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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新诗史上的命名现象 (阅176次)

张桃洲


  在中国新诗历史上, 涌现出了种类繁多、针对诗人群体和流派的命名, 由此构成了一个引人瞩目、值得探讨的理论话题。它们至少引发了如下几方面的思考:各种命名的起因、来源和基础如何?其有效性、合法性何在?它们的传播、接受乃至流变的路径又是怎样的?新诗史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命名现象,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种较为活跃的创作生态, 其中有一些“名号”得到了认可, 从而留存了下来, 但也有一些受到了质疑, 比如近年来大家谈论较多的“70后”“80后”以及“90后”诗人, 便被指责为依赖年代的命名、体现的是命名的无能和贫乏。不过, 尽管如此, 这些命名却在一定范围内传播开了, 并被堂而皇之地使用着。在笔者看来, 新诗史上的诸多命名有的具有诗学乃至文学史价值, 有的则不过是便于叙述、总结的一种权宜之计罢了, 它们的出现包含了许多偶然因素, 其间隐藏着种种真真假假、曲折缠绕的动机或意指。 
  以“朦胧诗”为例。众所周知, 它最初出现时其实是一个贬义词, 直接源于一位评论者的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 该文主要表达了作者对杜运燮《秋》等几首难以索解的诗作的不满, 认为他们“把诗写得晦涩、怪癖, 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的印象, 似懂非懂, 半懂不懂, 甚至完全不懂, 百思不得一解”;于是他干脆说:“我对上述一类的诗不用别的形容词, 只用‘朦胧’二字;这种诗体, 也就姑且名之为‘朦胧体’吧。”“朦胧”之名得以流传开来, “朦胧诗”渐渐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 专门用来指认北岛、顾城、舒婷等人的那些被视为“看不懂”的诗歌。与之同时使用、用以指认那些诗歌的名称, 还有带贬义的“古怪诗”和偏于褒扬的“新潮诗” (以及“探索诗”“先锋诗”等) , 但最终“朦胧诗”一名流布最为广泛, 进入到了文学史的叙述里而得到普遍接受和使用。显然, 在使用过程中, 这个名称原来所附加的贬义和不满情绪已逐渐消失了, 而成了一个“中性”的概念。有必要指明, 当我们提到“朦胧诗”一词时, 应意识到该名称首先指向的是当代诗歌历史中的某个具体群体和现象 (因为吊诡的是, 后来也有人把所有“看不懂”的诗歌笼统地称为“朦胧诗”, 使之成为泛化的概念) , 及其作为一种诗潮曾经引起的美学纷争。 
  有些命名带有明显的追认性质, 比如同时出现在1980年代初的“九叶派”和“七月派”。这两个名称分别与1981年出版的两部诗选《九叶集》 (江苏人民出版社) 、《白色花》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有关, 这两部诗选所收录的均为他们发表于1940年代的作品, 这意味着他们的诗歌创作被湮没在历史烟尘里30余年后才得以“重见天日”。“九叶派”诗人之一郑敏曾回忆这个群体重新聚合的情景:“经过一些七嘴八舌的讨论后, 终于由辛笛拍板定名为他所想到的‘九叶集’。这是一个多解的名字, 辛笛说我们似乎不能以花自居……还是算几张叶儿来衬红花吧。”这是1940年代那些以《诗创造》《中国新诗》等为阵地集结在一起的诗人们的自我定位 (因着他们发表作品的刊物, 这个群体还有另一个称呼“中国新诗派”) , 也是他们获得命名的来由。不过, 这一被追加的命名虽然在新诗研究中得到广泛使用, 并被写入了一些诗歌史著, 但也有相当多的人对之持审慎态度甚至进行质疑:较早是老诗人吴奔星在其主编的《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 (江苏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序言《中国新诗的流派与流向》中认为, “他们的风格各不相同, 只是以感情相结合的诗人群体, 不算新诗流派。