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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诗学与批评的乌托邦 (阅178次)

李海英 邵莹莹


重构诗学与批评的乌托邦
——《江汉学术》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的探索之路
 
  摘要: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是《江汉学术》(2013年前名为《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起推出的特色栏目,该栏目十多年间秉承显豁问题、思索现象的求真理念,坚持平正的办刊姿态、策划诸多诗学专题,不仅打破了当下刊物论文拼盘式的模式,也更多面多维地考察了现当代诗歌艺术发展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文化思潮和个体因素,并以新的理念和文论观探讨着诗歌艺术的演化与沿革,逐渐形成一条有意义的研究路径。该栏目的办刊理念、姿态及组稿策略均为当下同类栏目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教育部名栏;《江汉学术》;现当代诗学研究;办刊理念;栏目策划;

一、诗学追求:理解文学和评价文学
  不过这一次不出其外,意图依然不出所料地产生了意义。
  他们坐在编辑室的凳子上,将不得不回忆起15年前幻梦萌生的那个时刻。坐在那里,15年之后,既是编辑又是诗人身份的刘洁岷和张桃洲二人那时所萌生的幻梦成就了这个专门研究中国现当代诗歌的栏目——始初的《群峰之上:“现当代诗学研究”专题论集》(2011年)[1],继而的《群岛之辨:“现当代诗学研究”专题论集》(2014年)[2],近日的《群像之魅:“现当代诗学研究”专题论集》(2018年)[3],命名中包含着理想与意图,也显示了随思考而扩展的诗学理念。如是,“群”包含着不止以下深义:
  最初,可能是想借用W·S·温默诗句“群峰之上正是夏天”(《又一个梦》)作为至高追求,“群峰之上”意味着要为诗人和研究者提供至高的诗学理论与批评样本,或者改变研究现状的野心,此时力邀的正是新诗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洪子诚、王光明、陈超、耿占春、程光炜、张曙光、王家新、李怡、敬文东等,既有精湛的学术素养又有翔实的文献史料。
  数年之后,他们的目标有所扩展,构思着如何打破当下显得比较统一的“大陆”和整体主义,建立一种类似于——但又不局限于,更内在,所以弃“辩”择“辨”——勒内·夏尔“群岛上的谈话”的开阔性,于是便有了“群岛之辨”。“群岛之辨”即意味着尊重甚至要促使当下诗歌写作和批评研究的多元性,让每个个体都能够作为独立存在的“岛”而发生,各有其个性和特色——言说的自由和公平,让批评不再是批评的终结——批评面前的众声一口,同时也将诸岛联结起来,大海中散布的个体岛屿遥相呼应:争辩、对话、自语或沉默,此间的每一个体均不再是存在状态中的孤立,而是成为存在之链中的节点。
  而近来,尊重写作与研究个体的独立性,以及尊重共同场域的公共性,显得同等重要。这既是当下前沿理论家思考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面前无可逃避的事实:在一个相同的语境下写作和思考,独立与个性理应保留,而关联和影响天然存在,较恰当的办法或许就是,让个体之魅保持自己的影像,既“在群”又“逸群”,刘洁岷的诗意说法是“……接受人像采集器的采集,他酒后坦承/我与他在天色阴沉时候互为父亲”。(《在杨市镇我作为刘氏杂货铺店主的一个时辰》)
