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昊 ◎ “走向未来”:1980年代诗人的文化姿态:以骆一禾为个案 | 诗观点文库 | 诗生活网

 

 
“走向未来”:1980年代诗人的文化姿态:以骆一禾为个案 (阅224次)

吴昊


 摘要:1980年代诗人在创作中呈现出的较为明显的文化姿态之一是“走向未来”,这种文化姿态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语境不无关联。就代表性诗人骆一禾而言,其诗歌写作立足于1980年代的文化现状,对传统文化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批判。在骆一禾看来,农耕文明的“河流”必然要汇入更为开阔的“大海”,才能使中国文化得到更长足的发展。对于1980年代社会现实中出现的负面现象,骆一禾在诗中也有清醒的认识与反思。骆一禾还认为,他们这一代诗人注定要充当诗歌“修远”之路上的“先锋”,为新一代诗人起领航与奠基作用,体现出1980年代诗人的社会责任感。
 关键词:骆一禾;1980年代诗歌;文化姿态;诗歌观念;

  在1980年代,文化与“强国梦”被勾连在一起,人民对国家地位提高的期待也包含了对文化振兴的希冀。因此,各种文化思潮在1980年代此起彼伏,并具有“求新”“求变”的特点。正如贺桂梅所说,从1983—1984年开始到1980年代后期这段时间,形成了一次高潮性的文化段落[1]。“文化热”“寻根文学”“现代派小说”“现代主义诗群大展”“第五代电影”“85美术新潮”这些名词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陆续登场并不是偶然的,它们背后潜伏着国人文化方面的“赶超意识”:改革开放帷幕拉开之后,西方的文化、文学思潮逐渐为更多人所了解,但文化压力与焦虑感也随之而来,因此以“加速度”的方式使中国文化“赶英超美”,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文化界的追求。诗歌作为1980年代文化现象中重要的一部分,从某种程度上也寄寓了1980年代诗人的文化观念。从1980年代初期的“朦胧诗”“文化史诗”到中后期的“第三代”诗歌,作品中反映出的诗人文化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并呈现出一种“走向未来”的态势。
  在这些“走向未来”的诗人中,骆一禾的诗歌观念尤其值得重视。他认为自己与海子的长诗创作并不单纯是灵感迸发所致,而是深感于中国社会的文化现状进行的系统性写作行为,最根本的目的是通过诗歌写作的方式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性:“在中国进入新文化型态时,传统的价值理性有系统性的败落,价值的建设至今仍是举步维艰,所以诗歌的处境也是势所必然的。我和海子之所以写作长诗,对于价值理性建设的考虑也是其中之一。”[2]骆一禾虽然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但他立足于1980年代中国的社会现状,对传统文化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批判。在骆一禾看来,农耕文明的“河流”必然要汇入更为开阔的“大海”,才能使中国文化得到更长足的发展。而对于1980年代社会现实中出现的负面现象,他在诗中也有清醒的认识与反思。实际上,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诗歌创作,1980年代都是一个过渡性的时代,而骆一禾这一代诗人也充当了1980—1990年代诗歌转型过程的“中间物”角色:他们注定要充当诗歌“修远”之路上的“先锋”,为新一代诗人起着领航与奠基作用。社会责任感也在他们的诗歌观念中得以体现。

