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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云归不2016忧思录(三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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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20 17:52: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三月份
△中国民间从来不乏奇人奇艺,更不乏奇思妙想。最近草根网奇文奇见不断。先是有人呼吁三年建成共产主义大厦,现在又有人要求公务员必须个个都是活雷锋。正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如果公务员个个都成了或雷锋,共产主义大厦还怕建不成?还要十年?还要等到今天?
这个伪命题的的谬误之处有三点:
谁是雷锋?谁愿意做雷锋?怎样才算雷锋?
雷锋最本质的品格是什么?就是先人后己、克己奉公,而不仅仅是大公无私。雷锋最高尚的精神是什么?就是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
雷锋存在的前提是什么?就是有人需要帮助,国家和社会都积贫积弱。但雷锋之所以是雷锋,却不是因为自己能力很大、精力过剩,而是力所能及地先人后己、先公后私——这样的“己”几近无己,这样的“私”已是无私!直到终于牺牲了自己!
——现在让所有公务员都做雷锋,似乎没有必要了。因为国家早已不是一穷二白,人民也已安居乐业了,我们的社会已进入太平盛世,还有学雷锋的必要吗?雷锋的存在和需要,不就是因为有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的存在吗?不就是国家的百废待兴、求贤若渴吗?如今的百姓苍生真的日子很好过了,衣食无忧了?如今的国家真的繁荣昌盛、四海无敌了!这正是作者——也即是该命题者的初衷所在。他的愿望是好的。可惜他只是一厢情愿、天真浪漫!
他居然忘记了公务员的来源和出身之处。
他也忘了如今的体制与机制跟雷锋那个年代的霄壤之别——现在是表面上、形式上的公有制占主体,而实则是私有制占上风了。公共资源正是某些人和某些利益集团化公为私的聚宝盆啊。怎么能想象那些身居要津的权贵者能个个大公无私、克己奉公!况且,体制外的那些庶民民都可以吃喝玩乐、逍遥自在,怎么能让体制内的管理者就做禁欲者或圣徒?
如果中国的最高意识形态都奉行(而不是鼓吹)雷锋精神,中国就不需要雷锋了。
而现在的中国却是相反,人人都希望社会上多一些雷锋,或遇见雷锋,而自己却只做小人和恶人,或者老好人,有道理吗?
如果体制不是形式上姓公,而是本质上流淌着“公”的血脉,传承着“公”的衣钵,公务员和人民都是“公”的传人和身体力行者,我们又有什么必要——渴望雷锋!?2016.3.5.
  △2016226日宁波发生一起城管队员遭“暴力抗法”22 伤恶性事件。这距上次在辽宁阜新发生的城管队长街头遭砍事件才不过三个月(2015.11.10.)。尽管这样的暴力事件这些年在中国早已不是个案,但肯定又该引发新一轮的焦点热议。在这场热议中肯定有人为死去的城管队员鸣哀叹息,也有人会为其遭遇拍手称快;有人为“暴力抗法”者咬牙切齿,也有人为其拍手叫好。暴力抗法多半来自于暴力执法,至少是歧视性执法和无条件执法。
也少不了有人质问事件的凶手是谁?谁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中国城管是文革以后全民乃至全世界最诟病的政府组织机构。世界上也似乎只有中国才有城管这样的组织机构。尽管城管只是一种准国家机器,但它的权力却被放大到了为所欲为的极限。城管组织就像文革期间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一样,给国家和政府一种威慑性的象征。但这种象征并不是什么好事,更多的是负面的、不光彩的象征。如果从长远眼光来看,如果从大众利益来说,现在就应该马上撤废城管这样的机构。所有给民众只带来负面评价的机制都是应该诟病的,而城管首当其冲。虽然城管可能让政府显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力,但同时也肯定给民众带来消极的、带有对抗性的不安全感和被压迫感。
很久以前我就跟商友聊过这样的话题,中国为什么会有城管这样的组织?他们都认为是为了更有力地管理市场秩序、交通秩序、市容市貌、环境卫生、以及其他公共秩序。当时我也觉得它的职能和管理权限基本上是这样。很快我就发现不对——远远不止于此!他们不但管这些,还可以管文化秩序、经济秩序乃至社会秩序。他们不但接管了工商管理的部分职能,还可以代管和直管经济秩序,甚至包括人口秩序!计划生育、城乡建设、道路交通,哪里都有他们的影子,而且总是那么穷凶极恶,为所欲为!凡有超生超载、违章违规的地方都有他们呼风唤雨乃至大打出手!哄抢哄打、强征强拆,路人侧目,举国仇之!
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有关的问题。渐渐了然于胸——政府之所以要成立城管这样的机构,一开始的出发点就不是为了管理那些有形的市场,而是为了更用力、有效地管理和控制那更大的无形的市场——社会的大环境和小环境都囊括在内。抓住那些看得见的手而同时让那只看不见的手更牢牢地把握市场的杠杆,让哈耶克的所谓“扩展秩序”永远地操控在某些利益集团手里。这时城管的及时性和必要性就体现出来了。2016.3.6.