  可以说,“群峰”标识出了开端意图,“群岛”因汇聚而辨正幽明,“群像”因独立而各抒己见,正如韦勒克所言,无论在立场上多么大相径庭,大家都是致力于“理解文学和评价文学”[4]。
  十多年里,栏目的每一期专题都力图厚实且平正。迄于今,“现当代诗学研究”已在《江汉学术》(2013年前名为《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上推出六十多个诗学专题,以新诗为主体,研究新诗及新诗所涉要素:新诗理论、中外文学思潮、相关诗歌流派和团体、诗人重释、新诗进程中的诸种现象等。可以说,这些研究已形成了一个生动的现当代诗歌批评史,栏目本身也成为了中国现当代诗学研究的重要平台。于是,有必要了解该栏目的办刊理念、姿态及策略,以期为当下同类栏目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栏目理念:求真是最庄严的想象的一个活动
  从曾经的《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到现今的《江汉学术》所提供的专栏,“现当代诗学研究”这个平台,实际做出了对现当代诗歌研究最有力的支持。
  基于当下大学与科研机构对学者的评定考核机制及诗歌自身的状态,目前新诗研究和批评面临着微妙境遇:一方面国内专门的新诗研究和批评的专业刊物极少,除了首都师范大学的《诗探索》和北京大学《新诗评论》两个官方机构主办的专业刊物以外,只剩下一些民间刊物专门开辟一定份量的诗歌研究栏目,这些刊物又几乎全是以书代刊的形式,不符合目前高校对个人业绩考核体制的要求,使一些极有希望成为优秀诗歌批评家的年轻学者在投稿上不得不犹豫。虽然他们很想将专业文章发在专业刊物,但为了满足所任职部门的业绩要求,不得不将更“专业”的文章投给所谓的“核心期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诗歌研究与批评作为一个学科的成熟及权威性的确立[5]。另一方面与古典诗歌论述不同的是,现代诗歌尤其是当代诗歌研究与批评所涉及的对象大多属于正在写作中的诗人,一边呐喊时代精神匮乏,一边高举自信大旗。他们宣称评论和研究无助于诗歌本身的发展,他们宣称批评和理论无助于触动诗歌写作的实质性问题,他们宣称自身对读者态度的蔑视,他们也宣称自己的写作是最有意义的行为,并且坚信理想读者抵达现场为时不远。当写作者以拒绝的态势拒绝了外界的声音和诗学分析,表示出学习可能的缺乏与低下,也表明了反思和自知的迷失,表面上对自我的充分信任直接指向了内在自我的无知,同时这种表演姿态,在无意识之中掩饰被冷落的尴尬,否认异己的存在,这是一种诗歌暴力与独裁倾向的行为。由此,为了各自的利益,当前国内学界又盛行着一种风气,同人之间抛弃了技艺较量的传统,却着力于友情式的相互吹捧,比如当某文本横出江湖后,当文本被认为意义生发时或者有必要判定为有意义可以生发时,学者私下的交谈从不乏真知灼见,而我们视野里看到的书面文字则是镶着蕾丝花边的情话。那些漂亮朋友想忽略并忘记“有任何苦难在风的声音里,在每一片叶子的声音里”。(史蒂文斯《雪人》)[6]风气之下,很多刊物主编实事求是作法,约来“名家”文章,追求转载率,忽略文章本身的质量,助长“友情式评论”的横生与垃圾场的建立。在这个空间,象牙塔里,俯瞰垃圾场和广告牌正合适。此景由来已久,痼疾已深。
  在这里,作为当代诗歌写作在场的诗人刘洁岷和张桃洲,提倡的是怀有“一颗冬天的心”来打量霜和覆盖着雪壳的松枝了,而且,要“冷下去”很长时间(史蒂文斯《雪人》)[6]。他们致力于“现当代诗学研究”,策划诸多专题——深具难点,约请相关领域的学者持续讨论,呈现中国现当代诗歌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连续不间断,那些被藏匿的问题也不断地豁显出来:现代神话史诗问题;新诗的技艺、体式、语言问题;当代诗歌的实验主义背后的情结;各种诗潮及背后的动机、外来影响的问题;新诗本土化的问题等。至此,诸多诗学问题不断地被提出也被严肃地面对,推动现当代诗歌研究达到一种较深入更多面的状态。