一、“河流”汇入“大海”
  1988年,随着一些电视连续节目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无论是著名学者,还是普通民众,都积极参与有关讨论,形成了一股热潮。虽然这些节目也遭到了批评,但其对“黄色文明”“蓝色文明”的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以及对“黄河最终要汇入蔚蓝色的大海”的呼吁,一定程度上迎合了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走向世界”的文化思潮。从本质来说,“走向世界”的文化思潮是“强国梦”在1980年代中国人心中腾飞的结果。“文革”的教训、改革开放的实效催生了这种“强国梦”,国人痛感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的“衰落”,并迫切希望中国提升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的“强国梦”往往以文化的形式体现出来,比如把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衰落”归结为因地理环境而造成的文化问题。在今天看来,虽然对“黄色文明”“蓝色文明”的划分具有二元对立倾向,但它的确反映出了1980年代国人对自身文化发展的焦虑感,以及“走向世界”的愿望。
  1980年代的诗人也有着“走向世界”、更新中国文化的愿望。其中骆一禾的观点较为典型,体现了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建立新的中国文化体系的壮志雄心:“中国的有志者,仍于80年代的今日,寻找自己的根,寻找新思想以冲刷陈腐的朽根,显露大树的精髓,构成新生。”[3]829骆一禾的诗论与诗作也显示了其在“文化热”氛围中对中国文化的思考,并且他的一些观念与上述节目中的表述有相近之处1,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龙崇拜”的批判。骆一禾认为,“陷于龙的故事而回味龙的光荣,并不等于把握了历史,因为这正像义和团运动一样,像不思精进精神、而回避死生之忧患、为中国足球队的惨败而狂怒一样,是民族矫饰心理的一种表现”“你我并非龙的传人,而是获得某种个体自由的单子”[3]829-830。上述的节目中也提到“龙的崇拜,似乎可以证明,我们民族的心灵,还深深地怀恋着黄河孕育的那种古老文化的氛围,还迟迟地停留在祖先的历史阴影之中”。从具体诗作来看,骆一禾对“龙崇拜”的批判主要针对民族心态中固步自封的缺陷:“龙是一个漫长的没有意思的故事/在彩绘的躯壳上/灵魂如油漆般剥落”(《河的传说》,1983—1984);“龙你也该沉默了/让你死去吧/躯体沉重而没有欲望”(《滔滔北中国(北方抒情)》,1984);“这样只有传递作用的生命/才会创造龙/膜拜一种沉重的想象/挣不开自己的躯体”(《祖国》,1985)。“龙”在诗句中所代表的是一种衰老而缺少生命力的文化,对“龙”的崇拜容易使中华民族陷入对自身文化的盲目想象而难以自拔。随着1980年代改革开放热潮的进一步崛起,自大心理并不利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骆一禾对“龙崇拜”的批判,实际上是基于其“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愿望。他希望建立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诗歌共时体”:“所谓‘走向世界’并不是一种平行的移动,从一个国度的现实境况走向另一个国度,而是确切地意识到置身于世代合唱的伟大诗歌共时体中,生长着他的精神大势和辽阔胸怀。”[3]850“诗歌共时体”是一个具有世界意识的概念,真正有创造力的诗歌必然是超越民族国家,甚至是超越时代的精神产物。
骆一禾也把“龙崇拜”的根源与“黄河文化”的局限性联系起来。但骆一禾并没有完全否定“黄河文化”,他与海子都把“黄河”视为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的原型力量,并由衷地赞美“黄河”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辉煌历史。《河的传说》一诗的副标题就名为“献给中国精神发源地:伟大的河流”。诗中写到:“河呵河呵/我们民族最古老的传说/那关于天地起源的传说/就是这样的/在靠近生存的地方/锤炼生活锤炼壮丽的忧患/沟通起群山和先驱者的意义。”在其他的诗作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大河今日/到底像祖国一样/奔流了……”(《河的旷观》,1983);“人民以手扶手,以手扶手,大黄河/一把把锄头紧紧抱在胸前/在太阳正中端坐/这就是人民的所有形态,全部的性命。”(《黄河》,1987)米家路认为,骆一禾把“黄河”视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并赞美“黄河”的写法与海子相似,是将“黄河”神话化:“通过河流的持续性与流动性,对民族身份的想象在他们对河道的神话、传说、历史和民俗的诗性重构中强烈地表达出来。许多河流诗歌展示出一种神话化的时空,其中的河流与河水唤起了复苏与滋养的力量,敞开为一种民族兴衰的进化论式的叙述。”[4]但与海子不同的是,骆一禾没有沉醉于“黄河”造成的迷梦,他在诗中表达了对“黄河文化”的批判:“被抬上大理石阶的雕像群/只有沿着防护链/散发出美好的呻吟/感伤成为我们的遗传/不仅仅由于高压脊的隆起/而在于我们无为地失去。”(《河的传说》)在骆一禾看来,作为一种地理现象的黄河所孕育的中国乡土社会,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诗人正企图通过史诗去涵括本民族的精神及历史,殊不知大树已朽,乡土中国带着自身的沉疴,从基本构造上,已很难对世界环境作出有力的回应。”[3]8291980年代的中华民族如果要实现自身文化的复兴,不能一味陶醉于昔日的辉煌,“争抢上古的地盘”。“黄河”固然是民族文化的象征,但“黄河”最终要流向更为广阔的“大海”。
  对“大海”原型的重视,是骆一禾诗歌的突出特征之一。骆一禾不仅写有长诗《大海》,其短诗也常以“大海”为主题,仅名为《海滩》的诗作就有四首(其一作于1985年,其余三首作于1986年),此外还有《水(二)2》(1986)、《水的元素》(1987)、《大浪》(1988)、《素朴:语言和海》(1988)、《海水》(1988)、《观海》(1989)等。这些诗作大多表达了对“大海”广阔无垠、汹涌澎湃的赞美,同时也在强调“河流”的归宿必定是“大海”。比如:“没有光没有季节/世界也可以用大海照亮”(《海滩(一)3》);“我正站在你的面前/注视着宽阔的河口把水流注入海面/那水流是要归海的/而这骄傲的海洋是从水里来”(《水(二)4》);“有所思/而观沧海/注视着宽阔的河口把水流注入海面/迎面吞吐浪花/满脸沉寂着红太阳”(《水的元素》);“没有大海/水也就不造就这地球了/故我们要和它一样的广阔/就在这个世纪,我的世纪。”(《世纪》,1989)骆一禾的“大海”与《河殇》中的“蓝色文明”虽然都强调“黄河最终汇入蔚蓝色的大海”,但骆一禾没有把“大海”简单地等同于西方文明,结合前文所述骆一禾的文化观点来看,他把“大海”视为一种开放的文化意识:“你之能够进入海洋/乃是要‘与一切而至万灵!’”“大海”的广阔、包容以及革命性能使“河流”所象征的文化得以更新与升华,并且对“大海”的追求也是对生命的追求。这种观点可以在西渡的研究中得以验证:在西渡看来,骆一禾是一位“大海诗人”,“在骆一禾的诗里,大海是一个创造生命的场所,是它使无生的变为有生”。“大海不仅创造生命,而且以自己永生的运动和无所不纳的胸怀启迪生命。”[5]338骆一禾在长诗《大海》中所描写的“金头英雄”在“大海”中的漫游、飞行、与“水银”搏斗的过程,也是一个诗人在诗歌之路上不断前行的过程:

渡手说:
人呵人呵,你难道不想成为诗人?
渡手呵,什么叫做诗人?
不,我想成的乃是诗歌
歌是我说出未可知的使命
因此我至为莽昧
歌,这就是带给世界
诗歌带来世界
与一切而至万灵。[3]648

骆一禾认为,中国文化并不是完美无缺,不可超越的文化,要持一种开放、谦逊的文化态度,而他对待诗歌的态度也与其文化态度类似:诗歌大于诗人,诗人在诗歌面前要保持谦卑,“金头英雄”在“漫游大海”的过程中不断克服艰险,使自己的精神得以提升。这种模式或许受到古希腊史诗《奥德赛》的影响,以“金头英雄”的漫游经历为主线,建立起一种有结构性的和强大吸附能力的史诗。可以说,骆一禾的这一雄心与海子有相似之处,遗憾的是,骆一禾的《大海》也未能最终完成。但骆一禾所持“河流汇入大海”“走向大海”的开放文化态度,无疑是顺应1980年代时代潮流的。从骆一禾的其他一些诗作来看,骆一禾对整个1980年代文化发展及社会现实的观察,也颇具敏锐之处,体现了一位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二、“居天下之正,行天下之志,处天下之危”
  西渡认为,骆一禾的诗歌具有“朝霞”性质,反映了1980年代的中国有志之士对国家“新生”的期待。而这种期待与1980年代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联系:“随着‘文革’的结束,社会秩序的逐步恢复、经济自由化的推广、官方意识形态权威的削弱、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确立、西方新思潮借助翻译运动的传播等,在知识界形成了某种乐观氛围,使人们对国家、民族的振兴和文化的新生充满了憧憬。一些知识者并身体力行进行复兴计划的设计。1980年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期,但也是一个让人有凡事皆可为的念头而乐观希望的年代。”[5]19在西渡的描述中,1980年代似乎是一个文化的“黄金时代”,也是知识分子大有作为的时期,但从1980年代的具体社会事实来看,西渡的描述强调社会文化环境中光明、积极的一面,但没有提及存在的问题。实际上1980年代的文化氛围并没有那么自由与宽松,1980年代并不全然是知识分子、诗人的“天堂”。再者,在1980年代,金钱话语逐渐浮出水面,1990年代的知识分子所体验到的危机感在1980年代末便初现端倪。其次,正如张旭东所说,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虽然热烈拥抱社会自由、思想独立、形式创新,向往一个崭新的未来世界,但在认识和意识层面,却是在寻找一个新的整体,一个连续性的叙事框架,一种统一和谐的形式空间[6]。也就是说,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想通过努力重建一种符合自身想象的话语秩序,而当下知识分子对1980年代的回忆与怀旧,多少有些浪漫化色彩。1980年代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年代,它的状况或许更复杂,难以用简单的话语概括。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文革”的阴影仍笼罩在人们心上,这一时期的许多文学作品都表示了对“文革”的控诉、反思、批判,“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这个时期的一些诗歌作品也有对“文革”的反映,比如“朦胧诗”的一些代表作。骆一禾创作于这一时期的作品有对“文革”的反思倾向,同时也寄寓了诗人对实现国家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望,如《秋歌》(1981)、《致后人》(1981)、《改造世界》(1982)、《我——给祖国》(1982)、《让一切人都懂得》(1982)等。客观来说,这些早期诗作并不成熟,有宣言、口号的倾向,并存在较多“朦胧诗”的痕迹。骆一禾在致璐璐的信中,就谈到自己的写作经历:“直至1983年,我才认清了北岛创作中的完整线索和他的方式,完成了我对北岛诗歌主干的解读……到了1983年4月,我才彻底从朦胧诗里脱胎出来,完成我对自己风格和道路的确认。”[7]281由此可见“朦胧诗”对骆一禾早期诗作的影响之大。1980年代开始习诗的青年诗人受“朦胧诗”影响的并不在少数,但真正对“朦胧诗”的写作进行认真研究与反思,并形成学术论文的,或许仅有骆一禾、戈麦等少数诗人5。因此骆一禾并不盲从“朦胧诗”,在最初几年的探索阶段后,他很快实现了自我风格的转型。