城管的出现主要是为了更好地管理人民,而不是市场!城管之所以出现的最初构想,应该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所引发的动乱而产生的政治框架设计。当然也因为1990年代文化转型和经济转型的需要。城管是介于警察机构和行政机构之间的国家部门,也是一种官民混杂的准国家机器、是一种“以民治民”的政府派控机构。不过这里的“民”多半是劣民和暴民。只要中国还存在城管这样的机构,或者其组织没有得到有效的重组,其职能没有得到更合理的规范和约束,城管永远都是政府负面形象的滋生地和源泉!城管就会永远扮演劣币驱逐良币的角色!城管的所谓“执法”总是让我想起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工宣队”(尽管我主要是从电影和历史资料里了解到的这些)的打砸抢现象。他们不是不作为,就是乱作为、胡作非为!表面上城管是秩序管理者和调停者,而实则是秩序的破坏者!更多的时候,他们是为了替政府在人民面前扮演威慑者的角色,“防患于未然”,先发制人地杜绝暴民的暴乱事件的发生。而他们却对真正的暴民无所用心无可奈何,甚至有些暴民还被收罗进城管组织里面,以便更好地“以民治民”。这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政策真是再高明不过了——这些原本来自下层或弱势群体的人员,还有一些基层官员的鸡亲狗戚,原本就是没有素质的社会渣滓,他们原本一无所有,才能够对自己出身的“阶级兄弟”大打出手!只有利用这些人,才更方便地让老百姓为体制者服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城管组织聘用的社会闲散人员,跟过去的所谓“流氓无产者”和瘪三最为相似。                  2016.3.6.——3.10.
城管的出现,名义上接管和代替工商管理、市容环境、市场秩序、交通秩序,但他们从一开始起,就扮演者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甚至成了政商勾结的最可靠和最有力的帮凶和打手!他们早已越过传统意义上的市场(比如农贸市场)的边界意外,而成为广义市场——扩展秩序的代理人和管理者!为了更好地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他们里应外合上下呼应左右开弓狼狈为奸,强制性地为人民设置生存圈和食物链,画地为牢,逼人就范,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各个击破,无恶不作!他们是不作为、乱作为(诸如权力寻租、过度执法、私相授受、红绿灯随意设置)的典范!市容不市容,卫生不卫生,秩序不秩序,合法不合法他们说了算!
而中国的民众中竟然还大有人欢迎他们的这些乱作为和过度作为,无非是出于各自的眼前利益而已。中国人从来就是这样,别人的事不是事,自己没事就是好事;约束了别人就等于解放了自己,苛刻了别人就等于待见了自己。他们不仅早已习惯冷眼旁观,而且习惯夤缘取巧。他们宁愿付出饭局钱、好处费、高级地租、干股分红等非正当代价,也不愿意寻求正义、讨还公道。他们甚至故意去哄抬城管的高价竞标标底,为了某个赚钱机会(自然也是生存机会)而不惜为难同阶层的姐妹兄弟!迄今为止,自城管出现以后,全国范围内,恐怕没有出现一次因为城管过度执法或高级地租而罢行罢市的行动,只有个别单打独斗的事件发生。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中国人的适应生存的能力“忒强”,逆来顺受的习性已根深蒂固!偶尔出现几个暴民又能怎样?还是老古语说得实在——禾鷝子撩不动瓦背!
    因为街头谋生的阅历,也因为一个弱者的敏感,更因为一个思想者的悲观,城管,这些年来已成了我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是所有不安全感的源头,甚至比地痞流氓和街头警察给我带来的不安全感还要严重。我经常在心里窃声呼喊——不敢生存!他们俨然是这两种东西的复合体——他们是政府的派控组织和人员,但又可以名正言顺地跟社会闲散人员狼狈为奸;他们可以以执法的名义进行非法的行动,明火执仗地抢劫和强制群众。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组织可以这样置人民的死活而不顾,而又可以装着一副秉公办事、替天行道的正面形象!
只要这街头还存在城管或类似的人员,我就可以天天见证公平正义被践踏的鲜活案例。我这心里就会继续隐隐作痛!                                   2016.3.13.
△精神层面可以分为“广义的精神层面”和狭义的“精神层面两种 ”。
狭义的精神层面,似乎人人都有。一个人不是仅仅为了活着而活着,生活不是仅仅停留在以“吃喝拉撒睡”为出发点和终结点的“活命”层次,就多多少少应该有精神层面。即使是以吃喝玩乐为人生快事也算。当然这只能算最低级的精神层面。只有当一个人不仅仅是为自己活着时,开始了解和叩问生活的意义时,他的精神层面才会上升。比如:一个人生儿育女不仅仅是为了养儿防老、传宗接代,而是为了他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他的精神层面也可以算比较高的。而如果他能够把培育后代跟一个民族的振兴的使命感、集体荣誉的归属感联系起来,他的精神层面就更高了。不过,这仍然只能算“广义的精神层面”。因为这里仍然只有那种动物式的本能,而并没有创造性!——这个层次的精神层面可以用写诗来比喻:你可以把所有分行又押韵的文字或口头文学都叫“诗”,诸如快板、口号、对联、山歌、民谣、顺口溜、绕口令等等。
狭义的精神层面就不同了。可以说,在广义的精神层面终结处,才是狭义的精神层面的出发点!只有当一个人自始至终将个人的荣辱兴衰跟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才有这种狭义的精神层面。——而这种所谓“狭义的精神层面”实则是一种更高级的、更高尚的精神层面!这种精神层面即使那些以从事文化、精神传播为专门职业的人员也不一定具备。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教师,教书不是为了育人,仅仅为了一份更优越更体面的生活,他仅仅传授知识并能答疑解惑,却不承担“传道”的义务和责任,就不可能说他有这种“狭义的精神层面”!再比如医生不以救死扶伤为基本道德,而是以为难患者、收受红包为乐事;律师不是为了公平正义,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辩解和辩护而为不良或罪恶行为减轻罪行甚至为虎作伥,他的精神层面就很值得质疑了!——这里再以“诗”作比喻:一首诗具有诗意还不算诗,只有达到一定的境界,具有一定的诗歌精神之后,才是真正的“诗”!                                    
