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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讽正成为另一种专制 (阅437次)

孔亚雷

当诗人写起散文,结果常常令人惊讶——令人惊讶地好读。它们似乎天生就有一种优雅的放松(想像一名拳击手度假时卷入一场群殴):漫无目的,却又极为精确;充满信息量(地点、人名、书名、音乐名、引文);并不时闪耀出神秘而美妙的格言和警句。这样的例子有:布罗茨基、奥登、米沃什。现在我们可以再加上一个名字:亚当·扎加耶夫斯基。扎加耶夫斯基是谁?也许我们可以试着用他的一首诗——《自画像》,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电脑、一支笔和一台打字机之间,
我的半天过去了。有一天半个世纪也会这么过去。
我住在陌生的城市,有时候跟陌生人
谈论对我是陌生的事情。
我听很多音乐:巴赫、马勒、萧邦、肖斯塔科维奇。
我在音乐中看到三种元素:软弱、力量和痛苦。
第四种没有名字。
我读诗人,活着和死去的,他们教会我
坚定、信仰和骄傲。我试图理解
伟大的哲学家们——但往往只抓住
他们宝贵思想的一鳞半爪。
我喜欢在巴黎街头长时间散步,
观看我的同类们被嫉妒、愤怒
和欲望所驱策,充满活力;喜欢追踪一枚硬币
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慢慢地
磨损它的圆形(皇帝的侧面像已被擦掉)。
我身边的树木不表达什么
除了一种绿色、淡漠的完美。
黑鸟在田野踱步,
耐心地等待着,像西班牙寡妇。
我已不再年轻,但总有人更年老。
我喜欢沉睡,沉睡时我就停止存在;
喜欢骑着自行车在乡村道路上飞驰,杨树和房屋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溶化成一团团。
有时候在展览馆里画对我说话,
反讽会突然消失。
我爱看妻子的面孔。
每个星期天给父亲打电话。
每隔一星期跟朋友们见面,
从而证明我的忠诚。
我的祖国摆脱了一个恶魔的束缚。我希望
接着会有另一次解放。
我能帮得上忙吗?我不知道。
我肯定不是大海的儿子,
像安东尼奥·马查多写到自己时所说的,
而是空气、薄荷和大提琴的儿子,
而高尚世界的所有道路并非
都与迄今属于我的生活
交叉而过。
 
很显然,这是一首好诗(我经常情不自禁地重读它),但并不适合回答“扎加耶夫斯基是谁?”这个问题。也许正因如此,它才是一首好诗。就像扎加耶夫斯基在一篇散文里所说的,“在诗里,我们期待着诗。”我们不应该期待一首诗回答某个问题——任何问题。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将一些扁平的信息与这首《自画像》相结合,还是可以得出一个更立体的扎加耶夫斯基。这些信息包括:他 1945 年出生在当时属于波兰,现属乌克兰的古城利沃夫;他年轻时曾是个激进派,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学上,但现在年届七旬的他,更倾向于与这个世界(以及上帝)和解;他可谓某种“主动意义”上的流亡作家,一位国际公民,曾常年生活工作在德、法、美等国——但不管在哪里,他都用波兰语写作;他的主要身份是诗人,但他的散文随笔同样广受推崇(苏珊·桑塔格在一篇长书评中称他的散文令人感到“势不可挡的慰籍”),而最终让他进入大众视野的,是《纽约客》杂志在“ 9.11 ”事件后所刊发的他的一首诗:《试着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

试着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吧……/以及重重迷失、消散又返回的/柔和之光),这也许不是扎加耶夫斯基最好的诗,但无疑是他最好的标题(之一)。同时它也让人想起几首别的名诗,比如米沃什的《礼物》(如此幸福的一天/……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或者辛波斯卡的《可能性》(我偏爱写诗的荒谬/甚于不写诗的荒谬……我偏爱自己对人的喜爱/甚于自己对人类的爱)。我们不难发现这三首诗有几个共同点。它们都来自同一个国家,一个“地理小国”和“诗歌大国”:波兰。它们都充满了对现代诗而言——更不用说后现代了——极其“危险”(庸俗)的大词:赞美。幸福。不幸。荒谬。人类。爱。奇特的是,在它们这里,这些“大词”都显得如此自然、妥贴,毫不造作,甚至有某种优雅的克制。这是一种偶然吗?还是一种必然?——为什么总是波兰?

