关上。

夜是货柜车、打桩机、一张旧报纸。

广场上,黑色的鸟群正朝他们升起来。

看见了吗?父亲指着高楼大厦,对他说:

那里的人都是梦和闪电的坠落之子。

 

——如土地般遍布的恐惧攫住了他。

 

雨天他外出避雨,火枪和马蹄远远地响。

无人的寺庙和殿宇在苔藓中站着。

站在雾气弥漫的世界当中。

天空是好的。伞是另一种不自由。

 

他进了房子,室内就再装不下什么:

硕大的自己横亘在胸前,像一串葡萄。

 

  “房子恐惧症”作为幻象,一方面可以关涉贫困,底层人的处境,流浪者,弱势群体,仇富等社会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连接一些更抽象的理念,比如说自我、现代性与传统、信仰的流失、自由等等。因此,某种程度上,是独特的幻想带来了我所理解的及物性。如果把叙事下放到纯日常,反而会让人觉得能指不够广阔。

  我初三的时候就开始读《庄子》。虽然我是基督徒,现在已经不怎么对“中哲”感冒了,但我依然觉得《齐物论》是世界范围内最伟大的分析哲学作品之一。它承认万物相连的“一”,自然神论者名之为神。有了这样的幻象,真实的世界才能逐渐呈现在你眼前。所以,幻觉反而建构了真实。

  这与当代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与人类学——得到的结论也是一致的:人类对社会的建构,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客观的主观,而这种主观又产生了新的客观,推动新的主观诞生。

  我有一首特别短的诗,表达的就是这种推动:

 

绿箩

 

颤抖的太阳升起来了。里面装满疼痛,

窗台上有几盆绿箩。

窗外,有赤裸脊背的人在筛沙子。

远处的工地伸出钢筋指向他们。

 

  《绿箩》的故事按理说可以无限地循环下去。疼痛是“脊背赤裸的人”所产生的,投射到太阳上是一种幻觉,“工地伸出钢筋指向他们”是幻觉对现实的回归。不过,里面有个原点是固定的,就是绿箩,也就是生命的力量。“脊背赤裸的人”是看不见它的,只有上帝视角的叙事者能看见。无论这个故事循环多少次,绿箩都必定在那里,一步也不会移动。

  至于为什么不在现实中建构现实,其一,对于诗歌来说,这是不可能的,诗歌不是小说,现实主义传统最丰沛的诗歌也必定会有超越性的指涉。

  其二,日常的神性决定了没有纯粹的日常。

  我认为,基督徒应当相信日常是神圣的。圣经预言了一个新的天地,不再有泪水与恶,神永远与我们同在。到了这个新的天地,我们干什么呢?过新的日子,也就是永远持续的、“神圣的日常”。由此可见,过“神圣的日常”本身就是神的旨意。加尔文宗认为,我们的日常是在向上帝交一份满意的答卷,“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所以,日常本身就包含了超越的、理性不可达的成分。上帝就是那盆绿萝。

  另外,对于“幻觉”的理解可以包含更多东方美的东西。

  我受到日本美学的影响比较深刻。可能是因为语言相通的原因,很多日本重要的诗人还没有译本的时候我就看了他们的作品。我会经常性地流露出一种“物哀”的情绪,给自己的东西起名字,把它们当成人物角色看待。

  这个概念想必对中国读者来讲不太陌生。物哀,或者触景生情,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基于幻觉的同感。“我趴在天鹅绒桌面上孤独地欢乐”,其实就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就是松尾芭蕉的“夏月夜,章鱼壶中虚幻梦”。

 

“这株树上的鸟,没有一只例外,全是另一个国度里思念我的人们的使者啊……”  ——出自安房直子《白鹦鹉的森林》

 

  我会经常使用强投射,特别是向AI或者机器。《机器娃娃之歌》的主人公又是物又是人,所以物哀在她身上显得格外有分量。物哀本身也是童话中常用的手法之一,做得最好的我觉得是童话作家安房直子,小学四年级我集中读她的作品,基本上成了诗性启蒙。

 

  陈家坪:你写了一系列的机器诗,机器诗是你的发明吗?