  那么,当下语境之下,该栏目做了什么。无他,生性爱好幻梦,还有些胆量,说了些真话,办了些实事。简单,仅此而已:一个异声汇聚的“诗学研究”栏目,一个喧嚣的辩论场和病菌的清除剂——坚持多年,执意办刊。如有刊物如它,幸甚至哉,放在一起比一比也挺好。“真正的批评”绝非是毫无价值,恰恰相反,“因为批判意识的必然轨迹,就是在每一文本的解读、生产和传播中必然带来对于政治的、社会的和人性的价值与事物所得到的某种敏锐意识”,并且还可能对社会、政治和道德判断——“进行揭示和去神秘化”[7],而豁显现象与叩问问题,乃是探究现象和问题背后的原因与动机,乃是对现当代诗歌进行诊断,乃是为当下诗歌写作提供了可靠的支撑和契机。

三、办刊姿态:奏出事物恰如其所是
  在办刊理念之后,办刊者的姿态尤为重要。他们采取了“平正”的基本姿态,用“群”命名诗学论文集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明。姿态造就栏目特色,影响了“现当代诗学研究”的专题设计——一条有意义的学术路径。
  2011年,栏目文章首次精粹编辑成《群峰之上》的诗学论文合集,按照专题的形式收录了研究文章三十余篇。2014年,《群岛之辨》作为诗学合集又将栏目文章再次精编收录,同样按专题的形式分类整理。2018年,《群像之魅》诗学专题论集中的文章显得更加尖锐也更为前沿。可见,该刊的姿态,就是要打破当下刊物论文拼盘式的模式,将现当代诗学研究托举、保持在一个艰难的高度。
  以下陈词,请止步绕道:新诗诞生百年来,从胡适等人初期的白话诗歌的尝试,到舶来品的自由体、翻译体,再到徐志摩和闻一多等人从内在节律与外在形式的探索,再到诗歌大众化运动,以及1949年后的民歌体与新时期出现的朦胧诗、先锋诗等进程中,东学西借,艺术探索和修正进行艰难,但毫无疑问,新诗百年来其内容题材和体式形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并且充分展示了汉语在新语境下的艺术力量。
  然而当下已有的几部中国新诗史,像朱光灿《中国现代诗歌史》、洪子诚与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等专著,其写作的范式基本上是在社会背景考察下,推行的是诗人作品、思潮运动、流派社团等简介,比如:“新月派”“现代派”“九叶派”“七月派”“今天”等诗人即是以他们所归属的流派为划分,或以地域、性别、代际身份为标准进行归类为“白洋淀诗派”“女性诗歌”“归来者之歌”等。从我个人求学和教学的经历中,深感这样的诗歌史确实会提供一个清晰甚至比较全面的历史轮廓,但也会存在对所言之物大而化之的勾勒,很少有章节能够历史性地将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学要求对创作的影响置于时代背景与文学传统的双重关系中考察,更难将诗歌本身的魅力和精神展现出来,而这一点应该是尤为重要的,文学史的阅读和学习带来的不是对诗歌本身的兴趣,也不是对诗歌背后之物的深刻理解和认识,这种缺陷值得警惕。
  幸甚,“现当代诗学研究”十多年来持续以“专题”研究的方式进行,使新诗史进程中的诸多分支(比如“诗歌大众化运动”“新诗格律化”“古典与民歌的结合”“现代神话史诗”“当代诗歌的反学院情结”“台湾诗歌”“异域诗歌”等)得到了深层的开掘。诗学专题研究不仅是全面考察诗歌艺术发展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文化思潮和个体因素,更是以新的理念和文论观探讨诗歌艺术的演化与沿革。因它将文本放在自身承上启下的关系,及横向的联系中加以对比分析考察其来龙去脉、形式更迭及艺术魅力,所以这种研究与专门的诗歌史研究之间具有明显的区别,它打破了诗歌史系统研究中必须要均分史料、均衡编排、面面俱到、难以纵深探究的局限。
