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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复活传统文化 文创品位激发“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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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23 23:40: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5年被Facebook总裁马克·扎克伯格称为他的“书籍之年”,他推荐的第一本书《权力的终结》也在销售上取得了突破。这让人想起了奥普拉,她借助自己节目的巨大影响力推荐书籍,经她推荐的书大多登上畅销书排行榜。

  这种三十年前的操作手法一点儿也不新,因此受到评论家的冷嘲。

  在中国,新书在连续两年零售“负增长”后,2014年总算止跌。所以真正说起来,前三年谈到文化与阅读,乐观的看法可能都是不诚恳的。但在这种情况下,罗振宇的新媒体节目“罗辑思维”,通过“口述书评”的奇怪方式在新媒体拥有了千万粉丝,有时能让一本书的销量提高三十倍,所以问题不在读者那里。

  同样,余秀华的诗歌能在移动端的阅读达到不可思议的数字,也与移动互联的无边界有关,从诗歌到读者,既没有了墙,也没有所谓的桥,读者与诗歌相处很好。

  2015年,种种现象告诉我们,某个边界突然不见了,或者说变得透明了。这个边界是什么?是传统文化产业吗?

  我们再次肯定“内容为王”

  回望十多年来都市报书评版的发展,我们会说它的速度的确是惊人的;但如果我们乘坐的是新媒体速度的火箭,我们又会怀疑某些传统甚至是倒退的,毕竟火箭也太快了。

  从传统媒体的标准看,罗振宇的音视频节目在形式上可以说所有的元素都乏善可陈,估计送给电视台播也会被拒绝。但这种不被看好的音视频节目,10月底传来消息——估值13.2亿。

  这种震撼是极大的:文化人中最有远见、最通达的人也不相信读书会热,读书会带来金钱,读书会带来出版业的革新。

  但这发生了。我们曾经怀疑并否定了“内容为王”,这一次我们得再次肯定“内容为王”。

  与“罗辑思维”有过合作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董风云说,“国内高品质的出版一直做得不充分。”他在工作中也注意到,“只要品质稍微好一点,销售量就会好得多。”

  简单说,以前出版的问题其实在于不认真。微博上经常有读者频频催促编辑,某本书为什么还不出版?

  在曾经的各种舆论中,“读者”总是被抹黑:读者喜欢快餐、喜欢低俗,而高品质往往意味着读者不喜欢,所以传统媒体“被迫”放弃了高雅文化。

  但罗振宇所讲的那些书,既不低级,也不庸俗,甚至其中还有冷门的书。这些沉默的读者所掏出的每一分钱,仿佛亿万细如蚊蚋的怒吼,经由移动互联的汇聚,应该震醒了文化人:请你们打好这份工。

  有几个人是因为“睡”字去读诗

  余秀华的诗突然有一天刷屏了,这算是惊了文化人的迷梦。今年一月,十天内七十多家纸媒记者围住了余秀华的家,也许是为了揭开一个谜:诗歌为什么有流量?

  诗歌有流量不正常吗?李白、杜甫难道不是畅销书作家吗?好莱坞大片《星际穿越》众多迷人因素里,就有迪兰·托马斯晦涩的诗句。

  所以我们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诗歌不畅销,一定是诗歌这个产业链上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诗歌生产、评论、编辑、出版、再评价、再生产……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还是全部有问题?

  我几乎看了全部的余秀华报道,大部分记者问的问题都是错的,所关注的点也是错的。他们被“洗脑”,长久以来坚定认为:诗歌是没有读者的,如果有读者必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他们说余秀华被人关注是因为残疾、丑、苦、《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中那个“睡”字……他们还去采访诗人与评论家,那些人照样说余秀华的诗不好、热是暂时的、女农民写诗反差太大……他们反正始终是不肯承认一点:自己代表诗歌或者文化从前的发言也许错了,这个位置余秀华占据更合适。

  我们几乎可以说,有些人其实读不懂诗,品位还比余秀华的读者低。我们仔细想想,全国能有几个人是因为“睡”字去读诗的?