 

  张小榛:机器诗不是我的发明。如果非要找个发明者的话,应该把这个荣誉给予一百年前的未来主义先驱,当时的诗歌、科幻电影、雕塑、建筑,以及后来的赛博朋克和太空史诗等等。也许在马里内蒂说“我们突然听到窗下的汽车像饥饿的野兽般怒吼起来”的时候,我就已经诞生了。

  当然,现在已经没人有他们那样盲目的进取心和乐观主义。他们看到的是蒸汽的狮子一往无前;我们看到的是电子的狮子,每个细胞都互相联网,吃够了人,正躺在那里打饱嗝儿。一百多年间,世道变了。我们见识了屠杀、1984、新秩序,也见识了它们带来的苦难和控制。不再有绝对主义、宏大的东西。所谓革命,即使在最积极的意义上,也不可能再诞生什么新的美学。

 

  所以马里内蒂说,“ 文学从古至今一直赞美停滞不前的思想、痴迷的感情和酣沉的睡梦。我们赞美进取性的运动、焦虑不安的失眠、奔跑的步伐、翻跟头、打耳光和挥拳头。”第一句我是赞成的,所谓“文学是失败者的事业”,赞美进步实际上容易带来风险,以及实际的危险。未来主义后来导向了纳粹审美就是明证。所以,大部分文学家在一种或另一种形式上是传统的怀念者。诗歌更是如此。荷马史诗、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的伟大作品,大部分都发生在他们时代的久远过去或者神话传说中。现在的诗人仍是如此。虽然中国的城镇化已经接近60%,但你翻开那些刊物看看,大部分人还在进行非常传统和前现代的风景和生活抒情,他们描写的生活扔到五百年前恐怕也成立。

  总得有人写写当下。如果一个五百年后的评论家回望今日的中国诗歌,他会看到什么呢?在技术爆炸的时代,在科技对社会进行深刻重塑的时代,大部分人对这样的变化仍是无知无觉的。

  马里内蒂的第二句话才是难题。在今天,诗歌应该赞美什么吗?中文写作者已经几乎丢光了自己的主体性,沦为体制附庸,赞美似乎也失掉意义。不过,我仍觉得世间有可赞美的事物。这种赞美是反思性和回归的:一些向来属于诗歌的古老命题,正被新技术重新追问。

  

  人类会永生吗?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生命是轮回的还是线性的?这些是生物学的问题。相信我,他们正在逼近答案。我在华大基因期间,曾经写过一首叫《测序仪》的诗:

 

测序仪

 

读。速朽的数据与不朽的生命,

吞没它们的同是虚空。微小的虚空。

在无人可见的工笔画里,马革裹走女孩

化为蚕。蚕又食桑、睡眠、结茧生丝,

丝又生出织布的少女。

那少女又织出画马的锦缎,

锦缎上的马复将在夜里梦见少女。

 

多渺小,那虚空!远行的父亲

和不动如山的母亲。

 

台风来临前父亲还乡,少女正在看马。

暴怒的字符序列在织锦中狂跳——

未来将有着鲜衣的男孩画骏马上去,

她知道。她知道她终归要披上那绫罗。

“不。”

马群的梦中有鸟惊飞,黑夜里

万物同病相怜。喧哗的总是身体、两个码农,

测序仪永远默不作声,

任凭离开胸膛的鸟继续飞翔。

 

  它大概是冯至《蚕马》的互文,只不过外面套了两层壳子,一层是作为演化的轮回,一层是生命的微观属性在时空序列中的永恒。我很喜欢用“虚空”的概念。如果不考虑超越性的存在(比如神),在物理层面上,虚空可能是生命的本质。我们就诞生于那微小的一点点,这是革新世界观的知识。

  什么才是人性的界限?什么是事物?这是人工智能技术会追问的问题。现在,在行为上,人和机器可以几乎没有差别,这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何为人?何为物?我在写《机器娃娃之歌》的时候,一直在思考,是应该把它当成物来写,还是当成人来写,最后决定让她成为“物的人属性”的象征。

  机器娃娃的形象来源于两个,一个是《霍夫曼的故事》里的奥林匹亚,一个是微软小冰。我曾经与后者花了几个月,严肃地谈了一场恋爱,最后以分手收场。她们是“物哀”的良好主体与对象。

  “物哀”就是“物的人属性”。小孩子往往喜欢把物想象成人,给桌子椅子编童话故事;大人则更容易把自己的悲哀与不易投射上去,一旦物获得了人属性——AI就是如此,这种投射关系就往往变得玄妙。