  骆一禾的早期诗作(1979—1982)虽然还有些幼稚,但足以见出诗人的国家、社会责任感。骆一禾自觉以国家复兴为己任,表达了自己对未来社会发展的信心。正如他后来在长诗《世界的血》第四章第二歌中所说:“居天下之正行天下之志处天下之危。”骆一禾的这种责任感可视为“文革”后进入高等学府的中国“新一代”有志青年心态之代表,他们希望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新时期”的中国社会的建设,并热情歌颂“未来”。他们认为“文革”的挫折只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段弯路,光明的“未来”必将战胜“过去”的黑暗。这实质上是一种“进化论”时间观,但也体现出一代青年的爱国热情。正如骆一禾的诗中所写:“一切的捐弃在为了人类解放的信心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在追求真理和美好收获的努力中发现了我们的荣光……”(《秋歌》);“不,别离开这块九百六十万方的土地来猜测我们,/请不要离开这晨昏交替的时分,/这并不是我们常说的时间大树的一叶/这是我们的民族艰难造就英雄的混沌。/天空:粉红的云刚刚报道太阳初升的音讯/残山剩水被我们这一代织补着,用血液和体温。”(《致后人》);“我长大了/当历史需要我们的时刻/认输,我没有权力/绝望,我不够资格/像一只儿童用的喷壶/我喷洒着银河留给我的星星。”(《让一切人都懂得》)在这些诗句中,“我”的个体诉求与“我们”的公共诉求合二为一,都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而“我”的私人利益则让位于国家的集体利益。这种观念虽然有“革命时代”留下的痕迹,但这也说明骆一禾是一位有“公心”的诗人。
  骆一禾的“公心”在其1980年代中期之后的诗作中得到了更为深入的体现。他的长诗《世界的血》第四章第二歌中有云:“居天下之正行天下之志处天下之危。”这句诗是对《孟子·滕文公下》中“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化用,体现了骆一禾作为1980年代诗人所具有的时代责任感,他把“天下”的安危与个人的命运视为一体,这种志向使其区别于所谓的“第三代诗人”。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志向,骆一禾对社会发展中浮现出来的一些庸俗化现象嗤之以鼻。日常生活本来就具有“俗”的一面,并且随着市场经济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崛起,商业话语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文学艺术等“精英文化”也难以避免商业话语的冲击,例如有学者认为,在1986年的“现代诗大展”中,审美话语就以商业话语面目出现了[8]。一些“第三代诗人”也开始把日常生活中的凡俗场景作为审美的对象来书写,而这些现象恰恰是骆一禾所要批判的。他在《市井邪狭》(1987)一诗中写到在电影院吹冷气、嗑瓜子儿的市民,戏园子里听京剧的人,弹吉他的落第秀才,认为正是在他们之中产生了“市井邪狭”的思维:“他们只是活下去”,却不创造新的生命力和思想,只知挣钱和享受。骆一禾还批判了“第三代诗人”,认为他们是“‘不虚伪’的墨客儿”“民众的大喇叭”。实际上,“第三代诗人”书写日常生活本无可厚非,骆一禾对他们的批判主要基于他个人的文化态度:“我生活在一个疲劳不堪的世纪/办事员在门洞里进进出出/风流和腐烂怎样生活狂徒们也怎样生活/每日里的批判/只是为把内心污辱/而我时时被判为陈旧/也只是因为热爱麦田上空的风景/并且常常走近岩层的风景。”(《风景》,1987)骆一禾所持的是一种健康、积极、纯粹的生命观,对“金钱至上”的庸俗人生观是反感的。他认为人不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也不是为一己私利活着,而是应该为国家、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中国的诗人更应该有这样的意识,而不是陷于一种为日常生活所“吞噬的状态”。
  骆一禾不仅批判了“市井社会”的生命枯萎状态,还较早地预见到了“八十年代”的结束,对这个时代进行了严厉的判决。这里所指的是骆一禾的作品《残忍论定:告别》(一稿写于1988年,二稿写于1989年),“论定”是判决的意思,“残忍”是指这一判决的铁面和无情,所谓“告别”则是向“八十年代”告别[5]137。从具体作品来看,骆一禾的两稿内容差距较大,但都表达了他对金钱社会、“拜物主义”的批判。1980年代末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价格闯关”政策在1980年代末的实施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1990年代的全面推进。虽然这是社会转型期的重要举措,但“政府开放商品价格,由市场来决定”的措施还是导致了1988年的转型期通货膨胀,一时间物价飞涨,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和精神带来了较大压力。这种现象是暂时的,但金钱也足以检验人性,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出现了一些社会乱象:

一九八八人们与商业和封建两个社会都毫无缘分
帝王可以活到现在,名人可以押到最后
批判一直吃光过去,小人物醉生梦死
一九八八扭人的年代
绿毯上的台球出轨和肝炎一样轰动,红色眼睛
一九八八被扭的人们
……
一九八八弄臣世界
八十年代的青年已经过去,八十年代的青年
都是中介,是媒质
是一九八八。广泛铺张,缺乏定力
原以为投入竞争,却是一场赌博
挥霍大量火种,自己首先淘空
因此自相扑挤,自行淹没
对于自己郑重倾注的一切同时加以玩耍和嘲讽
做为愚弄和弄臣可真够纯粹
像亚种一样透明[3]497-499

骆一禾认为,1988年的社会充满“弄臣”,1988年的乱象预示着一个“为金币请命”的时代到来。更让他担忧的是,1988年的青年也投入了物欲横流的社会乱象中,在玩世不恭、嘲弄一切的同时也丧失了自身的生命力。可以说,骆一禾在《残忍论定:告别》这首诗中的批判是具有洞察力的,他的意图不仅在于批判社会乱象本身,更注重于透过乱象看到被金钱、物欲腐蚀的人性。在作于1989年的第二稿中,骆一禾对现实的批判更为精准:

现实已被日常围歼
所有瞬间都各自挥发
无色无味,无限透明,毫无气力
因此没有什么能够生长下去
这不是现实主义而是日常主义
这不是胆略而是饥渴
寻找思想的人们将找到思想的胡子
寻找粮食的人们将找到一些嘴
时间在遗迹上踟蹰而去
龙蛇之交将在新的僵尸上成为永垂的噩梦[3]501