不过精神层面除了广义和狭义之分,还应该有善恶良莠之分,即便坏人也可能有精神层面的追求,甚至比好人还更坚定。比如希特勒对国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信仰,斯大林则将马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混淆在一起,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已经融合进整个的民族血液,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他们一样将一种坚忍而自恃、克己而无敌的精神贯彻于生存之道!……暂时先探讨到这里。                        2016.3.7.-10.               
  △近几年,民间和经济界很多人都把经济下行归咎于习近平的反腐整贪政策。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经济下行是事实,也是势在必然。下行的原因不是因为大刀阔斧的反腐整贪,而正是因为前几年的大面积腐败所引发的表面的、畸形的“发展”假象!一个靠买空卖空和耗竭资源而强行推动的经济,能不滑坡吗?不错,反腐整贪的确有可能削弱私营经济。原因不言自明——没有了权钱交易,很多国家大项目就可能拿不到手!没有人行贿受贿就没有那么大的油水!企业家想作为而无奈官员不作为、懒作为。一向以来,资本家和官员都养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且胃口是越来越大了,但他们的双赢是建立在对人民利益的践踏之上的。所以这些年尽管经济似乎一片形势大好,仍然不能让老百姓过上逍遥自在的小康生活,甚至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就是因为政商勾结而哄抬了生活成本。有人施贿官员就乱作为,没人给好处费他们就不作为!中国的老百姓其实是过着一种“被绑架的生活”、被哄骗的生活,被牵着鼻子走的生活。经济总量的急剧增加只便宜了那些上了贼船或搭上快车的人。表面上似乎所有的人都享受到了社会进步和改革开放的胜利成果,至少收入(普通百姓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在工资和农副产品及生意方面)在价面上是增加了,乡村面貌也因为征地或打工等社会变迁发生了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国的百姓要真正过上衣食无忧的好日子(也就是所谓的“小康生活”),路还是很长的。从去年开始,全国的经济形势都大幅下行了,农村居民生活收入严重下滑。职业和收入的稳定性越来越不可靠。比如房地产行业表曾经是拉动中国经济最大的引擎,而现在却一片萧条。房地产经济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持久的。中国的老百姓在最近十年已经把以后二十年的活都干了,但只有少数人一夜暴富,那些中高端的管理阶层才可能拥有未来的购买力。因为炒作而哄抬的房价和物价不会轻易掉下来的。尤其是因为攀比心理所形成的下一代成家立业的生活成本不会轻易降下来,甚至有增无减。而老百姓前几年所获得的“高收入”恐怕大部分已经重新回到了房地产商和官员集团手里。他们尚未支付的按揭和月供只能靠以后的劳动收入去支付。而现在多数人已面临失业和半失业或不完全就业的边缘。可以说房地产业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罪魁祸首,而不是头号功臣!而且房地产界也是中国最大的腐败滋生地和重灾区!                                      2016.3.10.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御用经济学家和某些官僚一直在唱衰公有和国有经济体系。他们总希望中国早日彻底的私有化。我们只能说这是别有用心的,图谋不轨的。他们妄想做和平演变的幕后策划人和制片人。从市场经济体制到股份制改革,无不显露出他们的良苦用心和险恶嘴脸!而中国的最高层居然相信他们是善意的和高明的,或许这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这些人大受欢迎,到处吃香喝辣,是因为中国不但在物质生活上积贫积弱,而且在精神上也是一个老朽,民智未开,只能让那些“能人”和“强人”以及“先知先觉”者任意忽悠和主宰民族的命运。先是摸着石头过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经过几十年的打拼,国家和人民似乎真的富强起来了。现在却发现发展遇到了瓶颈,一些人先是怪罪高层反腐,现在又埋怨改革不彻底。一些人以为现在要发展就是必须彻底地走向全面的私有化。当初为什么很多学者支持和看好股份制和私有化,就是让那些国企的前掌门人直接将国有资产和资本转移到私人手里。只有这些原本并不是自己的投资才能让他们更有魄力和信心去盘活经济。这里有两个成功要素——国家资本对于个人毫无风险可言,但突然据为己有尚未名正言顺,只有经过股份制改革,才能逐渐地将国有资产和资本重新转移到私人手里,经过并不巧妙的洗牌让其合法化。其实这批人根本没有什么大智慧和大能耐,靠的是厚颜无耻和民众的弱智弱心!
三十年后的今天居然还有人想搞公私合营,搞国民混改,无非是有人想继续浑水摸鱼,真是贻笑大方,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当心中国的国民经济再次被几个经济寡头彻底架空!  
混改不过是让那些商界大佬和经济寡头再一次找到了更可靠的码头,而对于普通百姓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益处——除非国家资本永远控股并控制市场价格。混改也不可能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不过可以让那几十万裁军转业人员直接安置到军工等高产值、高福利部门。
                       2016.3.10.