在某种程度上,扎加耶夫斯基的这部随笔集《捍卫热情》,可以说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这部集子主要包括两篇点睛的长篇文论,《捍卫热情》和《粗鄙与崇高》,以及对影响作者的几位文学和思想导师的特写,他们分别是尼采、恰普斯基、贝赫特和米沃什。这两篇文论可谓是对一种“波兰式文学观”的精妙阐释,这种文学观的特点是敢于拥抱“热情”与“崇高”,但又能免于陷入媚俗与矫饰,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当代写作普遍性的“贫乏、苍白和贫血”,是“崇高风格的式微,粗鄙、冷淡、反讽、会话体的压倒性优势”。这种文学观——用作者形容贝赫特的话来说——“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没有关于这个世界的先验的理论。代替教条(的)……(是)一种对于意义的灵活、非受迫性的寻求,就像一个在黎明时穿过意大利小镇的人。” 这是个神秘而孤寂的比喻——我们可以想像出那样的画面:黎明时分的意大利小镇,古老的房屋,弯弯曲曲的石头街道,清晨所特有的灰蓝色,远处突然响起的教堂钟声,让你不禁停下脚步…… “我感到了所有事物散发的光芒。”扎加耶夫斯基写道。

所有事物散发的光芒——这也许就是波兰人的秘密。为什么我们的当代艺术对诸如美、幸福、真理这样的词会感到如此不安,像躲避某种瘟疫般避之不及?“我听说在某些欧洲国家美这个词被严格禁止。”扎加耶夫斯基说。因为它们的来源可疑。它们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都源于幼稚、虚伪、教条和媚俗。而波兰则不同,因为“美,在极权主义国家是一个特殊问题”,因为诗人们“来自这样一个国家,在其现代历史上,因为失败远多于胜利而广为人知”。国土和文化都饱经蹂躏和磨难,长期被笼罩在死亡和流落他乡的阴影下,使波兰诗人发现了“美”、“热情”、“崇高”这些词更本质、纯正的源头,那就是“活着”、“生存”——或者更确切地说,存在。“我们已经学会尊重事物因为它们存在。”扎加耶夫斯基写道,“在一个充满疯狂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废话的时代,事物以其微小却顽强的尊严持续存在。”所以,在波兰人那里,与以“美”为代表的那些大词紧密相联的,不是空洞抽象的口号式概念,而是事物本身细微、具体而奇异的存在,是“所有事物散发的光芒”。这些事物包括:打字机、巴赫、散步、皇帝侧面像被磨掉的一枚硬币、黑鸟和绿树、顾盼、微笑、鹅卵石和星星、高高抬起下巴的少女、飞向高处仿佛纹丝不动的知更鸟、洋葱、玻璃杯、铁轨、白色浴缸、手表的嘀嗒,以及半夜突如而来的清醒。

我们可以想像,这种光芒绝不会是明亮、刺眼和眩目的。它自然而宁静,同时闪烁而神秘,它会让你想起那些以描绘日常事物而著称的荷兰油画大师,比如维米尔和哈莫修依,或者那位孜孜不倦地画些瘦长瓶子的意大利隐士莫兰迪。“即使在夜里,物体也在值班”,这是扎加耶夫斯基的一首诗,《乔基奥·莫兰迪》的第一句。当然,还有扎加耶夫斯基的精神偶像,他的波兰同乡(又一个),画家兼作家恰普斯基。对恰普斯基其人其作的特写,《劳作与名声》,是这部随笔集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扎加耶夫斯基指出,在恰普斯基那里,“手推车,收拾咖啡馆桌子的侍者,长椅上的怀孕女人——是比总统宫殿更为有趣的视觉艺术题材。”“他以一种野生、间接、惊讶的、无政府的方式,观察巴黎和它的居民。不是《自由引导人民》,而是一个坐在地铁站长椅上的黑人妇女,或者验光等候室里的三个病人”——“视觉是没有等级制的。”扎加耶夫斯基随后总结。