  说诗歌没读者,等于是说电视机出了问题,该扔了,因为从这个电视机里出来的节目都不好看。

  余秀华最终回报了传统出版行业,她的诗,也通过出版来传播与变现。所以,在2015年,真正的事件不是诗歌终于有读者了,而是诗歌终于冲破了牢笼,与饥渴的读者见了面。

  文创品位激发“匠人”

  日历这种没落的工艺品,谁能想到《故宫日历:公历二〇一六年》在京东艺术类书籍销售排行中排名第一,达到日销5万册水平。我们当然可以说故宫藏品本身的价值被唤醒了,但很多人也都知道,故宫的微信公众号“微故宫”极为成功,文章不忌讳使用那些佶屈聱牙的文言文,一定专业、有趣,售卖的文创产品也清新可人。这股热潮带动下,甚至雍正的一把写着“朕心寒之极”扇子的图片、雍正手书“朕就是这样汉子”也成了受欢迎的表情图。

  有文化品位的故宫日历畅销是耐人寻味的,它结合了日历在实用性上最后的剩余价值与皇家审美,以及对这种皇家审美的再评价(购买即认同)。这种文创产品为我们提供了“赏玩”的空间,又仿佛为我们自己安排了一整年的时间旅程。而且,原先那种稀薄的实用性也被激活成了颇具现代感的心理上更强的实用性。红楼梦日历、果壳日历、《读库》日历、《纽约客》日历……产品形态已包罗万象,能将多种消费者一网打尽。

  文创产品的思路其实是商业与人性之间借由“品位”、“文化”激发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匠人”应运而生。在以往的传统文化产业领域内部,文化由掌握文凭的人在办公桌前画饼,由低薪的无文凭的手艺人(是否真有手艺其实也不得而知)补缀而成,惨况可想而知。

  现在,隔阂被新媒体打破,由看不见的手重新安排,敏感而莽撞的创业者的试错,突然催生了这个行业。文创行业赖以生存但虚无缥缈的“专业品位”也变得坚挺与实在了。连抄袭都是徒劳的,想一想,果壳的粉丝会买错产品吗?

  日历的复兴不仅仅是一个产品兴衰的问题,这其实是表明,今年的确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新东西:活力贯注于文化产品的生产与再生产。这不太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会用一年的时间等待张艺谋与陈凯歌的动静。现在已经能够确切知道,我们自己还得想办法生产出更多的饥渴,去消费那些生龙活虎的创意。

  重申文学宽阔的本质性

  诺贝尔文学奖是今年不多的文化亮点,它证明了新闻写作同样可以抵达不朽。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白俄罗斯作家、记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她用非虚构写作记录大时代,诺奖则回报以重申文学宽阔的本质性。这其实是说,“新闻”想活下去,只能向自己行业的最优秀者学习,生产出有价值的产品。

  值得尊重的还有2015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金宇澄,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文学杂志编辑。获奖的《繁花》这部小说,突破了传统文学界的藩篱,凭借自身的活力得到了传播。

  传播,让即便建在海边的“全中国最孤独的图书馆”,也具有“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的奢侈。与其说“孤独”是这座海边图书馆的卖点,不如说它的互联网营销深入人心。经过人们热捧,最多的时候,设计承载人数为80人的图书馆,涌入了2000人。

  这一年,即将出国的康夏,发了一帖《带不走,所以卖掉我的1741本书》,提到“读过的书,放在书架上之后就会死亡,成为一具尸体,只有它被下一个人再一次读到的时候,才可能重新焕发生命。”他有一个疯狂的想法,将留在国内的书卖给看到文章的朋友。诚恳又有情怀,效果出奇的好。不到24小时,他收到了77万元。如果没有被这汹涌而至的巨款“冲昏了头脑”,康夏不会干出买便宜书卖给网友的傻事,对印刷行业过度开发、将“互联网思维”玩坏。

  机器的冷笑

  去年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周啸天的获奖诗集《将进茶——周啸天诗词选》,在豆瓣网站的条目下注明的是“评价人数不足”——这个文学奖曾得到过更为深刻的讥讽吗?而且,这一讥讽并非来自人类,而是来自网站冰冷的机器,这种讥讽不是更加入骨吗?

  鲁迅文学奖所引发的方方与柳忠秧的争执也是在微博上展开。去年5月25日,湖北省作协主席作家方方在微博中暗示柳忠秧“跑奖”,此微博短时间内转发四千次。在这之前,该奖项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多的关注吧?在这种关注里,我们看到了大量与事实无关的评论,这不是网络读者的浮躁,而是传统文学与读者之间的鸿沟使然。稍稍了解文学界内部的人都明白,“跑奖”是普遍的,“得奖作品很差”也是普遍的。

  传统文学内部曾经秘而不宣的矛盾,通过微博传播后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到柳忠秧起诉方方。今年11月4日,柳忠秧一审胜诉。在这个作协会员状告主席的官司之外,无业游民与正厅级官员激烈抢夺民意的场面更是惊人,两人联袂占据全国重要媒体的头条好几次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才是喝到了新媒体头啖汤的人。

  2015年就这样结束了,以一种我们完全无法梦想到的状态将我们带入新的一年。

  □曾园(媒体人)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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