我搞不懂国家为什么就没有能力做大做强做好国有企业,如果是资金和人才方面的问题,这情有可原。改革几十年来,国家“藏富于民”的大政策的确让一部分人成了巨富,乃至富可敌国。而人才也大批流失海外,这是因为国家一直不能在高级人才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有更好的获得感。国家不仅不能不能缩小优秀人才待遇跟国外的差距,甚至不能让他们的待遇获得感跟民营企业等量齐观,只是在行政待遇和福利保障方面保持一种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要兑现成硬通货,则必定滋生腐败。在国有企业里消极怠工一般是不受处罚的,所以司空见惯。利益均沾、皆大欢喜也是几十年一贯制的——社会主义的大锅饭就是香在这里,可最大的问题也是在这里。在行政部门和国有企业里,待遇是靠职位、职称、工龄等论资排辈的,而不是靠能力和贡献,而且职务和工资一般是只能升不能降的,所以谁还会有真正的劳动积极性和集体荣辱感,将个人得失绑在国家的命运共同体上?以上因素是国有资本不能产生大利润的基本因素。而国有资本不能跟民营资本抗衡的最大因素是,企业缺乏有效的财务监督和岗位绩效评估及奖惩制度。不能有效地监管运行资本的来龙去脉,内部蛀虫一边虚报、抬高、添加生产成本(包括大量的非生产成本),一边贬低、截留、侵吞本来存在的利润。企业怎么扩大再生产呢?后果自然是更容易被市场淘汰出局乃至破产。
私有企业其实也存在国有企业里面的那些消极因素和不利因素,只是程度和广度不一样而已。私营企业在高级管理层往往存在更大的任人唯亲(特别是在家族企业里),而“任人唯贤”则往往存在于中低级管理层和员工层。私有企业最大的优势是它对员工的管理有很大区别。除了管理层,私有企业里没有多余的人,也没有闲人。而且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不是靠思想教育、员工素养来保证的,而是靠对员工的待遇激励(提升或压制)来达到目的的。他们那里没有行政性“终身制”的员工,这是最大的优势。
国有企业原本是可以做得比私营企业更好、更大、更强的。因为它拥有国家的政策便利和资源垄断优势,而且在市场方面仍存在调配、供给优势。它最大的制约点就是,不愿大力改革人事及其待遇制度,不愿落实中高层负责人的责任制度,而一味让企业高管待遇缩水,更是国企没有积极性和竞争力的首要因素。国有企业真的必须“唯生产力论了”,而待遇制度则应该唯利润创造而论了!
如今的公私合营、国民混改,难道是一种历史语境中的无奈之举?不混就不能盘活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对国家而言,混改的初衷应该是分摊投资风险、吸纳民间资本。国家其实并不缺钱,而是担心国资独营的积弊。而民间资本的投资意向无非是冲着国家级大蛋糕和香饽饽而来。我觉得这回应该更便利了那些民营资本和私有企业主。他们不但有活干了,而且销路也不用愁了——他们现在主要是扮演承包商和制造商的角色。电力、电信、石油、天然气、民航、铁路、军工,哪个不是高产值的部门?哪个不是赚钱买卖?本来国家垄断经营的领域拿给私人去做,肯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国家从来都是这样,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姓公就不作为、乱作为,姓私就大有作为!                     2016/3/13
  △人大代表不代表人民,中国人早已见怪不怪了。多数人大代表本身已经不是普通百姓,而是一等公民,怎么指望他们代表人民替人民说话?除非他们代表的群体才是所谓的“人民”,而普通百姓只能算作庸众?中国的人大代表不从人民的主体——占人口最多数的工农群众中推选就让人吐槽了,居然还让加入了外籍的人士继续当人大代表,这就匪夷所思了。只有中国这样奇葩的国度才有这样奇葩的风景!也许有人以为这样显得政治更开明、更民主、更有透明度,难道他们就这样无视人民的感情?一个连自己的祖国都不看好的人,一个连祖国人民都看不起的人,怎能指望他(她)帮我们扶危救困、出谋划策?无奈最高层认可他们看好他们,所以他们依旧满面春风,更加理直气壮。我们小民也只有徒叹无奈,只能继续坐井观天!让那些靠忽悠和迷惑中国人民感情而成为巨富明星的政治红人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吧!
中国的“人大代表大会”应该改成“社会精英代表大会”才对。因为这些所谓人大代表除了站绝对多数的党政精英,就是各行各业的业界精英、成功人士了。从历史来看,精英从来都很难代表人民,除非在风云激荡、百舸争流的某些历史关口。比如在上世纪上半叶,在某些政治组织严重需要依赖人民的时期。而一旦事业成功,人民就可能被忘在一边。古语云“民可以共始,不可以乐成。”诚哉斯言!
尽管我们也看到人大代表中有一些劳模、英模、民间优秀分子,但他们人数太少,而且他们往往并没有政治抱负和政治热情,即使有机会参与一些政治活动也带着诚惶诚恐,人民又怎么奢望他们会有什么好的政治作为呢?