艺术也是——应该是——没有等级的。艺术也应该是无政府主义的。事实上,当初我们之所以需要反讽,正是为了抵制艺术上的等级和专制。而现在呢?正如扎加耶夫斯基所敏锐地察觉到的,反讽正在成为另一种专制。对媚俗的消毒处理正在变成一种新的媚俗(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的文学中充斥着一种刺鼻、单调的消毒剂味道)。“有时候在展览馆里画对我说话/反讽会突然消失。”这两句诗几乎是对反讽的一种反讽,它令人感动,并带来奇妙的欣慰和释然。是的,当所有事物都散发出平等的无政府主义光芒时,反讽就会显得多余。在《捍卫热情》中,扎加耶夫斯基进一步明确地宣布,“热情与反讽并非两个对称性的概念。只有热情才是文学建筑的基础材料。反讽当然必不可少,但它只是后来的……它更像门和窗户,没有它们,我们的建筑会是坚实的纪念碑,却不是可以居住的空间。反讽在我们的墙上敲打出非常有用的洞,但是没有墙,它只能穿孔于虚无。”

这种虚无,或者说这种病态的反讽,最大的特征就是无原则地怀疑一切。正如齐奥朗在他日记里所说的,“我每天进入怀疑,就像别人走进办公室。”的确,这种野蛮简陋的“怀疑一切”正在变成一种办公用品,一种转基因的官僚主义。但是,对一切确定观念的质疑、挑战和揭示,难道不正是艺术存在的根本原因?不正是创造性力量的源头活水?对此,扎加耶夫斯基指出,“怀疑”与“不确定”绝不是一回事。怀疑是轻率的,不确定是审慎的。怀疑是残暴的,不确定是悲悯的。怀疑是呆板的,不确定是灵巧的。怀疑是冷的,不确定是暖的。怀疑是无趣的,不确定是幽默的。如果不确定是“一个在黎明时穿过意大利小镇的人”,那么怀疑就是一个端着冲锋枪一边走方阵一边敬礼的纳粹士兵。

在这里,扎加耶夫斯基向我们透露了波兰人的另一个——也许是更为核心的——秘密,那就是“不确定”。仅有“所有事物散发的光芒”是不够的,仅有平等、具体而骄傲的存在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我们在这里的存在与我们的信念绝不会获得绝对、永久的认可,不管我们多么渴望它。”这是极权政治赐予波兰诗人们的又一件“礼物”:对所谓“绝对真理”的清醒认识。追寻真理是一回事,确认真理又是另一回事。这是一个好奇心的问题。前者让我们永葆好奇心,充满想象力,让我们珍视所有微小而神圣的生存;而后者却让人丧失好奇心和想象力,让人变成血腥的独裁者,盲从的战士,以及麻木不仁的愚民。我们为什么会对“美”、“热情”、“崇高”这样的词——除了一些波兰或波兰式的特例——感到近乎本能的厌恶和恐惧?因为与这些词紧密相连的,是政治化的“确定性”,是皇帝新衣般的“绝对真理”。这并不是那些词的错。这是我们的错。是我们用各种成见——反讽是其中之一——污染了这些词(就像菲利普·罗斯在小说《垂死的肉身》中写的,性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我们对性的看法。)而波兰人则将它们还以本来面目。扎加耶夫斯基反复提醒我们,“不确定与热情并不冲突”——真正的热情,是对这个世界“不确定性”的赞美和展示;同样,平凡与崇高也并不冲突,但那并不是因为平凡借助反讽被崇高化了,而是因为“我们从平凡中感到了也许会出现意外的事件,神秘的、有英雄气概的、超常的事件”,因为“平凡就像平静流淌的河流表面,水面上有微妙的水流和漩涡,预示着可能或不可能到来的激流和洪水”。可能或不可能到来的超常事件——这才是“崇高”的本质,而不是那些虚空的政治理想。关于这点,已经不可能比扎加耶夫斯基说得更好:“崇高的出现是为了回应最后的事物,”他告诉我们,“它是对神秘、对最高之物的反应……是一种形而上的谦逊,有关幽默,有关如何学着向美与高处的事物敞开。”