  并且,令人高兴的是,专题的分类折射出栏目主持的治学态度。当然为了达到研究效果的预设性,专题设计必然如此:在全面系统的宏观诗歌原野中将诸多起伏多样的地表穿透,并将其上横生交错的枝蔓理清——“奏出事物恰如其是”[6]。

四、组稿策略:所建即所想
  转化萨义德的说法,理念或姿态不仅只是一种思想框架,一种意图和意识,也是一种工作,一种行动。当产生某一个理念的时候,我们会进一步思考实现理念将从哪里开始,一旦确定了起点,将意味着选定一条充满冒险却也充满机遇的道路,当然也并非是设想出一个理想的模式然后加以证实,批评必须产生反抗性才可谓之批评,研究必须产生不确定性才可让研究继续深入。“现当代诗学研究”它坚守了本初理念与否,是否具备应有的姿态,自不必说。除此之外,其组稿策略也应提及。略举一二:
  “新诗技艺、体式和语言”,这一专题自然是针对新诗本体进行研究。百年来新诗的技艺、体式和语言都曾被不断地讨论,也使新诗存在的某些形式问题、语言问题、技艺问题一再被呈现。在呓语与自语症发作后,在诗人那儿多半是从发生学来思考,在批评家那儿多半是对某一已经完成的文本进行辨认、分析和归纳,并不一定会起到纠偏的效果。“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组织的研讨方法极具针对性意味就不言自明:诗学系统与具体个案相结合,比如《群岛之辨》中共推出七篇文章。就撰稿人来讲既有名家学者如陈仲义与雷武玲——从整体上详赡分析中国新诗技艺的演化与沿革,也有学术新锐王凌云、颜炼军、濮波、李海英等——从具体的新诗技艺比如“比喻”“咏物”“并列”“语言”等方面展开微观分析,甚至还有日本学者岛由子撰写的关于顾城诗歌语言问题的精妙分析。不同类型的研究者汇聚一起,隐隐构建出了一个更生动的“新诗技艺史”的轮廓。大枝干——雷武玲的《与新诗合法性有关:论新诗的技艺发明》一文讨论的是诗歌研究中的大问题“技艺”。通常我们会将诗歌技艺视为一种不涉及价值判断的客观工具,人人都可以用同样的诗歌技艺为自己的诗歌意识形态服务。但雷武铃在深入研究之后,提出“技艺的公共属性和技艺的独立属性并非这么绝对,并非没有其限度。新诗技艺重在结构与形式的发明与想象以及对内容的审查;但诗艺又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更是个性与风格的体现,技艺不能完全脱离内容,好的技艺必然是在表达内容的压力之下的发现或发明,也是来自于对生活与世界的认识”[8]。雷武铃的这种溯源式的本质研究,为认识新诗呈现的样态及新诗存在的诸种问题找到了一种更好的解析方式;陈仲义《现代诗索解:纵横轴列的诗语轨迹分析》[9]一文以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参照,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轴列坐标为基点,分析现代诗歌中语词与诗语的运动轨迹,特别是横纵向轴列在交织、混合的协调中形成的合力,这种从“语词”与“诗语”入手将历史文化、社会现实与语言、诗意在纵横轴列上关联起来,也是从诗歌研究中的大问题“诗歌语言”来探讨现代诗歌的基质和效果。王凌云的《比喻的进化:中国新诗的技艺线索》[10]是通过对不同时期中的代表诗人的作品的微观分析,讨论具体的“比喻技艺”在不同诗人那里获得的具体形态及其后的历史情境,从而倡导出一种新诗历史研究的新路径;颜炼军《迎向诗意“空白”的世界——论现代汉语新诗咏物形态的创建》[11]一文,是在中西诗学比较的背景下看新诗的“咏物”问题,将新诗“咏物”的形态的创建、新诗“咏物”展开诗意的限度与现代中国人的主体建构联系起来,对现代汉语新诗写作中“咏物”进行现代性思考。日本学者岛由子《论顾城的“自我”及其诗歌的语言》[12]则是从诗人个体的“内在自我”入手探究其诗歌语言特点的成因,将诗歌语言研究推广到人本身。