不过,退一万步讲,即使最高层愿意让最基层的民众当人大代表,到首都去参政议政,他们就愿(或者就敢)提出那些关系到自己本阶层切身利益的建议?中国的民众在政治方面不仅没有热情,也是没有素质的,更是没有经验的。政治素养是需要经过长期的、严格的训练的,而且需要有组织、有纪律的正规培训和锻炼,需要一种正确的政治职场氛围,才能够胜任高规格、高水准的政治活动。如果仅仅为了走过场,为了举举手,投投票,不参与也罢。当然如果为了自己风光,为了自己名声,或者为了自己利益,则另当别论。——我敢打赌,中国的人大代表恐怕多数都是去撑门面的吧?
  △又是一年一度的”雷锋日”。他们扶老携幼,走街串巷,冲州过府,奔走相告,要见证一个集体作秀、集体荣耀的节日——我们爱雷锋,我们怀念雷锋,我们就是雷锋!
    我相信多数中国人会相信雷锋是不可以复制的,雷锋精神也是不可复制的。他们所有的人心里都很明白,过了这个集体作秀的节日之后,大家还是各自为阵各奔前程,而最好是相安无事。有人怀念雷锋,可有谁真正懂得雷锋,想做雷锋!所以今年两会的“雷锋精神申遗”奇葩提案也就不算奇葩了。我们倒要佩服这老兄的建议!?雷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人”,好人可以学习,也可以模仿。但真正的好人是难以学习的,也是不可复制、不可模仿的。如是雷锋,则是自发的、天生的,后天的学习只是让他更充分地完善自己。好人会做错事,但绝不会做坏事!好人做好事不讲条件,不问能力,不求回报。但有些准好人或假好人、大好人、老好人做“好事”是有条件的。甚至非得自己衣食无忧酒足饭饱了,或者非得别人走投无路面临绝境了,或者要等有很多人见证他的“好人行动”(以便让别人记住他是“好人大大的有”),才能放心地做“好人好事”,这样的人,怎么可以跟雷锋相提并论呢?
什么是“雷锋精神”?雷锋生前自己在日记里就概括了——“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怎样才能不生锈,就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他不但要照亮别人,还要照亮自己,照亮自己不是为了图风光,而是时时刻刻自察自省。现在中国还有谁能做到呢?所以雷锋精神成了不可继承的精神遗产,所以有人想到申遗,可申遗又有何用?遗产保护是用钱来保证的,雷锋精神是可以用钱兑现的吗?这是对雷锋精神的误读和亵渎!
曾经有人设想鲁迅或雷锋活到文革会怎样。这真是一个令人喷饭的蠢命题,而不仅仅是伪命题!鲁迅活到文化大革命也会变成文痞或文丐(也许将失去“文化旗手”的称号)?雷锋活到文革也会成为红卫兵闯将(也许会成为工农兵学员)?这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而是一种险恶至极的小人心理!
雷锋精神只能是雷锋自己的,就像“毛泽东思想”只能是毛泽东自己的,有些人非要皆大欢喜地将集体的荣誉强加进去,雷锋和毛泽东在天有灵也只能沉默。不知道中国还有人将“毛泽东思想”去申遗,但我知道,如果“毛泽东思想”都申遗了,中国该是怎样的中国!
                                                       2016.3.12.

△今年两会最令人愤怒拍案的奇葩提案是:“不要鼓励农村孩子读大学。因为读了大学在大城市也难以立足,多数只能做二等公民。而且农村孩子进了大城市一般都会有自卑感,这样对孩子的成长也不利。”
这是一个具有典型歧视性的提案。他的理念根源是阶层(或阶级)优越论,而最初的根源则是种族优越论,并试图为建立一个新的优越王国而立言立法,其用心何其险恶!先撇下是否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的论调,也不要管农村孩子是否有自卑感,能否成大器堪大用,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共产党人领导的所谓“人民当家做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体制下,竟公然强调“二等公民”的提法,岂不是严重违背宪法?
但其立意又何其荒唐——农村的孩子就比城市孩子笨?农村孩子就不应该有志气、有理想?就不应该有更体面的生活、更好的发展?农村孩子就注定有自卑感?没有农村哪来城市?中国的新兴城市里的市民有几个原来不是农民或来自农村?没有农村你们吃什么?住哪里?难道这家伙是出生于权贵世家,才提出这样别有用心的论调?如果换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恐怕你早就被那些“当家做主”的工农兵整死了!这样目无人民的人应该被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讨伐,人人得而诛之!
再倒过来问——农村孩子为什么会有自卑感?农村孩子为什么要做“二等公民”?这本身就是社会严重不公,阶层差别之大的结果。我们不可掩盖和无视这样的事实,但我们不能继续去扩大这样的现状,甚至用某种看不见或看得见的制度、立法或潜规则,故意、刻意去维持这样的现状!可以说,一个社会,只要存在太多的弱势群体,太大的贫富差距,并且不着手去改变这种情状,就不能说是一个好的社会!
农村的孩子智商并不更低,他们之所以难以在大城市上大学,是因为那里的门槛太高。农村的孩子能力也不会更差,,他们之所以难以在大城市立足,是因为那里有看不见的围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阶层优越感、权贵门阀制度、贫富出身论仍然困扰和制约着农村孩子的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是严重的社会不公。难道还要继续扩大三大差别,拉大两极分化?如果有人真想搞阶级门阀制度,搞地区栅栏制度,那就试试看——
我们农民完全可以自给自足,没有城市照样生存,即使重新回到刀耕火种的年代,又能怎么样?而你们城市的新兴贵族,没有人给你们生产粮食,没有人给你们盖高楼,不给你供应沙石等建材,看你们怎么活?还想做一等公民,走着瞧吧!   2016.3.13.