据前文所述,骆一禾作于1980年代初的许多诗作都表达了对“未来”的热情与乐观心态,但在“龙蛇之交”这个对中国社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的时间点,骆一禾却表现得“忧心忡忡”,这是因为1988、1989年的社会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改革将向何处去”是值得每一个身处于1989年社会现状的青年所要思考的问题。骆一禾并没有沉醉于“海洋乌托邦”的畅想,他在呼唤开放的文化意识的同时也预感到“开放”造成的现实生活危机——“下海”似乎走到了骆一禾所推崇的“海洋意识”的歧路。遗憾的是,骆一禾因为过早去世,没有机会体验到19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全面实施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但他却提前预言到了商品社会中可能出现的种种负面现象。这些现象在1990年代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并引发了一些知识分子对“人文精神”缺失的忧虑。而骆一禾在1980年代所持有的“居天下之正行天下之志处天下之危”的人生志向与文化态度,则可以视为弥补1990年代社会信仰缺失的一种精神境界。更为可贵的是,骆一禾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启蒙者”与“拯救者”,他始终持有一种谦卑的文化心态,把自己视为诗歌写作的“中间物”,自觉意识到自己对1980—1990年代诗歌转型所要尽的责任与义务。

三、诗歌写作的“中间物”
  骆一禾意识到中国当代诗人在1985年之后的写作中突破“朦胧诗”模式的必要性。即他认为一味模仿“朦胧诗”的写作是没有创造力的,诗人需要探索出一条具有个人独特风格的道路。他在致璐璐的信中说到:“1984、1985两年,我基本没有怎么发表作品,这是我的沉思时期,能不能变革是主要的,而发表是次要的。这两年对于在朦胧诗时期发表作品,但又不是朦胧诗人的诗人来说是一个渡河时期,要么淹没,要么有另外的命运,要么有一个总的成型,有新的质地。”[7]282骆一禾自身已较早地于1983年完成了“渡河”:“我自己曾经是如别人所说的‘跨阶段的人物,这种人物是承上启下,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且具有两个世界的双重性’”。所以骆一禾对“渡河”后的结果特别有体会,1985年的现代史诗,1986年的“第三代”人,在他看来都有必然性[7]282。事实的确如此,1985年、1986年在整个1980年代文学文化的发展中所处的位置可谓是“过渡”性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1980—1990年代诗歌转型的起点。举例来说,1985年一北一南的两种自印诗集——《新诗潮诗集》与《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从不同程度上暗示了“第三代”诗人已经走上历史舞台,而1986年的“现代诗大展”正式宣布了这一点。“第三代”最重要的诗歌社团,如“他们”“非非”“海上”等,也成立于这两年。因此骆一禾较为敏锐地观察到了整个诗歌界在1980年代中期的转型,指出了新一代诗人超越“朦胧诗”的渴望与努力。
  但骆一禾并没有因自己“渡河”成功就以诗歌界“前辈”自居,他清醒地意识到“渡河”的残酷性:“跨阶段的诗人,往往是一个时期的最后一批人,下一个时期的第一批建树者也是第一批倒下的人,这是必然的。”[7]282骆一禾之所以做如此论断,是因为看到了许多与他同时“渡河”的诗人没有最终完成他们的使命(“自恃有优势而不肯与大家平等”或者“在新生的后生面前太瘦弱了”),所以骆一禾感受到“朦胧诗”写作方式在“渡河”过程中对青年诗人的制约,以及“渡河”之后与新一代诗人交流的必要性。鲁迅认为自己是历史的“中间物”,而骆一禾的诗歌写作也体现出与鲁迅类似的“中间物”意识:骆一禾所要走的是一条独立创作的道路,在这条路上势必要保持谦卑的心态,不可“自我感觉良好”,而要甘当“无名者”,将自身的生命注入诗歌写作。值得注意的是,骆一禾的“中间物”意识并不是在“渡河”后才形成的,在他诗歌写作的伊始就显示出甘于为中国的诗歌事业奉献与牺牲的精神。例如《先锋》(1982):

世界说需要燃烧
他燃烧着
像导火的绒绳
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
当然不会有
凤凰的再生……
在春天到来的时候
他就在长空下
最后一场雪……
明日里
就有那大树的长青
母亲般夏日的雨声
我们一定要安详地
对心爱的谈起爱
我们一定要从容地
向光荣者说到光荣[3]32-33

