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写作之吾见（诗学随笔）

河西苦雨

                         生命写作之吾见

生命写作是我近些年提出的写作理念，是对《河西生命诗学》（九十年代初创意）的最新阐发。我原以为是一个很流行的术语，结果上网一查，还算是我的倡议。倒是灵魂写作，才是用烂了的术语。但试问方今之世，有几个文人和诗人的写作，称得上灵魂写作？！生命者，众生皆有，灵魂乎？若有若无，可有可无，或被遗忘于九霄云外矣！
而生命写作，确实可以指认多数的诗歌写作，至少是“泛生命写作”。为什么？古人“诗言志”者，此之谓也。心者，志之所存也；心者，生命之泵也。
然则生命写作有深浅之分，有真伪之辨。如果一定要来个甄别，也是很容易的。
非生命写作是指纯目的性和纯能力性写作。这类写作包括任务写作、工具写作、观念写作、先验写作、技艺性写作等。尽管这类写作方式往往也暗藏着生命的冲动和不满，但终归是生命的本能表达或被动表达，乃至异化表达。
所以，我所体认的生命写作已经摒弃上述写作方式，而主要指那些更能反映生命的节律和躁动的诗歌写作。这些写作方式包括以下八种写作方式（或状态），我视之为生命写作的八重天地。
一、性情写作。传统的写作方式多半是这一类，也早已达到顶峰。前现代中国诗歌也多归属于这一类，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等是其高手。但达到古典诗歌文本高度的作品并不多。舒婷、席慕蓉之后，当代性情写作就更式微了。
二、欲望写作。这是性情写作的极端方式或变种，后现代诗人最热衷的写作方式。下半身和垃圾派是其样板。
——上述两种写作方式可以归并为情感类写作。在后现代诗歌泛滥之后，二者常常相互纠缠，但也不难区分。欲望写作因为功利性太强，所以永远不可能超越性情写作所达到的水平。不过，二者都只能视为生命的浅层次写作状态。我认为传统诗学的经典理念“兴观群怨”可视为性情写作的基本原理，传统的写作文本也更能反映生命的本真和激情。

三、感悟写作。一种读后感或观后感式的写作——包括通常意义上的读后感和观后感，也泛指对事物、事情、事件的一般性观照。当代诗人汪国真的作品堪称其范本。
四、发见写作。一种更接近生命深层次（出发或抵达）的写作方式和状态，具有更多的发现性和创造性。发见写作的肇始者是朦胧诗人，其最高造诣也是朦胧诗人；只有极少数后现代诗人（如第三代诗人和非非主义诗人）的极少数诗篇能与朦胧诗所达到的成就相提并论。因为他们习惯将诗歌作为生命表达的另类工具，将诗歌作为生命的异化表达！但他们之间的隐逸诗人胡宽，其成就远远超过了朦胧诗人的佼佼者（个人认为《土拔鼠》可以代表中国现代诗的最高成就，几乎鲜有可比肩者）。
——以上两种都属于精神性写作，但须分别为两个不同的层次。可以用“兴观群怨”之“观”囊括所有的感悟写作，但洞察写作的高妙之处并不在于“观”，而在于“见”（照）。古典诗歌虽不缺观照之诗、发见之诗，但从未成为一种普遍的写作方式和理念，也没有达到现代诗的深度——这应该是现代诗人，尤其是第三代诗人最值得骄傲的了！

五、内省写作（自喻写作、灵魂写作）。这是一种着重于生命主体意识的自省和释放的写作方式，但有别于九十年代初成为滥觞的所谓“生命意识”。生命意识热衷于以融入或放大的方式，向世俗世界宣示个体生命存在的物质意义。而内省写作更体现生命的精神取向，有的还具有浓郁的悲剧倾向——所谓“自喻”非自娱也，或注重灵魂的自剖自愈，或以将生命主体稀释或外化的方式遗世独立。海子和戈麦都可以称得上灵魂写作的翘楚。海子痛楚古怪的呼叫咄咄逼人，戈麦孤绝一世的晦暗望而生畏。后者更善于将主体客观化，掌握了灵魂写作的大师笔法。
六、命运写作（使命写作、信仰写作）。性情写作也常书写个人命运，但命运写作之“命运”，是指诗人的精神命运。命运写作是指把写作当成一种命运（使命、信仰），把命运（使命、信仰）融入诗歌的写作，这必然是与生命的灵与肉纠缠在一起的。命运写作表现为生命个体的命运感、民族生存的命运感、历史语境的命运感（或者三者相互交错）的关照，并以此体现这类写作人的文野和胸次。使命写作是命运写作的最高境界，是指把写作当成生命的最高理想和唯一信仰的写作。
——这一组写作方式都可以称之为灵魂写作或信仰写作。也许内省写作还潜伏着对自己或世界的不满，也许命运写作（使命写作）还存在一定的功利性，但所有的灵魂写作都称得上信仰写作。信仰写作一般指写作和信仰融为一体的写作，但现在真的有一种更高层次的信仰写作，即将个人和命运都置之度外的写作——不是把信仰化入写作，而是把写作当成信仰；一种写作的宗教，但不是宗教化写作。
信仰写作有别于精神性写作，是生命的深层次体悟和创造乃至同构。海子、戈麦、胡宽、昌耀等皆属于这一类写作的大师，但成就不一。海子更突出个人和家族（种族）的命运感，戈麦则是完全放弃了命运感而沉浸于灵魂写作的圣徒，昌耀诗歌的民族命运感更明显，胡宽则像神一样高高在上地俯视并复述了民族精神的丑陋面，且再现得异常灿烂。