  △在深化改革的论调中,曾经有一个着重提到的方面,就是改革“收入再分配”方案。但渐渐不了了之没人再提。我不知道在那些倡议者心里,他们预想的再分配是怎样的情景,我也搞不懂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我甚至认为他们根本就不懂分配的本质意义,又何谈再分配?已经装进人家口袋里的钱,怎么可以轻易跑到你的腰包里?做梦吧!即使国家,也不敢轻易改变和触碰既得利益层,这是哪朝哪代都一样的,弄不好是要变天的,流血的,谁不怕呢?
我们不要幻想有谁会大发慈悲或大动干戈搞什么收入再分配,聪明人一定会明白这个奇妙的东西,涉及到一个条件性的问题:既是前分配而本身也是分配的,既是前收入而本身也是收入的因素——资源型配置。一切分配制度或方案必定是在分配之前就制定好了,只不过有公开的,有不公开的,有合理的,有不合理而合法的。
资源配置和占用的份额直接决定收入的多寡。这些资源包括自然资源。文化教育资源、社会公共资源,以及人类文明进步的所有成果。如果按照自然的法则,自然资源是大自然留给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共同财富,而不仅仅为人类所有,为某个国家所有,更不为某个利益集团或个人所有。但既然人类是万物之灵,人也许可以有优先使用权。而作为人类的集体代表的国家,在它的领土范围内,也一般具有优先使用权。但它必须为全人类所需要而享用,而不是某些人所优先享用。但事实上,自然资源历来是统治者和国家分配和占有。国家或者统治者可以出卖开采权。尽管自然资源很可能每个人都可能间接享用,但资源的直接分配和占有者(包括开采权的获得者)肯定是最大的收入者。
再谈文化教育资源。最近几年国家实行的九年义务制教育可以说已经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教育的公平。但文化教育资源的优质共享是难以真正体现的。这里有很多的复杂的因素。有些是情有可原的,有些是人为制造的。今年两会有人给出“全国一张高考卷”的提案,以为这就公平了吗?大城市的文化教育资源绝对的优越性,怎么可以通过一张考卷说明?
再说社会公共资源,大城市比小城市,小城市比农村,先天地具有优先享用权,而且永远是配置更高级的更完善的,怎么能够公平?而国有单位的设施也自然多于优于集体设施。
最后必须着重提到马克思主义里面的一个常识性概念——人类文明(或者说社会进步)的成果。这个范畴相当广泛,可以包括所有的文化教育资源,也包括思想领域、政治制度方面的进步成果。这也是每一个都有先天的享用权的资源,可是往往是被那些特权阶层和先富人群更多地享用着。没有办法,谁叫我们是弱势群体和穷人呢?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个世界(包括中国人在内),有多少人还过着中世纪的生活!                        2016.3.13.
  △今年两会传达出国家在经济方面的重要部署之一是,继续稳定房地产市场,加大力度去库存。
我搞不懂最高层怎么会如此痴迷于房地产经济这棵“摇钱树”,而我自始至终都以为,房地产行业正是促使中国社会全面腐败全面堕落和沦落的元凶和祸首!我敢说,中国有超过一半的人直接或间接地成为房地产经济载沉载浮的推手,政府官员则是首犯!房地产业是中国社会不公的最大滋生地和重灾区,是政策双轨制多轨制的策源地和见证者。正是房地产业的兴旺,才使私有化的扩大化彻底走上了不归路,也使社会风气腐朽不堪、一蹶不振!
高层之所以把房地产当成一种增加税收、扩大内需的经济杠杆,完全是因为某些人的蛊惑;高层内部也一直存在将房地产行业当成聚宝盆的集团意识。房地产业是政商勾结的典范和最大平台。房地产业是政商勾结的重地。他们私相授受搞暗箱操作。打击弱者,使弱者的生存成本急剧提高。
从上世纪九十年初,房地产行业就开始兴起。但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凸显出它的行业优势。其行情一夜看涨则不过是近10-15年前的事情。人们普遍地具有置产意识,成就了中国的房地产界巨富。房地产业给那些利益集团带来的“经济效益”要比其它所有行业都更容易更直接,而没有任何风险。而它连带起各行各业的需要,一时间从上到下(无论高层还是普通百姓)造成一种兴旺发达、蒸蒸日上的假象,并同时造成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现实化。
房地产业之所以在中国会长期地炙手可热,完全是因为高层的不作为和对集团利益的诉求。一直以来(时至今日)政府都不能满足人民住有所居的的基本愿望,从来不打算让人民名正言顺地生活!你不能在这个时代找到一席之地就是你自己没本事,就该受淘汰!