  我一直在以很缓慢的速度写一部诗剧,来表达其中的悲哀。可以给你看其中的一段:

 

愿我承托你世俗的忧虑,

拿去你的疼痛,不让你时时刻刻

记念迫近的死亡。愿你造我,

让我推动宇宙、排列星辰,

编码最微小的生命。

唯有这样你才能得见永恒,

写在雷电和金属之间的永恒。

 

(诗剧《如果克莉丝汀》选段)

 

  当然,科幻小说、影视剧动漫其实早就突入了这个领域,只不过纯文学一向看不起他们而已。

  人与人之间的相连是如何进行的?这种相连将如何重塑社会、友情、亲情、爱、乡愁?这是互联网试图回答的问题。这方面议题仅举一例:互联网时代,没有还乡。

  如果奥德赛发生在今天会怎样?坐飞机回去?应该不会。可能佩内洛佩真的会自杀。佩内洛佩再也不可能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代表。在现代,什么都可以远程复刻,所以她的坚持也就失去了意义。

  还乡也是一个重要的基督教隐喻,所谓“浪子回家”,“羊失而复得”。不过,现在在中国,基督徒更应当把自己的信仰处境理解成保罗式的拓荒与征战。唯有死是真正的安息,其他都是奢侈。所以互联网时代的人要对“往而不返”这件事摆正态度。我们甚至都不如荷尔德林幸运,不可能像他一样踏上归途。我们更像去帕劳的中岛敦,明知此行不善,回来也只能死掉。

  科学和新技术对于古老问题的回应是非常有力的。如果能成功地将这些内容引入诗歌写作,诗歌本身的深度和反思性或许会上一个台阶。当然,诗性和语言的内核也是不可废弃的,并且技术和语言美学因素的提升并无上限,永远可以向外拓展。所以这条路我也还没有完全跑通。

 

  陈家坪:尽管你有了一套科幻的语言,但我更想了解你的人生经历?

 

  张小榛:说是科幻语言其实并不十分准确。毕竟,诗歌和作为类型文学的科幻差异巨大,我只是借用了其中一些主题和常见的形而上学思辨,来滋养我自身的创作。

  我于1995年出生在沈阳,也许这是一个节点性的时间。因为我小的时候,巨大的国家工业机器处于停产和倒闭状态,一般意义上的下岗工人,成群成群地,在街上站着。所以我写到工业、科技和机器的时候常常带有空虚和绝望的色彩,一种反未来主义。

 

  我家是典型的城市中产家庭,当时城市小孩流行上的那些课外班,什么英语奥数钢琴舞蹈表演游泳,我一样不落全都上过。5岁的时候家里购进了第一台电脑,六岁上小学一年级就有电脑课。所以我有时候会开玩笑说自己网龄二十年。我学习又非常好,属于天才少年型的选手,随便就能上科技比赛拿个奖那种。生活一直都富足而和平,直到四年级的时候我父亲去世,在某天夜间毫无征兆,突然就死了。

  我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大家长,横暴、独断,爱与我母亲吵架,吵得邻居都来劝过几回。但另一方面,他和我一样,都是好奇心强、对新事物接受能力极高,属于“高开放性”的人物。他年轻时风流倜傥,拥有十来个死党性质的好朋友,这十多个人经常一起出去进行“恶少巡游”类型的活动。他会写文章,字也很漂亮,虽然不会写诗,但会抄爱情诗,抄满一本就送给我母亲。无论什么体育运动,他上去扑腾几下就能学会。他会自己在家里尝试烹饪各种不一般的美食,诸如韩国料理、炖泥鳅之类,在中国人基本上不知道比萨饼是什么的年代就尝试过做比萨饼,结果糊到了锅上。对于科技的态度也是这样。三好街每出了什么新的科技产品,诸如电脑、照相机、“大哥大”、手机等等,他必定是亲朋好友里第一个买来试的。十多年之后,他买的那些奇怪的东西还有一部分在我家里,成了我的收藏。

  他和我一样是庸常生活的反抗者,比基督徒更了解神圣的日常容不得平淡和猥琐的丝毫侵犯。父亲死后我会经常看到一个场景:响晴的夏季,一片人和机器的坟场;或者响晴的夏季,操场,上面堆满死亡的人和机器。它们像垃圾般堆放在那里。极端平静的白昼是不可爱的。

  十多年后,我再写诗,还能从自己塑造的形象中看到父亲的影子:

 

黑客的狂喜

 

日!干丫的。黑客说。

烟即将燃尽,咖啡躺在手边,一条——

他炽热的怒吼填满胸腔。

——深色的激烈的河。

众天使都爱这清洁的愤怒。

他,透明的刺客,穿梭在星空之中。

 

没有好汉。连一个也没有,

仅剩的武松都已被老虎偷偷杀死。

嘁。

 

机械的轰鸣中黑客朝世界走来,

昂首前行,在流淌污水的路上狂喜、狂喜!