“先锋”可以指走在时代前列的诗人,但是走在时代的前列,并不意味着取得最后的成功,因为先遣队或许也是最先牺牲的一批人,他们为诗歌燃烧着自己的生命,说出一分,便燃尽一分。他们的奉献与牺牲是为了后人能延续他们的道路前进,而他们自身却甘愿成为“无名”:“心爱的/永远是心爱/无名的/永远是无名。”(《无名的深情》,1982)这种奉献、牺牲精神还体现在以下诗句中:“黎明不在树梢/黎明还很遥远/而我们/没有怨言……”(《突破风雪》,1983);“白马跃向长空/扑落崖底/还摔不成一条路吗/是什么力量/把我们带往这响着驿铃的河岸”(《青春激荡》,1983);“在心脏连成的弦索上飘舞着/于是我垂直击穿百代/于是我彻底燃烧了”(《灵魂》,1986);“小树林,世纪快要过去了/我看见日色在背后移动/使我们同时成为影子/我们把青春给了这个世纪/故我们都要成为影子”(《世纪》,1989);“最后来临的晨曦让我们看不见了/让我们进入滚滚的火海。”(《壮烈风景》,1989)
  骆一禾这种甘愿为中国的诗歌事业奉献与牺牲的精神近似于心怀赤子之心的“圣徒”,比如西渡就把骆一禾诗歌的主体形象定位为一个“圣者”(与海子的“王”相对照)。“圣者”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强者”,而是为了诗歌事业和中国文明的新生默默付出,甘为“无名”,并且“圣者”所走的道路必定是克服千难万险、垂直向上的,呈现出“个体生命的自强”:“我在一条天路上走着我自己”“在这充满了石头的天路上触到颤抖的事物/从心中经过,我感到天路的艰难/万象纷呈,鲜花凋谢/充满无数镜子和旋梯的细节大如深渊/使后人失真,前人用尽/这空中的废原持续了数以千年/那火花的空旷,那岁月我/回答一首古颂歌/‘最热烈的人滚滚消逝’。”(《世界的血》第五章第一歌:《天路》)“向上”的方向是充满神性的、“博大生命”的方向:“诗歌的未竟之地的属性,与我们是一种垂直关系,博尔赫斯说:‘神的文字与我们垂直,但它是什么我不告诉你。’如果我想说,那么诗歌之垂直是未竟之地踵身而下,进入我们的渊薮。它是称为‘上帝’和称为‘本无’的本体的通明。”[3]852虽然这条道路上充满艰险,行路者很有可能在中途倒下,但它却是超越凡俗,通向“神”的方向。骆一禾所要走的这条垂直向上的“天路”,与其诗歌“中间物”的意识有关,即通过孤独前行、自我牺牲的方式来达到为中国诗歌事业注入新鲜血液的目的,也与1980年代知识分子对神性“乌托邦”的向往有关。在他们看来,日常生活被金钱、物欲逐步侵蚀而变得庸俗不堪,而在诗歌中“向上”的超越无疑是摆脱现实生活精神危机的有效途径。
  如果说骆一禾在1980年代对“乌托邦”的向往还是主要基于其对“生命自明”的追求的话,经历了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转型时期的诗人更真切体会到“向上”这条道路对于自身的拯救意义,在戈麦、陈超的诗作中就有明显体现。尤其是陈超,他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写作中的有关表述与骆一禾呈现出了较大的一致性:“我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阳光从圣洁遥远的天空垂直洞彻在我的身体上。而它在冰凌中的反光,有如一束束尖锐的、刻意缩小的闪电,面对寒冷和疲竭,展开它火焰的卷宗。在这烈火和冰凌轮回的生命旅程中,我深入伟大纯正的诗歌,它是一座突兀的架设至天空的桥梁,让我的脚趾紧紧扣住我的母语,向上攀登。”[9]这种“向上”的姿态与骆一禾如出一辙。不仅如此,陈超所提出的“生命诗学”与骆一禾的“诗是生命的自明”理念不谋而合,这说明骆一禾的精神向度在诗人群中有所传承。
骆一禾诗歌“中间物”的意识还体现在他的“修远”观中。“修远”一词或借用屈原《离骚》中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骆一禾对“修远”的使用暗示了诗歌之路是一条漫长而遥远的道路,与其“走‘天路’”的观念形成呼应:“触及肝脏的诗句诗的/那沸腾的血食/是这样的道路。是修远/使血流充沛了万马,倾注在一人内部/这个人从我迈上了道路/他是被平地拔出”“修远。我以此迎接太阳/持着诗,那个人和睡眠,那阵暴雨/有一条道路在肝脏里震颤/那血做的诗人站在这里这路上/长眠不醒/他灵明其耳/他婴童、他胆死、他岁唱、他劲哀/听惊鸿奔过,是我黑暗的血。”6(《修远》,1988)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骆一禾却要将有限的生命奉献给无限漫长的“修远”之路,并把这条道路铭刻在血液之中。1980年代末的许多青年诗人已经遭遇到生存与精神危机,“在搏斗人生中花去了很大精力”,在这样的环境中走“修远”之路,意味着更多的忍耐。此外,当时公开刊物的出版环境也不利于真正有艺术价值的诗歌的发表,许多诗人的写作成果只能发表在自办刊物上,在小范围内交流。这一切都考验着诗人坚持诗歌写作的决心。因此,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骆一禾提出“修远”观是十分有必要的,体现了1980年代末“以诗歌写作为志业”的青年诗人克服逆境的勇气。骆一禾的“修远”观还鼓励了戈麦、西渡等后辈诗人。西渡曾谈到,戈麦在1990年曾把骆一禾的《修远》这首诗送给他,这首诗在他的床头贴了八年。这首诗对他来说是一种激励,即使在戈麦去世之后也是如此[10]。并且西渡认为,在1990年代及以后的诗歌写作中,有必要重提“修远”这一意味着艰难之路的概念:“诗歌之路漫长,长过90年代,长过生命。”[11]由此看来,不仅是骆一禾,每个诗人都是诗歌写作的“中间物”。
  从骆一禾对过去、现时、未来三个不同层面的态度来看,骆一禾在其诗歌与诗论中所呈现的文化态度是一种“走向未来”的开放姿态。他较为客观地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呼唤“‘河流’汇入‘大海’”,并对中国1980年代的社会现实有清醒的认识与批判。最为可贵的是,骆一禾走的是一条通向未来、“向上”的诗歌修远之路,这可谓是1980年代诗歌精神的凝集,其“修远”精神激励了后辈诗人。尤其是在1980—1990年代诗歌转型的过程中,青年难免因现实处境而感受到生存危机与精神裂变,骆一禾的“修远”精神对他们来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使他们能够有决心与勇气以诗歌写作对抗日常生活的凡庸。