相反,高层一直听凭乃至纵容某些人将它当成摇钱树和聚宝盆的别有用心。政府从来没有保障性地、象征性地发放土地使用权,甚至直接参与对土地的买空卖空、囤积居奇!所谓的经济适用房和保障房建设并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其实本身就是一种错误性决策。“所幸的是”中国人的适应能力特强,他们各自找到了自己生存的手段——先是跟政府玩先斩后奏,各找门路,你不给我开绿灯我就自己开绿灯,你不给我放行我就自己放行。先造成“违章”的事实,然后逐步“合法化”。
    我从来不相信高层会如此幼稚——天真地以为土地使用税和房产契税是不可或缺的财政来源。如果说土地使用税的确可能给政府带来短期性的稳定税收,那么房地产业则可能是一种经济泡沫和陷阱——长期的依赖只会引发危机,成为政府和国家的包袱!房地产业主要是便宜了那些投机者,某些政府要员和房地产商,而不是国家和人民!
中国人之所以有这么浓厚的置产意识,主要是长期无产和贫穷所激发而起的拥有欲和占有欲。拥有欲的满足更容易带来快感,而占有欲的满足则可能催生新的烦恼。计划经济时期的一致贫穷触发了市场经济内的嫌贫爱富,由此而产生的等级次第滋生了从未有过的获得感和虚荣心。多数中国人却不知道自己从此进入一种“被绑架的生活”。
房地产业之所以在短期内会有超常规的发展和利润空间,完全是因为政府的不作为和过度作为。一开始是因为中下级官员在土地使用权的过分“谨慎”或另有目的,特别是在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审批方面跟耕地和其他经营性、商业性用途相混淆(这里肯定有故意和人为的因素),致使农村最广大的群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有钱有能力而不能顺利建房。结果农村出现第一批也是一大批先斩后奏的“违章建筑”。但这一批违章建筑跟这十年内的违章建筑性质上有很大不同——前一批违章建筑多数是基本生存性住宅,是因为审批权的不作为(发放不力和故意推诿)而不得已而为之;后一批违章建筑则多数是生活性住宅,也即是说大多数是在拥有了基本住宅之后的想提升生活空间和品位的行为,后一批违章建筑还有另一种打算,很多是看到建筑物的远期升值空间,也即是说其中具有很多的投机性、投资性。这种现象可以用计划生育政策作比方。前一批违章是在计划内的“违章”,所谓“违章”完全是国家和政府延误的后果和定性,后一批“违章”则是在计划之外的违章,所谓违章是民间故意行为(地上或地下的加层建设的违章色彩相对较少)。可以说前一种是假违章,后一种才是真违章。但正是在后一轮违章建筑的“造山运动”中,那些代理人和掌权者更大发横财!民间行贿的普遍性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只要舍得钱打点,违章也不违章,不能动手也敢动手,不开绿灯也照开不误!
无论前后,哪一种违章都造成国家的正常财政收入的损失。本来应该国家得到的利益而被少数人(审批权的直接掌控人和代理人)。最可恶的是这中间出现的“代理人经济”,极大地提高了土地审批的成本——当然另一些人则节省了成本,但总体上是哄抬了成本。弱者生存的成本则更高。在九十年代期间,农村居民为了盖房子,很多请吃请喝的现象,有的还送礼送钱。一般当官的都不会跟“无缘无故的人”打交道,这里就出现了代理人。因为那时的住房建设多半是基本住宅,按理说是应该顺顺利利拿到批文的,但由于所谓“基本住房审批指标”方面的问题,由于在宅基地和耕地的性质认定上存在界限,就有人浑水摸鱼,故意加强它的模糊性。这就增加了送礼和行贿的“必要性”。而到了本世纪,很多人只是为了拓展生活空间,为了升值空间,而大搞建设,又想让违章建筑合法化,便只有托关系走捷径,或者寻找代理人。这期间的代理人的收益是相当可观的,而对国家则是毫无益处。这期间,不但掌握土地话语权的老爷们高高在上,就是那些电老虎、水龙王等也霸气十足了!如今只苦了那些连基本住宅也没有建好的“落后分子”,现在只有买套房和高级地皮才算“合法”。如果想在“自己的”宅基地或耕地里建房,统统被视为“违章”。那些有地卖的农民,卖完全部地,突然发现所有的补偿款竟然还不够买地基,更别想买商品房。谁叫你落后呢,落后就要挨打!