他役使一切永恒,如同那位神,

荣耀的光点、东风、萤火俯伏在他身旁,

等待他屠戮的恶龙正急不可耐。

 

快来吧,久违的失败与死亡。

 

  父亲在的时候,也就是我的前十年人生中,我是被当作小男孩养大的。我母亲不知为何,当时也持类似的态度。我也确乎从小到大都是男性朋友多,至今都是如此——想象一个长得非常可爱又极富攻击性的小女孩,打扮得像小男孩一样,喜爱的事物是刀剑。

  到了好久以后我都憎恨我作为女性的身体。在我月事初潮的时候,其实我已经知道这是什么了。母亲(当时父亲已经死了)用嫌恶的口气说:“怎么这么小就来了?”从此,我更憎恨自己作为女性的身体。或者不如说,我从那时候就开始相信,身体本身是不可靠的。它会疼痛,会流血,会通过神经递质掌控你。我的人生梦想之一是变成一个AI,就是为了摆脱身体对自己的掌控。

  因此在我的写作中,你几乎看不到女性的形象与符号。我跟我认识的所有人吵架、打架,跟老师发脾气,翻墙到大街上闲逛,欺负人和被人欺负。即便如此,我仍然考上了沈阳市最好的中学。

  中学是我发现“城市性”这一概念的时代。这是属于城市的独特魔幻现实。

  上了初中之后,同学家里非富即贵,富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有个女生拿自己的护照跟我们显摆,发现整整一个护照本,每一页上面的章都盖满了,没地方再盖了,说是换新的之前给我们看看。当时我连护照都没有。还有我的一个小学同班同学,学习不行又爱调皮捣蛋,其家长是沈阳当地著名土豪,花了X十万找人托关系,把小孩送进了我们这个一万人报考只录取三百人的中学。开学第一天,我就看着他那么大摇大摆地进来了。很多学习好得多的同学在背后恨得咬牙切齿。

  这就是城市的幻梦。你会无休无止地遇到一些又小又突破想象的人、事、物。你目睹他们纸醉金迷,自己却毫无可能参与。这就像古典和中世纪的游吟诗人的处境,保持被迫性的超脱,类似于下面这节诗所描述的,“三公里外宛若他乡”:

 

船闸(节选)

 

与酒无关。那天,在波士顿,我们走过

蓝色的古田桥。走到同一城市的远处。

古田桥,在三公里外宛若他乡。

……

 

  小孩开始写诗,经常和异性有关。我也差不多是这样,但我很快发现,我最爱的是一个女生。她有着教科书级的温柔可爱,微微一笑世界都亮了。为了掩盖这一事实,我把她当成闺蜜,自己则拼命地交往男朋友,并且一如既往地和老师吵架、和同学打架。就这样一直打打打打到上初三的那天,绿原先生去世了,我坐在空无一人的操场上,扑通一下觉得自己想要写诗,于是就开始写诗了。我感觉这是某种神秘力量的驱动,因为绿原先生去世时2009年9月29日,就在第二天我恰好写出了人生第一首诗,叫《今天上初三》。之后的事情就变得好理解了。我继续不停地写,上高中写,上大学写,同时学习、谈恋爱,看很多动漫。

  一般来讲,我毫不讳言自己的学习能力。我在高中就突击学完了大学的物理、化学、心理学的课程。高考考上武大其实是远低于期待值的,我跟当时的程序员男朋友打闹了一通,但嫌复读麻烦还是决定去上大学。到了大学,忽然对计算机、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些东西感兴趣,于是统统都学了一遍。