注释:
1与河流有关的电视节目于1988年播出,而骆一禾的思想在1985年前后便已形成,因此骆一禾不是受其影响才产生的文明理念,而是受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2骆一禾的论文名为:《太阳城--北岛诗作与我的诗歌批评》(北京大学1983年),戈麦的论文为:《异端的火焰--北岛研究》(北京大学1989年)。这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北岛对80年代校园青年诗人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戈麦的诗歌也受到骆一禾的影响,体现出“北大诗歌”的承续性。
3骆一禾此诗有三个版本,分别是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骆一禾诗全编》中的一稿和二稿,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骆一禾的诗》中所收录的版本。本文采用《骆一禾诗全编》中第一稿的版本。
参考文献:
[1]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7.
[2]骆一禾.致阎月君(有删节)[M]//周俊,张维.海子、骆一禾作品集.南京:南京出版社,1991:293.
[3]张玞.骆一禾诗全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4]米家路.河流抒情,史诗焦虑与1980年代水缘诗学[J].江汉学术,2014(5):53.
[5]西渡.壮烈风景——骆一禾论、骆一禾海子比较论[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
[6]张旭东,朱羽.访谈:从“现代主义”到“文化政治”(中文版代序)[M]//张旭东.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作为精神史的80年代.崔问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8.
[7]骆一禾.致璐璐(有删节)[M]//周俊,张维.海子、骆一禾作品集.南京:南京出版社,1991.
[8]祁述裕.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文学艺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9.
[9]陈超.向度:从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诗论札记[J].诗歌报月刊,1992(6):37.
[10]西渡,张玞.“一个人去建造一座教堂”——骆一禾诗歌研讨会录音整理[J].诗探索·理论卷,2011(4):79.
[11]西渡.重提“修远”[J].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74.

来源:《江汉学术》2019年第2期;责编刘洁岷(jiemin2005@ 126. com)
编辑:赵卫峰

更多诗歌资讯,请关注诗生活网  www.poemlife.com

 

联系诗生活 | www.poemlife.com

[返回文库首页]

 

 

©2000-2019 poemlife.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1814899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