七、沧桑写作（神秘写作）。“沧桑写作”是我对范方、石光华、宋渠、宋炜等新古典主义诗歌和胡冬九行诗的阅读心得。沧桑写作本着万物皆灵、万事皆史、事物皆场的理念，试图与天地同构而渐入化境。沧桑写作有神秘主义的气息，但并不同于古典神秘主义。所以我不大认同禅诗写作，更不承认其成就。沧桑写作有禅味，但不是禅诗。禅诗写作多是新古典神秘主义的阐发，倾向物我两忘；沧桑写作则着重叙述主体的客体化和对象的主体化，倾向物我同归、互为对视。但不能否认，两者互有交集和吸纳。
九十年代我就倡议过漂泊主义诗学，并创意过“场派”、“奠派”、“沧桑主义”流派，但只写出个几篇小论文和质地不太高的诗篇。“侏儒超短诗”和“闪电十三行”是我这方面的实验性文本。虽然写出过一些个人性代表作，可惜后来无以为继，无疾而终。
八、混沌写作（神性写作）。混沌写作跟沧桑写作有相似的精神依归，都是着重于生命的效应场的精神写作。二者的不同之处是，前者是以小见大的小事（诗）大歌，而后者则倾向于宏大叙事；前者着重于意象，后者着重于气象；前者更着意体现事物的神秘性，后者则着意体现生命主体与万事万物的同构性，所以后者更显庄重神圣。海子是新时期诗歌神性写作的创始人（但海子的源头是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其《太阳。七部书》已非常可观，后面有杨炼、蝼冢、海上、大解、张成德等扶摇直上，更显宏伟气象。
——这一组写作方式都可视为“气场写作”（气息写作）。沧桑写作着重于对象的主体化、能量化，混沌写作着重于叙事的气场化-。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非抒情化，而是同构化。但海子的写作仍有明显的抒情倾向。其咏叹调的语气和短促排列的诗句，让人感到才华横溢的同时，又感叹其才情无继。

关于生命写作，还有几个重要问题必须指出——

一、任何写作都是有功利性的，生命写作也不例外。所谓功利，包括物质功利、精神功利、文化功利、生命写作者多持文化功利和精神功利心。功利心就是一种信仰，所以世界上没有无任何信仰之人；没有信仰也是一种信仰，没有态度也是一种态度。态度有好坏，灵魂有高下，但信仰无先后，关键是否于世界有所裨益——此“生命写作”论之要也。
二、狭义的生命写作有独立型、同构型、创造型、再现型四大类型，但之间没有绝对的边界。发见写作、内省写作、灵魂写作多独立型、创造型，沧桑写作和混沌写作多同构型和再现型。
三、生命写作有泛狭之界，有高下之品。但深度写作不等于写作深度，生命写作不等于写作生命。出发点高或早，并不意味能走得更远或爬得更高。也就是说，方式不等于状态，状态也不等于程度。生命写作的三个层面起点不同，但并不是层面高的就是实力派，就代表高水平。这与我在《诗学三题》里关于意、气、神的表述相似。低层面的写作方式也可能有高水准的表现，而高维度的写作状态，也可能庸碌无为和瞎忙活。但就写作态度和本质来说，肯定是层面高的写作状态其所能抵达的深度和高度更具潜能和说服力。
后现代写作都可以视为泛生命写作，但多半仍然表现为前两个层面的写作状态。
我个人当然认为后两个层面的写作才是真正的生命写作。令人可喜又可叹的是，在坚持这两类写作的多是老手，且成就斐然；而鲜有新人奋起直追，其中有才力、学识、阅历、生存背景等多方面因素，但世界观、价值观和诗歌美学趣味是决定性的。在此不再作延伸性讨论。

                                                          2018.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