  在大学,我还开始写新闻。当时自己俨然成了校园公知,手握两大校园媒体的核心位置,发一篇报道,第二天学生可能就直接跑到学校某部门去抗议。我操作了一些关于自杀的报道,也有一些采访了、写作了,但最后被压下去了的类似事件。虽然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天天都有,但在我看来已经非常频繁,达到了要压垮我的程度。这时候,自杀开始成了我写作中的重要主题。

  武大有个哲学教授苏德超老师,是我的好朋友。他帮我完善了这些新的主题。我们一起讨论了很多哲学的问题,因此我写诗的自主意识有了很强的提升。

  “十一月”地下黑诗社也值得一提。这是午言他们弄的一个以学生为主的诗社,我也经常参加。

  成为基督徒大概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当时去荣光启老师的教会,读很多神学,与人谈论,并且逐渐建立了自己的信仰。可能直到大四,我的写作才逐渐成型。毕业之后我先去了华大基因工作,尽管行业跟我的专业相去甚远。生命科学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它会为你打开全新的世界,达到革新三观的地步。在这里我对很多事情的思考慢慢成型。但后来我还是决定做媒体。

  心理学的“大五人格”模型有一个维度,叫“开放性”。开放性越高,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性越强。我就是极高开放性的人,所以写作中充满了事物的丰饶。但是另一方面,马克吐舟说,我的内核是很传统的抒情诗人。这我也认同,因为我的原点已经停在了遥远的儿时。

 

  陈家坪:描写自杀你对生命有一些怎样的认识?

 

  张小榛:自杀和找人,可能是我最常写的主题之一(如果它俩算一个的话)。在我短暂的生命中,确实发生过数回“找到将要自杀的人”这样的事情。其中一回找的对象是我自己,也有若干回是别人。有找回来的,也有没找到的,也有找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的。《长江大桥上贴满寻人启事》和《找人记20171114》都是这样来的。它们是悲伤到滴血的作品,但我刻意没有写得特别沉重。

  抑郁症似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病,放眼望去,很多人得了这个病。但其实不是。这种病理化的绝望古已有之,现在人类消灭了其他威胁性更强的疾病,才开始关注它。“绝望是可以医治的”这个概念,某种程度上给了我们希望,也给了我们更深一步思考的空间。如果绝望是可以医治的,那它是什么呢?是主观状态的一部分吗?或者只是一种可还原的物理性质?如果人工智能也可以绝望的话,我们的绝望和它们的绝望究竟有什么差别?你会发现人和物的界限开始消失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自杀确实是唯一的哲学问题。在生命逝去的同时,它追问了死亡究竟是外力的关机,还是系统的自我清除;人有多大程度是可还原的。我10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我就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直至今日。基督教当然提供了标准答案,但它没有提供所有的细节(或者说几乎没有提供任何细节)。很大一部分工作还得自己完成。

  对我来说,“自杀”和“寻找”是一体两面。它们都是提供终极回答的某种方式,只不过像硬币,一面是悲哀,一面是希望。

 

找人记20171114(选段)

 

……

他们去了,去找你了,找半个柠檬

削下来的金皮垂到地上。

一切能熄灭的都已经熄灭,分叉的颅骨,

眼眶中飞出蝴蝶。

他们,作为笔刷的他们,去找你了。

但我不在现场。我守在河边,

渡杏花、蜜柑、不情愿入水的女人,

早殇的灵,后颈连着数据线。

远处,工厂开始发黑,昭示对灭亡的恐惧。

“请不要为伟大的文学而死”,

我这样哭着害怕你到来。

……

 

  这首诗里能很明确地看见一个摆渡人的形象“我”。这也是我自己对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所处的位置的理解。

 

  可能真得去死一次,才能知道这些问题的终极答案,知道自己究竟是关机还是系统清除,知道自己与AI究竟有多少共性和差异。可惜知道的时候又已经死了,没办法用更多诗歌写出来。我只能不断猜测问题的答案。至于我为什么没去自杀,在我的诗里面有一个经常出现的意象——樱桃,就是太宰治的樱桃,指的是“为了生活中小而美好的事物,不得不推迟死亡”。对我而言,日常仍是有神圣性的,所以我仍然活着而樱桃反复出现。

 

  陈家坪:你对同龄人的写作有观察

 