今天有些论者以为四十年代就出现过‘九叶’诗派, 实为误传”;随后, 同样毕业于西南联大的诗人、翻译家赵瑞蕻在回忆穆旦时提出, “我一直认为, 把穆旦归入一个本来不存在而勉强凑合的所谓‘九叶诗派’, 或称他为‘九叶诗人’是极不合适的”;后来张同道在其论著中并未采用“九叶派”的称呼, 而是以“西南联大诗人群”和“上海诗人群”分而述之, 王毅则以命名“滞后”“九叶派”诗人的内在差异等为由, 认为分属“西南联大诗人群”和“上海诗人群”的两部分诗人不能看作以“统一性”为前提的诗歌流派;此外, “九叶派”这个名称的具体所指似乎还有讨论的余地, 另一位“九叶派”诗人唐湜就提出, “当年环绕着《诗创造》, 尤其是流派色彩较浓的《中国新诗》的诗人并不只是九个人” , 他大概是在暗示“九叶派”或可被视为一个泛称。不过, 无论认同还是质疑, “九叶派”这个群体里的诗人确实需要摆脱流派、命名的拘囿展开新的研究。相比之下, “七月派”这一名称在来源上更直接些, 也更少争议, 取自1940年代以《七月》为主的一系列同人刊物和出版物。有必要强调的是, 应该把此命名与这个群体曾经遭遇的历史命运联系起来, 否则该命名的意蕴的沉重感和复杂性就会失去很多。 
  还有一些命名则是姿态大于实质, 如1980年代现代主义诗群大展中亮出的种种“旗号”——“撒娇派”“日常主义”“男性独白”“病房意识”“超低空飞行主义”“离心原则”等等。其中最有影响的诗群之一“非非主义”, 其理论宣言与创作实践之间的错位或“脱节”, 揭示了某种类于“非非”这个名称自身的悖谬。作为一个内部艺术取向并不一致的诗歌群体, “非非主义”的影响力无疑更多地来自诗人们的自我表述。这个诗派的理论代言人周伦佑、蓝马相继推出《反价值》《变构:当代艺术启示录》《前文化导言》《非非主义诗歌方法》等颇具体系的长篇论文, 提出了三大“还原” (即感觉还原、意识还原、语言还原) , 语言的非两值定向化、非抽象化、非确定化, 以及“前文化”“超语义”“反价值”和“语晕”等概念。周伦佑后来在回顾“非非主义”的理论倡议时曾说:“我们受固于转述成风和‘寻根’初热的理论氛围中, 立志创立中国本土的, 独立于世界文化思潮的当代诗学和价值理论。”但他的这番自我判定没能得到普遍认同, 恰如有论者指出的:“‘非非’的构想基本上只能停留在理论假想这一层面, ‘非非’诗人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提供出名实相符的作品, 他们的诗作往往于‘非非’理论相去甚远。”这个诗歌群体确实可以算作一个“名” (命名、名声) “实”分离的典型例证。当然, “非非主义”的理论价值及其呈现出的诗学问题仍然是值得重视的。 
  也许很多时候我们不必对某些命名过于较真, 因为那些命名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吸引眼球”, 带有毫不掩饰的策略性。那些命名的提出者往往以惊世骇俗的口吻和十分极端的姿态, 亮出他们极具破坏性和颠覆性的“口号”。在很大程度上, 他们看重的不是命名本身而是其“效应”:倘若那些夸张的名号、众声喧哗的宣言、相互矛盾或模糊不清的表述, 能激起人们的震惊或愤怒、反对或追捧、困惑或诋毁, 那恰恰是他们所需要的。在那些似是而非的命名背后, 甚至包含了参与构造历史的冲动。 
  然而, 对于另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命名, 我们应该郑重对待并详细剖析它们在认识新诗历史和现象方面可能提供的新的视角。例如前几年由《江汉大学学报》提出的“中生代”。“中生代”本来是一个地质学概念, 但该刊经过重新阐释后, 将之确认为一个内涵丰富的诗学命名:“这个我们命名为‘中生代’的诗人群体, 以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为主, 他们的写作大多开始于1986年诗歌大展前后, 1990年代中期引起关注。