    以我们本地为例:从2005年起已基本停止发放土地使用权。2005-2010年期间我们这里是整治违章最严厉的年份。后来出来些新农村建设和“支援老苏区”的土坯房改造、廉租房工程,才缓解了一些违章乱象。2008年为适应金融危机,温政府出台以房地产也为龙头的扩大内需政策,使房价地价急剧攀升。房地产业也由极盛而渐衰,到2015年尤甚。
    在本世纪的这十五年里,政府直接充当了房地产的推手,还直接参与和经营房地产的投资和建设。从土地征收到建筑物拆迁,国家扮演着并不光彩的角色。在土地征收和住房拆迁补偿方面,存在严重的双轨制问题(——经常搞各个击破,个别打点的黑道行为)。更为令人窝心的是,国家和政府竟然用撤学校、撤水电的不人道办法,为房地产发展推波助澜。这是一种人为的制造生存圈的强制手段。从上到下,国家和政府都以为城镇化是时代进步的象征和必由之路。我以为这是一种误导,也可能是一种误区。虽然他们搞了一些基础设施方面、建设工业园区、增加就业的补救措施,但并不能皆大欢喜。农村有很多缺乏生存技能者、老龄人口一窝蜂地挤进城镇,但并不能依靠这个生存圈的食物链。
房地产业的紧缩并不会给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仅仅是利润的缩水,有些地方还能继续赚大钱。但如果房地产商和国家政府继续或一直将它当成摇钱树或聚宝盆,则是非常不明智的。住房是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但作为商品或奢侈品的需要,那就要看清楚至少是十年以内的人们普遍性的消费能力、消费水准、消费风向。在中国,把房地产当成商品的现在也是少数,大多数中国人只是满足于基本的生活需要(虽然已经高于生存的需要),而很少有人有条件(或有癖好)将房子当成游山玩水、金屋藏娇的奢侈品来消费。房子不同于一般的消费品,它一旦完工就必须使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它一旦造成现实就已经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也必定占据了一定的空间,不是想撤废就撤废的。而资源和人力是有限的。前几年之所以大肆地搞拆拆建建,是因为中国有富余的劳动力,大地上的资源似乎“很充足”——特别是还有“大量的”空间尚未填满,再过二十年你看看,一切都会捉襟见肘!趁现在还没有山穷水尽,赶快打住!哦,你们以为你们很聪明——地上空白少了,我就往高处走!以为人人都像你们一样,喜欢往高处走?你们以为楼越盖越高,人的生活品位就越高?真是太荒唐了……   
九十年代是建不起房,或不想建房,这些年是不让建房和买不起房。
房地产业这里,聚合和交集了太多的社会动力学、政治生态学、文化现象学等资源和问题。的确值得思想者们好好研究琢磨。
中国人把至少要二十年才能做完的事情用十年的时间就提前“完成”了,但只有极少数人搭上了顺风车和快车,大捞了一把,狠赚了一笔,他们因此拥有了远期购买力,并具有了哄抬生活成本的资本,一些人甚至提前过上了别人下辈子才能有的生活。没有几个人在意他们其实是在提前预支自己后半辈子乃至子孙后代的幸福!
政府如果把过去的摇钱树当成了救命稻草,只能从一个误区跌入另一个误区。 房地产业崩盘的确会动摇国民经济,但千万别寄希望于那些房地产界的经济寡头。正是他们急剧地拉动两极分化!正是那些房地产经济,从绝大多数的普通中国人正在平稳上升的生活釜底抽薪 ,重新回到不安稳当中,回到高天看云的生存竞走当中。——前几年快速增加的收入让很多人造了房买了房,但欠款和借款的应该不是少数。自己建房的还好点,那些买房的,那每个月的月供就是一种不小的负担。如果不是国家还有九年制义务教育等宏观调控政策,老百姓的生活就更加捉襟见肘。中国经济泡沫式的繁荣必定导致泡沫式的破灭!中国的各届政府都各自为政,没有长期的通盘的布局,只追求短期效应,贪大求全,总希望老百姓和历史记住自己的功劳政绩。从来不考虑下一届怎么接他们的乱摊子。                       
                                                                  2016.3.18.
房地产市场在四、五线以下城市(经济相对薄弱的地、县级)城市已非常饱和。所谓“饱和”包括供求双方。这些级别的城市虽然还很有商住建设空间,却没有更好的经济发展空间。它们在经济转型升级方面缺乏软实力(政策扶持)和硬实力(技术支撑),在这些离原居住地不远的区域里短期内不可能出现高强度的食物链,也就不可能出现富有吸引力的生存圈。那些具有一定文化层次和掌握新技能的新新人类多希望在三线以上的城市找到立足点。但是高昂的房价和物价并不支持他们的欲求。特别是二线以上城市更令人望而却步。如今政府还鼓励农民工进城买房,还鼓吹“城市房才会升值,自建房必贬值”的论调。已被网友讥为“阴谋论”,是居心叵测地忽悠全中国人民!          3.19.
    △今年“两会”又要结束了,并没有听见有什么真正惠及民生的新举措,更不见大刀阔斧的改革。还是一些换汤不换药、挨痒不挨痛的陈词滥调!要看本届政府有什么作为,只要看看它继续任用上一届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很了然了,特别是继续让那些已加入外籍的人士来当代表或委员,而不仅仅是旁听,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多半是富翁和明星就知道中国的政治风向标仍然不会有大的变动。
新一届政府刚开始时强调要深化改革,现在却似乎在顾左右而言他了。千万别以为大力整贪就是为民请命,反腐而没有新的反腐机制方面的建构,只能是隔靴搔痒,最高层早已看到了改革的艰难,似乎还有急流勇退、无疾而终的迹象。他们根本不敢真刀真枪地干,他们永远不敢全面触碰既得利益层,更不敢将最大老虎揪出来。为什么?是怕党也要改姓吧?深化改革不动政治核心,而仍然着重于经济改革,也就谈不上改革。因为前几届政府也在改革,而且一直有政治上的改革,最起码将前面的改革力度保持下来。 而这一届,又有什么新变化呢?就是着重国际经济,而对国内经济无能为力。好高骛远,好大喜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历届政府都有好大喜功,只顾眼前的习惯。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根本没有长远规划,只想在自己这一任留下一点老百姓或历史记住的成绩,而从来不给后继者预留作为空间。几乎每一届政府都在发挥一种现管现卖、买空卖空、竭泽而渔的手段,结果后继者也只能跟着前面的一样搞。最苦的自然是害苦了百姓们,永远都处在一种朝不保夕的严重危机感中,虽然多少有一点虚荣的获得感,但几乎没有人能无忧无虑……2016.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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