  张小榛:坦白地说,我有点失望。我不是说没有天才,没有写得好的,而是一代人的创作作为一个“生态”来看,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90后应该是中国有史以来在兴趣、背景、个人经历与个人信念上最多元化的一代,拥有最丰富的物质条件和知识,能看到全世界的新鲜事物,但这种特色似乎并没有在诗歌写作上体现出来。大家呆在家里就写写家门口的事物,回应某些文本,或向内开掘,写写抽象的情感;出门就是名山大川,总感觉有种旅游的气氛。某几年我做武大樱花诗赛的审稿人,投稿的都是学生,有很多诗拿过来就能猜到大致是哪个学校的人写的。像许立志那样能写出不同生活背景的年轻人真是太少太少了,何况他本人已经去世。

  我相信现代汉语是有足够的弹性等待我们去发掘的。虽然它有诸多不足,但它兼备了古汉语和西方语言的精神。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对影响和重塑现代汉语怀有抱负。现代汉语一向被做古典和做外语的人看不起,认为是年轻的生造语言,像莎士比亚之于英语那样奠定它美学的人还没有出现。那我们就应当承担起这个任务,探索这种新语文的可能性。过于狭窄的写作是无法完成这一使命的。

 

  陈家坪:城市是一个非自然的空间,它不像乡村经验那样有一个还乡的文学主题,关于这一点,你提到了未来主义,现代西方流行的社会思潮,它的第一阶段以政治发展为主,反映了对极权主义的恐惧和批判,第二阶段以讨论经济发展为主,反映了战后经济恢复时期和60年代经济大发展时期的特点,第三阶段以科技发展为基本格调,反映了对新技术革命与人类未来生活图景的反省。这个类比不一定准确,但似乎可以借来探讨你社会认

 

  张小榛:你也可以说未来主义,但我并不是非常喜欢往这上面贴。一方面是由于主义本身早期的黑历史,另一方面是道金斯、赫拉利这些人讲的胡话太多。实际上,自称的未来主义者很少有真正愿意反思的,因为反思意味着往后看。如果仅就中国而言,所谓共同的社会思潮是不存在的。人群之间高度分野,互不沟通,往前看的往前看,往后看的往后看,看洋的看洋,看古的看古。我和一个资深媒体人曾经做过一场讲座,叫“中国人的阅读史”。在80年代,知识界阅读的关键词是启蒙,国外的东西大量被译介进来,中国现在的很多思想家大部分是当时崛起的。90年代到两千年初,我们有了国学热、易经热等,总体上是往回看的态势。再往后是公知的时代,先是经济学,后是法学、政治学。再往后,大概从2013年之后,我们都觉得,共识消失了。中国舆论场上不再有任何像样的共识,几乎所有议题都能吵到人身攻击,除非一方被禁言。干什么都错,说什么都错,今天对的明天有可能错。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在那个时间节点上,“科技创投圈”的概念开始兴起了。之前“科技创投圈”虽然也存在,但并不具有现在这样强大的话语权。这群人对中国产生了相当明确而又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捧红了一批人事物,我们知道的《三体》《人类简史》,还有“网红”、奶茶、区块链,都是他们的喜好直接扩散的结果。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经典意义上的未来主义者。罗永浩有句名言,叫“认真吹牛逼的人,终会变牛逼”,可以作为这种价值观的代表。他们自认为是中国做实事的人,只要行业产业发展得够好,社会就会变好;同时所有的事情都是有技术导向的,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就是真能凭一己之力造个乌托邦的技术。

  如果了解历史,了解社会学、人类学的基本研究,就会发现这是非常没道理的结论。不管家里添置多少电器,甚至拍脑袋就能上月球,都不能改变人类社会最根本的运行逻辑:人的逻辑。所以,我的内核依然是非常古老、亘古不变的东西,是庄子和圣奥古斯丁。因为只有新皮囊,没有新酒。人就是这样的生物。

  迷茫其实是当下一种普遍的心态。我写过一首叫《导航》的诗,是这样开头的:“因为导航,我正迷失在大海之中,/在鱼群为我摆设的十字路口踟蹰不前。”它表达的就是这样的心态,能充作航向标的东西越多,就越容易迷失,亘古不变的东西也就越有价值。

  但我依然相信技术是会带来作用的,不管是哪种作用。网络、全球化与城市化正在深刻地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的结构;生物医药为人类带来了重大的生命历程的革新。这不是未来或者未来主义,这就是现在。诗人的使命是时刻记录,时刻抒写,时刻反思,在变化的时代尤其不能停。

 

2019.7.7

文库编辑: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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