“敞开”,显然是“不确定”的另一种说法。只有保持敞开,才能感受到所有事物、所有词语散发的光芒,才能像面对天气一样面对所有可能性,才能既热情又冷静,既崇高又平凡。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波兰会制造出世界上最迷人的政治诗人——这个头衔不能说不贴切,但显然过于狭隘:因为他们同时也是风景诗人、抒情诗人、哲学诗人和口语诗人。对他们来说,“政治”和“雪”、“面包”、“灰尘”和“蓝衬衫”都是不分等级的一种存在,即使这种存在有时更令人伤感。扎加耶夫斯基对恰普斯基的描述有一种总结性,它同样也适用于其他的波兰人——米沃什、辛波斯卡、贝赫特,或者他自己:“这个类型的人一生都有一种感觉,有时是辛酸,但也不排除有一种令人愉快的忧郁,认为神秘包裹着所有最重要的东西——时间、爱、邪恶、美、超越——他们还在,但已经苍老而疲倦——这些都是那么不可理喻,就跟在他们青春年少时一样。”

这句话不仅可以描述 “这个类型的人”,也可以用来描述这个类型的诗——这些波兰人的诗。它们既散发出青春的活力,又带着某种年老的平静(以及倦意);它们有一种奇妙的、“令人愉快”的忧伤;它们总是让人感到一种淡淡的、理所当然的神秘——神秘不仅包裹着所有最重要的东西,也包裹着所有——至少从表面上看——不重要的东西:鸟鸣、草莓、汽车、指甲的生长、海水的咸味。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群神秘主义者吗?或者可以说,“神秘”,就像“敞开”,是“不确定”的又一种说法?我想波兰人会委婉而温柔地表示异议。相对“神秘”这个词,他们更倾向“不确定”所象征的透明和中立。他们甚至会表示自己没有资格成为一个真正的神秘主义者,因为即使对于神秘本身——他们也同样是不确定的。他们顶多算得上一个神秘主义的入门者。事实上,他们的意思是——虽然他们不愿直说——我们,我们这个世界,顶多也只能是个入门者。保持这种入门者的初级状态,以一种幽默的、形而上的谦逊面对万事万物背后那“最后的事物”,也许是最清醒最明智的态度。这种态度,在扎加耶夫斯基的另一首诗——也许是他最好的诗之一——《神秘主义入门》中,得到了最微妙而完美的体现:
 
天气和煦,阳光丰沛。
小咖啡馆露台上的德国人
腿上托着一本小书。
我看到了书名:
《神秘主义入门》。
忽然间我理解了那些打着尖利的
唿哨巡回于蒙蒂普尔西亚诺
街道之上的燕子,
和来自东欧,所谓中欧的
羞怯的旅人压低的谈话,
和站在稻田里的——昨天?前天?——
仿佛修女似的白鹭,
和拭去那些中世纪建筑轮廓的
平常而缓慢的黄昏,
和任由风吹日晒的
山丘上的橄榄树,
和我在卢浮宫看到并赞赏的
《无名王子》的头,
和传播花粉的
蝴蝶翅膀似的彩绘玻璃窗,
和在公路边练习
演说的小夜莺,
和任何一次旅行、任何一次观光,
都只是神秘主义入门,
只是初级课程,只是一场被延期的考试的
前奏。

              (文库编辑:L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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