  “现代诗潮与诗人重释”与“当代诗人与诗潮”两个研究栏目,则在更系统的脉络中将新诗百年来的重要现象进行了历史叙事与建构,以更具体形象的面孔组成一个可感可视的理解范畴:深刻反思“20世纪新诗大众化运动”重大诗歌运动,重新理解一些关键诗人如郭沫若、李金发、废名、戴望舒、徐志摩等;同时,也推介当下写作力旺盛的诗人如罗羽、陈东东、西渡、臧棣等。其中,华裔美籍学者米家路,从精神分析和现代性追求的悖论性中对郭沫若[13]、戴望舒[14,15]等现代诗人进行重释,在更真实的空间中将诗歌本身的艺术性展现出来,也将诗人的情感史、社会心态史及表述方式的历史明晰起来,让我们看到已被经典化的诗人的研究新路径。
  此外,该刊引入别样的视角、改变讨论方式或重新设问,特别是针对当前诗歌创作与批评研究的种种乱象,比如诗歌创作中模仿西方、抄袭剽窃、活动颁奖、中国制造等行为,以现实功利性为参照将诗歌文体破坏活动合法化。在批评和理论界中虽不乏有识之士多次指出的这些问题,却既无力于解决诗歌创作的问题也鲜能触及诗人实际的写作活动和智性思考,因为批评家通常会就现象谈现象,很少在分析弊端症结时将具体问题具体诗人勇敢地指出来,于是诗人们会想当然地以为问题是别人的、与己无关。《江汉学术》的办刊者针对这种沉疴痼疾,组织年轻学者来挑战虚伪的创作幻象。它有一期栏目就是针对当代国内知名诗人在长诗写作中的问题(包括写作问题与评价问题)进行论析,两位年轻学者颜炼军与李海英从具体文本(柏桦《水绘仙侣》、欧阳江河《凤凰》、西川《万寿》与肖开愚《内地研究》)入手,论证当代长诗写作的困境以及评论界的不堪之处。[16,17]
  从更严谨、更广阔的理念出发,《江汉学术》的“现当代诗学研究”针对新诗研究呈现的种种困境,最近几年更是推出了“异域诗歌”研究、“台湾与海外诗歌”研究、“翻译与比较的诗学”研究等专题。其中,郑慧如教授对台湾诗人“数字诗”“当代诗的命名”,著名诗人洛夫、简政珍及内地读者较为陌生的诗人罗任玲的研究[18,19];简政珍教授对“台湾当代诗的意象空间”的深入分析[20],为内地诗界介绍了台湾地区诗歌的写作姿态及诗歌研究的理路;杨小滨教授则独辟蹊径,通过对拉康关于“揾学”及相关概念的阐释,探讨台湾诗人是如何建立新的诗学范式[12],真是费心费力地动员国内学者抛开学术之外的顾虑而致力于现当代诗学研究的深度。“异域诗歌”研究,则力图展现域外的诗学关注的检验,比如,罗伯特·哈斯的“催眠艺术”[22],伯恩斯坦的“回音诗学”[23],此类专题既对当下诗歌写作进行一种深刻的回应,也为目前国内的诗歌批评建构诗歌研究学科化的意图提供了参照。
  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上来看,诗歌中频繁出现的问题可能是社会问题的一种迹象,而社会问题最终也必然会成为人的问题,于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如是理解,诗歌问题是人的问题的一种反映:诗歌通过对当代生存经验的介入以实现揭示当下生命/生存境遇的功能。尽管人的问题与诗歌的问题并不等同,解决诗歌的问题并不一定就是解决了人的问题,然而,诗人和研究者都必须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去叩问问题和思考现象,因为真实并不自然呈现。
  如是,《江汉学术》的“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正在搭建的是一个不懈地追索“真实”的舞台,道阻且长。

 (参考文献略)
 来源:《江汉学术》2019年第3期    编辑:z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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