相对于朦胧诗、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横空出世, 这代诗人的理论主张与诗歌文本更内在、驳杂, 缺乏鲜明、易于概括的特点, 是当代新诗潮‘后革命’期的产物;其精神背景是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的社会转型,与朦胧诗的‘文革’背景、第三代的改革开放背景迥然有别。由于这批诗人艺术观念、美学风格、修辞手段等等的各不相同,在诗歌技艺上更综合化, 文本呈现上又更个人化, 因而, 中生代研究必须建立在具体的具有代表性诗人及其作品的深入研究、梳理与把握之上, 否则难以获得有价值的指认与确立。中生代诗歌具有‘非代性’这种悖论性特征。”这样的界说显然有别于“中间代”之类的命名, 比后者更能彰显一个群体的写作处境与特征, 因而引发了积极的回应和讨论, 如吴思敬先生就提出:“我的意见是可以把‘中生代’这个概念引入当下诗坛, 但其内涵可在《江汉大学学报》编者按提法的基础上做适当的调整与扩展。我觉得‘中生代’的含义应该单一化, 即不把它看成是流派概念、诗群概念, 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断代的时间概念, 在目前可定位于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诗人。这样‘中生代’就成了文学史时间序列叙述的一个概念。”他还把“中生代”与“老生代”和“新生代”并置, 且同“中年写作”等诗歌现象及其内蕴勾连起来, 在让三者形成一种连续概念群、以之描述当代诗歌代际更迭情形的同时, 赋予了这一命名以独特的含义。这样的见解无疑是能给人带来启发性的。 
  再如, 台湾学者郑慧如教授基于台湾当代诗歌历史与现状剖析过的“超现实”这个概念。在她看来, “即使一开始, ‘超现实’便以先发性的命名为台湾当代诗的辟开蹊径, 诗人对于这一时流仍各自心领神会、各自表述, 其千姿百态尤使得‘超现实’的演绎生机无限”, 而“一词三转, 台湾诗界对‘超现实主义诗作’的理解, 已在‘晦涩’‘脱离现实’与‘更现实’‘最真实’的两端, 远非阐释者的常态定义”。事实上, 这里存在一种诗史与诗学的差别:在一般人印象中, 大陆当代诗歌史在谈到洛夫那批台湾诗人时, 大多还是冠以社团的名称,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现代主义诗歌的“三驾马车”:纪弦等创办的“现代诗社”, 洛夫、痖弦、张默创办的“创世纪”诗社和覃子豪等创办的“蓝星诗社”, 它们同现代诗歌史上的“新月诗派”等一样, 属于诗人群体性的命名, 是从诗歌史的角度对一个群体写作的认可和定位。至于“超现实”之类名号, 则属于诗学范畴, 应该考察其在诗学内部的源流与变迁。诚然, 对于汉语诗歌来说, “超现实”的概念是移植过来的, 这中间经过翻译的转换或过滤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形”, 其含义、用法和范围在不同语境和运用者那里不尽相同;可是, 如果它能够对诗歌观念和意识产生正面的影响, 那么它在创作实践中的运用 (哪怕是误用) 就应该得到鼓励, 并可在命名的框架内予以阐释。
  诚如郑慧如教授所言:“命名关乎对文学现象内涵与外延的界定, 用恰当的语词替诗作的各种元素命名, 以建构诗史的诠释体系, 则关系到诗体的认知选择与美学倾向。”毫无疑问, 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命名都不可能享有“唯我独尊”的特权。我们在观察各种诗歌现象时, 其实不必拘泥于命名本身, 而应该思索其中隐含的可能的问题向度。假设将各种命名汇合在一起就会看到, 不同的命名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交错的关系, 这种关系将增进对某一个诗学问题、某一种诗歌现象或某一段历史的理解。

        来源: 文艺争鸣  编辑:z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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